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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型化写作的文学前途问题
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类型化写作特征。其中既有悬疑、盗墓、玄幻、仙侠、穿越小说这样规约具体鲜明的纯粹类型文学；也有如“红色谍战”、“青春言情”小说一样，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与特定的历史或人性内容相融合而成的；还有围绕当今社会的热点现象而形成的，如职场、官场小说等等。盛况之下，以至有人将新世纪的“类型化写作”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潮性写作”相提并论。如果说，80年代的“思潮性写作”是一种以观念传播和形式探索为核心的先锋写作、精英文化，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各种“类型化写作”，则属于以信息传播和审美快感为主的商业化写作、大众娱乐文化。类型化写作作为一个文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商业性与文学性、叙事类型化与审美独创性的矛盾。也就是说，不管从类型化写作的本质特征还是创作现状来看，怎样才能既充分发挥类型化写作的审美优势，以保持良好的市场效应，又不断地提升文本的审美境界、增强文本的价值含量，以保证自我创作的文学前途，是每一个处于类型化写作状态而又具有严肃创作追求的作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化写作，基本特征自然是以官场生态为主要叙事内容。王跃文以90年代末发表轰动…时的长篇小说《国画》，成为这种题材和主题倾向兼具的类型化写作的开创者、“第一人”。大致说来，官场小说主要针对官场的腐败现实，呈现出问题意识、批判立场和世俗视角等审美特征。经过十余年的曲折与发展，在中国社会矛盾更尖锐、腐败现象更突出、官场问题的社会影响程度也更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官场小说的创作已经蔚为壮观，成为了最热门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而且具体作品的思想表达更自由、表现内容也更丰富了。但与此同时，一些不可忽视的价值局限也显现于其中。从精神文化角度看，不少的作品黑幕揭秘特征更明显，审美内涵更浅薄俗气，价值旨归更接近于“官场宝典”之类的、实用主义的庸俗境界。从文学角度看，大量作品描述内容的拓展路径不过是由“秘书”而“司机”而“亲信”而“官太太”，由“驻京办主任”而“接待处处长”而“党校同学”，由“省府大院”而“官场后院”而“干部家庭”，思想内涵的深化则不过是由“官运”、“仕途”而“裸体做官”而“升迁”、“出局”式的，其实只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和信息增添式的“平面滑动”，而不是真正的审美境界的拓展与深化。结果，本来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官场小说，也呈现出与其他类型化写作相似的、市场火热而文坛轻视的状况。
实际上，类型文学与类型化写作是两种存在巨大差别的创作道路，纯粹的类型文学本来就是一种以大众娱乐型审美为目的的快餐文化，而类型化写作虽然在题材、主题、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具有类型文学的特征，但在文本的思想内蕴和审美底蕴等方面，则存在着与严肃文学、精英文化相一致的创作追求。正因为如此，在当前的类型化写作热潮之中，也出现了不少超越类型化写作流行审美境界的出类拔萃之作。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暗算》及同一作者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风声》，就是将谍战的叙事智慧与红色革命的精神内容有机结合而大获成功的例证。那么，官场小说领域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突破类型化写作审美水准、出于类型而又超越类型的优秀作品呢?笔者认为，王跃文的长篇小说《苍黄》即可名列其中。
二、世俗视角与批判力量
当前的官场小说大多承接“新写实小说”的审美传统，显示出一种对官场现实进行社会纪实与揭秘的写作姿态。作品多半聚焦于官场的权势状态、庸琐习性和腐败内幕，“官场、情场、商场”的纠葛成为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审美境界总体上处于生活故事和日常经验传达的层面。中国文化传统中“官运亨通”、“升官发财”、“三妻四妾”、“当官做老爷”之类的思想意识，成为不少作品的主要心理兴奋点。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立场和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也隐含于不少作品之中。所以在价值视角方面，当前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
《苍黄》对于世俗价值，也持认同的态度。从县委书记刘星明对“差配”、“上访”等问题的职位功利性处理，到县委办主任李济运职业、家庭生活中烦躁无奈与用心应对并存的日常状态，再到李济运父母、舒泽光妻子在家庭面临危险时或狡黠或暴戾的维护方式，作者都以细致入微的写实笔法，——详尽展示，这本身就内含着一种对于庸常人生及其世俗需求的充分认同与尊重。
