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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3年至1934年，中共在苏区展开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失败告终，被迫西进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的漫漫长征，成为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对此做出了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认识的加深，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学界对此都做了进一步分析。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学者从经济、外交等角度考察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由于新的分析出现，为整理归纳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故作此文进行总结并简要评述。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 中共 国民党 综述
80年前，中共带领红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长征，虽雄伟壮观但路途曲折艰难。有果必有因。1934年，多年战斗在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机关以及红军主力为何选择冒死转移，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共产党自身实施的错误军事战略，还是国民党的强大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就此对学者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分析。
一、败走麦城 错在中共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奋起抵抗，经过一年苦战，终以失败告终。对其失败的原因，传统观点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错误加以探讨。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认为，“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1]p377。并进一步指出如能正確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以往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1]p377。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1]p386之后，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p20并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2]p21。具体表现为：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对红军自身力量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过分地估计堡垒主义的困难。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但抗日当前，所以并未深究此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直至1941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开始全面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进一步深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思想、政治根源。《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誤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3]p967此次“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以及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恶果。所以，在传统观点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共领导的“左”倾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主观原因的仍占据大多数。李辉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政治上不懂阶级分析，反对中间阶级；在军事上，抛弃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方式；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党员，干部；等等。他指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所以最终导致了反‘围剿’失败。”[4]毛立红以东方军入闽作战为视角，说明博古等人“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给反“围剿”带来的恶果。文中指出：“两个拳头打人”造成兵力分散，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中共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继续提出“反对一切中间阶级”，导致错失良机；变主动出击为被动挨打，导致最终败局的形成[5]。林天乙通过历史真相的分析，批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指出：“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6]邓林静指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破坏了党内的团结，以博古为首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影响了正确战略战术的发挥。”[7]陈舒颜、俞歌春通过分析“左娜资敌”导致红十七军松山战斗失利这一事实，即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一手造成的肃“AB团”运动使得党员干部左娜逃离队伍、叛变投敌，群众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化，从而初步削弱革命力量，最终导致革命失败。以上这些学者对于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错误的政治路线比单纯军事较量更为致命[8]。
对于失败原因，薛宗耀和徐联芳展开争论，但本人认为并无实质上的差别。薛宗耀通过评述出击闽浙皖赣边区（以下简称“出击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在敌军采取堡垒战稳扎稳打的情况下，我党应该利用福建事变这一有利契机选择“出击方案”，并非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再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实施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击时的保守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因否定“出击方案”而失败。[9]随后，徐联芳针对薛宗耀的观点做出回应，指出：“纵观第五次反‘围剿’全过程，我们认为不能把红军的失败单纯归结为没有实行‘出击方案’。‘出击方案’是反‘围剿’过程破敌的一个很好方案，但并非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我们应依战局的变化作出适当的选择。”[10]他认为在战争前期我党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并非主动出击。两篇文章虽针锋相对，但只是作战方法“主动出击”应在何时运用的争论，实质上都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者的错误战略问题。二者都在揭示王明“左”倾路线所导致的恶果，突显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所以结论相似。 二、寡不敌众 被迫长征
在传统的研究中，我们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多为中共方面的战略原则问题。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及解密，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有些学者将失败的原因着眼于国民党进行分析。王卫东通过分析国民党保甲制度不断强化、民团训练班和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开办、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战略战术的改进等方面，从反面论证中国共产党失败原因。他提出：“不难看到，正是30年代以来国民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促使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上的胜利。”[11]李辉也详细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从政治上加强政权建设、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封锁、军事上转变策略等三个方面，揭示出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成功的原因[12]。
