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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同此凉热。在中国，一场自上而下、声势浩大的反中介腐败运动正澎湃兴起；大洋彼岸，面对中介腐败侵蚀，进军号角早已吹响。运用立法规范、司法打击等手段，美式反“中介腐败”驶入深水区。
构筑法制之堤
作为世界上法治最为健全的国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治理中介腐败，国会和各州立法是主要手段。
众所周知，美国构建了完备的廉政法规体系，如《政府阳光法案》《信息自由法案》《廉政改革法案》《防止利益冲突法》《游说公开法案》《联邦反腐败行为法》《总监察长法案》《政府廉政法案》《独立检察官法案》等。对于中介组织腐败，上述法律虽未直接涉及，但仍具有强大制约力。例如，《联邦反腐败行为法》规定，公务员以任何方式接受有价值的东西、承诺做工作并产生影响或帮助他人作假，影响其他人的工作以实现其利益，即构成受贿。由此推及，中介组织的行贿等行为，没有数额界限，案件性质限制，均能被反腐机构查处。
在直接制约中介组织方面，美国1977年正式出台了《反海外腐败法》。这是一部旨在惩治本国公司、企业或公民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法律。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政府官员”定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机关的雇员，还包括政府“执行机构”——被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解释为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商业实体，如国有企业、国营医院或国家出资的大学雇员，中介组织成员也被包括在内，成为法律制约的对象。
美国政府鼓励“自我开刀”和“勇当深喉”，对主动披露其违法行为的公司，美国政府会提供“实际和有形的益处”。当年，戴姆勒公司由于积极合作和恰当的补救措施，使美国司法部开出的罚款数额减少了20%。2010年7月21日，国会签署《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法律规定，一旦举报情况被证实为真实，告密者将得到跨国公司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不少跨国中介公司落马，便拜上述法规所赐。
在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对民主政治构成了一定威胁。为了防止此类中介组织干预政治，利用贿赂影响选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每次总统和国会议员竞选中，个人对候选人的直接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所有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2.5万美元，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从而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1995年美国议会又出台了《游说公开法案》，要求对议会和行政部门进行游说的人员实行登记制度，并报告他们的客户、游说问题、接受金额情况。
针对臭名昭著的安达信事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就改进现行财务报告制度、审计制度，作出了积极回应。美国众议院推动一项旨在强化审计准则的议案，要求为证监会增加预算，使其有能力对企业财务进行有效的监督，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与此同时，华尔街也提出对策，要求对存在不正当审计行为企业加紧账目清理，提出真实的财务报表；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分离审计业务和咨询服务，提高审计业务的独立性；各投资银行在提供的投资报告中，必须公布相关企业和该投资银行的关系；限制证券分析师拥有所辖公司股票的数额。
在健全中介法制方面，值得关注的还有美国保险中介制度。在美国，已构建了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险中介制度。联邦政府成立全国保险专员协会来协调保险业，协会下设保险规定信息系统。在必要时，该系统为各州设计一些示范法律及指导建议，以监管保险中介人。州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行对保险中介人的直接管理和监督，负责认定中介人必须具备的执业资格和条件，管理其销售行为。对违反法律和其他准则的保险代理人所给予的处罚，一般包括经济处罚和吊销执照。
对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美国监管体系十分健全，包括国会监管、政府部门监管和公众监管3个层次。为提高监管的公正性及透明度，政府职能部门常将一些督查工作委托给各类社会中介组织进行。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制定《联邦财产管理法》《联邦采购合理化法案》《合同竞争法》《公共工程法案》《服务合同法案》《联邦政府采购条例》《行政程序法》，规范公共投资过程，制约不法中介行为。
严惩阳光下的腐败
制定法规的同时，美国注重加强司法，不仅严惩大中介集团的违规之举，也打击小中介公司的非法举措。
绝不姑息“打老虎”，是美国在惩治中介腐败方面的一贯作风。安然公司破产案被曝光后，作为审计公司的安达信被拖下了水。安达信首先是因为“违规操作”而受到美国国会、证监会的调查，美国司法部随后又以“妨碍司法”为由，对安达信提起刑事诉讼，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被刑事调查的先河。