世俗审美视角在反映生活信息、宣泄社会情绪等层面，确实有其特殊的功能和意义。但是，当前的不少官场小说沉湎于实用理性，以简单地摹写生活表象为满足；往往还热衷于以猎奇心理铺排官场的恩怨是非；而且明显表现出玩味腐败、宣扬权谋的心理兴趣，在描述种种官场的厚黑手段时，对其中包含的“邪恶的智慧”及其运用的成效，显示出明显的艳羡心理，甚至以文本成为所谓的官场“宝典”而“秘籍”而自鸣得意；对于世相背后的生态肌理、价值实质的揭示，却相当的欠缺。这类官场小说实际上是从认同世俗欲望合理性的思想方向出发，沦入了全盘认同人性需求、个体私欲的人生价值境界和社会文化立场，以至遮蔽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本应具备的社会正义与个体人格诉求的理性立场，结果，所谓的世俗视角，就蜕变成了排斥审美内涵精神性的借口，对社会发展的负面趋势，则是行揭露与批判之名、成“讽一劝百”之实。不能不说，这是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局限。
其实，以世俗视角为起点，除了这种曲意维护个体欲望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可向另一方向升华，形成充分尊重百姓利益的社会价值立场。王跃文的《苍黄》就是如此。在题材内蕴的开掘中，作者从对于世俗的认同出发，升华出了一种“民生”的价值立场，从而拓展了对官场现状进行考察的精神坐标与价值资源。作品在描述官场日常生态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当下中国基屋；社会的热点事件或事件的内在敏感点，并以这类事件的官场反映为核心和枢纽，来建构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作者从换届选举的“差配”问题写起，广泛地描述了诸如上访与截访、农村“六合彩”、矿难、食物中毒、有偿新闻、官商警匪勾结等等新闻热点事件，广泛、深入地展示出了当今中国基层社会濒临崩溃的现状。文本社会性内涵的密集度、尖锐性与覆盖面，比一些极具冲击力的新闻报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今中国，权力和官场显然是主导民生的重要力量，《苍黄》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基层社会矛盾激化、危机显现的真相，并以这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为基础，来展开对矛盾弊端形成原因和官场处理状态的追问，就以一种官场与民生互为参照的复合性形态，大大增强了对官场现实生态进行批判的思想力量与价值后援。这种从当代社会整体状况审视官场的思想眼光和“以公心讽世”的社会文化高度，比之着意于纯粹仕途进退、人生欲望侧面的世俗化视角，无疑具有更深广的思想底蕴、更结实的价值含量。
三、问题意识与风俗眼光
对官场这一社会场域的“灰色”与“病态”现象进行揭示与批判，使得官场小说在审美内蕴层面表现出明显的问题意识。《苍黄》同样如此。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正是试图以世俗价值的民众实现状态为基础和背景，通过透视时代剧变、社会困窘状况的官场反映及其内在逻辑，来揭示官场“世情”和官场人的生态。作品大量丝丝入扣、体察人微的写实型描述，都充分显示出这种审美特征。而且，《苍黄》很少其他官场小说的那种情爱展示、隐私猎奇、揶揄笔调和段子渲染之类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比如作品对主人公李济运与宣传部长朱芝之间关系的描写，就相当谨慎地把握着分寸。这就使作品大大减少了旁逸斜出的趣味陛“闲笔”，摆脱了流行文化格调暖昧、品质芜杂的精神局限，思想意蕴的针对性与凝聚性得到了有力的增强，节奏更紧凑、内蕴更沉实，从而显示出一种辛辣而肃穆地进行问题探索的审美品质。
但仅仅如此，《苍黄》不过是一部笔法严谨、内容结实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已。“问题小说”是我国五四时期就已出现的一种小说类型。每当社会出现巨大变故时，这类小说的创作就相当的活跃，从五四时期的冰心到根据地的赵树理，直到十七年的某些合作化题材小说和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都是如此。这类“问题小说”的大量作品，往往都因背景逼仄、题旨直浅而遭到诟病。但往往也能够出现少数的出类拔萃之作，如鲁迅的《阿Q正传》、《药》、《故乡》、《伤逝》等，虽然同样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却因开掘深广、艺术精湛，而显示出超越问题境界的审美内涵。由此可见，一部具有问题意识的作品要想真正地出类拔萃，那么，在以问题意识帮助作品获取社会关注与热议的基础上，作者还需要深入地开掘、艺术地处理，不仅充分展现艺术观照对象的社会性内涵，而且着力于深化和拓展这种问题的历史文化内蕴，从而有力地提升文本的审美境界、增强文本的价值含量。《苍黄》正具有这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