周宁通过分析1932年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攻打苏区和实施改进措施，阐述了国民党反共战略的推行给中央苏区带来的种种危机[13]。首先，苏区周围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国民党实行“白化”政策，动摇民心，破坏生产，加之地主土匪的骚扰，使得苏区不仅向外发展遭到阻碍，而且逃跑主义很严重，内部发展步履维艰。其次，战争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士兵所用的枪支弹药与柴米油盐都极其缺乏。再次，兵力悬殊。国民党动用50万大军，而中央苏区中共只有10万兵力，再加之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最后，破敌乏术。一方面，国民党改用堡垒战术，避免被红军主力围歼；另一方面，中央苏区战区越缩越小，中央红军已无法承受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击。所以，中央苏区的失利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针对周宁的观点，黄少群一一做出反击，指出：“我是不同意周文的观点的。”[14]对于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黄少群认为看起来声势赫赫，十分可怕，但这个“优势”是很容易被击破的。他认为，当時百姓是受了威胁，被迫去修筑碉堡，并非自愿服从，并且这些“民众”大都是地痞流氓，普通百姓少之又少。所以黄少群认为，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对于资源短缺问题，黄少群提出：“苏区经济诚然有相当大的困难，但绝不是不能克服”[14]，节粮借粮也是战争中常有的事。谈到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时，黄少群指出，周宁的计算方式有失妥当。他认为国民党直接攻打苏区的50万大军并非全系嫡系部队，也并非装备精良，而红军也并非只有10万人，因为还有地方武装赤卫队。最后谈到战术问题，黄少群细致分析了诱敌深入战略战术、运动战、游击战开展的可能性，总结出失败的原因不是国民党堡垒战术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共产党无处施展其游击战术，而是党内“左”倾错误丧失了夺取胜利的良好时机。
通过分析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周文所言并非失败的根本所在，而黄文所述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比如民心向背问题，在中央刚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之时，大多数农民确实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随着查田运动所引起的阶级错划、不断地征兵扩红运动，造成了民心动摇，甚至逃到白区。例如，于都县在查田运动中“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5]由于扩红导致的兴国农民“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16]。加之怀恨在心的地主甘做领路人，带领国民党“围剿”共产党以及无辜百姓，百姓苦不堪言。还有资源武器短缺一事更为严重，从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17]P189。参加历次反“围剿”的耿飚回忆：“那时我们一无飞机大炮，二缺枪械弹药，长期不打歼灭战，没有缴获和补给，只得依靠红军兵工厂自己造的再生子弹补充。那些子弹里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沱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8]P108-109试想这些毫无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怎能和飞机大炮相提并论并一比高下呢？！不仅仅武器差缺弹药，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源也极度缺乏。由于常年战争，地方已经被毁坏得残破不堪，加之农民壮劳力都参军入伍，无人种田。“所以在红军长征前夕，面积所剩不大、人口所余不多的中央苏区，已出现了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以至于红军战斗人员每天的粮食也只有8到10两（当时以16两为1斤），更不要说后方的机关和苏区普通民众了。”[19]所以黄文所解释的资源并非紧缺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综观以上学者的文章，不难看出，客观原因分析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仍占少数。但这并不排除客观原因是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诚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三、究其根源 孤掌难鸣
针对失败原因，部分学者采取了辩证的方式，认为国共双方皆为失败原因的影响因素。黄道炫将国民党的作战准备、作战方针和作战基础的增强与共产党作战资源、政治资源的减少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积极备战，转换军事战略并加以贯彻实施，这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不管是人力、物力难以为继持久消耗，还是“左”倾领导下政治资源的惨遭破坏减弱了中共作战能力，都使得中共在这场持久战中占于下风[20]。所以败局已定，中共選择战略转移以求生存不失为明智之举。罗平汉在黄道炫的基础上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不论战略还是战术都严重脱离实际”[19]。比如：“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战略战术导致兵力分散，两地都未能有效打击敌人；放弃原来的游击战术，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无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强制的命令主义使前线作战指挥员不能随机应变、临机决断；福建事变令盟友寒心，中共自身也丧失反击良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运动，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不合时宜的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加之国共两党的力量（包括兵力和物质资源）对比悬殊，蒋介石又吸取了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而改变了战略战术。这就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此看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共的失误，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强大，而是双方共同作用導致的结果。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场战役，作战双方都会影响战局的走向，此次战役也不例外。
四、国际因素影响说
第五次反“围剿”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较量，而是包含了国民党的后台美、德等帝国主义与中共的指导者苏联、共产国际的较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也有国外因素。黄道炫在文中提出外部环境对国民党的影响，认为国民党在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后，进一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日本减缓对华北的压迫，使得国民党北方压力暂时减轻。[20]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21]P410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到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22]。上述各项措施不仅仅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其统治能力和军事装备。王卫东从国际外交角度分析指出：“国民党蒋介石得到德、美、意等国巨大的经济援助及支持，这也是蒋介石胜利的原因之一。”[11]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国外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助其“围剿”成功。
