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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12月15日，是个阴冷的日子，狂风骤起，阴霾漫天。残留在低洼处的枯枝败叶，被狂风从衰草积雪中扬播起来，与漫漫黄尘搅和在一起，蓬勃奋飞，猛不丁地打在人的脸上，疼生生、麻酥酥的，使路人无法睁开眼睛看路……
沙飞今天在病房里没有出门。脸上仍是一副淡漠、冷峻的表情，但他忽然瞪起眼睛，同警卫员李有志和谢文彬说话时，眼里好像射出一股阴鸷的凶光来。这是他们过去所罕见的。他们听说首长最近一二天便要出院(转至北京的医院治疗)，便尽量小心伺候，以免惹他生气，发脾气，使得这一段的工作有一个圆满的结束，这就烧了高香了。
“小李，你去伙房把秤借来！”沙飞突然从床上站起来吩咐道：“小谢，快把你的床铺腾出来，我再过两天就要出院了，再称称，看看我出院时的体重是多少。”
小李拉开门，正要出去，与迎面进来的一个人差点撞了个满怀。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张大夫，忙将他让进屋里，嘱咐小谢给张大夫倒水等话后，便去伙房借秤去了。
张大夫名张荣志，是石家庄和平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一直在军区所属的医疗卫生部门工作，早就熟识沙飞，对沙飞在新闻摄影事业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颇有钦佩之情。
张大夫听说沙飞要出院，转到北京的医院去疗养，便过来看看，老战友还是有感情的。由于他深知沙飞的脾气或者说他的神经有毛病，故只是说：
“沙主任，听说你要去北京了？”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沙飞脸上露出了罕见的一点笑模样，就像梅雨季节，灰蒙蒙的云隙小，偶尔泻下一线阳光一样。接着他便说：“我要转到北京去疗养，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张大夫似乎已经猜到了沙飞问话的用意，只是不好明说。
“不知道吧，”沙飞这次好像有了特殊的耐心和特别的涵养：“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和平医院的大夫好多都是日本特务，给我治病的津泽胜，还有崔吉君等等，都是日本特务。现在已经证实了，完全证实了。”
“是吗？”张大夫颇感吃惊。
“这是绝密!不过，我跟你讲讲不要紧——”接着很神秘地眨着大眼睛，还四下张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我在上个月把他们都告了，我给毛主席和聂荣臻司令员写信把津泽胜告了。我告赢了，我告赢了!哈哈哈……”沙飞说完，放肆无忌地大笑起来。
“啊？!……”张大夫委实没想到，事情会这般蹊跷，沙飞为这事竟告了“御状”。忙问道：“毛主席、聂司令员怎么说的呢？”
“你说毛主席、聂司令员会怎么说?”他眨着眼睛、笑眯眯地反问道。他似乎见到张大夫的尴尬窘态，动了恻隐之心，便说：“毛主席肯定说，既然和平医院的津泽胜他们是日本特务，那就让沙飞来北京疗养吧!……”
张大夫对沙飞说的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断其有，也难断其无的事情，不便置喙，以免惹出麻烦来，便急忙握手告辞：“那你就到北京好好疗养罢!”
“告诉你——”张大夫的手，被沙飞紧紧地握住了，并未撒开；沙飞眼里闪烁着一种令人恐惧的诡谲微笑：“不久，我会有惊人之举，惊人之举，你等着瞧吧。”
“啊!……哦哦。”张大夫乍听猛地一惊，后转念沙飞精神好像有些毛病，同样也就释然恝置，不加理会了。
这话沙飞还对相邻的病友汪克明说过，他说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由于大家对他平时怪异诡谲的言行，似乎都已司空见惯了，也就不以为意，更没有引起警觉。
这里须插入一笔，沙飞确实给毛主席和聂司令员写过信，信里面也确实告了“御状”。他写道：“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一个日本特务，他要害我。”与之同时，王辉回到北京，也向石少华反映过沙飞精神反常的种种情状，希望把他尽快转到北京来医治，改变—下环境可能会好些。军区首长也同意他来北京医治。加上沙飞的这封信，“领导才发现其精神反常，遂于同年12月13日派人接沙飞出院”到北京疗养之际，沙飞便履行了他“惊人之举”的诺言——而接他的人尚在路途之中，仅仅一步之遥啊!
