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0日，我有幸在北京新闻大厦报告厅，参加北京京剧院举行的“著名戏曲音乐家朱绍玉创作作品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会”。会场内名家荟萃，座无虚席。张艺谋、尚长荣、林兆华、赵季平以及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等艺界大家也发来视频，共祝朱绍玉从艺50多年来成功创作了170多部音乐作品的丰硕成果，回顾研讨他在戏曲音乐艺术创作实践中所走过的成功之路。发布会有许多值得记述之情节，其中朱绍玉发表感言之后，向曾经工作、生活过的院、团赠送象征音乐成功并刻有简明题词的黑胶唱片，以表达饮水思源感恩之情，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赞叹。当我听到看到赠青海省演艺集团公司“感恩青海养育，一生梦绕昆仑”的题词时，面对这位成于西部青海，享誉神州菊坛，相识相知的戏曲音乐家，诸多感慨与往事涌上心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2016年9月他还在策划为青海再创作一台有深度有影響能推向全国的西部京剧优秀剧目。
　　我与朱绍玉相识，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59年。那时我在青海省京剧团任职，他则是作为学过一些京剧唱段，考试时敢唱敢做，透着聪明灵利，特招入团的学员。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在这个成立于1949年9月1日，极具青海民族地域特色风格，我称之为《西部京剧从这里崛起》（文章刊于《中国京剧》杂志）的青海省京剧团学习锻炼。凭着他聪明过人，深具悟性，肯于钻研，刻苦磨炼，他学啥像啥，应用自如。先是学习演员攻老生兼演娃娃生。他嗓音高亢甜美，表演洒脱，很受观众欢迎。在西游记中扮演红孩儿一段唱腔中赢得数次掌声的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猜想，如果不是变声未能复音，他定会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好演员。当他失去嗓音之后，立即改转演奏员的工作。先弹三弦，后改月琴，拉大提琴，文场乐器他每种都能操作。朱绍玉是一个艺术上的有心人，在坚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他暗自学起了戏曲作曲业务。同时，还利用剧团整体下乡下帐深入生活、劳动锻炼、演出服务的机会及个人创作条件搞起了“副业”，即广泛搜寻积累民间音乐素材。逐步成为青海民族民间及地方戏曲音乐的收藏者。他对戏曲音乐及作曲的爱好和在这方面的潜在才能很快被京剧团组织发现，由于这正是团里急需要的人才，当即于1974年保送他进入云南省艺术学院作曲系进行专业培训。从实践到正规理论的掌握，使朱绍玉的作曲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为他进入戏曲音乐家的行列开启了一扇大门。
　　“文革”过后，我调离了京剧团，但没有离开文艺界。朱绍玉学成回团后的情况并不陌生。对他先后为《格萨尔王》和《宝珠寺》两出藏族题材的大戏作曲情况非常了解，特别是《格》剧，因省上确定由我代队去北京做汇报演出，在一定程度上还进行了参与。《格萨尔王》虽是朱绍玉音乐生涯中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就充分显现出他的才气和能力。他认真吸取并发挥了本团红遍北京等9省市的藏族现代京剧《绿原红旗》成功创作经验。非常珍重爱惜京剧传统，十分明确搞的是京剧。同时又敢于随着时代和观众的需求大胆进行创新。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他破格吸收了诸多藏族民间音乐素材，如藏族曲调“卓”、“民歌”和“拉伊”等与京剧曲牌、唱腔融为一体。在乐器配置方面，他甚至将寺院的大号，大镲也拿来烘托气氛。唱腔方面还吸收了梆子、京韵大鼓及改变了唱法的昆曲。在吸纳这些素材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拼盘大杂烩，而是注意到消化二字。因而，他设计的音乐无论情绪伴奏或声腔演唱，既充满了京剧韵味，还富有时代感和亲切感。《格萨尔王》于1980年7月作为青海省京剧团第三次携带藏族题材之剧晋京汇报演出。演出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京剧大师李万春、张君秋及张庚等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格》剧的成功不仅为西部京剧立项正名提供了依据，也为朱绍玉后来的功成名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绍玉是一个有艺术追求，胸怀大抱负的人。为了能在更大的戏曲舞台上长本领展宏图，1988年他毅然离开青海调入了福建省京剧团。在该团他沿用《格萨尔王》和《宝珠寺》的创作经验，并根据福建的人文风情和剧本的要求，不仅为京剧《山花》《五颗明珠》作曲还为其他剧种和电视剧作曲。可谓大展身手，四面出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现代京剧《山花》。此剧的成功演出获得文化部最高奖项“文华大奖”，标志着朱绍玉的音乐创作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由于在音乐创作中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使得朱绍玉不断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和新的创作手法衍生出来，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是他从传统京剧及歌剧、电影、电视剧的插曲；从人们读书习惯等悟出了“生书熟戏”的欣赏规律，从而引伸出“一曲贯穿全剧”的戏曲音乐创作法。