国民党方面有人相助，而共产党方面却是火上浇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启先便从共产国际角度分析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世界形势及中国革命作了过左的估计，并做出错误的阶级分析，提出不切实际的革命任务。而代表共产国际的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却执行这一错误路线，抛弃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23]还将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人”，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24]p198。杨奎松也认为：“其实，急于立即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25]p239当过分强调政府政权建立时，军事问题变成了次要问题，孰轻孰重开始变得混乱模糊。黄志高对最新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相关档案材料进行分析，指出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也参与其中。政治委员会曾提醒远东局不要“强迫或强加任何东西，而远东局则辩解称所谓‘命令作风’只不过是为了简短而采用的‘电报作风’，不言而喻，有时也需要施加更为有力的影响”[26]p534。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远东局以遥控指挥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领导[27]。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虽不在国际因素方面，但不得不说，不管是帮助国民党的英美等帝国主义，还是发布错误指导的共产国际，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局。
五、其他因素说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多以军事方面来加以论述，不管是上述提到的共产党的军事战略错误，还是国民党的改变军事战略，都是围绕军事的较量。而有些学者却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这次战争的胜负缘由。例如任保秋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之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次的国共对战中日渐萎缩，最终全面崩溃，使得苏区保卫战无以为继，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他指出，由于连年战争导致苏区经济的破坏，人力物力的大幅度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最终导致苏区经济的全面崩溃，战争无法继续下去，这应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28]。
而吕晓娟、陈志平二人从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角度分析失败原因，指出中共在“左“倾错误领导下，对当时形势及阶级关系进行了错误分析。他们忽视国民党内部已矛盾重重，所以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将抗日的中间阶层排除在外，使自己陷于孤立[29]。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当时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这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让中国革命几近走向深渊。
不管是任保秋的经济原因分析，还是后者的统一战线分析，抑或是上文提到的国际因素分析，都给此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探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让更多的人从更加广阔的角度去了解这次历时一年的激战。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最终的争论在于主要原因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到现在看来，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方面的还是居多数，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亦是如此。但并不排除此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存在客观必然性的。红军的匮乏（物力、人力）和错误方针对应的却是蒋军的强大及其战略的转变，在这样以寡敌众而又错误战略方针指导下要获取胜利，可谓是难上加难。所以，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想要保存有生力量，也只能选择一场生死存亡的冒险——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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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冷 波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 中共 国民党 综述
80年前，中共带领红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长征，虽雄伟壮观但路途曲折艰难。有果必有因。1934年，多年战斗在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机关以及红军主力为何选择冒死转移，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共产党自身实施的错误军事战略，还是国民党的强大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就此对学者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分析。
一、败走麦城 错在中共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奋起抵抗，经过一年苦战，终以失败告终。对其失败的原因，传统观点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错误加以探讨。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认为，“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1]p377。并进一步指出如能正確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以往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1]p377。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1]p386之后，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p20并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2]p21。具体表现为：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对红军自身力量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过分地估计堡垒主义的困难。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但抗日当前，所以并未深究此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直至1941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开始全面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进一步深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思想、政治根源。《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誤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3]p967此次“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以及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恶果。所以，在传统观点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共领导的“左”倾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主观原因的仍占据大多数。李辉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政治上不懂阶级分析，反对中间阶级；在军事上，抛弃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方式；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党员，干部；等等。他指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所以最终导致了反‘围剿’失败。”