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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罗尔省首府因斯布鲁克,这个坐落于因河河谷中的城市人口只有二十多万,却堪称阿尔卑斯之都。两百多年里,蒂罗尔人影响着登山运动的发展,登山、攀岩、徒步、滑雪,深深地刻在了蒂罗尔人的基因里。
David的母亲Claudia来自这个城市。和两个朋友在1987年又一次来到尼泊尔,因为天气,Claudia没有完成原先的登山计划,却和她们的向导Rinzi迸发出爱情的火花。1990年8月4日,David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记忆始于婴儿背架,睁开眼睛,皑皑白雪和千仞立壁是David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
遇到伯乐
五岁时,David在尼泊尔的堂弟夭折了,他随父母第二次来到父辈曾生活的地方。从因斯布鲁克到法兰克福再到加德满都,接着是一整天的中巴和三天的步行。状况非常糟,除了这个病故的孩子,其他孩子也都在严重腹泻中。Rinzi其他兄弟姐妹的孩子有的生活在寄宿学校,情况只能用凑合形容。回到奥地利,Rinzi和Claudia为改善家乡生活条件和那些孩子的教育问题组织了一次慈善捐助活动。从喜马拉雅登山探索时代起,很多来自欧美的登山先驱回到家乡之后便着手努力改善当地人医疗、卫生、教育等生活条件。Rinzi的学生时代便是在首登珠峰的希拉里爵士捐助的学校并且依靠希拉里提供的奖学金度过。David父母的这次活动邀请到了Wolfgang Nairz。Nairz在奥地利登山界是教父级的人物,不仅是首位登顶珠峰的奥地利人,也组织领导过数十次喜马拉雅远征。与Wolfgang Nairz一同前来的还有Peter Habeler,Habeler曾是梅斯纳尔的攀登搭档,两人首次实现了珠峰的无氧攀登,曾在1975年首次以阿尔卑斯式攀登开辟了加舒布鲁姆I峰的新路线,也与英国Scott Doug成为首位攀登El Captain的欧洲人。他是登山运动的里程碑,也是把David带入攀登世界的伯乐。
每年Habeler都会在老家蒂罗尔省的Zillertal山谷中开办攀岩夏令营,亲自带领一群8到14岁的孩子攀登。尽管David年纪尚幼,但在尼泊尔的经历和优于其他孩子的身体条件让Habeler在这次慈善活动后邀请David参加了位于2177米的卡塞尔高山旅馆的攀岩夏令营。旅馆后方有片岩场,首次接触攀岩的David被完全吸引了。这是年幼的David第一次和父母分开,通电话时,Habeler对他父母说:“你们下山后这孩子快忘了你们了,放心吧。但你们务必提前几天上山,一定要看看这孩子攀岩感觉有多么好,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孩子,一定要让他继续攀岩。”
继续攀岩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并非那么容易。90年代,运动攀刚刚兴起,攀岩馆也极少,即使在因斯布鲁克,也仅有一面小小的攀岩墙,儿童攀岩的机会极为难寻。一次偶然的机会,David的母亲得知一位名叫Reinhold Scherer的攀登者组织了一个儿童攀岩训练班,而他们认为六岁的David还太年幼,一番苦苦说服之后,他答应让David试一试。两小时的训练后,Scherer说:“David这孩子我要了。”
攀岩小天才
Scherer的儿童训练班有十多个孩子,当把目光移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这是个攀岩冠军的摇篮,这里是Anna Stoehr,Katharina Saurwein这些未来世界冠军的起跑线。他们是攀岩搭档,是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发小。David在年幼的意识里,攀岩不仅是童年戏耍,更是未来。意识到这点的还有他的父母,他们知道攀岩对他是多重要,会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因此他们开始和David一起攀岩,更确切地说,为David和他的朋友们创造更多的攀岩机会。每个周末每个假日,他们开车带着那些孩子们,往来于各个岩场。在成长中,David的父母没有推动过什么,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没有阻止。
很快David必须面对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在一旁观摩他的朋友们攀岩。蒂罗尔攀岩锦标赛,因为年龄受限,尽管和他的同伴爬得一样出色,David无法参加比赛。在之后一年多时候里,David和别的孩子们一起训练,却无法把训练的成果转化成竞技比赛成功的兴奋,这无疑是个折磨。太早体现出攀岩天赋有时候未必都是好事。位于意大利加达湖Gardasee北侧的Arco也因攀岩而著称,这里有着历史最为悠久的竞技攀岩比赛Arco Rock Master。每年在这里的训练营都因年纪问题被拒绝参加,为此David伤心得哭了好几次。终于在七岁那年,在离因斯布鲁克30公里的Telfs举办了一个叫Hohe Munde Cup的攀岩锦标赛,这算是一次很小的比赛,场地甚至只是一根凿了洞的烟囱。但这是David第一次参加攀岩比赛。同伴们都来了,在场下热烈的加油鼓劲声中,作为最年幼参赛者的David获得了第二名。比赛胜利让David体会到竞技攀岩带来的激情和成就感,同时给自己留下了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第一?