2002年5月15日上午，美国休斯敦一个12人的联邦大陪审团认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故意销毁安然公司的审计文件，试图逃避美国证监会的调查，裁定安达信在销毁安然公司文件一案中的妨碍司法罪成立。几小时后，美国证监会发表声明说，安达信“自愿”于8月底结束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这实际等于宣告安达信“89年的生命结束了”！此次裁决，使安达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判“有罪”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在司法追究中，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元气大伤。受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不动产业不景气的影响，三洲银行在1990年损失高达20亿美元，折射出银行经营存在严重问题。但作为鉴证会计师的毕马威，所做审计报告并未作充分披露。于是，维多利亚政府控告毕马威有严重过失，1994年初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毕马威实际赔偿金额高达95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小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美国也费尽气力“拍苍蝇”。2002年8月，纽约高等法院对包爵仕律师楼涉嫌非法移民案件作出裁定，包爵仕的600万美元财产被充公，还被罚款12.5万美元，包妻陆雪丽被罚款2.5万美元，包爵仕夫妇在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及佛吉尼亚州三处豪宅被没收。两人均被判入狱8年零1个月，此案的最后一名被告邵皓珍被判刑37个月。 再看去年底查处的移民律师造假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纽约华人社区展开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扫荡，封查十间涉及政治庇护造假案的律师楼，26名涉案人员被起诉，震撼华人圈。
应当说，美国在反“中介腐败”方面，走在了前面。但值得深思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号称全世界最发达、最透明、监管体系最完备的资本市场，在立法和司法制约上也付出了艰巨努力，但中介组织犯罪特别是证券欺诈和财务舞弊案仍未杜绝，这或许告诉我们，中介治理之路漫漫，不可半途而废。
链接：疯狂的中介丑闻
安达信丑闻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世界排名前五的专业中介机构。但孰能料想，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竟然牵涉到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中。安达信休斯敦分部与涉嫌隐藏5亿至6亿美元巨额亏损的安然公司勾结，销毁了大量涉案文件。事后，安达信舍卒保车，开除了休斯敦事务所的经理合伙人和首席审计师大卫·邓肯，并处理了涉嫌参与此事的3名合伙人。
此外，2002年6月25日，世界通信公司爆出虚增税前利润的丑闻并导致其股价暴跌，纳斯达克于2002年7月31日将其股票摘牌。而安达信正是负责审计的会计事务所。
安达信的另一起案底，则是为佛罗里达州家用设备企业阳光公司做假账，出具严重失真的审计报告。对于安达信的刻意隐瞒行径，遭到损失惨重的股东们诉诸法律，不仅阳光公司宣告破产，安达信也被判支付1.1亿美元解决诉讼。
麦肯锡丑闻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客户，多数是排在《财富》杂志前500强的超级公司。2011年3月，美国证监会将古普塔推上了被告席，这名麦肯锡前总裁被指控涉嫌内幕交易。古普塔在出任高盛和宝洁董事期间，向对冲基金经理拉贾拉特南多次非法提供高盛和宝洁的内幕消息，致使该基金非法盈利超过1800万美元。
此前，麦肯锡资深合伙人库马尔，也在同一丑闻中遭到美国证监会的严厉指控。2005年，库马尔将超微半导体公司试图收购另一家公司的信息提供给拉贾拉特南，并持续告知谈判进展。后者则提前不断增加对收购对象的持股数量，最终在2006年获得非法利润高达1900万美元。
毕马威丑闻
截止2000年，毕马威作为施乐公司的审计师已经有近40年历史。1997～2000年，施乐公司向毕马威支付的审计费用共计2600美元，而在此期间，施乐向毕马威支付的非审计服务费用高达5600万美元。
2002年4月11日，美国证监会向联邦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提出民事投诉，指控施乐公司进行财务舞弊，通过权益回报率调节、毛利率规范化、租赁设备调价、资产组合策略、铺垫性准备金以及税务纠纷退税等手段，1997至2000年高估营业收入42亿美元，虚增税前利润达15亿美元。 2003年1月29日，美国证监会对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与施乐公司财务舞弊案相关的4名合伙人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未履行对施乐股东和社会公众的“守门员”职责，默许施乐公司采用违规会计操作手法，纵容该公司夸大收入、高估利润，要求毕马威退回所收取的审计费并支付罚金。
2005年，毕马威同意支付2250万美元，化解美国证监会相关指控。毕马威的三名合伙人接受了支付民事赔偿、暂停在美执业的惩处，另外一名合伙人则同意接受证监会的公开谴责。
“蛇头”律师丑闻
2012年1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方在纽约展开了一场打击移民造假的“大扫荡”，华人社区的多家律师事务所被查抄，包括在移民领域小有名气的刘枫凌移民律师事务所。这些“蛇头”律师事务所的造假手段如出一辙。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与政治庇护办公室的翻译及教堂雇员串谋，帮助客户在政治庇护申请上造假，捏造被迫害的编造故事，教客户在接受移民官面试时如何撒谎，在政治庇护申请文件上蒙混过关。在这起造假丑闻中，26人因涉嫌帮客户进行政治庇护造假被起诉。他们均被控犯有密谋移民欺诈罪，数人还将面临销售中国出生证明等移民造假指控，一旦罪名成立，涉案人士将面临5至3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晨雨）
