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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中国社会曾发生了剧烈动荡，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指民主、民权、民生）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尽管那时属于乱世，但时势造英雄。既有“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又有国共两党政要孙中山、黄兴、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文化艺术方面更是光辉灿烂，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师、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胡适；新文艺的先驱弘一法师；教育出版界泰斗张元济；国学大师罗振玉、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林语堂、章士钊、郭沫若、马一浮、周作人、黄侃、钱玄同、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诗人于右任、沈尹默、柳亚子、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作家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朱自清、冰心；历史学家顾颉刚；哲学家冯友兰；红学家俞平伯；艺术大师梅兰芳、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
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20世纪初所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相比，世界历史上也只有“文艺复兴”时期可以相比。有专家认为：当时只是由于中国太落后了，不然，有这些伟人，中国一定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更有的人将此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除鲁迅、郭沫若、齐白石、茅盾等少数人被广泛宣传外，很多文化名人因没有得到宣传而离人们渐行渐远，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全盘否定，更有的甚至被逼自杀。即使被广泛宣传、家喻户晓的鲁迅也是与真实的鲁迅相去甚远，正像陈丹青所言，“面目全非”。实际面目全非何止是鲁迅，20世纪许多大师级文化名人也是如此，要么被拔高，要么被贬低，要么被扭曲。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文化名人，难免会有高山仰止之感慨。拿杰出的教育家、中国文艺复兴的导师蔡元培先生（1868—1940年）来说，他历经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1883年中秀才，1889、1892年相继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按理蔡元培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有着很好的待遇，但蔡元培忧国家之忧，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又留学西方，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和建树，论著约300万字。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捍卫大学的独立性，以“学术为本位”、“确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等，由此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梁漱溟，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尤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他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军阀政客的巧取豪夺，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实际上，北大的许多教授都秉承蔡元培的思想，如胡适、陈寅恪、梁漱溟等，像陈寅恪一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郭沫若邀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他居然不识时务地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和刘公给一允许的证明。由于无法满足陈寅恪的条件，自然陈也就没有去任那个所长。梁漱溟也是傲骨一身不随波，他敢当面顶撞毛泽东主席，即使在长达数年的“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代罪之身”时，仍然保持刚正不阿、直率敢言的性格，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尤需指出的是，艺术界很多大师被蔡元培发现、提携、重用、褒奖，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刘开渠、陶冷月等。就我个人而言，觉得蔡元培这个人物被严重低估，他所提倡的思想、教育的规则、学术的平台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最大贡献，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伟大的“五四运动”，没有蔡元培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艺术大师应运而生。“古有孔中尼，近有蔡孑民”，这也许是对蔡元培最好的评价。笔者写这些，主要是觉得要正确认识当时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和名望十分重要，上面提到的文化名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后人细细地品味、重新评估。当我们了解了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后，再来审视其书法、评判其收藏价值或许比较科学。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没有职业书法家，因此，流传下来的都是以学问带书名的书法家。加上当时文化名人书写的主要工具是毛笔，自然字都写得很出色，像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张元济、罗振玉、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林语堂、章士钊、郭沫若、马一浮、周作人、黄侃、钱玄同、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于右任、沈尹默、柳亚子、谢无量、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朱自清、谢冰心、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等文化名人的书法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具特色，藏家收藏他们的书法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近几年，在海内外艺术市场上，文化名人的书法正被一些精明的藏家看好，如2003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林语堂的书法立轴，尽管只有2平方尺（66×33厘米），但“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的书法内容很好，这件书法苏富比估价仅2～3万元，最后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以13.99万元拍出，高出估价10万元。同样2007年郁达夫的书法立轴，尺幅4平方尺不到（92×44厘米），中国嘉德估价2.8～3.8万元，成交价高达13.4万元。至于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和郭沫若的书法更是受到追捧，像2004年弘一法师的《四分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四册》在朵云轩以187万元拍出；2007年弘一法师用篆书写的《寿》字立轴在北京匡时国际受到热烈追捧，最后被一藏家以44万元收入囊中，有人戏称“一字万金”；2009年弘一法师1942年作《出世入世箴言》行书手卷在保利获价528.4万元；2010年弘一法师1934年作《圆缘斋》镜心、水墨纸本仅三字，成交价高达224万元，轰动拍坛。同样，郭沫若的书法也是如此，2004年郭沫若1964年书写的行书《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大字在北京荣宝获价319万元；2007年他的两幅《书法》镜心分别在北京荣宝以107.8万元和100.1万元成交。