九岁时,David参加了第二次竞技攀岩比赛,奥地利登山协会OEAV组织的青少年攀岩比赛,这次他获得了冠军,开始了之后一系列儿童和青少年攀岩比赛夺冠历程,蒂罗尔冠军,奥地利冠军,欧洲冠军和世界冠军。
David的成绩不仅在攀岩馆里和竞技场上,在天然岩壁的运动攀方面,David也在快速进步着。八岁的David获准参加Arco攀岩训练营。这里让他有了天堂的感觉,路线比David攀登过的任何一条路线都长,岩石质量没得说,在岩壁上远眺加达湖,在David年幼的记忆里,这个世界没有哪里比这儿更好玩了。David也完成了个人第一条UIAA 8-(7a-)的路线,本来David只是想试试而已,却被他flash掉了,David自己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却让教练Scherer吃了一惊,David总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两年后David完成第一条8a-路线,11岁8b,12岁,8b ,13岁8c。
梦想成真
这样的成绩毫无疑问在攀岩界会吸引众多的眼球和赞助商的关注。Metrolius是David的第一个赞助商,David和他的父母将不再为添置装备费神,并且为攀岩而四处旅行的开销也有了着落。当地的一家银行Raiffeisen Bank为他提供了一份正式的赞助合同。2001年,瑞士的Mammut一锅端赞助了David和Scherer的训练班的全体队员。2006年,David认识生活在因河河谷中另一个城市Imst的Peter Reinthaler。Peter平时经常出没在攀岩馆里,除了爱好,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为赞助商物色优秀的攀岩者,为其牵线搭桥。之前就曾有传言,红牛公司打算组建一支攀岩的队伍,正在招兵买马中。红牛是一家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运动饮料公司,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各类极限运动。所以当Peter见到David,问他是否有意加盟红牛的时候,David立即爽快地答应了。有了这一系列的赞助商,尚未成年的David的人生蓝图却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职业攀登者。 这年,David16岁,能否参加当年攀岩世界杯比利时Puurs站取决于年龄要求以生日为准或是以自然日历年为准。直到比赛前不久,才得知获准参加。攀岩世界杯包括三项比赛,难度赛,抱石赛和速度赛,而在青少年比赛级别里只有难度赛一项。难度赛包括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三轮,路线通常由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的定线员修建,成绩取决于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选手完成路线的长度。预赛要求选手flash路线,选手有机会观摩定线员演示一次路线攀爬过程,半决赛和决赛则要求on-sight,在比赛前选手在隔离区等待,没有机会了解任何线路信息,只在攀爬前有几分钟时间在地面观察线路。
隔离区里,David感觉神经系统不由大脑指挥地向全身发出战备命令,这是梦想成真前的激动。同一时刻,意大利的Flavio Crespi,捷克的Thomas Mrazek,瑞士的Cedric Lachat,西班牙的Julian Piugblanque和Patxi Usobiaga,还有法国的Sylvain Millet,无一不在觊觎冠军宝座。轮到David出场,这是他在世界杯征程上的第一条线,努力排除外界干扰,心里只管思考每一个移动。手摸到第一个岩点,这和训练没什么不同,只要像平日那样发挥出自己水平即可。半决赛,David是惟一一个完攀路线的选手。决赛的表现同样很好,但却不是无懈可击,意大利的Flavio Crespi以微弱优势获得了冠军,David获得了该站赛的亚军。赛后一如既往是欢庆party,这是David参加过的最爽的一次party。
下一站的世界杯在David家乡,蒂罗尔的Hall举行,这次参加的是抱石赛。抱石比赛是在一面四米半的抱石墙上,没有绳索确保,底下是海绵垫子。每完成一条抱石线称为解决一个抱石难题(Boulder problem),每个选手需要完成4~5条线,完成线路越多,试攀次数越少则成绩越好。比赛是在一个曾经用于存放盐的仓库里举行,这是这个小镇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体育比赛,热爱攀岩的,看热闹的,纷至沓来。预赛需要完成五条线,第一条线,试了几次后完成,第二条没能完攀,但也没几个人完成,第三条完攀了,第四条没能完攀。第五条,不成功则成仁,否则将被淘汰在半决赛外。这条线的第一个移动是dymo,David胸有成竹,但几次都没能抓到手点跌落在垫子上,当计时器提示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David已经尝试了15次。