构筑法制之堤
作为世界上法治最为健全的国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治理中介腐败，国会和各州立法是主要手段。
众所周知，美国构建了完备的廉政法规体系，如《政府阳光法案》《信息自由法案》《廉政改革法案》《防止利益冲突法》《游说公开法案》《联邦反腐败行为法》《总监察长法案》《政府廉政法案》《独立检察官法案》等。对于中介组织腐败，上述法律虽未直接涉及，但仍具有强大制约力。例如，《联邦反腐败行为法》规定，公务员以任何方式接受有价值的东西、承诺做工作并产生影响或帮助他人作假，影响其他人的工作以实现其利益，即构成受贿。由此推及，中介组织的行贿等行为，没有数额界限，案件性质限制，均能被反腐机构查处。
在直接制约中介组织方面，美国1977年正式出台了《反海外腐败法》。这是一部旨在惩治本国公司、企业或公民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法律。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政府官员”定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机关的雇员，还包括政府“执行机构”——被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解释为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商业实体，如国有企业、国营医院或国家出资的大学雇员，中介组织成员也被包括在内，成为法律制约的对象。
美国政府鼓励“自我开刀”和“勇当深喉”，对主动披露其违法行为的公司，美国政府会提供“实际和有形的益处”。当年，戴姆勒公司由于积极合作和恰当的补救措施，使美国司法部开出的罚款数额减少了20%。2010年7月21日，国会签署《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法律规定，一旦举报情况被证实为真实，告密者将得到跨国公司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不少跨国中介公司落马，便拜上述法规所赐。
在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对民主政治构成了一定威胁。为了防止此类中介组织干预政治，利用贿赂影响选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每次总统和国会议员竞选中，个人对候选人的直接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所有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2.5万美元，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从而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1995年美国议会又出台了《游说公开法案》，要求对议会和行政部门进行游说的人员实行登记制度，并报告他们的客户、游说问题、接受金额情况。
针对臭名昭著的安达信事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就改进现行财务报告制度、审计制度，作出了积极回应。美国众议院推动一项旨在强化审计准则的议案，要求为证监会增加预算，使其有能力对企业财务进行有效的监督，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与此同时，华尔街也提出对策，要求对存在不正当审计行为企业加紧账目清理，提出真实的财务报表；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分离审计业务和咨询服务，提高审计业务的独立性；各投资银行在提供的投资报告中，必须公布相关企业和该投资银行的关系；限制证券分析师拥有所辖公司股票的数额。
在健全中介法制方面，值得关注的还有美国保险中介制度。在美国，已构建了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险中介制度。联邦政府成立全国保险专员协会来协调保险业，协会下设保险规定信息系统。在必要时，该系统为各州设计一些示范法律及指导建议，以监管保险中介人。州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实行对保险中介人的直接管理和监督，负责认定中介人必须具备的执业资格和条件，管理其销售行为。对违反法律和其他准则的保险代理人所给予的处罚，一般包括经济处罚和吊销执照。
对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美国监管体系十分健全，包括国会监管、政府部门监管和公众监管3个层次。为提高监管的公正性及透明度，政府职能部门常将一些督查工作委托给各类社会中介组织进行。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制定《联邦财产管理法》《联邦采购合理化法案》《合同竞争法》《公共工程法案》《服务合同法案》《联邦政府采购条例》《行政程序法》，规范公共投资过程，制约不法中介行为。
严惩阳光下的腐败
制定法规的同时，美国注重加强司法，不仅严惩大中介集团的违规之举，也打击小中介公司的非法举措。
绝不姑息“打老虎”，是美国在惩治中介腐败方面的一贯作风。安然公司破产案被曝光后，作为审计公司的安达信被拖下了水。安达信首先是因为“违规操作”而受到美国国会、证监会的调查，美国司法部随后又以“妨碍司法”为由，对安达信提起刑事诉讼，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被刑事调查的先河。