二
张大夫走后，恰好李有志从伙房借来了大秤，沙飞便端坐在套好了粗绳索的床铺板上，让李有志和谢文彬俩人抬着称了称。当他听说“比上次沉了一两半”时，脸上又—次露出了笑模样。并让李有志立即将秤还回伙房去，免得人家又来找。
李有志走后，沙飞又要为谢文彬擦枪，谢文彬说：“沙主任，我的枪经常擦，您看，锃光瓦亮的，不用擦。”
“谁说不用擦，你知道毛主席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告诫我们，枪要天天擦，时时擦。你敢说不用擦？”沙飞似乎又要发脾气。
“我是不敢让首长——替、替我擦枪。”谢文彬忙解释道：“我自己天天都擦。”
“天天擦是不行的，要时时擦。”沙飞说着便将手伸了出来：“来，小鬼，让我擦擦。”
“首长……”谢文彬十分为难。
“小鬼，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为你擦枪吗？”
“不知道。”谢文彬摇了摇头。
“擦手枪能使我产生一种擦相机的感觉。擦我心爱的相机，是我最愉快的事情啊!我现在离开了它……”沙飞说得颇为动情，眼中闪烁着泪花，声音也有几分凄凉：“手枪是你的武器，相机是我的武器；手枪和相机都是我们打日本鬼子的武器啊!小鬼，你说战士离得开武器吗？来，把枪给我。”
谢文彬似乎产生了丝丝缕缕的怜悯之心，便将手枪从腰间的枪套里拔出来，卸下子弹，递给了沙飞。
“把子弹一齐给我擦擦，”沙飞忽地又变得严厉了，当他见警卫员还执意不给，便吼起来：“谢文彬，我问你，这枪、这子弹，还有你这人，都是干什么用的——现在的用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我的安全。你怎么竟敢反过来连我都不相信了呢?!把子弹给我。”
“我怕你再开枪……”谢文彬嘟嚷着说道：“弄得医院里惶惶不安，以为我们这里出了什么大事哩。”
昨天沙飞擦枪时，擦着擦着，便顶上子弹，开了一枪，在他床铺对面的墙壁上，还留着那个十分惹眼的弹痕哩!
“会出什么大事?笑话!我枪林弹雨中钻了13年都没出事，会出什么事？昨天开枪，我是试试——看看擦干净了没有，你放心，今天决不会再试了。”沙飞说到“决不会再试”几个字音时，有些特别，好像是在暗下决心地告诫自己，又好像是在向谁咬牙切齿地发泄仇恨!然后，沙飞又面露霁色，语气也温和了一些：“小鬼，快拿给我吧。”
谢文彬终于将7发子弹悉数给了沙飞，并叮嘱道：“首长，千万不能再开枪了。”
沙飞不再吭声，似乎一心一意地擦拭起手枪和子弹来。
不一会儿，沙飞好像听见了什么，露出了一丝紧张慌乱的神情，他急忙把子弹装在弹匣里，推上膛，右手拿着，并顺手揣在了右手的裤兜里，随即示意小谢开门：“看看谁来了？”
谢文彬刚要动身，门开了，李有志端着午饭进来了。
“又是粉条肉菜!”沙飞皱着眉埋怨道：“伙房的司务长简直是猪脑子，他就不会想办法从河沟里捞点小鱼炸着吃。”沙飞这时已是正师级，吃的自然是小灶。小李、小谢将沙飞安置好后，就去食堂吃饭去了。
待他们回来后，发现沙飞将饭菜都吃得干干净净的，便高兴地说：“首长这两天胃口好了，饭量也增了。”
“吃饱了，我好开路呀!”沙飞情绪似乎挺好，还跟他们插科打诨地说了两句笑话。要不为什么一些老战友的回忆录都说沙飞是个具有幽默感的很受欢迎的人呢?