[4]毛立红以东方军入闽作战为视角，说明博古等人“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给反“围剿”带来的恶果。文中指出：“两个拳头打人”造成兵力分散，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中共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继续提出“反对一切中间阶级”，导致错失良机；变主动出击为被动挨打，导致最终败局的形成[5]。林天乙通过历史真相的分析，批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指出：“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6]邓林静指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破坏了党内的团结，以博古为首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影响了正确战略战术的发挥。”[7]陈舒颜、俞歌春通过分析“左娜资敌”导致红十七军松山战斗失利这一事实，即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一手造成的肃“AB团”运动使得党员干部左娜逃离队伍、叛变投敌，群众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化，从而初步削弱革命力量，最终导致革命失败。以上这些学者对于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错误的政治路线比单纯军事较量更为致命[8]。
对于失败原因，薛宗耀和徐联芳展开争论，但本人认为并无实质上的差别。薛宗耀通过评述出击闽浙皖赣边区（以下简称“出击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在敌军采取堡垒战稳扎稳打的情况下，我党应该利用福建事变这一有利契机选择“出击方案”，并非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再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实施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击时的保守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因否定“出击方案”而失败。[9]随后，徐联芳针对薛宗耀的观点做出回应，指出：“纵观第五次反‘围剿’全过程，我们认为不能把红军的失败单纯归结为没有实行‘出击方案’。‘出击方案’是反‘围剿’过程破敌的一个很好方案，但并非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我们应依战局的变化作出适当的选择。”[10]他认为在战争前期我党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并非主动出击。两篇文章虽针锋相对，但只是作战方法“主动出击”应在何时运用的争论，实质上都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者的错误战略问题。二者都在揭示王明“左”倾路线所导致的恶果，突显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所以结论相似。 二、寡不敌众 被迫长征
在传统的研究中，我们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多为中共方面的战略原则问题。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及解密，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有些学者将失败的原因着眼于国民党进行分析。王卫东通过分析国民党保甲制度不断强化、民团训练班和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开办、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战略战术的改进等方面，从反面论证中国共产党失败原因。他提出：“不难看到，正是30年代以来国民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促使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上的胜利。”[11]李辉也详细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从政治上加强政权建设、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封锁、军事上转变策略等三个方面，揭示出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成功的原因[12]。
周宁通过分析1932年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攻打苏区和实施改进措施，阐述了国民党反共战略的推行给中央苏区带来的种种危机[13]。首先，苏区周围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国民党实行“白化”政策，动摇民心，破坏生产，加之地主土匪的骚扰，使得苏区不仅向外发展遭到阻碍，而且逃跑主义很严重，内部发展步履维艰。其次，战争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士兵所用的枪支弹药与柴米油盐都极其缺乏。再次，兵力悬殊。国民党动用50万大军，而中央苏区中共只有10万兵力，再加之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最后，破敌乏术。一方面，国民党改用堡垒战术，避免被红军主力围歼；另一方面，中央苏区战区越缩越小，中央红军已无法承受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击。所以，中央苏区的失利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针对周宁的观点，黄少群一一做出反击，指出：“我是不同意周文的观点的。”[14]对于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黄少群认为看起来声势赫赫，十分可怕，但这个“优势”是很容易被击破的。他认为，当時百姓是受了威胁，被迫去修筑碉堡，并非自愿服从，并且这些“民众”大都是地痞流氓，普通百姓少之又少。所以黄少群认为，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对于资源短缺问题，黄少群提出：“苏区经济诚然有相当大的困难，但绝不是不能克服”[14]，节粮借粮也是战争中常有的事。谈到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时，黄少群指出，周宁的计算方式有失妥当。他认为国民党直接攻打苏区的50万大军并非全系嫡系部队，也并非装备精良，而红军也并非只有10万人，因为还有地方武装赤卫队。最后谈到战术问题，黄少群细致分析了诱敌深入战略战术、运动战、游击战开展的可能性，总结出失败的原因不是国民党堡垒战术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共产党无处施展其游击战术，而是党内“左”倾错误丧失了夺取胜利的良好时机。
通过分析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周文所言并非失败的根本所在，而黄文所述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比如民心向背问题，在中央刚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之时，大多数农民确实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随着查田运动所引起的阶级错划、不断地征兵扩红运动，造成了民心动摇，甚至逃到白区。例如，于都县在查田运动中“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5]由于扩红导致的兴国农民“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16]。加之怀恨在心的地主甘做领路人，带领国民党“围剿”共产党以及无辜百姓，百姓苦不堪言。还有资源武器短缺一事更为严重，从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17]P189。参加历次反“围剿”的耿飚回忆：“那时我们一无飞机大炮，二缺枪械弹药，长期不打歼灭战，没有缴获和补给，只得依靠红军兵工厂自己造的再生子弹补充。那些子弹里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沱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8]P108-109试想这些毫无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怎能和飞机大炮相提并论并一比高下呢？！不仅仅武器差缺弹药，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源也极度缺乏。由于常年战争，地方已经被毁坏得残破不堪，加之农民壮劳力都参军入伍，无人种田。“所以在红军长征前夕，面积所剩不大、人口所余不多的中央苏区，已出现了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以至于红军战斗人员每天的粮食也只有8到10两（当时以16两为1斤），更不要说后方的机关和苏区普通民众了。”[19]所以黄文所解释的资源并非紧缺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综观以上学者的文章，不难看出，客观原因分析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仍占少数。但这并不排除客观原因是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诚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三、究其根源 孤掌难鸣
