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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概述西方和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发展，考察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及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对近年兴起的网络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进行探索总结。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体形象；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078-02
目前业界已有大量关于媒体和性别的文献研究。Snowden认为，西方女性运动是女性媒体研究的起源，对媒体女性形象的分析源于媒体和性别研究[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主要战场已从政治运动转向社会文化批评方面，女性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跨学科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人员将女性主义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大众媒体反映了社会文化，是社会舆论产生的重要场域，在构建性别观念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新闻和传播领域。
基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和民族传统的特殊性，与西方文献研究中已将“女性研究”转变为“性别研究”不同，在中国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中，“媒体与性别”研究术语中的“性别”被调整为“女性”。也就是说，“媒体与性别”的研究包括对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女性议题是其中之一[2]。
一、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集中于大众媒体与西方社会角色中女性形象之間的关系。例如，美国媒体努力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妇女“应该表现出来的”的理想形象。1963年，Friedan指出，媒体不断地对那些不想成为“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女性灌输一种不安全感、恐惧和沮丧感。Hole和Levine认为，在西方，媒体中只有三种类型的女性：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男性的玩物，以及不断追求男性审美规则以取悦他们的女性[3]。McRobbi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使用符号学分析方法分析时尚杂志Jackie的内容，借鉴Althusser和Gramsci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分析，认为诸如某些媒体所倡导的时尚和美容标准，浪漫主义标准和个人生活规范之类的标准会使女性潜意识中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对她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屈居第二，且大部分女性受众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熏陶。这本杂志有意识地掩盖了个体之间以及种族因素等之间的差异，以确保其传达的意识形态可以在青少年社区，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发挥作用[4]。在对Jackie的分析中，McRobbie也意识到了观众在阅读杂志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不仅是单纯地接受文本传输的意识形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抵制传统性别定位的目的。
到了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开始在该杂志的年度索引中对“少数群体”进行分类，“媒体与性别”这一主题开始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5]。1978年，Tuchman等人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了电视、杂志和报纸等大众媒体如何描述女性，以探究女性的媒体形象及地位。他们认为，在大众媒体中，妇女注定要经历“象征性湮灭”，也就是说，她们是被批判和忽视的，甚至不允许过多地在媒体中露面[6]。
二、80年代后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媒体所呈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辩论和分析，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例如，Meehan使用内容分析法探究电视中刻画的女性形象的脆弱和虚弱，最终得出结论：电视会勾勒出一个理想的形象模型，从而影响受众对女性价值的判断和评价[7]。Meehan的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如Allen就坚持认为，尽管有大量案例表露出大众媒体塑造女性形象使用的普遍方式，但它并未提供有关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对女性受众会产生何种影响等更多信息[8]。
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后现代主义观念开始对性别和媒体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例如，Van Zoonen提出性别是环境、机遇和各种制约因素的产物[9-10]。换句话说，“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但“社会性别”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被建构。在此背景下，Kearney提出建议，指出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在媒体工作，以帮助女性获取自我发言的渠道，更多地参与公共领域和政治言论，颠覆社会对女性的陈规定型观念[11]。但Kearney忽略了媒体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赋予女性气质象征意义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具有特殊性，导致媒体产品中的性别建构受各种因素影响，如媒体风格、宗教信仰或者是传播者的个人喜好，因此，不能假设女性只要加入媒体工作就能完全保证在整个媒体组织中表达女性意愿和诉求的渠道一直通畅。
三、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与西方相比，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要晚得多。1995年，第4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呼吁大众媒体树立性别意识，提高公众对性别问题的认识，提升妇女地位，实现性别平等。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多篇有关中国妇女传播研究的文章。鲍海波认为，女性的切身利益和自身形象被大众媒体忽视、谴责、贬低或象征性地消灭。比如，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将女性边缘化，甚少给予她们关注；媒体还加深了受众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12]。
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开始进入中国。秦喜清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描述了新女权运动与电影之间的联系过程，用父权意识形态对某些电影进行了解构，并从符号学视角介绍了女性电影的各个方面[13]。他的观点与Thornham和Alia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在全球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被过度包装，没有反映真实的女性形象[14]。换句话说，电影屏幕上的真实女性形象可能并不存在，她们只能被称为“非男性”，并且与社会规则缺乏联系，这也导致了性别压迫的双重格局。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女性形象一直是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至2000年这30年里，主流媒体有关女性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中，有能力的女性领导角色或女侦探角色开始以一种强大且聪明的方式出现。但是，这是通过编剧有意控制影视素材来完成的，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只是为了完成屏幕上的宣传，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以迎合部分受众的期待[15]。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兴起为提升女性形象带来了新的机遇，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互联网上的女性形象。杨霞提出，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打破了传统媒体中女性集体“失语症”，为女性提供了表达话语的平台，但是女性形象仍以负面基调为主[16]。Jewkes的论点与此极为相似。她提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获取快捷使线上新闻产品的制作比传统主流媒体更加开放和便利，但是，网络新闻报道的风格可能仍然与传统媒体保持一致。[17]也就是说，尽管新媒体带来了女性多形象表达和构建的新兴渠道，但女性群体依然是“被看”的对象。
四、结语
对于女性主义媒体研究来说，内容分析法是大多数学者选择使用的重要且合适的方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这一领域都非常关注女性形象在媒体中如何呈现，结果表明，一些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仍然受到性别不平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渠道，但其传播内容仍然受到传统媒体的影响和限制。
参考文献：
[1] 斯诺登.女权主义运动[M].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13：115-116.