第18次,终于抓住了这个手点。当完成这条线时,离比赛还剩最后三秒。攀登要的就是这样的死磕,小臂酸胀,使不上劲,但又必须死拧着,肾上腺素水平暴涨,伴随着怒吼,咆哮。场上观众对每个选手都报以热烈的欢呼,对于新人,一个17次跌落在同一块垫子上的David尤甚。决赛中,David获得了Hall站抱石赛冠军。热身中良好的竞技状态,路线攀登中难点的化解,压过对手的成就感,赛场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加油”声,这种感觉或许可以称得上快乐,同时也是纯竞技体育的胜利的快乐。竞技攀岩的成功并未改变David对攀岩的理解。攀岩的本质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哲学和生活方式。它包含的是种自由精神。选择了攀岩,同时也要学会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最终留在记忆里的是攀登的每个瞬间。与之对比,竞技攀岩对David而言,追求的只有结果。
自由攀登
竞技攀岩逐年发展,欧洲的传统强项受到美国和亚洲的挑战,天资卓绝的新人辈出。David的第一个世界杯赛季,每周七天,每天四个小时都在训练。尽管对他本人及赞助商而言,比赛的重要性虽不能忽视,但更流于工作负担。只有野攀,才能尽情享受自然的恩赐,才可以真正感受内心的自由,正如其后David在勃朗山域著名的Petit Dru西壁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岩壁攀登。这是一种不羁的自由。
2009年,David受邀庆祝梅斯纳尔的65岁生日。Party上两人讨论了对自由攀登(free climbing)的看法。自由攀登是最接近攀登本质的方式,能依靠的只有自身力量。当然并非此般理解,只有自由式攀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攀登,因为同样存在诸如El Capitan上大量无法自由攀登,必须借助器械攀登才能完成的路线,David对此也丝毫没有任何排斥心理。但是只要存在自由攀登的可能,放弃使用器械就应该是攀登者竭尽全力所追求的。David和梅斯纳尔还聊起了巴塔哥尼亚的Cerro Torre的压缩机路线。“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以自由式攀登这条路线。”梅斯纳尔接着说,“甚至没有人可以确信,这条路线可以以自由式完成。极高的技术难度,恶劣的天气状况,甚至会把你困在山下一无所获。总之这将是一次突破极限的攀登。”这一突破极限的攀登,便是David又一个目标。
Cerro Torre是巴塔哥尼亚最著名的一座花岗岩塔峰,一座充满故事的山峰。1959年意大利的马斯瑞宣称首攀了这座山峰,招致众多质疑,并在2005年后被证实这次登顶实属诈登。1970年,依旧处于Cerro Torre首登疑虑漩涡中的马斯瑞重返巴塔哥尼亚,这次马斯瑞携带了一台数十公斤重的由空气压缩机驱动的手钻,沿东南山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段打了多达450枚的铆钉挂片,最终依旧止步于岩石部分顶端的冰蘑菇下,而这台空气压缩机则像是留念一样被悬挂在了Cerre Torre顶部。这条路线被称为压缩机路线。这种近乎野蛮的粗暴风格对恪守清教徒式攀登理念的攀登者来说无法容忍。不能否认马斯瑞是那个年代最优秀的攀登者,但两次Cerro Torre的攀登留在登山史上的却是最著名的丑闻。
1979年压缩机路线首次被完攀,之后几十年,压缩机路线中部分路段必须依靠器械攀登。2002年德国的顶尖高手Alex Huber曾试图全程采用自由式攀登,之后他评论:“想全程free,不仅需要好天气,同时岩石必须足够干燥。但事实上,顶部head wall的岩石质量比期待的糟得多,风化严重,十分破碎。离开压缩机路线几十米大概有条可以自由攀登的路线,但有十多米的轻微仰角和十分窄的裂缝。”
David和赞助商红牛公司谈及此计划,红牛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同时希望派遣一支摄影队为此次远征拍摄纪录片。红牛在极限运动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拍摄经验,很快便安排了高山摄影师Thomy Dirnhofer和高山向导Heli Putz组成一支绳队,前者负责拍摄工作,后者架设路绳以及摄影师的安全工作。David童年的搭档Daniel同行合作攀登,组成另一支独立的攀登绳队。 从2009年11月出发直至次年2月,如梅斯纳尔所言,持续的恶劣天气使David无功而返。厄运不止于此。为保证拍摄顺利进行,和摄影师搭档的向导在路线上留下的路绳因仓促下撤留在了山上。也许出于安全考虑,向导在一些可以放置塞子等可移除器械的地方又打了几十个挂片用于绳降。此举再次激怒登山界,在美国,一群从内心对螺栓挂片充满排斥的登山者开始抵制红牛。同样也有攀登者为David开脱,Will Gadd辩解道:“我们必须明白,打铆钉的事情是向导所为,David是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攀登者,远征经验有限。在攀登安全这个问题上,在经验丰富的向导面前,他能说什么?”尽管如此,作为全队核心,年仅19岁的他陷入千夫所指的困境。是非对错,涉及太多攀登伦理和攀登文化冲突,此处不再赘论。(详见本刊2012年6月刊)