针对失败原因，部分学者采取了辩证的方式，认为国共双方皆为失败原因的影响因素。黄道炫将国民党的作战准备、作战方针和作战基础的增强与共产党作战资源、政治资源的减少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积极备战，转换军事战略并加以贯彻实施，这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不管是人力、物力难以为继持久消耗，还是“左”倾领导下政治资源的惨遭破坏减弱了中共作战能力，都使得中共在这场持久战中占于下风[20]。所以败局已定，中共選择战略转移以求生存不失为明智之举。罗平汉在黄道炫的基础上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不论战略还是战术都严重脱离实际”[19]。比如：“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战略战术导致兵力分散，两地都未能有效打击敌人；放弃原来的游击战术，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无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强制的命令主义使前线作战指挥员不能随机应变、临机决断；福建事变令盟友寒心，中共自身也丧失反击良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运动，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不合时宜的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加之国共两党的力量（包括兵力和物质资源）对比悬殊，蒋介石又吸取了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而改变了战略战术。这就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此看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共的失误，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强大，而是双方共同作用導致的结果。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场战役，作战双方都会影响战局的走向，此次战役也不例外。
四、国际因素影响说
第五次反“围剿”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较量，而是包含了国民党的后台美、德等帝国主义与中共的指导者苏联、共产国际的较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也有国外因素。黄道炫在文中提出外部环境对国民党的影响，认为国民党在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后，进一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日本减缓对华北的压迫，使得国民党北方压力暂时减轻。[20]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21]P410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到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22]。上述各项措施不仅仅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其统治能力和军事装备。王卫东从国际外交角度分析指出：“国民党蒋介石得到德、美、意等国巨大的经济援助及支持，这也是蒋介石胜利的原因之一。”[11]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国外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助其“围剿”成功。
国民党方面有人相助，而共产党方面却是火上浇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启先便从共产国际角度分析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世界形势及中国革命作了过左的估计，并做出错误的阶级分析，提出不切实际的革命任务。而代表共产国际的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却执行这一错误路线，抛弃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23]还将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人”，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24]p198。杨奎松也认为：“其实，急于立即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25]p239当过分强调政府政权建立时，军事问题变成了次要问题，孰轻孰重开始变得混乱模糊。黄志高对最新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相关档案材料进行分析，指出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也参与其中。政治委员会曾提醒远东局不要“强迫或强加任何东西，而远东局则辩解称所谓‘命令作风’只不过是为了简短而采用的‘电报作风’，不言而喻，有时也需要施加更为有力的影响”[26]p534。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远东局以遥控指挥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领导[27]。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虽不在国际因素方面，但不得不说，不管是帮助国民党的英美等帝国主义，还是发布错误指导的共产国际，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局。
五、其他因素说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多以军事方面来加以论述，不管是上述提到的共产党的军事战略错误，还是国民党的改变军事战略，都是围绕军事的较量。而有些学者却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这次战争的胜负缘由。例如任保秋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之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次的国共对战中日渐萎缩，最终全面崩溃，使得苏区保卫战无以为继，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他指出，由于连年战争导致苏区经济的破坏，人力物力的大幅度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最终导致苏区经济的全面崩溃，战争无法继续下去，这应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28]。
而吕晓娟、陈志平二人从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角度分析失败原因，指出中共在“左“倾错误领导下，对当时形势及阶级关系进行了错误分析。他们忽视国民党内部已矛盾重重，所以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将抗日的中间阶层排除在外，使自己陷于孤立[29]。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当时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这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让中国革命几近走向深渊。
不管是任保秋的经济原因分析，还是后者的统一战线分析，抑或是上文提到的国际因素分析，都给此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探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让更多的人从更加广阔的角度去了解这次历时一年的激战。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最终的争论在于主要原因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到现在看来，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方面的还是居多数，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亦是如此。但并不排除此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存在客观必然性的。红军的匮乏（物力、人力）和错误方针对应的却是蒋军的强大及其战略的转变，在这样以寡敌众而又错误战略方针指导下要获取胜利，可谓是难上加难。所以，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想要保存有生力量，也只能选择一场生死存亡的冒险——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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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