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效俭很生气。
　　6月10日午时刚过，坐在基辛格中心三楼一隅的办公室里，谈起发生在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以及美俄之间的种种外交误判，芮效俭甚至拍了桌子。作为职业外交家，芮效俭曾先后任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印度尼西亚大使，助理国务卿等职。
　　在和《财经》记者攀谈之际，正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因点火开关问题等严重的漏洞而引发广泛关注。芮效俭当年曾因类似开关故障问题而卷入过交通事故。
　　他说，开关故障会导致整个引擎在汽车行驶时突然关闭，真的很吓人。但通用公司内部却把这件事情隐瞒了，没有把故障向上层报告。这是企业组织在管理时的漏洞。类似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在政府中，使得那些本来应该交由高层决定的事情却没有交到他们手里，或者交给了一些不懂得协调国家政策的高层领导们。
　　芮效俭认为，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遇到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没有很充分地协调好内部的工作。细数起来，芮效俭曾在九任美国总统的政府部门中任过职，他的经验是，同一个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总会比第一任期要做得好——首先，在第一任期内，由于缺乏经验，政府会作出很多错误的决定，包括任人不淑。
　　到了总统的第二届任期，政府就可以从类似事件中吸取教训，也会倾向于挑选更好的人选，政府部门在工作中也会配合得更紧密。
　　但是奥巴马政府已经执政五年并处于第二届任期内，有些事情本应更容易得到控制和解决。但芮效俭说，他仍然会觉得奥巴马政府还没有充足地协调好内部的工作。
　　作为当今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芮效俭咬文嚼字的能力也让人刮目。
　　他指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人对“韬光养晦”这个成语有很多误解。他说，在很多官方的解释里，这个成语被赋予了一点儿“藏起你的爪子，等待最佳时机”的意思，有点儿阴险。但他的理解是，这个成语的语境是学者得不到他自己想要的职位，而对这些不得志的人建议是，不要到处毛遂自荐，而应花时间好好提高自己，一旦机会出现，你才会发现自己已准备好了——这才是中国需要做的事情。
　　芮效俭认为邓小平观念的高明之处在于，认准了当年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如果要保证经济增长，就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就不能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当头，而应该保持低调。
　　“但现在你也看到了，你们正在慢慢脱离韬光养晦，就会发现维持平和的外部环境变得愈加困难。”芮效俭对《财经》记者说。
　　而真正让他动气的是，在国际事务中，他看不到政府的任何外交战略，各方现在都在玩弄战术策略，但却没有长远的战略。

战术策略大行其道

　　各方现在都在玩弄战术策略，但却看不到外交战略
　　《财经》： 无论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东转”，还是中俄战略伙伴的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引人注目，你认为中俄关系达到了一个高点。我们能否说，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低点呢？
　　芮效俭：美中关系所经历的真正低潮比现在低多了，无论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还是我履职美国驻华大使的任期内，当时的情况比现在糟得多。从任何维度上，美中关系现在都不是最坏的。
　　我们现在做一些之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两国军队间的交流近年持续且频繁。美中双边贸易额比上世纪90年代要大得多，这种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两国间现阶段取得的进展正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
　　两国的关系现阶段的确存在问题，但在很多方面，过去那种涉及基本原则和立场的方面少了，现在的问题是可以掌控的，如果双方都愿意更好地掌控的话。
　　《财经》：在全球议程中，没人期望中美之间和和美美，但近来的紧张关系升级已经令很多人对此感到焦虑，是没有人有掌控的意愿吗？
　　芮效俭：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出在美中双方都放任本国内部的意见，并以此去决定他们的外部行为，而不是试图去形成国内共识来支持各自的战略目标。
　　这些目标去年两国领导人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面时提出过，并在今年春季海牙会面时得到再次确认。如果美中的战略目标是尝试创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从而控制双方的战略竞争，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应朝着达成这个战略目标的方向而努力，但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方这么做。
　　他们不按此行事，要么是根本不信任这个战略目标——提战略目标也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相互协调各自的政策策略。回顾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跨过重重障碍和困难在对华关系上取得突破，那是非常敏感的时期，当时美国还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并没有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
　　当时关于中国事务的任何方面都由白宫直接把持，任何美国政府的官员都不能评论两国关系：首先，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官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两国的交往是秘密进行的；其次，当时这种关系还非常脆弱，需要非常小心地呵护和控制。