“首长，你午间快休息睡一会儿。一二天要走，下午，没准有老战友来看你哩。”小李边说着，边为沙飞将被子铺开。
“不忙休息，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要紧的事。”沙飞见小李没有马上动，便说：“我过一天就要出院，转北京的医院疗养了，今后怎么医治、疗养，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李有志走后，沙飞让谢文彬也去休息。谢文彬没有马上走，他说：“不着急，等有志回来了再去。”沙飞便把被子往上一推，歪在被子上。右手一直插在裤兜里。
不一会儿，门外仿佛传来了橐橐的脚步声，沙飞蓦地从床上站起来，进来的是李有志。他说津泽医生一会儿就来查病，并说就是我不去请，他和张大夫也是要来的。
门被推开了，先进来的是津泽胜主任医生的助手女大夫张富云，然后进门的才是津泽胜。由于病房里病床前显得狭窄，加上两个警卫员都侍立—旁，张富云大夫便紧紧地站在沙飞的右侧，且拿着一个夹着病历的木板夹子，不时在记录着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由于五个人都这么站在病床右侧，几乎形成了一种摩肩接踵的仄逼，这种仄逼和房间的湫隘狭窄，仿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窘迫，使沙飞显得极度地躁狂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查向……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大夫刚刚离开，沙飞又要李有志去喊津泽胜来，说有要紧的事。李有志好生奇怪，“津泽胜大夫不是刚才来过了吗?”沙飞忽然狂吼：“我让你叫你就去叫！”
津泽胜一进门后，便随即将门关上，刚刚转过身来，还未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来，猝不及防地朝着津泽胜“砰、砰”地连开了两枪。
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头部前额，一发由他的左边擦臂而过。津泽胜当即便“咕咚”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开始，警卫员李有志和谢文彬遇见这猝发事件，都惊呆了，津泽胜倒地后，他们便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
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
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向后趔趄数步，尚未站稳之际，又凑到津泽胜左近，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射击了一发子弹。
这时，李有志和谢文彬一齐向沙飞扑过来，一人抱住他，一人夺下了他手里的手枪。
这时，有人敲门，见无人开门，便将门推开了一道缝——因门被津泽胜躺在地上的躯体挡住了，不能完全打开。当门缝即容一人仄身而过时，探进头来的张富云大夫刚要抬腿迈步，低头倏地发现了躺在血泊中的津泽胜主任医生，惊骇得“哇”地一声跑走了。
李有志让谢文彬留在现场，自己慌忙到和平医院的院部向领导报告。
院部领导来后，沙飞立在门口——半靠在门框上，一动不动，神情淡漠地冷笑道：
“送我去军法处吧，他暗杀我，我有证明。”
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闻讯后，立即下令将沙飞逮捕，并当即派军法处徐桐岗科长赶赴肇事地点进行勘察取证……
日籍主任医师津泽胜被沙飞当场击毙了吗？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又将对沙飞进行怎样的判决呢？
三
沙飞被逮捕之后，暂时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的看守所内。
此时，华北军区政治部的首长和有关同志正在讨论沙飞枪杀津泽胜的处理意见。原华北军区保卫部科长胡忠1981年回忆，说出了许多内幕的细节：徐桐岗汇报调查沙飞的案子，政治部朱良才主持，有张致祥，卫生部叶青山、殷希彭参加。徐桐岗说，沙飞说日本人谋杀我已久，用X光杀我。朱良才问殷希彭，X光能杀人吗?沙飞说日本人给我吃药害我，我不吃，你回去问问胡忠去。我当时说，他是跟我这么说。徐桐岗讲沙飞的历史。朱良才说，这些你别讲。徐桐岗提出沙飞精神不正常，朱良才说沙飞精神正常。正在讨论时，王辉去了。张致祥对她说，王辉，你要做好精神准备，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杀人要偿命。朱良才没主意。张致祥起草向中央写报告，让朱良才签字，他没签。张致祥签了字。上面批下来，处以极刑。聂荣臻当场哭，我在场，马上坐下动不了，不说话。沙飞死了立碑是我在会上提出，朱良才问有文件吗。我说有，犯错误的可买棺材、立碑。黄寿发打死老婆被枪毙．埋在阜平并立碑，只不过碑上未刻同志二字。朱良才说，就给沙飞买个好棺材吧。
时为和平医院检验科化验员王庭贵，于2001年回忆了审判沙飞的情景，当时军区来一个科长还带一个人，在军大小礼堂开庭，法官穿军装，当时每科抽一人去参加。在法庭上，沙飞穿军装，不戴胸章，没有带手铐。沙飞说津泽害他，老叫他脱衣服透视，让他感冒，他承认是有准备杀津泽的，好像杀一个日本人没什么。审判会时，沙飞满不在乎。