在责难之下,David选择坦然面对,“我们低估了攀登界对此的敏感程度。在出发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约定尽可能少的打螺栓,并且在路线侧保持一定距离处铺设路绳让摄影师拍摄,以便尽量减少对原先路线的干扰。但上方的向导没有完全遵照这个约定,因为对他来说首要的是保证安全。诚然,我们确实犯了错误,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今后的攀登中无懈可击。即使有摄影队跟随拍摄,我们还得必须遵循游戏规则。”
完成Cerro Torre
2011年,David和搭档Peter再次前往巴塔哥尼亚,这次没有摄影队,目标首先是登顶Cerro Torre,同时侦察自由攀登的可能性。
天气窗口依旧难得。第二次尝试,天气条件不错,上午9时两人攀至肩部,换上攀岩鞋,用了两个半小时到达第一次尝试的高点,而上次尝试用了七个小时。沿着马斯瑞的路线向上,同时观察裂缝状况和自由攀的可能性。下午四时半到达顶部head wall下方。从这里开始,马斯瑞每隔一米便打个挂片,而此时,挂片都被冻入冰中。必须寻找其他路线。在左侧有一条约60米高的冰槽,两人沿此攀冰而上,冰层很薄,保护点放置相当麻烦,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突然头顶“轰”的一声,未来得及反应,一个小号足球大的落冰砸裂了David岩盔,又狠狠敲在左肩上。活动一下脖子和胳膊,还好无甚大碍。下午6时许,已经看得见留下的压缩机悬挂在上方。攀至压缩机处,David做了个保护站,登顶看来没问题了。从最后一个保护站往上是穿过顶部冰蘑菇的冰槽,当站在Cerro Torre顶峰时,太阳已经落下,天边留下金黄的余晖,虽然只停留短暂的几分钟,但这样的感觉终生难忘。
2011年的准备是为了2012年最后一搏,搭档依旧是Peter。巴塔哥尼亚这个气候极其恶劣的大陆边缘,天气难得的好。晴朗无风,岩壁干燥。表面的平静遮盖不住Cerro Torre不远处的El Chalten小镇上的一场风暴。一对美国年轻的KK组合Hayden Kennedy和Jason Kruk以迄今为止最为干净利落的方式以及13个小时的超快速度登顶了Cerro Torre之后,在下撤的时候撬掉了马斯瑞留在压缩机路线的挂片。一时间,有群起攻之者,有挺身维护的,众说纷纭。
在一片嘈杂争论甚至骂战中,David和Peter在一旁整理着装备。第二天从Nipo Nino营地,穿过冰川到达称为Col de la Paciencia的肩部,这里也是Cerro Torre东南山脊压缩机路线的起点。下午1时开始攀登,到达一处挂片横切(Bolt Traverse)起点,这是得名于当年马斯瑞在此处打了200个挂片。1999年马斯瑞的同胞Ermanno Salvaterra等沿着马斯瑞横切路段左侧选择直上,超过1968年攀登高点,到达了冰塔(Iced Tower)底端,并回压缩机路线。这一段的攀登仅打了五个挂片。他们开辟这些新路段,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追寻被压缩机路线践踏的公平精神(fair means)。David同样选择了Salvaterra的路线,沿着略微偏左一点的一条窄缝。难度有8a,期间冲坠了两次,David甚至怀疑这段能否自由攀登。又一次尝试,终于成功地在冲坠保护点上方八米处放置了个机械塞,在做好下一个保护站之后Peter把David降回前一个保护站。“我要没有冲坠地完成这段绳距。”David如是说。
之后是几段比较容易的绳距,到达了冰塔处的一个平台,两人在此坐着露宿。次日晨6时再次出发,9时到达顶部head wall换上了攀岩鞋。前三段绳距还是沿着马斯瑞的路线攀登,之后因为挂片被KK组合撬除,路线无迹可寻,只能完全依靠自己寻线以及放置保护点。最后一段绳距,从保护站爬了五米,放了个机械塞挂入绳子,沿着很窄的手点和指洞向右切了10米才能放置下一个机械塞,现在有一个裂缝系统,应该可以直通顶部雪坡。但是这段裂缝少有特别靠谱的保护点,在靠近雪坡处,放了两个岩塞、一个岩锥和一个机械塞做了个保护站,此处距离前一个保护点有20米。距离成功只有最后一步。
三年了,终于完成FFA(首次自由攀登)Cerro Torre压缩机路线计划。这一成功,对攀登界而言是一小步,对David却是一大步。因为他承受的不仅仅是Cerro Torre的花岗岩和大西洋上风暴的考验,更是人生成长的洗礼。童年有Habeler这样的登山巨匠送上攀登之路,聚光灯照耀着少年时代,成长如此一帆风顺。但是历时三年的Cerro Torre攀登,经历了从攀岩竞技场的喝彩到登山界无情而苛刻的批评,最终得到登山界的认可。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首先必须通过对攀登责任理解的考核,不管曾经是神童还是冠军。作为远征攀登的核心,所要承担的责任不仅是对自己,更是对山峰,对未来。