　　目前来看，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政府部门间究竟有多少协作并不清晰。
　　《财经》：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日益走向深入的同时，显然尼克松时期的白宫方式不能继续，代替方式给美国外交带来怎样的挑战？
　　芮效俭：美中更多地联系使得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官僚化。当然这也取决于在官僚层面上，是否能真正就政策目标达成一致。在我看来，美国政府部门缺乏协作，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2005年9月19日，彼时朝核六方会谈达成共同声明，朝鲜承诺放弃核武器，并承诺尽快重回核不扩散条约中来。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但就在一个月后，美国财政部就对澳门汇业银行宣布进行制裁，因为朝鲜涉嫌制造假美钞并利用海外账户洗钱等等。这个制裁很明显要毁掉六方会谈，那我们之前忙乎些什么呢？ 　　有人辩解说，我们抓住了澳门汇业银行的罪证，他们罪有应得。但以操纵2400万美元的罪名，导致了六方会谈的成果流产，得不偿失。
　　此后朝核问题恶化，直到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后才有效地重启会谈。这是美国政府间缺乏协调的典型失败案例。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事怎么就发生了？制裁的决定本该由美国总统过目，但我怀疑这事根本没有报告到白宫。当时需要的政策决策缺失了。我认为这种行事方式现在仍在继续。
　　《财经》：这让人联想起引来喧哗的第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次大会，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
　　芮效俭：有些方面我们要归咎于高层领导人。如果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鞭笞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他一定被认为是代表了美国现任政府的立场。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发表类似的尖锐回斥，那人们也一定会认为他代表了中国政府的观点。
　　但我的问题是，这些演讲是否与两国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关？在谈论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时，是否应该用那样的语气和腔调？
　　另外，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去西点军校发表演讲，要将克里米亚问题和南海问题相提并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内政问题，俄罗斯干预其中并支持公投并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地区从乌克兰分裂出去。而在南海只是有关海域存在争议。所以怎么可以把克里米亚问题和南海问题同时称为地区性侵略？谁盯过这个演讲稿？难道奥巴马政府中就没有一个熟谙这些事件背景的人吗？我觉得这事真是特别麻烦。
　　《财经》： 最近中美特别麻烦的事情比较集中，这是一个变化的信号吗？
　　芮效俭：美中领导人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峰会前后，直到今年3月两国元首在荷兰海牙会面，会面后的声明也非常积极。但最近的南海摩擦和钓鱼岛问题破坏了这种气氛。
　　我们可以拿十年前的友好氛围同现在的东亚摩擦做个比较。十年前，你不需要派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东盟各国外交部长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国家早就是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当时将与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俄罗斯将归还中国一些岛屿，作为回报，中国与俄罗斯平分了其中一个岛屿。
　　中国那时与菲律宾也达成了商讨争议海域的协议，且当时的胡锦涛主席正准备访问菲律宾。第四轮六方会谈当时正准备开始，并将达成2005年9月19日的共同声明。
　　十年前，中日间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成为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发现一些积极的进展。
　　但现在，朝鲜已进行了三轮核试验并正准备第四轮。中日交恶、日韩关系紧张到两国领导人不愿意见面，除非奥巴马或第三方将这两国领导人叫到一起。六方会谈停摆，因为没人相信，也没人知道如何着手解决无核化问题。
　　过去三四年间，中国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放大了三倍，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官员将美国视为敌对国家。其实美国不是一些中国人所想象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那些岛。但中国把美国视为与中国争夺领土的国家的背后支持者。东亚的趋势非常消极。有一些领域仍在正常进展，但在南海商讨一套行为准则的努力已经脱轨了。
　　中国真的认为在与日美因为几个岛屿翻脸的情况下，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吗？日本首相采纳修正主义观点，坚称“二战”暴行是为国家生存而进行的反击，并以此为由同内阁所参拜靖国神社，从而破坏日本与中韩的关系。日本真的认为通过与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联手反制中国，它的利益就能更好地实现吗？
　　《财经》：似乎现在的大国外交政策选择，都多少表现出非理性的因素。
　　芮效俭：我看不到任何外交战略。各方现在都在玩弄战术策略，但却没有外交战略。

从“对冲”到全方位外交

　　我真正担心的是，亚洲被重新分割的潜在可能会破坏东亚的成功故事，一派与中国合作，另一派则或明或暗地与中国对抗。在我看来，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人的利益，但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来停止这种势头。如果美中能管控对抗的态势，那么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财经》：从亚洲地区本身来看，中国的崛起势必改变既有格局，美国誓言重返亚太，从东亚岛链到南海问题日益国际化，在新东亚机制的背景下，你如何评判中国在亚洲的“主场外交”？