时为高干病房医生李蕴兰，回忆了枪杀事件后和平医院的有关情况：和平医院和华北医大有100多日本人。（日本人闹，他们说“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如何处理”。中南政委马人给日本人开会，叫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好的，安抚他们，日本人平静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卫校、医院的日本人没有闹事，津泽的老婆没有闹。——笔者据张富云回忆补充）津泽夫人后改嫁裨田宪太郎，是国际上有名的病理教授。出事后，人们议论，沙飞住院时间长了，不学习，不了解党的政策，所以才发生，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看见日本人就觉得不顺眼，觉得日本人都是特务。(1981年7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华北军区政治部张鼎中1986年、2001年回忆：我当时是保卫部三科科长兼管军法处工作……。1950年3月3日我坐大车到石家庄，当晚到华北军大保卫部门。他们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如何布置警戒，安排对沙飞本人做思想工作，让他有准备。我是在3月4日上午，把沙飞叫出来到办公室。我第一次见沙飞，他穿军装，戴帽子，有手铐。当时屋里有十多人，都是军大（华北军政大学——笔者）警卫部队战士。我说你是沙飞同志吗？他说是。我说你犯的错误很严重，要处理，问他有没有准备。他说有。我接着就念判决书，念完后，他什么话也没讲。我说判决后立即执行，他就点点头。当时他就出去，上车去了，我没去。当时拿衣服当枕头，拿了被子去，这是应该的，很好的安排。上午执行完很顺利，我下午回去了。我只是向他宣布，随即执行宣判（宣判会随即在和平医院小操场举行，沙飞站在临时台上，穿着军衣，不戴胸章，脸苍白，但没有害怕，对着台下看东看西，视死如归。日本人参加了会，军区来人宣判——当是刘德惠，大会时间不长，当场宣布极刑，马上拉去执行。——笔者据张富云回忆补充），至于遗物、埋葬，我都没参加，是军大办的。
和平医院司机焦恩1997年、2001年、2002年三次回忆送沙飞至刑场的经过。2003年回忆：上午10点多，我开车把沙飞从军法处送到刑场，这次我才知道他叫沙飞。我当时开的是一辆军用中吉普，美国救护车，军大军法处去了两个人，没有其他人，车是两排座，中间可以放担架，他们三人坐着，没说什么。沙飞穿的是新军装，他没有恐惧，没有带手铐，到刑场也没有带。下车后他对执刑的人说，我的事情，希望组织考虑考虑。人家（当指军大军法处的同志——笔者）说，你的问题早经过讨论了，毛主席都参加会议了。刑场很近，没二里地，破破烂烂的，挖了一个坑，位置在烈士陵园后面。我没等他们，马上开车走了。
王朝秀(汾阳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2001年的回忆，详尽地描述了她亲眼目睹沙飞行刑时惊心动魄的情景：当时我从华北军大毕业分配到军大保育院，在石家庄市西郊的一座黄楼。1950年3月4日，天阴沉沉、灰蒙蒙的。7时许，我们正在吃早饭，有的在门前蹲着，站着吃。我们看见从围墙外进来一辆马车拉着一口棺材，没上漆，白白的，车拉到传达室后边，好像不愿让别人看见，但我们都看见了，都笑，我们围上去问拉车的老头，干吗拉棺材？这个50多岁的穿一身农服的老人说要枪毙人。是什么人？听说是个当兵的，打死了个日本大夫。老人语调沉重，很是不平。大家愤慨地议论纷纷。不久听到围墙外汽车打鸣笛，赶车的老人跑到门口，又急匆匆返回，将拉棺木的马车赶了出去，紧跟在那辆军用绿色小吉普后面。我们觉得这车里就是那个人，我们20多人就跟着跑，出了围墙往左，再往上有一片荒地，离黄楼有几百米，车停住了。车门开了，下来三个穿军装的人，还拿出一块绿军毯。两人持步枪，另一人中等身材，脸色白净，似乎还有些红润。少年英俊，神态自然，穿军装，没胸章与帽徽，低着头背着手，没捆绑，步履坚定。开始三人并排向前走，走出二三百米，一人站住了，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又走了百米左右，两人也站住了，其中一人向旁边走了几步，回头向站在后面的那个举了举手。后面的人突然打了个立正，并敬了举手礼，我觉得是给要被打死的人敬的礼，然后他就朝那个背着的人举起了枪。那个人也不紧张，也不动，吓得我们有的堵住了耳朵，有的背转了脸，有的用手蒙住眼睛，露着指缝还想看。我瞪着双眼，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枪声响了，他倒下了。惊恐的人群突然清醒了似的，跑向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军人跟步向前，两个军人将他慢慢地翻过了身，正了正军帽，拉平整个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他脸上的黄土与血渍。我们许多人都哭了。那辆马车过来了，两个军人和赶车的老人抬下了棺木，旁边有个已挖好的坑，两个军人拿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将他轻轻地抬起来安放其中，动作缓缓的，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好像怕惊醒正在熟睡的人似的，很安静，静得能听到每个人轻微的呼吸和喘息声。