[2] 鲍海波.传媒对女性象征性的歼灭——“女性与传媒研究”之三[J].新闻知识，2003（05）：23-24.
[3] 霍尔·J，莱文·E .女权主义的重生[M].纽约：四角书出版社，1971：34-36.
[4] 麦克罗比·A .女权主义与青年文化[M].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115-117.
[5] 布莱恩特·J，奥利弗·M .媒体效应：理论和研究进展[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34-37.
[6] 图曼·G，丹尼尔·A .炉灶与家庭：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5-6.
[7] 米汉·D .女性在夜晚：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中的女性角色[M].伦敦：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1983：98-102.
[8] 艾伦·R .话语，重组电视和当代批评的渠道[M].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6：218-222.
[9] 凡·祖伦.互联网性别问题——声明，争议和文化[J].欧洲通讯杂志，2002，17（1）：5-23.
[10] 凡·祖伦.女权主义媒体研究[M].伦敦：赛奇出版社，1994：100.
[11] 卡尼·S .女孩创造媒体[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61-62.
[12] 鲍海波.女性在传媒中的“在场”与话语困境——“女性与传媒研究”之二[J].新闻知识，2003（03）：16-18.
[13] 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25-33.
[14] 桑纳姆·S，阿利雅·V .女性，女性主义和媒体[M].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0：32-33.
[15] 克里顿·P，克莱默·J .大众传播中的女性[M].纽约：世哲出版社，2006：58-59.
[16] 杨霞.新媒体视域下女性形象呈现与话语建构[J].现代传播（中國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9）：159-161.
[17] 伊冯娜·J .媒体和犯罪[M].伦敦：赛奇出版社，2015：85-86.
作者简介：陈蓓蓓（1986—），女，江苏海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全球媒体与传播、性别与媒介。
纪晓娟（1989—），女，江苏常州人，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学与社会学。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体形象；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7-0078-02
目前业界已有大量关于媒体和性别的文献研究。Snowden认为，西方女性运动是女性媒体研究的起源，对媒体女性形象的分析源于媒体和性别研究[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主要战场已从政治运动转向社会文化批评方面，女性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跨学科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人员将女性主义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大众媒体反映了社会文化，是社会舆论产生的重要场域，在构建性别观念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始被引入新闻和传播领域。
基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和民族传统的特殊性，与西方文献研究中已将“女性研究”转变为“性别研究”不同，在中国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中，“媒体与性别”研究术语中的“性别”被调整为“女性”。也就是说，“媒体与性别”的研究包括对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女性议题是其中之一[2]。
一、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集中于大众媒体与西方社会角色中女性形象之間的关系。例如，美国媒体努力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妇女“应该表现出来的”的理想形象。1963年，Friedan指出，媒体不断地对那些不想成为“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女性灌输一种不安全感、恐惧和沮丧感。Hole和Levine认为，在西方，媒体中只有三种类型的女性：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男性的玩物，以及不断追求男性审美规则以取悦他们的女性[3]。McRobbi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使用符号学分析方法分析时尚杂志Jackie的内容，借鉴Althusser和Gramsci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分析，认为诸如某些媒体所倡导的时尚和美容标准，浪漫主义标准和个人生活规范之类的标准会使女性潜意识中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对她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屈居第二，且大部分女性受众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熏陶。这本杂志有意识地掩盖了个体之间以及种族因素等之间的差异，以确保其传达的意识形态可以在青少年社区，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当中尽可能广泛地发挥作用[4]。在对Jackie的分析中，McRobbie也意识到了观众在阅读杂志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不仅是单纯地接受文本传输的意识形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抵制传统性别定位的目的。
到了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开始在该杂志的年度索引中对“少数群体”进行分类，“媒体与性别”这一主题开始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5]。1978年，Tuchman等人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了电视、杂志和报纸等大众媒体如何描述女性，以探究女性的媒体形象及地位。他们认为，在大众媒体中，妇女注定要经历“象征性湮灭”，也就是说，她们是被批判和忽视的，甚至不允许过多地在媒体中露面[6]。
二、80年代后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媒体所呈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辩论和分析，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例如，Meehan使用内容分析法探究电视中刻画的女性形象的脆弱和虚弱，最终得出结论：电视会勾勒出一个理想的形象模型，从而影响受众对女性价值的判断和评价[7]。Meehan的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如Allen就坚持认为，尽管有大量案例表露出大众媒体塑造女性形象使用的普遍方式，但它并未提供有关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对女性受众会产生何种影响等更多信息[8]。