David的母亲Claudia来自这个城市。和两个朋友在1987年又一次来到尼泊尔,因为天气,Claudia没有完成原先的登山计划,却和她们的向导Rinzi迸发出爱情的火花。1990年8月4日,David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记忆始于婴儿背架,睁开眼睛,皑皑白雪和千仞立壁是David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
遇到伯乐
五岁时,David在尼泊尔的堂弟夭折了,他随父母第二次来到父辈曾生活的地方。从因斯布鲁克到法兰克福再到加德满都,接着是一整天的中巴和三天的步行。状况非常糟,除了这个病故的孩子,其他孩子也都在严重腹泻中。Rinzi其他兄弟姐妹的孩子有的生活在寄宿学校,情况只能用凑合形容。回到奥地利,Rinzi和Claudia为改善家乡生活条件和那些孩子的教育问题组织了一次慈善捐助活动。从喜马拉雅登山探索时代起,很多来自欧美的登山先驱回到家乡之后便着手努力改善当地人医疗、卫生、教育等生活条件。Rinzi的学生时代便是在首登珠峰的希拉里爵士捐助的学校并且依靠希拉里提供的奖学金度过。David父母的这次活动邀请到了Wolfgang Nairz。Nairz在奥地利登山界是教父级的人物,不仅是首位登顶珠峰的奥地利人,也组织领导过数十次喜马拉雅远征。与Wolfgang Nairz一同前来的还有Peter Habeler,Habeler曾是梅斯纳尔的攀登搭档,两人首次实现了珠峰的无氧攀登,曾在1975年首次以阿尔卑斯式攀登开辟了加舒布鲁姆I峰的新路线,也与英国Scott Doug成为首位攀登El Captain的欧洲人。他是登山运动的里程碑,也是把David带入攀登世界的伯乐。
每年Habeler都会在老家蒂罗尔省的Zillertal山谷中开办攀岩夏令营,亲自带领一群8到14岁的孩子攀登。尽管David年纪尚幼,但在尼泊尔的经历和优于其他孩子的身体条件让Habeler在这次慈善活动后邀请David参加了位于2177米的卡塞尔高山旅馆的攀岩夏令营。旅馆后方有片岩场,首次接触攀岩的David被完全吸引了。这是年幼的David第一次和父母分开,通电话时,Habeler对他父母说:“你们下山后这孩子快忘了你们了,放心吧。但你们务必提前几天上山,一定要看看这孩子攀岩感觉有多么好,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孩子,一定要让他继续攀岩。”
继续攀岩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并非那么容易。90年代,运动攀刚刚兴起,攀岩馆也极少,即使在因斯布鲁克,也仅有一面小小的攀岩墙,儿童攀岩的机会极为难寻。一次偶然的机会,David的母亲得知一位名叫Reinhold Scherer的攀登者组织了一个儿童攀岩训练班,而他们认为六岁的David还太年幼,一番苦苦说服之后,他答应让David试一试。两小时的训练后,Scherer说:“David这孩子我要了。”
攀岩小天才
Scherer的儿童训练班有十多个孩子,当把目光移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这是个攀岩冠军的摇篮,这里是Anna Stoehr,Katharina Saurwein这些未来世界冠军的起跑线。他们是攀岩搭档,是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发小。David在年幼的意识里,攀岩不仅是童年戏耍,更是未来。意识到这点的还有他的父母,他们知道攀岩对他是多重要,会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因此他们开始和David一起攀岩,更确切地说,为David和他的朋友们创造更多的攀岩机会。每个周末每个假日,他们开车带着那些孩子们,往来于各个岩场。在成长中,David的父母没有推动过什么,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没有阻止。
很快David必须面对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在一旁观摩他的朋友们攀岩。蒂罗尔攀岩锦标赛,因为年龄受限,尽管和他的同伴爬得一样出色,David无法参加比赛。在之后一年多时候里,David和别的孩子们一起训练,却无法把训练的成果转化成竞技比赛成功的兴奋,这无疑是个折磨。太早体现出攀岩天赋有时候未必都是好事。位于意大利加达湖Gardasee北侧的Arco也因攀岩而著称,这里有着历史最为悠久的竞技攀岩比赛Arco Rock Master。每年在这里的训练营都因年纪问题被拒绝参加,为此David伤心得哭了好几次。终于在七岁那年,在离因斯布鲁克30公里的Telfs举办了一个叫Hohe Munde Cup的攀岩锦标赛,这算是一次很小的比赛,场地甚至只是一根凿了洞的烟囱。但这是David第一次参加攀岩比赛。同伴们都来了,在场下热烈的加油鼓劲声中,作为最年幼参赛者的David获得了第二名。比赛胜利让David体会到竞技攀岩带来的激情和成就感,同时给自己留下了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第一?