这时传来了8点上班的军号声，当时还没有盖上棺材盖，我们就都跑回了黄楼。早饭都没吃成，我连午饭、晚饭也咽不下去，眼前总浮现着那紧闭双眼的安详的面孔、殷红的鲜血，耳际总响着那刺耳的枪声。熄灯号响了，我躺在床上，黑暗中又看到了那恐怖的一幕。我难以理解与接受枪击了一个日本人就必须偿命的残酷现实。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我们几千万中国人，他们谁偿命了?!第二天早操后，我悄悄地向他倒下的地方跑去，那里已无一人，一片荒凉的地上，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约3尺高、4寸宽的粗料木牌，上面用墨写着“沙飞之墓”四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亡人名叫沙飞。
倒在华北军区军法处枪声下的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的第一人。
1949年12月15日，是个阴冷的日子，狂风骤起，阴霾漫天。残留在低洼处的枯枝败叶，被狂风从衰草积雪中扬播起来，与漫漫黄尘搅和在一起，蓬勃奋飞，猛不丁地打在人的脸上，疼生生、麻酥酥的，使路人无法睁开眼睛看路……
沙飞今天在病房里没有出门。脸上仍是一副淡漠、冷峻的表情，但他忽然瞪起眼睛，同警卫员李有志和谢文彬说话时，眼里好像射出一股阴鸷的凶光来。这是他们过去所罕见的。他们听说首长最近一二天便要出院(转至北京的医院治疗)，便尽量小心伺候，以免惹他生气，发脾气，使得这一段的工作有一个圆满的结束，这就烧了高香了。
“小李，你去伙房把秤借来！”沙飞突然从床上站起来吩咐道：“小谢，快把你的床铺腾出来，我再过两天就要出院了，再称称，看看我出院时的体重是多少。”
小李拉开门，正要出去，与迎面进来的一个人差点撞了个满怀。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张大夫，忙将他让进屋里，嘱咐小谢给张大夫倒水等话后，便去伙房借秤去了。
张大夫名张荣志，是石家庄和平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一直在军区所属的医疗卫生部门工作，早就熟识沙飞，对沙飞在新闻摄影事业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颇有钦佩之情。
张大夫听说沙飞要出院，转到北京的医院去疗养，便过来看看，老战友还是有感情的。由于他深知沙飞的脾气或者说他的神经有毛病，故只是说：
“沙主任，听说你要去北京了？”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沙飞脸上露出了罕见的一点笑模样，就像梅雨季节，灰蒙蒙的云隙小，偶尔泻下一线阳光一样。接着他便说：“我要转到北京去疗养，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张大夫似乎已经猜到了沙飞问话的用意，只是不好明说。
“不知道吧，”沙飞这次好像有了特殊的耐心和特别的涵养：“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和平医院的大夫好多都是日本特务，给我治病的津泽胜，还有崔吉君等等，都是日本特务。现在已经证实了，完全证实了。”
“是吗？”张大夫颇感吃惊。
“这是绝密!不过，我跟你讲讲不要紧——”接着很神秘地眨着大眼睛，还四下张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我在上个月把他们都告了，我给毛主席和聂荣臻司令员写信把津泽胜告了。我告赢了，我告赢了!哈哈哈……”沙飞说完，放肆无忌地大笑起来。
“啊？!……”张大夫委实没想到，事情会这般蹊跷，沙飞为这事竟告了“御状”。忙问道：“毛主席、聂司令员怎么说的呢？”
“你说毛主席、聂司令员会怎么说?”他眨着眼睛、笑眯眯地反问道。他似乎见到张大夫的尴尬窘态，动了恻隐之心，便说：“毛主席肯定说，既然和平医院的津泽胜他们是日本特务，那就让沙飞来北京疗养吧!……”
张大夫对沙飞说的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断其有，也难断其无的事情，不便置喙，以免惹出麻烦来，便急忙握手告辞：“那你就到北京好好疗养罢!”
“告诉你——”张大夫的手，被沙飞紧紧地握住了，并未撒开；沙飞眼里闪烁着一种令人恐惧的诡谲微笑：“不久，我会有惊人之举，惊人之举，你等着瞧吧。”
“啊!……哦哦。”张大夫乍听猛地一惊，后转念沙飞精神好像有些毛病，同样也就释然恝置，不加理会了。
这话沙飞还对相邻的病友汪克明说过，他说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由于大家对他平时怪异诡谲的言行，似乎都已司空见惯了，也就不以为意，更没有引起警觉。
这里须插入一笔，沙飞确实给毛主席和聂司令员写过信，信里面也确实告了“御状”。他写道：“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一个日本特务，他要害我。”与之同时，王辉回到北京，也向石少华反映过沙飞精神反常的种种情状，希望把他尽快转到北京来医治，改变—下环境可能会好些。军区首长也同意他来北京医治。加上沙飞的这封信，“领导才发现其精神反常，遂于同年12月13日派人接沙飞出院”到北京疗养之际，沙飞便履行了他“惊人之举”的诺言——而接他的人尚在路途之中，仅仅一步之遥啊!
