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永福大约24岁的人生里，他一直都在寻找，一是想找到亲生父母，二是想找到他自己。他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幼时被人从家乡拐走，后来四处流浪，变成了“黑户”。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3.39亿的户籍人口中，王永福并不存在。
　　王永福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国内一家公益寻亲组织负责收集寻亲资料的志愿者刘恋（化名）统计，2017年仅是该公益组织就有160个寻亲人登记没有户口，2018年又增加了82个。“像王永福一样的寻亲者，他们70%以上都是因为被拐卖，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弃而选择流浪，最终导致没有户口。”刘恋说。
　　尽管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面临的轨迹却完全一样——他们是“黑户”，没法上学，没法打工，没法买火车票，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办电话卡，没法去网吧上网，甚至不能合法结婚。一纸户籍将他们屏蔽于时代之外，他们像隐形人一样游走在社会规则的夹缝之中，生存艰难。

丢失的孩子，变成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

　　土屋，晒坝，一簇竹林，蜿蜒的小路，起伏的坟包，还有收藏各种石头的邻居村长。这是王永福关于家最后的记忆。

　　弄丢自己的那天，王永福记忆犹新。当时他大约8岁，因为淘气，酗酒的父亲拿着棍子撵他，奶奶护着，让他出门躲一躲，他爬上一趟公交车，被拉到了县城。他隐约记得县城名叫达县（今四川达州），他在游乐场待了一整天，夜里蜷在火车站邮局睡觉。第二天，一个带着几个小孩的大人叫醒他问，你怎么在这里睡觉，你家大人呢。“没大人，我自己跑出来的。”王永福对那人说。
　　那人领着王永福吃了饭，让他跟那几个小孩学，“你看他们做啥，你就做啥。”有时尚女子经过时，几个孩子就蹦起来拽女人的耳环或者项链，还有包。王永福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可他刚跳起来，就被警察抓住了。因为年龄太小，他很快被放了出來。
　　那人在派出所门口等他，把他带回家，还买了新衣服。翌日吃完早饭，王永福忽然意识模糊，昏睡过去。等醒过来时，他人已在广东深圳。
　　王永福回忆在深圳的日子，他和十几个孩子被锁在一栋两层楼房里。白天，两个男人带一个孩子出门，男人走左右，孩子夹中间，跟在行人后边，偷偷拉开他们的背包。王永福说，他们被要求一天偷2000元的东西，完不成任务的小孩会被皮带抽、扇巴掌，把架蚊香的铁片烧红，在双手上烙。至今，王永福两只手上的两块伤疤仍然清晰可见。
　　挨过几次暴打，王永福计划逃跑。半夜，他捡起床底下一块砖头，破门而逃。他边哭边跑，一个好心的女人看到他浑身是伤，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做完笔录，警察让他带路，把所有的孩子解救出来。王永福没有找到把他带到深圳的那个人，警察联系不到他的家人，只好把他送到了深圳市民政局救助站，后来又到了深圳市金平少年儿童助养中心。
　　今年大约40岁的杨海军，也是在公益组织平台上登记的寻亲者。他比王永福在年龄上大很多，两人却有着相同的遭遇。杨海军还记得，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他因为迷路，被一男一女带到饭馆吃炒菜，他同样昏睡过去，醒来后人已坐在火车上，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到了安徽蚌埠。在养父母家，杨海军跑了十几次，被追回来打了十几次，柳条抽，棍子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而史小军的记忆，一开始就是空白。他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天津火车站饿了一天，他大约记得父母坐着火车把他带到这里，之后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个男人用箩筐把他带到了河北霸州。起初刚到养父母家，他感受到了幸福，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有大人抱着。可自打养父母生了亲生儿子之后，他便不受待见，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
　　“他（养父）要打我一顿，我会觉得他在乎我、疼我，我会好受点，不冷不热才最痛苦。”2019年3月6日，大约46岁的史小军躺在病床上恹恹地说。
　　“那个年代谁不想要个儿子。”史小军的养父史国强（化名）告诉记者，史小军是朋友从天津火车站捡来的，当时自己没有儿子，朋友就送给他了。后来我有了儿子了，我跟他说，我有亲生儿子了，你也这么大了，我不需要你了。”
　　吉林白山的张金宝，对亲生父母和自己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他刚懂事时，只是从养母口中得知他是别人的“种”。养父去世后，养母动辄打他，用挑柴火的铁钩抽，用炒菜的铁勺砸，抽耳光，手撕嘴。每次挨揍，张金宝就离家出走，直到七八岁，他终于跑了出来。
　　杨海军、史小军、张金宝跟王永福一样，他们都是没有户口的寻亲者。