九岁时,David参加了第二次竞技攀岩比赛,奥地利登山协会OEAV组织的青少年攀岩比赛,这次他获得了冠军,开始了之后一系列儿童和青少年攀岩比赛夺冠历程,蒂罗尔冠军,奥地利冠军,欧洲冠军和世界冠军。
David的成绩不仅在攀岩馆里和竞技场上,在天然岩壁的运动攀方面,David也在快速进步着。八岁的David获准参加Arco攀岩训练营。这里让他有了天堂的感觉,路线比David攀登过的任何一条路线都长,岩石质量没得说,在岩壁上远眺加达湖,在David年幼的记忆里,这个世界没有哪里比这儿更好玩了。David也完成了个人第一条UIAA 8-(7a-)的路线,本来David只是想试试而已,却被他flash掉了,David自己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却让教练Scherer吃了一惊,David总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两年后David完成第一条8a-路线,11岁8b,12岁,8b ,13岁8c。
梦想成真
这样的成绩毫无疑问在攀岩界会吸引众多的眼球和赞助商的关注。Metrolius是David的第一个赞助商,David和他的父母将不再为添置装备费神,并且为攀岩而四处旅行的开销也有了着落。当地的一家银行Raiffeisen Bank为他提供了一份正式的赞助合同。2001年,瑞士的Mammut一锅端赞助了David和Scherer的训练班的全体队员。2006年,David认识生活在因河河谷中另一个城市Imst的Peter Reinthaler。Peter平时经常出没在攀岩馆里,除了爱好,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为赞助商物色优秀的攀岩者,为其牵线搭桥。之前就曾有传言,红牛公司打算组建一支攀岩的队伍,正在招兵买马中。红牛是一家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运动饮料公司,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各类极限运动。所以当Peter见到David,问他是否有意加盟红牛的时候,David立即爽快地答应了。有了这一系列的赞助商,尚未成年的David的人生蓝图却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职业攀登者。 这年,David16岁,能否参加当年攀岩世界杯比利时Puurs站取决于年龄要求以生日为准或是以自然日历年为准。直到比赛前不久,才得知获准参加。攀岩世界杯包括三项比赛,难度赛,抱石赛和速度赛,而在青少年比赛级别里只有难度赛一项。难度赛包括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三轮,路线通常由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的定线员修建,成绩取决于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选手完成路线的长度。预赛要求选手flash路线,选手有机会观摩定线员演示一次路线攀爬过程,半决赛和决赛则要求on-sight,在比赛前选手在隔离区等待,没有机会了解任何线路信息,只在攀爬前有几分钟时间在地面观察线路。
隔离区里,David感觉神经系统不由大脑指挥地向全身发出战备命令,这是梦想成真前的激动。同一时刻,意大利的Flavio Crespi,捷克的Thomas Mrazek,瑞士的Cedric Lachat,西班牙的Julian Piugblanque和Patxi Usobiaga,还有法国的Sylvain Millet,无一不在觊觎冠军宝座。轮到David出场,这是他在世界杯征程上的第一条线,努力排除外界干扰,心里只管思考每一个移动。手摸到第一个岩点,这和训练没什么不同,只要像平日那样发挥出自己水平即可。半决赛,David是惟一一个完攀路线的选手。决赛的表现同样很好,但却不是无懈可击,意大利的Flavio Crespi以微弱优势获得了冠军,David获得了该站赛的亚军。赛后一如既往是欢庆party,这是David参加过的最爽的一次party。
下一站的世界杯在David家乡,蒂罗尔的Hall举行,这次参加的是抱石赛。抱石比赛是在一面四米半的抱石墙上,没有绳索确保,底下是海绵垫子。每完成一条抱石线称为解决一个抱石难题(Boulder problem),每个选手需要完成4~5条线,完成线路越多,试攀次数越少则成绩越好。比赛是在一个曾经用于存放盐的仓库里举行,这是这个小镇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体育比赛,热爱攀岩的,看热闹的,纷至沓来。预赛需要完成五条线,第一条线,试了几次后完成,第二条没能完攀,但也没几个人完成,第三条完攀了,第四条没能完攀。第五条,不成功则成仁,否则将被淘汰在半决赛外。这条线的第一个移动是dymo,David胸有成竹,但几次都没能抓到手点跌落在垫子上,当计时器提示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David已经尝试了15次。第18次,终于抓住了这个手点。