二
张大夫走后，恰好李有志从伙房借来了大秤，沙飞便端坐在套好了粗绳索的床铺板上，让李有志和谢文彬俩人抬着称了称。当他听说“比上次沉了一两半”时，脸上又—次露出了笑模样。并让李有志立即将秤还回伙房去，免得人家又来找。
李有志走后，沙飞又要为谢文彬擦枪，谢文彬说：“沙主任，我的枪经常擦，您看，锃光瓦亮的，不用擦。”
“谁说不用擦，你知道毛主席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告诫我们，枪要天天擦，时时擦。你敢说不用擦？”沙飞似乎又要发脾气。
“我是不敢让首长——替、替我擦枪。”谢文彬忙解释道：“我自己天天都擦。”
“天天擦是不行的，要时时擦。”沙飞说着便将手伸了出来：“来，小鬼，让我擦擦。”
“首长……”谢文彬十分为难。
“小鬼，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为你擦枪吗？”
“不知道。”谢文彬摇了摇头。
“擦手枪能使我产生一种擦相机的感觉。擦我心爱的相机，是我最愉快的事情啊!我现在离开了它……”沙飞说得颇为动情，眼中闪烁着泪花，声音也有几分凄凉：“手枪是你的武器，相机是我的武器；手枪和相机都是我们打日本鬼子的武器啊!小鬼，你说战士离得开武器吗？来，把枪给我。”
谢文彬似乎产生了丝丝缕缕的怜悯之心，便将手枪从腰间的枪套里拔出来，卸下子弹，递给了沙飞。
“把子弹一齐给我擦擦，”沙飞忽地又变得严厉了，当他见警卫员还执意不给，便吼起来：“谢文彬，我问你，这枪、这子弹，还有你这人，都是干什么用的——现在的用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我的安全。你怎么竟敢反过来连我都不相信了呢?!把子弹给我。”
“我怕你再开枪……”谢文彬嘟嚷着说道：“弄得医院里惶惶不安，以为我们这里出了什么大事哩。”
昨天沙飞擦枪时，擦着擦着，便顶上子弹，开了一枪，在他床铺对面的墙壁上，还留着那个十分惹眼的弹痕哩!
“会出什么大事?笑话!我枪林弹雨中钻了13年都没出事，会出什么事？昨天开枪，我是试试——看看擦干净了没有，你放心，今天决不会再试了。”沙飞说到“决不会再试”几个字音时，有些特别，好像是在暗下决心地告诫自己，又好像是在向谁咬牙切齿地发泄仇恨!然后，沙飞又面露霁色，语气也温和了一些：“小鬼，快拿给我吧。”
谢文彬终于将7发子弹悉数给了沙飞，并叮嘱道：“首长，千万不能再开枪了。”
沙飞不再吭声，似乎一心一意地擦拭起手枪和子弹来。
不一会儿，沙飞好像听见了什么，露出了一丝紧张慌乱的神情，他急忙把子弹装在弹匣里，推上膛，右手拿着，并顺手揣在了右手的裤兜里，随即示意小谢开门：“看看谁来了？”
谢文彬刚要动身，门开了，李有志端着午饭进来了。
“又是粉条肉菜!”沙飞皱着眉埋怨道：“伙房的司务长简直是猪脑子，他就不会想办法从河沟里捞点小鱼炸着吃。”沙飞这时已是正师级，吃的自然是小灶。小李、小谢将沙飞安置好后，就去食堂吃饭去了。
待他们回来后，发现沙飞将饭菜都吃得干干净净的，便高兴地说：“首长这两天胃口好了，饭量也增了。”
“吃饱了，我好开路呀!”沙飞情绪似乎挺好，还跟他们插科打诨地说了两句笑话。要不为什么一些老战友的回忆录都说沙飞是个具有幽默感的很受欢迎的人呢?