大部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成了半流浪的边缘人

　　2010年8月，王永福大约16岁的那一年，他从深圳的助养中心悄悄溜走，要去北京闯荡，“挣了钱，就去找爸妈。”他的闯荡，其实是在北京火车站捡瓶子等废品，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他能捡到别人没吃几口的盒饭。一次在北京站出口的天桥下，两个男人喝啤酒，王永福过去捡酒瓶，一个男人对他说，以后别捡瓶子了，叫声师傅，跟着我混吧。
　　火车站有头戴小红帽的服务人员，专门帮乘客把行李运上站台。王永福和他的师傅也给乘客拉行李扛包，紧跟在真正的小红帽后面，一次收取10块钱扛包费。为了多挣钱，王永福和师傅还开发了“新业务”。王永福花几十块钱买了一个假警察徽章，有迟到的乘客想加塞过安检，他带着乘客，在安检员面前亮出证件，能骗过不少安检员。只要成功，他收取票面价格40%的费用，不成功不要钱。一天下来，他能挣一两百块钱，心满意足。

　　和王永福一样，大部分没有户口的寻亲者，成了半流浪的边缘人。
　　从养母家跑出来的张金宝，先是在白山市古楼附近要饭，这里聚集着很多小型发廊和小型歌舞厅。张金宝嘴甜，逢人就叫干妈，看他可怜，这家给口吃的，那家给件衣裳，晚上张金宝就睡在歌舞厅的沙发上。混得久了，张金宝也成为歌舞厅的一件乐子。有顾客给50块钱，让他唱“妹妹你坐船头”，他边跳边唱。
　　歌舞厅待了3年，张金宝和两个伙伴藏在火车座椅之下来到长春。跟王永福一样，张金宝起初在长春火车站捡废品，顺道跟来往的乘客乞讨要钱。
　　距长春1700公里外，杨海军早已是蚌埠火车站的“大哥”。杨海军居住的桥底俨然像一个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应俱全。一大早，他带着28个小玩伴一起捡破烂，傍晚运到废品收购站，挣的钱买米买菜。冬天，杨海军睡在集市上做煎饺的泥巴炉子里，尽管满身是灰，但炉内的余温足以抵御冬夜。长春的张金宝一到冬天就摸井盖，井盖发热，底下就是热力管道，蜡烛照明，一米多高的空间，20多度的温度，脱了衣服就能睡。
　　黑户最难的是找工作。在王永福生活的大约24年时间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网吧上网刷身份证，用工要签合同。可王永福的生活，一直是停滞的。他再也不能趴在火车座位下逃票，手机卡、银行卡、支付宝都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的；他用一张捡来的身份证办卡，被拘留了5天；他去网吧上不了网，只能站在椅子后面看别人玩游戏；他想当保安，因为没身份证，公司不敢录用他。后来他去了黑工地搬砖，当黑保安，发工钱的时候，别人能领到完整的工钱，而他才领到个零头，求告无门，他又回到北京火车站谋生。
　　“给北京做贡献，也算是北京人了。”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王永福做好人好事。冬天，他看到天桥上一个老人要冻死了，脱下自己的旧大衣，给老人披上。接着又跑到肯德基买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这是他平常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送给老人。末了，他又拨打了110，让警察来帮忙。这是王永福第一次做好事。
　　王永福甚至去义务獻血，可没有身份证，献血车不收他的血。他就用捡来的一个叫“梅杰”名字的身份证冒充别人献血。3年时间，王永福在北京火车站广场献血车先后献了6次血，共2400毫升。他向记者展示了“梅杰”的身份证和3本献血证，一脸满足。
　　长春的张金宝决定凭本事吃饭，去一家拆迁公司当拆除工。干活时不巧一根水泥柱从房上掉下来，砸在他身上，左脸划出一道大口子，左耳朵刮掉一半儿。公司老板一分钱赔偿没给，还主动让他起诉，“老板知道我没有身份证，法院不受理。”就因为我没有身份证，连自身的合法权益都保障不了。
　　蚌埠的杨海军曾在火车站的小饭馆帮人炒菜，后来必须要拿身份证办健康证，炒菜的工作黄了。他批发一车水果沿街叫卖，有时候去做临时工，到河坝上给大车装石头。
　　到了2010年9月1日，手机实名制在全国推行。史小军用的手机号码，是花了100块钱借用朋友的身份证办的。他在亲戚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几年攒了两万块钱，因为办不了银行卡，他把钱存到了刚认识的女朋友的卡上。半年后，女朋友带着她的卡和他的钱，不辞而别，他再次一无所有。
　　黑户的寻亲路漫漫，再艰难许多人也不放弃。可是关于家，前半截的时光浓缩成模糊的碎片，他们只能从片段中找寻蛛丝马迹。
　　王永福相信自己是四川人，“达县”两个字一直刻在脑海中。2018年6月12日，他到达州电视台寻求帮助，他记得爸爸叫王长更（音），妈妈叫赣秀名（音），奶奶叫倪秀英（音），“找到亲生父母就能落户啦。”他满怀期待。可是达州市公安局侦查大队民警告诉电视台记者，户籍信息查询发现，王永福提供的父母信息同音不同字的太多，一时难以甄别。他失望而归。
　　史小军认为自己是南方人，1997年他去天津电视台想登寻人启事。这是他第一次进城，有人说能带他进电视台，结果身上的700块钱被骗走。他只得从天津走回霸州，走了一天一夜，此后再也不寻亲了，“只能赖活着了，希望爸妈别埋怨我。”
　　张金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他在白山古楼乞讨时，一家名叫金星发廊的女老板给了他一口吃的，老板姓张，他给自己取名叫张金星。发廊街的女孩逗他，说你真是这一条街上的宝贝，大家就叫他张金宝。好哥们儿姓宋，他又改名宋金宝，后来又叫李天养、杨世界，“老天生养，走遍世界。”
　　因为爱吃辣椒、吃米饭、吃腊肉，杨海军坚信自己一定是四川人。1988年，他第一次从安徽蚌埠去四川寻亲，扒上拉煤的火车，至少走了三天三夜。结果家没找到，却无师自通学了一口标准的四川话。“我就是四川人”，这让他更加坚定。此后，只要攒够几百元路费，他就从安徽蚌埠到四川，前后跑了20多趟。如今杨海军大约40岁了，为了寻亲他走过四川、重庆的200多个乡镇，骑坏了3辆摩托车，却始终没有找到原来的家。

