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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鲁彦是20世纪现代乡土小说的拓荒人之一，他用带有浓郁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笔触描写着浙东乡镇的俗事人情，再现一个真实而不堪的农村社会在现代进程中逐渐腐朽没落的面貌。《阿长贼骨头》是王鲁彦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在“变了样儿”的封建乡土世界和金钱物质诱惑面前一步步丧失自我价值，走向认同失败的。这篇小说中突出的金钱观念，反映了在传统和现代的历史交汇期，物质对人们的道德、精神乃至灵魂的冲击。细读《阿长贼骨头》，笔者注意到王鲁彦依托畸形的金钱观念来批判腐朽的农村社会的内在叙事逻辑，将分别从自我、他者和社会认同的危机来论述其金钱观。
关键词：王鲁彦 《阿长贼骨头》 认同缺失 金钱观 讽刺性
一、引言
王鲁彦深受启蒙导师鲁迅的影响，与其创作一脉相承，不惜施以最猛烈的炮火，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思想的痼疾，把高超的讽刺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以此达到引起疗救且对未来寄予热切希望的目的，同时还给读者一种快意的享受。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显然有模仿鲁迅《阿Q正传》的痕迹，虽然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远逊鲁迅，但是他笔下乡土社会的虚伪丑恶、扭曲荒诞却仍以最直观、最尖锐的方式警醒着身处泥淖而浑然不知的愚昧乡民。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阿长是一个泼皮无赖，因为手脚不干净，经常偷东西而被称作“贼骨头”，他对于金钱的渴望是畸形的，超越了道德、尊严、亲情甚至生命，这种非理性的“智慧”让他失去了价值认同感，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多余人”。笔者试图从价值认同缺失的角度来探究金钱对人性的侵蚀，以及封建乡土世界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浸染而形成的不健康的金钱观。
二、自我认同危机
阿长的父亲阿夏是一个乡村破落户，常做些小偷小摸的事，并且脾气不好，对母亲和阿长非打即骂;母亲则含辛茹苦地做短工，把阿长拉扯大，可以说促使阿长形成对金钱的扭曲欲望的罪魁祸首就来自贫穷的家庭。
阿长从小就沉迷于偷盗，虽然有过悔改之意，但是不劳而获的天性并没有让他的“痛改前非”坚持多久，他到史家桥卖饼子时“旧性复发”，顺走了一个小孩子的银项圈。被孩子父亲万福抓住并殴打时，他为了脱身而哭丧叫喊，发抖作呕，甚至故意流出屎尿：“从他的裤子里又流出来一些尿，屁股上的裤子顶了起来，臭气冲人的鼻子，——屎也出来了！”当大家后退几步时，他立刻爬起来逃跑了。这段场景的描写令人唏嘘咂舌，在金钱面前，阿长完完全全地放下了尊严，放下了自我，也放下了追求平等的生命价值的机会，失去了获得个体存在感的可能，以至于走向了自我认同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王鲁彦在描写阿长的心理时，总是将他对金钱和性的欲望对举，比如阿长偷了婶婶的锡瓶被母亲搜身的时候，就在他的阳物上搜到了一张六角钱的当票，性象征的意味明显;他为报史家桥之仇，“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摸了突出的奶！”事后还一直想着女人和一百念钱：“女人……洋油……大饼……奶……一百念……贼骨头……碰翻了……”看上堂房妹妹阿梅的时候也是认为她“又好看又有钱”……王鲁彦有意地将自然的生理欲望和后天的社会欲望联系在一起——对社会性的金钱的追求已经可以与人性本能相匹敌，突出了人们畸形的物质观念，强化了批判的深刻性。
自我认同就是主体确立自己的位置、方向以及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感的方式和过程，其中蕴涵着主体对自己文化心理身份的理解、反思和设计。其实纵观整篇小说，阿长对于偷盗和女人的欲望都是在一种未知的驱使下产生的，他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些坏事，更不能用理性和思想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众的愚昧和堕落，他们不关心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这无疑是精神批判的另一个切入点。
三、他者认同危机