“首长，你午间快休息睡一会儿。一二天要走，下午，没准有老战友来看你哩。”小李边说着，边为沙飞将被子铺开。
“不忙休息，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要紧的事。”沙飞见小李没有马上动，便说：“我过一天就要出院，转北京的医院疗养了，今后怎么医治、疗养，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李有志走后，沙飞让谢文彬也去休息。谢文彬没有马上走，他说：“不着急，等有志回来了再去。”沙飞便把被子往上一推，歪在被子上。右手一直插在裤兜里。
不一会儿，门外仿佛传来了橐橐的脚步声，沙飞蓦地从床上站起来，进来的是李有志。他说津泽医生一会儿就来查病，并说就是我不去请，他和张大夫也是要来的。
门被推开了，先进来的是津泽胜主任医生的助手女大夫张富云，然后进门的才是津泽胜。由于病房里病床前显得狭窄，加上两个警卫员都侍立—旁，张富云大夫便紧紧地站在沙飞的右侧，且拿着一个夹着病历的木板夹子，不时在记录着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由于五个人都这么站在病床右侧，几乎形成了一种摩肩接踵的仄逼，这种仄逼和房间的湫隘狭窄，仿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窘迫，使沙飞显得极度地躁狂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查向……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大夫刚刚离开，沙飞又要李有志去喊津泽胜来，说有要紧的事。李有志好生奇怪，“津泽胜大夫不是刚才来过了吗?”沙飞忽然狂吼：“我让你叫你就去叫！”
津泽胜一进门后，便随即将门关上，刚刚转过身来，还未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来，猝不及防地朝着津泽胜“砰、砰”地连开了两枪。
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头部前额，一发由他的左边擦臂而过。津泽胜当即便“咕咚”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开始，警卫员李有志和谢文彬遇见这猝发事件，都惊呆了，津泽胜倒地后，他们便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
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
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得向后趔趄数步，尚未站稳之际，又凑到津泽胜左近，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射击了一发子弹。
这时，李有志和谢文彬一齐向沙飞扑过来，一人抱住他，一人夺下了他手里的手枪。
这时，有人敲门，见无人开门，便将门推开了一道缝——因门被津泽胜躺在地上的躯体挡住了，不能完全打开。当门缝即容一人仄身而过时，探进头来的张富云大夫刚要抬腿迈步，低头倏地发现了躺在血泊中的津泽胜主任医生，惊骇得“哇”地一声跑走了。
李有志让谢文彬留在现场，自己慌忙到和平医院的院部向领导报告。
院部领导来后，沙飞立在门口——半靠在门框上，一动不动，神情淡漠地冷笑道：
“送我去军法处吧，他暗杀我，我有证明。”
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闻讯后，立即下令将沙飞逮捕，并当即派军法处徐桐岗科长赶赴肇事地点进行勘察取证……
日籍主任医师津泽胜被沙飞当场击毙了吗？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又将对沙飞进行怎样的判决呢？
三
沙飞被逮捕之后，暂时关押在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的看守所内。
此时，华北军区政治部的首长和有关同志正在讨论沙飞枪杀津泽胜的处理意见。原华北军区保卫部科长胡忠1981年回忆，说出了许多内幕的细节：徐桐岗汇报调查沙飞的案子，政治部朱良才主持，有张致祥，卫生部叶青山、殷希彭参加。徐桐岗说，沙飞说日本人谋杀我已久，用X光杀我。朱良才问殷希彭，X光能杀人吗?沙飞说日本人给我吃药害我，我不吃，你回去问问胡忠去。我当时说，他是跟我这么说。徐桐岗讲沙飞的历史。朱良才说，这些你别讲。徐桐岗提出沙飞精神不正常，朱良才说沙飞精神正常。正在讨论时，王辉去了。张致祥对她说，王辉，你要做好精神准备，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杀人要偿命。朱良才没主意。张致祥起草向中央写报告，让朱良才签字，他没签。张致祥签了字。上面批下来，处以极刑。聂荣臻当场哭，我在场，马上坐下动不了，不说话。沙飞死了立碑是我在会上提出，朱良才问有文件吗。我说有，犯错误的可买棺材、立碑。黄寿发打死老婆被枪毙．埋在阜平并立碑，只不过碑上未刻同志二字。朱良才说，就给沙飞买个好棺材吧。
时为和平医院检验科化验员王庭贵，于2001年回忆了审判沙飞的情景，当时军区来一个科长还带一个人，在军大小礼堂开庭，法官穿军装，当时每科抽一人去参加。在法庭上，沙飞穿军装，不戴胸章，没有带手铐。沙飞说津泽害他，老叫他脱衣服透视，让他感冒，他承认是有准备杀津泽的，好像杀一个日本人没什么。审判会时，沙飞满不在乎。