　　芮效俭：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这个新东亚机制从哪里来？第一次亚洲领导人会晤是在超越不结盟背景下发生的，1993年首届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举行，其后每年召开一次，但亚太经合组织只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分量不够。然后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这是第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亚洲组织，算是一个新机制。
　　后来，有了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美国起初没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因为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就没怎么关注过。但是现在美国是成员之一，我们也有了这个新机制。
　　六方会谈是唯一的例外，它探讨的是东北亚的安全问题，东南亚并无涉及。在亚洲其他地区，这一机制主要得益于东盟国家的支持——这是有原因的：如果日本推行亚洲的安全机制概念，中国会反对；如果中国推行，日本则会反对。所以，中日任何一方推行都没有建设这一构想的能力。但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作了一篇演讲，并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
　　《财经》：西方对此的解读是，这是中国重振迟暮的多边机构、建立去美国化外交平台的努力。
　　芮效俭：首先，这个“亚洲”指向不清，它是指中亚呢还是包括中亚和东亚在内的地区？此次与会成员国关注点主要是中亚而非东亚，但习近平主席的言谈中又明确批评了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但在其他方面，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却像是说给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听的，因为俄罗斯在中亚有安全方面的布局，并想强化这种布局，同时积极推进与中亚的经济合作框架。
　　中国领导人是在说亚洲，但使用的语言则是，“中方建议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还有诸如，“中方将一步一个脚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亚洲有着广泛的安全利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不直接指明这一点呢？
　　换句话说，我真正担心的是，亚洲被重新分割的潜在可能会破坏东亚的成功故事，一派与中国合作，另一派则或明或暗地与中国对抗。在我看来，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人的利益，但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来停止这种势头。

　　《财经》：你认为美国应该来牵这个头吗？
　　芮效俭：不，美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这个局面形成的因素之一，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有双边安全协定，美国深深地嵌入进东亚的安全局势中，在技术上美国与泰国签有安全协定，但泰国好像没有正常运转的政府。所以不管怎样，美国都会被卷进来。但如果美国牵头，那中国就会反对。
　　美国若想在亚洲试图建立新的安全观，将会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个决定最好来自于一个联合的集体，起码不至于引起另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在推行新安全观之前，需要与地区内主要国家探讨，这样才会事先了解这些国家的反应。否则没有探讨就直接推出，那么推行这个安全观的目的是什么？
　　成功的安全事务需所有重要玩家的参与。比如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最初，中国是否受到欢迎并不确定。美国必须表明立场，明确欢迎中国加入，这不应该是邀请其他亚洲国家而排除中国的协议。现在中国开始对TPP表现出兴趣。其他综合性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也应是兼容并包的。
　　《财经》：但现实似乎与此相反，战略分歧远远超过了战略共识。
　　芮效俭：没错。但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的共识是为美中之间抑制对抗，如果美中能够管控对抗的态势，那么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财经》：从事后的效果来看，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中美高层会晤维持了短暂的热度，甚至有人评价为“停留在表象上的友谊”，现在好像连表象上的这点友谊也在消退？
　　芮效俭：“友谊”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词。美中两国已数次发表过联合声明，但美中领导人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却没有一个类似的声明。两国首脑的这次会晤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一般国家领导人短短一两个小时的会晤，能谈论的内容是那么的少，有限得让人吃惊。
　　我曾参加过六次美中两国首脑会晤，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因为中国一直在说台湾，而美国则一直在谈人权。就像是摆茶道一样，你都找不到机会喝茶。
　　《财经》：如果不用“友谊”这个字眼，在评论中美关系时，更多的时候人们会想到“对冲”。
　　芮效俭：我一点都不喜欢“对冲”这个词，一方面，对冲是专业词汇，意思是通过控制上行收益来防范下行风险。这是经济学词汇，并不适用于外交。在外交领域，几乎没人会限制上行收益。
　　另外，外交已存在数千年之久，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外交就已很活跃。中国有一大批思想家和外交家，从孔子到韩非子，然而对冲的理念却从未在外交层面被使用过。“对冲”只是在最近20年才被广泛谈论。