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后现代主义观念开始对性别和媒体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例如，Van Zoonen提出性别是环境、机遇和各种制约因素的产物[9-10]。换句话说，“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但“社会性别”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被建构。在此背景下，Kearney提出建议，指出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在媒体工作，以帮助女性获取自我发言的渠道，更多地参与公共领域和政治言论，颠覆社会对女性的陈规定型观念[11]。但Kearney忽略了媒体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赋予女性气质象征意义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具有特殊性，导致媒体产品中的性别建构受各种因素影响，如媒体风格、宗教信仰或者是传播者的个人喜好，因此，不能假设女性只要加入媒体工作就能完全保证在整个媒体组织中表达女性意愿和诉求的渠道一直通畅。
三、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
与西方相比，中国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要晚得多。1995年，第4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呼吁大众媒体树立性别意识，提高公众对性别问题的认识，提升妇女地位，实现性别平等。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多篇有关中国妇女传播研究的文章。鲍海波认为，女性的切身利益和自身形象被大众媒体忽视、谴责、贬低或象征性地消灭。比如，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将女性边缘化，甚少给予她们关注；媒体还加深了受众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12]。
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开始进入中国。秦喜清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描述了新女权运动与电影之间的联系过程，用父权意识形态对某些电影进行了解构，并从符号学视角介绍了女性电影的各个方面[13]。他的观点与Thornham和Alia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在全球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被过度包装，没有反映真实的女性形象[14]。换句话说，电影屏幕上的真实女性形象可能并不存在，她们只能被称为“非男性”，并且与社会规则缺乏联系，这也导致了性别压迫的双重格局。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女性形象一直是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至2000年这30年里，主流媒体有关女性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中，有能力的女性领导角色或女侦探角色开始以一种强大且聪明的方式出现。但是，这是通过编剧有意控制影视素材来完成的，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只是为了完成屏幕上的宣传，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以迎合部分受众的期待[15]。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兴起为提升女性形象带来了新的机遇，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互联网上的女性形象。杨霞提出，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打破了传统媒体中女性集体“失语症”，为女性提供了表达话语的平台，但是女性形象仍以负面基调为主[16]。Jewkes的论点与此极为相似。她提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获取快捷使线上新闻产品的制作比传统主流媒体更加开放和便利，但是，网络新闻报道的风格可能仍然与传统媒体保持一致。[17]也就是说，尽管新媒体带来了女性多形象表达和构建的新兴渠道，但女性群体依然是“被看”的对象。
四、结语
对于女性主义媒体研究来说，内容分析法是大多数学者选择使用的重要且合适的方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这一领域都非常关注女性形象在媒体中如何呈现，结果表明，一些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仍然受到性别不平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渠道，但其传播内容仍然受到传统媒体的影响和限制。
参考文献：
[1] 斯诺登.女权主义运动[M].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13：115-116.
[2] 鲍海波.传媒对女性象征性的歼灭——“女性与传媒研究”之三[J].新闻知识，2003（05）：23-24.
[3] 霍尔·J，莱文·E .女权主义的重生[M].纽约：四角书出版社，1971：34-36.
[4] 麦克罗比·A .女权主义与青年文化[M].贝辛斯托克：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115-117.
[5] 布莱恩特·J，奥利弗·M .媒体效应：理论和研究进展[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34-37.
[6] 图曼·G，丹尼尔·A .炉灶与家庭：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5-6.
[7] 米汉·D .女性在夜晚：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中的女性角色[M].伦敦：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1983：98-102.
[8] 艾伦·R .话语，重组电视和当代批评的渠道[M].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6：218-222.
[9] 凡·祖伦.互联网性别问题——声明，争议和文化[J].欧洲通讯杂志，2002，17（1）：5-23.
[10] 凡·祖伦.女权主义媒体研究[M].伦敦：赛奇出版社，1994：100.
[11] 卡尼·S .女孩创造媒体[M].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61-62.
[12] 鲍海波.女性在传媒中的“在场”与话语困境——“女性与传媒研究”之二[J].新闻知识，2003（03）：16-18.
[13] 秦喜清.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25-33.
[14] 桑纳姆·S，阿利雅·V .女性，女性主义和媒体[M].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0：32-33.
[15] 克里顿·P，克莱默·J .大众传播中的女性[M].纽约：世哲出版社，2006：58-59.
[16] 杨霞.新媒体视域下女性形象呈现与话语建构[J].现代传播（中國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9）：159-161.
[17] 伊冯娜·J .媒体和犯罪[M].伦敦：赛奇出版社，2015：85-86.
作者简介：陈蓓蓓（1986—），女，江苏海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全球媒体与传播、性别与媒介。
纪晓娟（1989—），女，江苏常州人，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学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