2002年5月15日上午，美国休斯敦一个12人的联邦大陪审团认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故意销毁安然公司的审计文件，试图逃避美国证监会的调查，裁定安达信在销毁安然公司文件一案中的妨碍司法罪成立。几小时后，美国证监会发表声明说，安达信“自愿”于8月底结束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这实际等于宣告安达信“89年的生命结束了”！此次裁决，使安达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判“有罪”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在司法追究中，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元气大伤。受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不动产业不景气的影响，三洲银行在1990年损失高达20亿美元，折射出银行经营存在严重问题。但作为鉴证会计师的毕马威，所做审计报告并未作充分披露。于是，维多利亚政府控告毕马威有严重过失，1994年初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毕马威实际赔偿金额高达95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小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美国也费尽气力“拍苍蝇”。2002年8月，纽约高等法院对包爵仕律师楼涉嫌非法移民案件作出裁定，包爵仕的600万美元财产被充公，还被罚款12.5万美元，包妻陆雪丽被罚款2.5万美元，包爵仕夫妇在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及佛吉尼亚州三处豪宅被没收。两人均被判入狱8年零1个月，此案的最后一名被告邵皓珍被判刑37个月。 再看去年底查处的移民律师造假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纽约华人社区展开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扫荡，封查十间涉及政治庇护造假案的律师楼，26名涉案人员被起诉，震撼华人圈。
应当说，美国在反“中介腐败”方面，走在了前面。但值得深思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号称全世界最发达、最透明、监管体系最完备的资本市场，在立法和司法制约上也付出了艰巨努力，但中介组织犯罪特别是证券欺诈和财务舞弊案仍未杜绝，这或许告诉我们，中介治理之路漫漫，不可半途而废。
链接：疯狂的中介丑闻
安达信丑闻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世界排名前五的专业中介机构。但孰能料想，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竟然牵涉到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中。安达信休斯敦分部与涉嫌隐藏5亿至6亿美元巨额亏损的安然公司勾结，销毁了大量涉案文件。事后，安达信舍卒保车，开除了休斯敦事务所的经理合伙人和首席审计师大卫·邓肯，并处理了涉嫌参与此事的3名合伙人。
此外，2002年6月25日，世界通信公司爆出虚增税前利润的丑闻并导致其股价暴跌，纳斯达克于2002年7月31日将其股票摘牌。而安达信正是负责审计的会计事务所。
安达信的另一起案底，则是为佛罗里达州家用设备企业阳光公司做假账，出具严重失真的审计报告。对于安达信的刻意隐瞒行径，遭到损失惨重的股东们诉诸法律，不仅阳光公司宣告破产，安达信也被判支付1.1亿美元解决诉讼。
麦肯锡丑闻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客户，多数是排在《财富》杂志前500强的超级公司。2011年3月，美国证监会将古普塔推上了被告席，这名麦肯锡前总裁被指控涉嫌内幕交易。古普塔在出任高盛和宝洁董事期间，向对冲基金经理拉贾拉特南多次非法提供高盛和宝洁的内幕消息，致使该基金非法盈利超过1800万美元。
此前，麦肯锡资深合伙人库马尔，也在同一丑闻中遭到美国证监会的严厉指控。2005年，库马尔将超微半导体公司试图收购另一家公司的信息提供给拉贾拉特南，并持续告知谈判进展。后者则提前不断增加对收购对象的持股数量，最终在2006年获得非法利润高达1900万美元。
毕马威丑闻
截止2000年，毕马威作为施乐公司的审计师已经有近40年历史。1997～2000年，施乐公司向毕马威支付的审计费用共计2600美元，而在此期间，施乐向毕马威支付的非审计服务费用高达5600万美元。
2002年4月11日，美国证监会向联邦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提出民事投诉，指控施乐公司进行财务舞弊，通过权益回报率调节、毛利率规范化、租赁设备调价、资产组合策略、铺垫性准备金以及税务纠纷退税等手段，1997至2000年高估营业收入42亿美元，虚增税前利润达15亿美元。 2003年1月29日，美国证监会对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与施乐公司财务舞弊案相关的4名合伙人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未履行对施乐股东和社会公众的“守门员”职责，默许施乐公司采用违规会计操作手法，纵容该公司夸大收入、高估利润，要求毕马威退回所收取的审计费并支付罚金。
2005年，毕马威同意支付2250万美元，化解美国证监会相关指控。毕马威的三名合伙人接受了支付民事赔偿、暂停在美执业的惩处，另外一名合伙人则同意接受证监会的公开谴责。
“蛇头”律师丑闻
2012年1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方在纽约展开了一场打击移民造假的“大扫荡”，华人社区的多家律师事务所被查抄，包括在移民领域小有名气的刘枫凌移民律师事务所。这些“蛇头”律师事务所的造假手段如出一辙。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与政治庇护办公室的翻译及教堂雇员串谋，帮助客户在政治庇护申请上造假，捏造被迫害的编造故事，教客户在接受移民官面试时如何撒谎，在政治庇护申请文件上蒙混过关。在这起造假丑闻中，26人因涉嫌帮客户进行政治庇护造假被起诉。他们均被控犯有密谋移民欺诈罪，数人还将面临销售中国出生证明等移民造假指控，一旦罪名成立，涉案人士将面临5至3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