　　第三个原因是，对冲是对一段关系缺乏信任的表现，所以才需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信任和自信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在人际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一样。你对婚姻实行对冲吗？只有继承了大笔财富或财产时才会采取。
　　在国际关系中，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对冲策略，就意味着，美国没有致力于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反而是看到了美中关系失败的可能，心猿意马，所以提前有所准备。
　　《财经》：中美彼此是否需要防患于未然呢？
　　芮效俭：让我们用个不同的词，借用一下中国的“全方位外交”，这等于说与所有邻国保持并发展关系。有人会说这是一种对冲策略，但也是很聪明的行事方式。
　　换句话说，因为现在不知道将来的威胁会出现在哪里，起码各方现在还在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策略是什么？是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然后当问题出现时，你有朋友一起合作把问题解决掉才是明智的。
　　但不知情的人会称之为对冲策略。这是对词语的滥用，因为“全方位外交”并没限制最大收益。或者可以理解为，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这不是对冲策略。
　　我不喜欢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概念很糟糕的是，它意味着公开宣布连自己都不信可以成功地与他国保持健康的关系。那些行动中直接就表明与别国合不来的国家结果的确就是和其他国家相处不好。我更倾向“非对冲”策略，即美国会主动克服与中国间差异的政策。对美中来说，合作处理亚洲地区问题很重要。

战略缺失之处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又有多重要？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来左右政策导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在战略上有缺失。而如果大国对峙在东亚和欧洲同时展开，这种国际局势就相当危险
　　《财经》：你刚才谈到外交战略的缺位，美国的“再平衡”算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战略呢？
　　芮效俭：我认为美国的战略非常清晰，它反映在“再平衡”战略中，但是它并没有有效地体现出来。我先介绍一个概念，中国人认为美国用遏制政策反制中国，或者叫包围战略。我不知道你把containment翻译成什么？遏制？震慑？震慑有点恐吓之意，但还不是完全遏制。中文里有“制衡”一词，美国的政治体系建立在制衡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权力会导致腐败，手握权力的人有滥用职权的倾向，需要去制衡他们的权力。这个概念不错，它不是说要夺走权力，而是防止随意使用，这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这不是遏制。
　　《财经》：中国有相当一部人会从包围和遏制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应对有多少战略考量？
　　芮效俭：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美遭受重创，美国看上去在衰落，中国则以比人们的预计还快的速度赶超美国。结果在亚洲有一种判断，即美国是不是出现了衰落的倾向？而中国则开始日益自信。 　　在中国，人们在争论还要不要继续“韬光养晦”？这一策略虽然还未被官方正式抛弃，但外交部长王毅在2014年人大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13年的中国外交展示出更宽阔视野、更积极作为，这与之前大有不同。韬光养晦不是积极作为，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更加自信而进取。如果中国继续崛起，而美国被视为一个在亚洲的影响逐渐缩少的衰落强国，那么对亚洲来说会发生什么？
　　现在或许中国认为这是利好，但事实上这是坏消息——在中国的邻国中，包括俄罗斯，你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希望中国在东亚成为主导的国家。
　　谈到外交战略，美中正式建交与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二者不是出于巧合同时发生的。如果两国没有建交，改革开放的政策能获得多大成功？
　　如果不建立外交关系，美中两国依然不能自如相处，美国也不会将大门打开，欢迎大量涌来的中国学生等等。这很能说明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成功，因为中国被一个全球体系接纳了，而中国自身也很好地适应了这个体系，把握机会，快速增长。
　　习近平主席为中国设了一个战略目标，即在2049年之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复兴计划的中期，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
　　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具体在2020年或2022年之前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已设好，他们考虑的是长期规划。2049年距现在有35年，而现在距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也差不多是35年。
　　如果美中不能成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话，那么中国梦也不会实现。中国说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这里有个矛盾。
　　中国控制着某些争端领土，一些争议领土又不在中国控制范围内。所以在走和平发展与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
　　中国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如果中国脱离和平发展这一基调，那中国梦也不会实现。
　　《财经》：一边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一边是中国开始寻求更自信和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美国如何应对也至关重要。