阿长不仅对自己的存在漠不关心，对他人也始终疏离冷淡，甚至残酷无情。阿长母亲是中国传统的慈母形象，她的过度包容与溺爱是造成阿长偷盗成性的原因之一。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爱并没有唤醒阿长心中的善与美，也没有换回阿长的感恩和悔改，即使母亲重疾将去的时候，他还是装疯卖傻，偷走了着母亲劳苦一生攒下的12元钞票。阿长掩人耳目，假意投河时，大家以为阿长改了性：“想不到阿长这样坏的一个人，竟是一个孝子！以身殉母的孝子！”然而故事猝不及防的反转让读者更加痛恨阿长这样一个没心的无赖，连最基本的伦常人性都弃之不顾，也反向促使了读者的反思：金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使一个人竟然对亲生母亲的死都置若罔闻，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在这种情节的反转和思想的追问中，荒诞感得以呈现，讽刺性得以强化，阿长的卑劣和自失也得以凸显。
阿长在母亲死后开始做上了死人的生意——盗墓。他刚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尝到这个活计安稳而厚利的甜头之后便开始肆无忌惮，因为相信“这勾当需要女人的左手”的说法，他便拉着妻子“入伙”。然而当事情败露，妻子被捕时，阿长却没有主动自首，甚至他心中生出的难过不是对妻子的同情，而是想到自己失了老婆以后的悲惨生活。
王鲁彦在批判这类人物的自私无情之外，也向我们反映了底层小人物在金钱面前一切都事不关己的病态心理。辛勤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和将要陪伴自己余生的妻子，在金钱面前都是次要的，对于他者的认同无法建立也就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失守。
王鲁彦作为“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乡土小说作家，不能不说受到了鲁迅的引导，他们在批判国民性，寻求思想启蒙的创作初衷上是一致的。但是鲁迅更多地展现人们被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糟粕所侵蚀残害的病态面貌，而王鲁彦则更多地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交融给人们带来的观念上的大震动。阿长为了物质欲望而放弃了祖宗之法和伦理，做尽了不孝和不义之事，甚至连封建迷信的报应都无法阻止他去挖人家的祖坟。在对传统的抛弃和解构背后，不是想魯迅设想的人性解放，相反，人们被一种更大的物质力量所胁迫，戴上了新的枷锁。这恰恰是王鲁彦扎根中国民间土壤而提出的新问题，即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碰撞带来的精神重压，如何使人在这二元对立的转换期不迷失自我，不失去价值认同。 四、社会认同危机
自我不是纯粹的超验之物，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从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物。人处在社会之中就必然与他人产生联系，并受制于社会的规则、道德、宗教等。
阿长偷盗成性、卑劣狡猾、自私无情，所有人都厌恶甚至痛恨他，叫他“贼骨头”“瘟贼”“畜生”，出事时没有人相信或者维护他，也就是说阿长与任何一个他者都无法产生强有力的联系，显然，阿长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是消失了的。这种“消失”并非社会对他的抛弃，相反，是他首先抛弃了存在于社会中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纲常。我们很容易推出他心甘情愿成为社会反叛者的原因——金钱。在这非理性欲望的驱使下，他从最开始放弃自己，放弃亲人以致最后放弃社会，成为一个透明的“多余人”，只能选择换一个地方生存，还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说不定，’他想，‘别的地方更好。’”但我们不难猜测阿长离开易家村之后的结局，也必定重拾他的“老本行”——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亡命赌博，然后再度被社会驱逐。
小说中还有一段关于宗教信仰的描写，阿长偷了阿瑞婶的绒衣被押解到庙里发誓以自证清白，天不怕地不怕的阿长在这时却表现出了他对于佛祖的恐惧。传统封建社会是十分落后迷信的，一个人在菩萨面前做坏事、说谎话是会遭报应的，没有人会铤而走险触碰这种“超验”的底线。即使这样，为了自保，阿长仍对着菩萨撒谎，并发了毒誓。非物质的具有约束人性作用的精神观念，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宗教，只要不构成生命威胁，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将卑劣和无理的流氓形象表现到了极致。正是对金钱狂热的扭曲心理造成了他社会认同的危机，使他在不自觉中脱离了社会，自然也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鲁迅在自己充满战斗力量和讽刺锋芒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封建乡土社会中率先觉醒的一批人，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与先锋性，这些人显然是不被传统社会所容纳的。因此，鲁迅和王鲁彦笔下的这两种人就带上了一定相似的特征，即“脱离社会”。然而，知识分子是带着时代超越性向前，主动抛弃传统社会，阿长这类人却是被传统社会无情地抛在一个更为野蛮和不堪的文明语境中。他们都面临着社会认同的危机，但前者找到了一种“在别处”的人生价值，后者却终将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潮流中。