具体说来，《苍黄》的不同流俗之处，在于作者将繁复的官场事像与其背后所隐含的官场伦理融为一体，概括为官场的日常习性和生态规律来进行考察与描述，由此形成了一种从文化视角审视社会问题、将官场生态风俗化的审美眼光。首先，小说选择县级市官场为叙事环境、县委办主任为叙事线索、一届县委书记任期为故事情节段落，这种总体构思本身，就表现出作者对当代官场的透彻认识与整体把握。其次，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往往淡化对热点事件及其是非曲直本身的关注，而将尖锐沉重的社会问题，描述为官场按习惯和常规处理的“工作任务”，进而通过揭示人物完成“工作任务”的情态和心态，着重展现出他们隐藏于种种处理行为背后的规则与逻辑。一种意在探究官场习性的创作动机，就由此显示出来。再次，通过描述新县委书记上任伊始即转变思想和行为态度等诸多内容，作者特意揭示出，当代官场的现实情形，已经不仅仅是某个重要官员偶然性、个人性地形成的问题，而具有了如生态系统自我运转一般的周期性、规律性特征。第四，作者在对故事情节和官场生活的场景、细节进行白描之外，还花费了大量笔墨来阐发隐含其中的官场生态的规律与习性，以至形成了一种王跃文所特有而为文坛广泛关注的“笔调从容”的叙事特征；而且，小说的具体叙述过程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比如将“刘半间”、“刘差配”等称呼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同类特性进行联接，借“宝钱”、“白鼻孔陪考”等等民间俗语剖析现实官场的现象，这实际上又从审美思维特征的角度显示出，《苍黄》的根本审美意图，确实是在揭示官场的文化习性，而且是时时自觉地以各类不同的文化为参照，来对当代官场进行对比性的审视。正是这种种努力，使得《苍黄》超越了一般官场小说生活表象、事件进展描述和政论性社会问题剖析的层次，进入了一种对当代官场的风俗形态或日当代“官俗”进行审视与呈现的审美境界。
中国新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将社会生活状态风俗、风情化的审美努力。比如，在乡土风俗、风情化的创作中，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乡土”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诗性乡土”两种审美传统。而老舍、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耐人寻味，关键也在于将都市生态转化为一种人情世态来进行描摹和品味，从而别具一格而又入木三分地传达出了“京味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审美韵味。王跃文的《苍黄》等小说，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以其独特的现实感悟和艺术笔调，建构起了一种类似于“国民性乡土”的、对于当代官场的批判型、风俗化的审美境界，由此有力地显示出一种从文化生态层面对于世风人情的认知功能。
四、反讽笔调与悲悯情怀
当前的官场小说在批判性意蕴境界的建构中，呈现出多种各不相同的审美路径，其中较有艺术意味的包括以下几种：其一是义正辞严、鞭辟入里的社会政治审判型，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题材作品大多如此；其二是千迥百转、一唱三叹的哲理抒情型，《沧浪之水》可作为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三是所谓“零度写作”，不少描述乡土官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以乡土气息方式呈现的“零度情感”、冷峻讽刺的审美特征。《苍黄》的审美路径不同于此。这部作品对当代官场的批判，是以一种具有同情性理解作基础的、蕴蓄着内在愤懑与无奈的反讽式白描来实现的。
“反讽”是一个与“悖论”密切相关的概念，基于世界本质上是诡论式的、只有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其矛盾整体性这样一种价值认知。无论是夸大叙述、正活反说还是言非所指等等，反讽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抓住陈述对象的字面义与真实义的矛盾状态，以便显示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一句话的含义的歪曲和颠倒，进而使文本的主题意义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形态。《苍黄》的审美路径正是如此。这部作品叙事的基本特征，是将情节展示和细节剖析、人物刻画和习性描述融为一体，按照官场价值逻辑和行为规则，进行耐心、细致、精确的阐述与剖析。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往往一方面站在生活日常逻辑和社会道德底线的角度，对官场生态的种种异化特征予以归谬式的嘲讽、调侃和揶揄，另一方面又时时设身处地地对作品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一种“同情性”的辩解、阐释与慨叹，这二者之间，恰好构成了一种意义的互相消解，作品就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一种亦庄亦谐的反讽色彩。比如，作品对官场得意的县长“刘半间”和仕途坎坷而发疯的“刘差配”两个刘星明的人物设计，就具有明显的反讽之效。县长“刘半间”的所作所为专制到近乎疯狂，而疯子“刘差配”的言论却恰好是中规中矩的体制内语言，他们各自的言行实质和思想状态、表面意义与实际内涵，构成了一种自我的矛盾与反差，导致了对自我价值正当性的排斥、抵消和反讽，而两种反差并列到一起，又在更深入的层面，呈现出一种强烈而透彻的批判意识和反讽效果。面对世界的丑陋与残缺，《苍黄》的这种既冷眼旁观又感同身受、既愤懑又无奈的反讽笔调，不同于诗意化叙事的伤感，也不同于纯粹讽刺与批判的冷峻决绝，正是王跃文作品韵味与魅力 独具地批判当代官场的一种意义传达方式。