　　芮效俭：这同样适用于美国，美国在亚洲新的开放格局中受益颇多。如果亚洲依据意识形态来重新划分阵营，或者支持美国、或者站在中国一边或是与其他国家聚结，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财经》：中国的地缘现状是有海无洋，处理领土、领海争端是否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复制？
　　芮效俭：中俄边界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拿着几块小的土地跟俄罗斯置换来的，然后边界问题就解决了。这些岛屿在中俄边界上有多重要？事实上没有多重要。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又有多重要？其实很多岛上根本没人居住，这些岛也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来左右政策导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在战略上有缺失。
　　《财经》：如果比较中美日三国，是否都存在外交战略的短板？
　　芮效俭：日本也没显露出任何的战略意识。难道日本真觉得它在东亚中的地位会因为跟中国交恶而受益吗？在中国公司已经在日本投资了几百亿美元、中日贸易体量巨大的情况下，日本这么做的目标是什么？日本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各种技术中国可以学习借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战略又在哪里？
　　美国的战略是，美国努力保持在东亚的存在，在到处在削减预算的情况下，美国军方确实面临着削减亚洲防卫支出的预算压力。如果削减了在亚洲的防卫支出，那么那些国家会对美国在平衡中国崛起中的作用失去信心。平衡中国的崛起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崛起，只是让中国不那么轻易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随意把意志强加于别国之上。
　　《财经》：由于有认为美国衰落不可阻挡的论调，为了表明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有没有可能会军事先于外交？
　　芮效俭：这个很难说。就美方来说，军方在外交中的影响要比你想象的更大，这部分是由于相比其他政府部门来说，军队有更多的预算。比如在人道救援行动中，过去派的是国际发展署（AID）和其他相关部门，他们有很多经费。现在则会直接派出军队，他们有飞机、有船，还有大量可派遣人员。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更好的选择是找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然后把钱用在刀刃上。我认为在东亚的贸易举措是一个积极的方向，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囊括所有亚太国家的公开贸易机制，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但国家领导人必须有这个意愿。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所遇到的问题是总统并没有快速审批权。比如说，与日本签订协议能否获得国会的批准，这些事情都前途不明，这是美国总统这个位置的弱点。
　　《财经》：中美关系到现在是否进入了一个轮回？
　　芮效俭：美中关系可能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圈子，不过我看到的更多是曲线波动。我希望美中领导人开始认识到，继续发展两国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东亚就已有大国对峙的问题，现在蔓延到了欧洲。如果大国对峙在东亚和欧洲同时展开，这种国际局势就相当危险。
　　我们离冷战还远，关键是大家都不想回到冷战的时代。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同在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没有相似性，一点儿也没有。
　　《财经》：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饱受批评，你如何评价他的对华政策，是否他应该对一些外交失误负责？
　　芮效俭：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导向基本上是积极的。首先他意识到，与中国交恶将会给我们在东亚造成很多麻烦。其次，他通过访华亲眼见到中国崛起创造的繁荣，这比中国贫富差距悬殊这个事实更明显。事实上包括在新疆，生活水准都在显著提高，这被奥巴马视为积极的发展。
　　奥巴马在理解并重建东南亚的重要性方面变得格外强势，因为他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他认为印尼很重要——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民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民主国家，这使得一些说穆斯林不能建立起民主政府的说法不攻自破。民主在那里有效，同时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相比其他亚洲地区，其经济增长很快。所以奥巴马总统重新建立了一种平衡，即不仅仅在应对中国和朝鲜，而是在整体上理解亚洲。
　　奥巴马的纰漏过失在于，他在外交层面上过于强调军队，这是因为在美国有预算压力，而最强的游说者恰好都是支持军费开支的人，所以我们基本上保证了军费的充足花费，然后其他部门却没有多少钱，没钱做不了外交。
　　班加西给前国务卿希拉里带来麻烦，就是因为美国国务院没钱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以满足那边的需要。他们没看到威胁，所以就没给钱，但如果国务院有充足的经费的话，他们早就会提供支持，我们也不会看到班加西悲剧了。
　　总体上，奥巴马的外交直觉是正确的，但俄罗斯是个例外。在我的判断中，即便与俄罗斯关系的“重启”是对错误方向的纠偏，但那也因为不理解俄罗斯的思维方式而没有做好，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困惑。
　　所以，我不认为问题出在奥巴马总统身上，而是美国没有管理好政策的多个元素，好让这些元素支持外交战略。这个战略就是保持亚洲国家的信心，让它们不会因中国的崛起而去拉帮结派对抗中国。
　　中国的问题在于，当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会要求其捍卫主权和领土。但当中国真的尝试这么做的时候，就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所以中国现在格外重视周边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