这一独具匠心的创作方法，与他以往运用的主题音乐贯穿全剧有所不同，而是将剧中既定的一种主题曲调反复再现贯穿全剧的手法。其目的就是通过反复，使观众对剧情与主要人物加深印象，对音乐唱腔益于入心入耳。首先将这一手法用于实践的是历史悲剧《夏王悲歌》。1994年应甘肃省京剧团团长著名京剧演员陈霖苍之约，朱绍玉为该剧作曲。这是一出悲剧主要表现西部西夏历史生活。按照西部京剧以民族文化为载体，以少数民族生活为创作依据，坚持京剧表演程式又不拘泥于程式的定义，是典型的西部京剧题材。为这样一部京剧作曲既使他深感兴趣，又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但作为一名严肃的音乐家，他还是与相关人员下到相关地域采风体验，丰富音乐素材，精心创作力求达到最佳效果。为渲染西部风味和历史的苍桑感以及悲剧色调，他将京剧传统声腔正反[四平调]与西部民歌、敦煌古典等融为一体，凝成一首深沉、古朴且透出深深忧伤的主题音调。这一主题音调是以幕间曲的形式反复再现贯穿全剧的。此曲的演唱方式是将通俗和民族唱法与京剧老旦的发声特点相融合，使听者有深沉悠远苍凉凄苦之感。一曲贯穿全剧创作手法的运用，大大推进了《夏》剧剧情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元昊、宁令哥等剧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醇厚的京剧韵味，受到老中青三代观众的欢迎与认可。我曾慕名专程去兰州观摩此剧，留下深刻印记。《夏王悲歌》的演出成功，引起了整个戏曲界的强烈反响与关注，也更坚定了朱绍玉继续改革创新广泛应用这一方法进行创作的决心。从此他进入了戏曲音乐家的行列，应约为许多省市院团承担音乐设计。可以说走遍了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包括远去宝岛为台湾新编历史京剧《郑成功与台湾》谱写音乐。朱绍玉音乐创作水平的提高，大量成功作品的涌现，引起了首都文化部门的重视，1997年他被调入了北京京剧院。为他向更高的境界冲刺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进入京剧的发祥地北京后，在京剧院音乐主创这个平台上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才华大发，连续为《黄荆树》《圣洁的心灵———孔繁森》《蔡文姬》《宰相刘罗锅》（六本）、《党的女儿》……等多部现代戏、新编历史剧、贺岁剧及其他节目担任作曲大任。在创作实践中，他充分动用和发挥多年的音乐创作经验和艺术手段，作到既继承京剧音乐传统又紧贴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心理节奏。他根据每出戏的剧本需要和主要演员的长项优势，把“一曲贯穿全剧”的方法以不同形式用于主要人物唱段或用于幕间配曲，在多部剧目中加以应用。并且把吸收剧本故事与剧中主要人物产生地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在北京京剧院包括近些年为青海京剧团《天马歌》《藏羚羊》及《七个月零四天》三部西部京剧在内的大批剧目的音乐创作，呈现出一剧一样式，每剧都有新玩艺儿的良好状态。他对音乐文化的认知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创作理念和创作原则上已经从一般的继承创新，走上了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谱的理性掌握和具体实践的新阶段。他的音乐及唱腔带给观众以全新的艺术感受，达到了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既似新朋所见，又似旧友重逢”（徐兰沅语）好听好唱好学的至高境界。他的所有音乐作品程度不同都取得了成功，获得中宣部、文化部大奖无数，被戏称为获奖“专业户”。同时也受到了新老观众京剧艺术各流派演员以及戏剧专家学者的欢迎与称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评论说：“他的作品愈来愈显现出辽远雄阔的大文化感”。也有评论说：“从朱绍玉笔下出来的那不只是音乐的符号，那是音乐的灵魂”。我以为这不算过誉，因为他确实已经达到了他音乐生涯的巅峰时代，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著名戏曲音乐家之一。

　　经过三个台阶，朱绍玉在中国戏曲音乐的创作实践中开创了一条成功之路，实现了音乐性与戏剧性，传统艺术与当代需求的相融相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路径。连同他知情感恩的为人之道，无疑值得大加倡导，推而广之。我曾先后以《确立西部京剧地位的新依据》为题为《天马歌》，以《两路精神的成功艺术展现》为题为《七个月零四天》撰写过评论文章。前者发在《中国文化报》，后一篇刊发于《光明日报》。然而，京剧及戏曲艺术都面临重度不景气和各种困惑与挑战，振兴京剧与戏曲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需要有更多更强大的队伍；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术理论研究；更为多样有效的创作手段与方法，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只有更多朱绍玉这样的专家学者投入到实践中来，京剧及整个戏曲的繁荣振兴才能尽早实现。西部京剧这一文化品牌才能更加臻善而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