种种迹象表明：收藏文化名人的书法正在升温，未来随着人们对文化名人书法价值的提高，藏界收藏文化名人书法有望成为时尚。（责编：李禹默）
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20世纪初所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相比，世界历史上也只有“文艺复兴”时期可以相比。有专家认为：当时只是由于中国太落后了，不然，有这些伟人，中国一定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更有的人将此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除鲁迅、郭沫若、齐白石、茅盾等少数人被广泛宣传外，很多文化名人因没有得到宣传而离人们渐行渐远，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全盘否定，更有的甚至被逼自杀。即使被广泛宣传、家喻户晓的鲁迅也是与真实的鲁迅相去甚远，正像陈丹青所言，“面目全非”。实际面目全非何止是鲁迅，20世纪许多大师级文化名人也是如此，要么被拔高，要么被贬低，要么被扭曲。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文化名人，难免会有高山仰止之感慨。拿杰出的教育家、中国文艺复兴的导师蔡元培先生（1868—1940年）来说，他历经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1883年中秀才，1889、1892年相继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按理蔡元培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有着很好的待遇，但蔡元培忧国家之忧，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又留学西方，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和建树，论著约300万字。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捍卫大学的独立性，以“学术为本位”、“确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等，由此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梁漱溟，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尤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他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军阀政客的巧取豪夺，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实际上，北大的许多教授都秉承蔡元培的思想，如胡适、陈寅恪、梁漱溟等，像陈寅恪一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郭沫若邀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他居然不识时务地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和刘公给一允许的证明。由于无法满足陈寅恪的条件，自然陈也就没有去任那个所长。梁漱溟也是傲骨一身不随波，他敢当面顶撞毛泽东主席，即使在长达数年的“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代罪之身”时，仍然保持刚正不阿、直率敢言的性格，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尤需指出的是，艺术界很多大师被蔡元培发现、提携、重用、褒奖，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刘开渠、陶冷月等。就我个人而言，觉得蔡元培这个人物被严重低估，他所提倡的思想、教育的规则、学术的平台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最大贡献，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伟大的“五四运动”，没有蔡元培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艺术大师应运而生。“古有孔中尼，近有蔡孑民”，这也许是对蔡元培最好的评价。笔者写这些，主要是觉得要正确认识当时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和名望十分重要，上面提到的文化名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后人细细地品味、重新评估。当我们了解了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后，再来审视其书法、评判其收藏价值或许比较科学。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没有职业书法家，因此，流传下来的都是以学问带书名的书法家。加上当时文化名人书写的主要工具是毛笔，自然字都写得很出色，像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张元济、罗振玉、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林语堂、章士钊、郭沫若、马一浮、周作人、黄侃、钱玄同、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于右任、沈尹默、柳亚子、谢无量、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朱自清、谢冰心、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等文化名人的书法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具特色，藏家收藏他们的书法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近几年，在海内外艺术市场上，文化名人的书法正被一些精明的藏家看好，如2003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林语堂的书法立轴，尽管只有2平方尺（66×33厘米），但“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的书法内容很好，这件书法苏富比估价仅2～3万元，最后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以13.99万元拍出，高出估价10万元。同样2007年郁达夫的书法立轴，尺幅4平方尺不到（92×44厘米），中国嘉德估价2.8～3.8万元，成交价高达13.4万元。至于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和郭沫若的书法更是受到追捧，像2004年弘一法师的《四分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四册》在朵云轩以187万元拍出；2007年弘一法师用篆书写的《寿》字立轴在北京匡时国际受到热烈追捧，最后被一藏家以44万元收入囊中，有人戏称“一字万金”；2009年弘一法师1942年作《出世入世箴言》行书手卷在保利获价528.4万元；2010年弘一法师1934年作《圆缘斋》镜心、水墨纸本仅三字，成交价高达224万元，轰动拍坛。同样，郭沫若的书法也是如此，2004年郭沫若1964年书写的行书《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大字在北京荣宝获价319万元；2007年他的两幅《书法》镜心分别在北京荣宝以107.8万元和100.1万元成交。
种种迹象表明：收藏文化名人的书法正在升温，未来随着人们对文化名人书法价值的提高，藏界收藏文化名人书法有望成为时尚。（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