当完成这条线时,离比赛还剩最后三秒。攀登要的就是这样的死磕,小臂酸胀,使不上劲,但又必须死拧着,肾上腺素水平暴涨,伴随着怒吼,咆哮。场上观众对每个选手都报以热烈的欢呼,对于新人,一个17次跌落在同一块垫子上的David尤甚。决赛中,David获得了Hall站抱石赛冠军。热身中良好的竞技状态,路线攀登中难点的化解,压过对手的成就感,赛场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加油”声,这种感觉或许可以称得上快乐,同时也是纯竞技体育的胜利的快乐。竞技攀岩的成功并未改变David对攀岩的理解。攀岩的本质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哲学和生活方式。它包含的是种自由精神。选择了攀岩,同时也要学会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最终留在记忆里的是攀登的每个瞬间。与之对比,竞技攀岩对David而言,追求的只有结果。
自由攀登
竞技攀岩逐年发展,欧洲的传统强项受到美国和亚洲的挑战,天资卓绝的新人辈出。David的第一个世界杯赛季,每周七天,每天四个小时都在训练。尽管对他本人及赞助商而言,比赛的重要性虽不能忽视,但更流于工作负担。只有野攀,才能尽情享受自然的恩赐,才可以真正感受内心的自由,正如其后David在勃朗山域著名的Petit Dru西壁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岩壁攀登。这是一种不羁的自由。
2009年,David受邀庆祝梅斯纳尔的65岁生日。Party上两人讨论了对自由攀登(free climbing)的看法。自由攀登是最接近攀登本质的方式,能依靠的只有自身力量。当然并非此般理解,只有自由式攀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攀登,因为同样存在诸如El Capitan上大量无法自由攀登,必须借助器械攀登才能完成的路线,David对此也丝毫没有任何排斥心理。但是只要存在自由攀登的可能,放弃使用器械就应该是攀登者竭尽全力所追求的。David和梅斯纳尔还聊起了巴塔哥尼亚的Cerro Torre的压缩机路线。“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以自由式攀登这条路线。”梅斯纳尔接着说,“甚至没有人可以确信,这条路线可以以自由式完成。极高的技术难度,恶劣的天气状况,甚至会把你困在山下一无所获。总之这将是一次突破极限的攀登。”这一突破极限的攀登,便是David又一个目标。
Cerro Torre是巴塔哥尼亚最著名的一座花岗岩塔峰,一座充满故事的山峰。1959年意大利的马斯瑞宣称首攀了这座山峰,招致众多质疑,并在2005年后被证实这次登顶实属诈登。1970年,依旧处于Cerro Torre首登疑虑漩涡中的马斯瑞重返巴塔哥尼亚,这次马斯瑞携带了一台数十公斤重的由空气压缩机驱动的手钻,沿东南山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段打了多达450枚的铆钉挂片,最终依旧止步于岩石部分顶端的冰蘑菇下,而这台空气压缩机则像是留念一样被悬挂在了Cerre Torre顶部。这条路线被称为压缩机路线。这种近乎野蛮的粗暴风格对恪守清教徒式攀登理念的攀登者来说无法容忍。不能否认马斯瑞是那个年代最优秀的攀登者,但两次Cerro Torre的攀登留在登山史上的却是最著名的丑闻。
1979年压缩机路线首次被完攀,之后几十年,压缩机路线中部分路段必须依靠器械攀登。2002年德国的顶尖高手Alex Huber曾试图全程采用自由式攀登,之后他评论:“想全程free,不仅需要好天气,同时岩石必须足够干燥。但事实上,顶部head wall的岩石质量比期待的糟得多,风化严重,十分破碎。离开压缩机路线几十米大概有条可以自由攀登的路线,但有十多米的轻微仰角和十分窄的裂缝。”
David和赞助商红牛公司谈及此计划,红牛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同时希望派遣一支摄影队为此次远征拍摄纪录片。红牛在极限运动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拍摄经验,很快便安排了高山摄影师Thomy Dirnhofer和高山向导Heli Putz组成一支绳队,前者负责拍摄工作,后者架设路绳以及摄影师的安全工作。David童年的搭档Daniel同行合作攀登,组成另一支独立的攀登绳队。 从2009年11月出发直至次年2月,如梅斯纳尔所言,持续的恶劣天气使David无功而返。厄运不止于此。为保证拍摄顺利进行,和摄影师搭档的向导在路线上留下的路绳因仓促下撤留在了山上。也许出于安全考虑,向导在一些可以放置塞子等可移除器械的地方又打了几十个挂片用于绳降。此举再次激怒登山界,在美国,一群从内心对螺栓挂片充满排斥的登山者开始抵制红牛。同样也有攀登者为David开脱,Will Gadd辩解道:“我们必须明白,打铆钉的事情是向导所为,David是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攀登者,远征经验有限。在攀登安全这个问题上,在经验丰富的向导面前,他能说什么?”尽管如此,作为全队核心,年仅19岁的他陷入千夫所指的困境。是非对错,涉及太多攀登伦理和攀登文化冲突,此处不再赘论。(详见本刊2012年6月刊)