解决“黑户”问题的希望和困境

　　史小军和养父母在霸州辛章乡策城二村生活了30多年，双方却几乎不来往。2019年3月1日，一个人生活的史小军突发急性阑尾炎，他疼了两天，从床上滚到地上。即便如此，他也没给养父母打个电话。朋友刘保奇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找关系才把他送进民营医院做手术，“医生说，再晚来一天，人就够呛了。”

　　寻亲组织志愿者刘恋发现，大部分寻亲者跟养父母的关系都不好，而双方关系破裂，成为寻亲者办户口的一个障碍。2019年3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落户需要养父母和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 　　“黑户”问题，一度引起国家重视。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意见，2016年民政部与公安部门协作，着手解决事实收养人口落户。
　　《中国“黑户”群体调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坚决、无弹性”的文件，“解决无户口问题没有死角，但在具体操作上面临各种实际情况，需要逐一解决。”
　　万海远曾历时14个月，对15个省的1928个“黑户”样本进行调研。调研显示，“黑户”群体中60%以上是超生人员，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繁琐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的无户籍人员，“因为被拐卖、遗弃、流浪导致没有户口的，也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目前解决户口最难的一部分。”万海远说。
　　霸州辛章乡策城二村村支书张名志给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村里没有宅基地、土地分给史小军，他只能落到养父母名下，将来还涉及分家产，“能不能让他落户，需要村委村民开会商议，说白了，他没地没房，光棍一根，落到村里就是我们村的负担。”村支书说。
　　跟史小军的情况类似，警方也希望杨海军的户口落到养父母名下。近两年来，刘恋专门负责帮助解决杨海军的户口问题。“但养父母坚决不同意。”不但养父母不同意，连杨海军也不同意，“跟他们沒任何感情，想到的都是痛苦。”
　　而像王永福这种没有养父母、四处流浪的寻亲者，落户的困难更大。“因为四处流浪，没有固定居住地，无法确定身份信息，各地警方反馈，需要找到亲生父母才能落户。”刘恋说。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悖论，“找到亲生父母，就可以办户口，可没有身份证出行不方便，怎么去找父母呢？”

　　2018年5月，万海远在对基层户籍管理人员的访谈中，也发现了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流浪人员究竟应该登记在何处，不同户籍管理部门相互推诿，从而导致个体在实际上仍然无法登记。如果要登记，登记在哪、出生地和常住地等基本信息如何确定等，都是现实中碰到的难题。而且在实践中，哪个地方登记的这种情况越多，则哪个地方的管理责任和麻烦就越大。”
　　志愿者刘恋介绍，2017年11月，公益组织将160个没户口的寻亲者上报给公安相关部门，各地警方办理了90个寻亲者的户口，因各种原因还未办理的有33人，这其中包括杨海军和王永福，另有37人失联。2018年又上报了82个没户口的寻亲者，其中包括史小军和张金宝，至今仍在办理中。
　　史小军告诉记者，今年4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户籍警已向他了解无户口的情况。
　　今年4月11日，公安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国“黑户”问题整体上已基本解决，随着民间公益寻亲组织“宝贝回家”随时发现无户口者，随时上报，公安机关及时解决，“有些无户口者被拐时年龄太小，找家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也不愿落到社会福利机构，因此解决
　　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时间差。”所有开了头的故事都在等待结局。张金宝现在长春一家饭店炒菜，眼下，他正为健康证的事发愁，“我办个假身份证，再去办健康证，犯法不？”霸州的史小军提前出院了，他在村子里没有宅基地，也没有土地，只能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王永福去了上海，在一家游乐园门口倒卖门票。他改姓朱，跟着干姐姓。四川江油的杨海军，因没有户口，结不了婚，女朋友和他吵了多年。2019年1月17日，跟他一起生活10年之久的女朋友不辞而别。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