时为高干病房医生李蕴兰，回忆了枪杀事件后和平医院的有关情况：和平医院和华北医大有100多日本人。（日本人闹，他们说“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如何处理”。中南政委马人给日本人开会，叫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好的，安抚他们，日本人平静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卫校、医院的日本人没有闹事，津泽的老婆没有闹。——笔者据张富云回忆补充）津泽夫人后改嫁裨田宪太郎，是国际上有名的病理教授。出事后，人们议论，沙飞住院时间长了，不学习，不了解党的政策，所以才发生，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看见日本人就觉得不顺眼，觉得日本人都是特务。(1981年7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华北军区政治部张鼎中1986年、2001年回忆：我当时是保卫部三科科长兼管军法处工作……。1950年3月3日我坐大车到石家庄，当晚到华北军大保卫部门。他们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如何布置警戒，安排对沙飞本人做思想工作，让他有准备。我是在3月4日上午，把沙飞叫出来到办公室。我第一次见沙飞，他穿军装，戴帽子，有手铐。当时屋里有十多人，都是军大（华北军政大学——笔者）警卫部队战士。我说你是沙飞同志吗？他说是。我说你犯的错误很严重，要处理，问他有没有准备。他说有。我接着就念判决书，念完后，他什么话也没讲。我说判决后立即执行，他就点点头。当时他就出去，上车去了，我没去。当时拿衣服当枕头，拿了被子去，这是应该的，很好的安排。上午执行完很顺利，我下午回去了。我只是向他宣布，随即执行宣判（宣判会随即在和平医院小操场举行，沙飞站在临时台上，穿着军衣，不戴胸章，脸苍白，但没有害怕，对着台下看东看西，视死如归。日本人参加了会，军区来人宣判——当是刘德惠，大会时间不长，当场宣布极刑，马上拉去执行。——笔者据张富云回忆补充），至于遗物、埋葬，我都没参加，是军大办的。
和平医院司机焦恩1997年、2001年、2002年三次回忆送沙飞至刑场的经过。2003年回忆：上午10点多，我开车把沙飞从军法处送到刑场，这次我才知道他叫沙飞。我当时开的是一辆军用中吉普，美国救护车，军大军法处去了两个人，没有其他人，车是两排座，中间可以放担架，他们三人坐着，没说什么。沙飞穿的是新军装，他没有恐惧，没有带手铐，到刑场也没有带。下车后他对执刑的人说，我的事情，希望组织考虑考虑。人家（当指军大军法处的同志——笔者）说，你的问题早经过讨论了，毛主席都参加会议了。刑场很近，没二里地，破破烂烂的，挖了一个坑，位置在烈士陵园后面。我没等他们，马上开车走了。
王朝秀(汾阳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2001年的回忆，详尽地描述了她亲眼目睹沙飞行刑时惊心动魄的情景：当时我从华北军大毕业分配到军大保育院，在石家庄市西郊的一座黄楼。1950年3月4日，天阴沉沉、灰蒙蒙的。7时许，我们正在吃早饭，有的在门前蹲着，站着吃。我们看见从围墙外进来一辆马车拉着一口棺材，没上漆，白白的，车拉到传达室后边，好像不愿让别人看见，但我们都看见了，都笑，我们围上去问拉车的老头，干吗拉棺材？这个50多岁的穿一身农服的老人说要枪毙人。是什么人？听说是个当兵的，打死了个日本大夫。老人语调沉重，很是不平。大家愤慨地议论纷纷。不久听到围墙外汽车打鸣笛，赶车的老人跑到门口，又急匆匆返回，将拉棺木的马车赶了出去，紧跟在那辆军用绿色小吉普后面。我们觉得这车里就是那个人，我们20多人就跟着跑，出了围墙往左，再往上有一片荒地，离黄楼有几百米，车停住了。车门开了，下来三个穿军装的人，还拿出一块绿军毯。两人持步枪，另一人中等身材，脸色白净，似乎还有些红润。少年英俊，神态自然，穿军装，没胸章与帽徽，低着头背着手，没捆绑，步履坚定。开始三人并排向前走，走出二三百米，一人站住了，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又走了百米左右，两人也站住了，其中一人向旁边走了几步，回头向站在后面的那个举了举手。后面的人突然打了个立正，并敬了举手礼，我觉得是给要被打死的人敬的礼，然后他就朝那个背着的人举起了枪。那个人也不紧张，也不动，吓得我们有的堵住了耳朵，有的背转了脸，有的用手蒙住眼睛，露着指缝还想看。我瞪着双眼，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枪声响了，他倒下了。惊恐的人群突然清醒了似的，跑向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军人跟步向前，两个军人将他慢慢地翻过了身，正了正军帽，拉平整个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他脸上的黄土与血渍。我们许多人都哭了。那辆马车过来了，两个军人和赶车的老人抬下了棺木，旁边有个已挖好的坑，两个军人拿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将他轻轻地抬起来安放其中，动作缓缓的，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好像怕惊醒正在熟睡的人似的，很安静，静得能听到每个人轻微的呼吸和喘息声。这时传来了8点上班的军号声，当时还没有盖上棺材盖，我们就都跑回了黄楼。早饭都没吃成，我连午饭、晚饭也咽不下去，眼前总浮现着那紧闭双眼的安详的面孔、殷红的鲜血，耳际总响着那刺耳的枪声。熄灯号响了，我躺在床上，黑暗中又看到了那恐怖的一幕。我难以理解与接受枪击了一个日本人就必须偿命的残酷现实。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我们几千万中国人，他们谁偿命了?!第二天早操后，我悄悄地向他倒下的地方跑去，那里已无一人，一片荒凉的地上，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约3尺高、4寸宽的粗料木牌，上面用墨写着“沙飞之墓”四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亡人名叫沙飞。
倒在华北军区军法处枪声下的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