五、结语
王鲁彦描写的浙东乡土因地处沿海而最先得近代文明风气，资本的涌入给传统农村社会的民众带来了精神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五四启蒙精神的核心就是要“发现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王鲁彦笔下的阿长却失去了这种价值的认同，他成为金钱的傀儡，不顾名誉扫地和因果报应，背叛了社会性的道德法则和亲疏人伦，彻底成为一个“多余人”，最终被社会和历史所抛弃。
王鲁彦的笔致扎实、朴素，充满着乡土气息，但在这“泥土味”中却掺入了现代小说的技巧与主题，他灵活地运用心理描写和反讽艺术，真实地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交汇处，人们价值认同出现的巨大危机，人与人的关系被金钱控制和裹挟，淳朴善良的乡民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物质极度扭曲的欲望造成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至于自我认知的畸形。王鲁彦的金钱观是民众精神批判的一个独特视角，对于五四乡土和启蒙小说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怡.冷峻与温情交织的艺术世界——王鲁彦小说论[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9：22.
[2]王鲁彦.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85-123.
[3]李俊霞.在启蒙者与地之子之间的徘徊——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下的五四乡土叙事[J].燕山大学报，2011，12（04）：116-119.
[4]王金胜.“五四”启蒙传统的回歸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J].社会科学论坛，2012（06）：179-187.
（作者简介：宋敏毓，女，本科，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象话）
关键词：王鲁彦 《阿长贼骨头》 认同缺失 金钱观 讽刺性
一、引言
王鲁彦深受启蒙导师鲁迅的影响，与其创作一脉相承，不惜施以最猛烈的炮火，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思想的痼疾，把高超的讽刺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以此达到引起疗救且对未来寄予热切希望的目的，同时还给读者一种快意的享受。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显然有模仿鲁迅《阿Q正传》的痕迹，虽然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远逊鲁迅，但是他笔下乡土社会的虚伪丑恶、扭曲荒诞却仍以最直观、最尖锐的方式警醒着身处泥淖而浑然不知的愚昧乡民。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阿长是一个泼皮无赖，因为手脚不干净，经常偷东西而被称作“贼骨头”，他对于金钱的渴望是畸形的，超越了道德、尊严、亲情甚至生命，这种非理性的“智慧”让他失去了价值认同感，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多余人”。笔者试图从价值认同缺失的角度来探究金钱对人性的侵蚀，以及封建乡土世界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浸染而形成的不健康的金钱观。
二、自我认同危机
阿长的父亲阿夏是一个乡村破落户，常做些小偷小摸的事，并且脾气不好，对母亲和阿长非打即骂;母亲则含辛茹苦地做短工，把阿长拉扯大，可以说促使阿长形成对金钱的扭曲欲望的罪魁祸首就来自贫穷的家庭。