在责难之下,David选择坦然面对,“我们低估了攀登界对此的敏感程度。在出发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约定尽可能少的打螺栓,并且在路线侧保持一定距离处铺设路绳让摄影师拍摄,以便尽量减少对原先路线的干扰。但上方的向导没有完全遵照这个约定,因为对他来说首要的是保证安全。诚然,我们确实犯了错误,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今后的攀登中无懈可击。即使有摄影队跟随拍摄,我们还得必须遵循游戏规则。”
完成Cerro Torre
2011年,David和搭档Peter再次前往巴塔哥尼亚,这次没有摄影队,目标首先是登顶Cerro Torre,同时侦察自由攀登的可能性。
天气窗口依旧难得。第二次尝试,天气条件不错,上午9时两人攀至肩部,换上攀岩鞋,用了两个半小时到达第一次尝试的高点,而上次尝试用了七个小时。沿着马斯瑞的路线向上,同时观察裂缝状况和自由攀的可能性。下午四时半到达顶部head wall下方。从这里开始,马斯瑞每隔一米便打个挂片,而此时,挂片都被冻入冰中。必须寻找其他路线。在左侧有一条约60米高的冰槽,两人沿此攀冰而上,冰层很薄,保护点放置相当麻烦,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突然头顶“轰”的一声,未来得及反应,一个小号足球大的落冰砸裂了David岩盔,又狠狠敲在左肩上。活动一下脖子和胳膊,还好无甚大碍。下午6时许,已经看得见留下的压缩机悬挂在上方。攀至压缩机处,David做了个保护站,登顶看来没问题了。从最后一个保护站往上是穿过顶部冰蘑菇的冰槽,当站在Cerro Torre顶峰时,太阳已经落下,天边留下金黄的余晖,虽然只停留短暂的几分钟,但这样的感觉终生难忘。
2011年的准备是为了2012年最后一搏,搭档依旧是Peter。巴塔哥尼亚这个气候极其恶劣的大陆边缘,天气难得的好。晴朗无风,岩壁干燥。表面的平静遮盖不住Cerro Torre不远处的El Chalten小镇上的一场风暴。一对美国年轻的KK组合Hayden Kennedy和Jason Kruk以迄今为止最为干净利落的方式以及13个小时的超快速度登顶了Cerro Torre之后,在下撤的时候撬掉了马斯瑞留在压缩机路线的挂片。一时间,有群起攻之者,有挺身维护的,众说纷纭。
在一片嘈杂争论甚至骂战中,David和Peter在一旁整理着装备。第二天从Nipo Nino营地,穿过冰川到达称为Col de la Paciencia的肩部,这里也是Cerro Torre东南山脊压缩机路线的起点。下午1时开始攀登,到达一处挂片横切(Bolt Traverse)起点,这是得名于当年马斯瑞在此处打了200个挂片。1999年马斯瑞的同胞Ermanno Salvaterra等沿着马斯瑞横切路段左侧选择直上,超过1968年攀登高点,到达了冰塔(Iced Tower)底端,并回压缩机路线。这一段的攀登仅打了五个挂片。他们开辟这些新路段,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追寻被压缩机路线践踏的公平精神(fair means)。David同样选择了Salvaterra的路线,沿着略微偏左一点的一条窄缝。难度有8a,期间冲坠了两次,David甚至怀疑这段能否自由攀登。又一次尝试,终于成功地在冲坠保护点上方八米处放置了个机械塞,在做好下一个保护站之后Peter把David降回前一个保护站。“我要没有冲坠地完成这段绳距。”David如是说。
之后是几段比较容易的绳距,到达了冰塔处的一个平台,两人在此坐着露宿。次日晨6时再次出发,9时到达顶部head wall换上了攀岩鞋。前三段绳距还是沿着马斯瑞的路线攀登,之后因为挂片被KK组合撬除,路线无迹可寻,只能完全依靠自己寻线以及放置保护点。最后一段绳距,从保护站爬了五米,放了个机械塞挂入绳子,沿着很窄的手点和指洞向右切了10米才能放置下一个机械塞,现在有一个裂缝系统,应该可以直通顶部雪坡。但是这段裂缝少有特别靠谱的保护点,在靠近雪坡处,放了两个岩塞、一个岩锥和一个机械塞做了个保护站,此处距离前一个保护点有20米。距离成功只有最后一步。
三年了,终于完成FFA(首次自由攀登)Cerro Torre压缩机路线计划。这一成功,对攀登界而言是一小步,对David却是一大步。因为他承受的不仅仅是Cerro Torre的花岗岩和大西洋上风暴的考验,更是人生成长的洗礼。童年有Habeler这样的登山巨匠送上攀登之路,聚光灯照耀着少年时代,成长如此一帆风顺。但是历时三年的Cerro Torre攀登,经历了从攀岩竞技场的喝彩到登山界无情而苛刻的批评,最终得到登山界的认可。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首先必须通过对攀登责任理解的考核,不管曾经是神童还是冠军。作为远征攀登的核心,所要承担的责任不仅是对自己,更是对山峰,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