阿长从小就沉迷于偷盗，虽然有过悔改之意，但是不劳而获的天性并没有让他的“痛改前非”坚持多久，他到史家桥卖饼子时“旧性复发”，顺走了一个小孩子的银项圈。被孩子父亲万福抓住并殴打时，他为了脱身而哭丧叫喊，发抖作呕，甚至故意流出屎尿：“从他的裤子里又流出来一些尿，屁股上的裤子顶了起来，臭气冲人的鼻子，——屎也出来了！”当大家后退几步时，他立刻爬起来逃跑了。这段场景的描写令人唏嘘咂舌，在金钱面前，阿长完完全全地放下了尊严，放下了自我，也放下了追求平等的生命价值的机会，失去了获得个体存在感的可能，以至于走向了自我认同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王鲁彦在描写阿长的心理时，总是将他对金钱和性的欲望对举，比如阿长偷了婶婶的锡瓶被母亲搜身的时候，就在他的阳物上搜到了一张六角钱的当票，性象征的意味明显;他为报史家桥之仇，“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摸了突出的奶！”事后还一直想着女人和一百念钱：“女人……洋油……大饼……奶……一百念……贼骨头……碰翻了……”看上堂房妹妹阿梅的时候也是认为她“又好看又有钱”……王鲁彦有意地将自然的生理欲望和后天的社会欲望联系在一起——对社会性的金钱的追求已经可以与人性本能相匹敌，突出了人们畸形的物质观念，强化了批判的深刻性。
自我认同就是主体确立自己的位置、方向以及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感的方式和过程，其中蕴涵着主体对自己文化心理身份的理解、反思和设计。其实纵观整篇小说，阿长对于偷盗和女人的欲望都是在一种未知的驱使下产生的，他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些坏事，更不能用理性和思想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众的愚昧和堕落，他们不关心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这无疑是精神批判的另一个切入点。
三、他者认同危机
阿长不仅对自己的存在漠不关心，对他人也始终疏离冷淡，甚至残酷无情。阿长母亲是中国传统的慈母形象，她的过度包容与溺爱是造成阿长偷盗成性的原因之一。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爱并没有唤醒阿长心中的善与美，也没有换回阿长的感恩和悔改，即使母亲重疾将去的时候，他还是装疯卖傻，偷走了着母亲劳苦一生攒下的12元钞票。阿长掩人耳目，假意投河时，大家以为阿长改了性：“想不到阿长这样坏的一个人，竟是一个孝子！以身殉母的孝子！”然而故事猝不及防的反转让读者更加痛恨阿长这样一个没心的无赖，连最基本的伦常人性都弃之不顾，也反向促使了读者的反思：金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使一个人竟然对亲生母亲的死都置若罔闻，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在这种情节的反转和思想的追问中，荒诞感得以呈现，讽刺性得以强化，阿长的卑劣和自失也得以凸显。
阿长在母亲死后开始做上了死人的生意——盗墓。他刚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尝到这个活计安稳而厚利的甜头之后便开始肆无忌惮，因为相信“这勾当需要女人的左手”的说法，他便拉着妻子“入伙”。然而当事情败露，妻子被捕时，阿长却没有主动自首，甚至他心中生出的难过不是对妻子的同情，而是想到自己失了老婆以后的悲惨生活。
王鲁彦在批判这类人物的自私无情之外，也向我们反映了底层小人物在金钱面前一切都事不关己的病态心理。辛勤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和将要陪伴自己余生的妻子，在金钱面前都是次要的，对于他者的认同无法建立也就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失守。
王鲁彦作为“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乡土小说作家，不能不说受到了鲁迅的引导，他们在批判国民性，寻求思想启蒙的创作初衷上是一致的。但是鲁迅更多地展现人们被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糟粕所侵蚀残害的病态面貌，而王鲁彦则更多地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交融给人们带来的观念上的大震动。阿长为了物质欲望而放弃了祖宗之法和伦理，做尽了不孝和不义之事，甚至连封建迷信的报应都无法阻止他去挖人家的祖坟。在对传统的抛弃和解构背后，不是想魯迅设想的人性解放，相反，人们被一种更大的物质力量所胁迫，戴上了新的枷锁。这恰恰是王鲁彦扎根中国民间土壤而提出的新问题，即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碰撞带来的精神重压，如何使人在这二元对立的转换期不迷失自我，不失去价值认同。 四、社会认同危机
自我不是纯粹的超验之物，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从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物。人处在社会之中就必然与他人产生联系，并受制于社会的规则、道德、宗教等。
阿长偷盗成性、卑劣狡猾、自私无情，所有人都厌恶甚至痛恨他，叫他“贼骨头”“瘟贼”“畜生”，出事时没有人相信或者维护他，也就是说阿长与任何一个他者都无法产生强有力的联系，显然，阿长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是消失了的。这种“消失”并非社会对他的抛弃，相反，是他首先抛弃了存在于社会中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纲常。我们很容易推出他心甘情愿成为社会反叛者的原因——金钱。在这非理性欲望的驱使下，他从最开始放弃自己，放弃亲人以致最后放弃社会，成为一个透明的“多余人”，只能选择换一个地方生存，还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说不定，’他想，‘别的地方更好。’”但我们不难猜测阿长离开易家村之后的结局，也必定重拾他的“老本行”——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亡命赌博，然后再度被社会驱逐。
小说中还有一段关于宗教信仰的描写，阿长偷了阿瑞婶的绒衣被押解到庙里发誓以自证清白，天不怕地不怕的阿长在这时却表现出了他对于佛祖的恐惧。传统封建社会是十分落后迷信的，一个人在菩萨面前做坏事、说谎话是会遭报应的，没有人会铤而走险触碰这种“超验”的底线。即使这样，为了自保，阿长仍对着菩萨撒谎，并发了毒誓。非物质的具有约束人性作用的精神观念，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宗教，只要不构成生命威胁，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将卑劣和无理的流氓形象表现到了极致。正是对金钱狂热的扭曲心理造成了他社会认同的危机，使他在不自觉中脱离了社会，自然也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鲁迅在自己充满战斗力量和讽刺锋芒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封建乡土社会中率先觉醒的一批人，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与先锋性，这些人显然是不被传统社会所容纳的。因此，鲁迅和王鲁彦笔下的这两种人就带上了一定相似的特征，即“脱离社会”。然而，知识分子是带着时代超越性向前，主动抛弃传统社会，阿长这类人却是被传统社会无情地抛在一个更为野蛮和不堪的文明语境中。他们都面临着社会认同的危机，但前者找到了一种“在别处”的人生价值，后者却终将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潮流中。
五、结语
王鲁彦描写的浙东乡土因地处沿海而最先得近代文明风气，资本的涌入给传统农村社会的民众带来了精神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五四启蒙精神的核心就是要“发现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王鲁彦笔下的阿长却失去了这种价值的认同，他成为金钱的傀儡，不顾名誉扫地和因果报应，背叛了社会性的道德法则和亲疏人伦，彻底成为一个“多余人”，最终被社会和历史所抛弃。
王鲁彦的笔致扎实、朴素，充满着乡土气息，但在这“泥土味”中却掺入了现代小说的技巧与主题，他灵活地运用心理描写和反讽艺术，真实地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交汇处，人们价值认同出现的巨大危机，人与人的关系被金钱控制和裹挟，淳朴善良的乡民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物质极度扭曲的欲望造成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至于自我认知的畸形。王鲁彦的金钱观是民众精神批判的一个独特视角，对于五四乡土和启蒙小说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怡.冷峻与温情交织的艺术世界——王鲁彦小说论[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9：22.
[2]王鲁彦.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85-123.
[3]李俊霞.在启蒙者与地之子之间的徘徊——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下的五四乡土叙事[J].燕山大学报，2011，12（04）：116-119.
[4]王金胜.“五四”启蒙传统的回歸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J].社会科学论坛，2012（06）：179-187.
（作者简介：宋敏毓，女，本科，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