《苍黄》在批判官场病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从“人”的立场出发，对人物的人格“不自在”生态和生命意义浅薄、功利状态，进行一种设身处地的揣摩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对那种置身官场则无可逃避，只能在欲望与规则的泥淖中随波逐流、难以自拔的生存境遇，寄与了充分的同情性理解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具象层面，小说从点的角度，表现出李济运既隐忍地遵守官场“纪律”、又因道德底线受冲击而灵魂被拷问的矛盾状态，细致地刻画了他由无奈到抗争再到逃避的心路历程；同时从面的角度，满怀同情与义愤地描述了一个个正常人因为宦海风波而疯掉、自杀、失踪的结局，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官场堂而皇之地吞噬的社会现状。抽象层面，作者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苍黄”为作品命名，不断强化地描述关于“哑床”的比喻和被命名为“怕”的油画、并以之为作品的核心意象，都鲜明地体现出一种由官场百态而品人生百味，对人性、人格、社会生活居然异牝到如此程度的精神慨叹意味。小说的结尾，李济运进到电梯而“不知该按哪个键”、“仿佛四处有人在悄悄说话”的惊恐与彷徨，更是对生命个体“身在樊笼中”无助而又无奈心态的极具象征意味的集中表达。由此，作品就从世情与人性相结合的高度，透露出一种对于官场生态和官员人性状态的深深关切与冷悯；一种对于既不自在而又意义缺失的人生状态的悲悯情怀，也就由此生发出来。这种从人本立场出发的悲悯情感，以一种批判与同情性理解相交织的正面精神力量，既使作品避免了价值指向被扭曲性理解的可能，从而增强了社会文化批判的稳健度，有效地摆脱了官场生态写真对现实生活的负面导向作用；也切实增强了文本生命层面意蕴的丰富性，使作品从生命意义感悟及其审美传达的层面，构成了对类型化叙事流行审美境界的有力突破。
五、《苍黄》的审美启示意义
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缘于对读者接受心理的顺应，文学创作出现了类型化的写作现象，这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包括官场小说在内的类型化写作毕竟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又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一般大众读物的社会信息传达功能，不应当停留于纯粹类型文学的以阅读快感为核心的大众娱乐型审美，换句话说，类型化写作的文学前途，是这一类创作无法忽略和回避的问题。
长篇小说《苍黄》出版以来，既屡上各种畅销书排行榜，又召开过高档次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已经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和高度的重视。这部作品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作者以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在官场生态这一社会广泛关注而又已经得到丰富表现的题材领域，从批判意识、风俗境界到反讽笔调和悲悯情怀等方面，作出了自我独特的审美开掘。《苍黄》的成功充分说明，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种生命现象；成功的文学作品，也必然是对于审美客体的意蕴进行多侧面、多层次深入开掘的产物，必然是既具有生活信息与社会内涵的丰富性，又具备文化底蕴开掘和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积淀的深邃、独到性。《苍黄》的成功还说明，类型化写作审美境界的真正提升、精神含量的真正强化、文学质量的真正提高，对于增强作品的审美共鸣度和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类型化写作不能在市场效应光环的笼罩下，自我陶醉于可读性、吸引力、销售量等等大众接受效应层面的功效，忽略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文学前途的追求，而应当在保留类型化叙事大众接受优势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增强和艺术质量的提高。只有这样以突破和超越类型化审美境界的方式，类型化写作才可能同时获得社会影响拓展和文化意义提升两方面的巨大成功。
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类型化写作特征。其中既有悬疑、盗墓、玄幻、仙侠、穿越小说这样规约具体鲜明的纯粹类型文学；也有如“红色谍战”、“青春言情”小说一样，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与特定的历史或人性内容相融合而成的；还有围绕当今社会的热点现象而形成的，如职场、官场小说等等。盛况之下，以至有人将新世纪的“类型化写作”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潮性写作”相提并论。如果说，80年代的“思潮性写作”是一种以观念传播和形式探索为核心的先锋写作、精英文化，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各种“类型化写作”，则属于以信息传播和审美快感为主的商业化写作、大众娱乐文化。类型化写作作为一个文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商业性与文学性、叙事类型化与审美独创性的矛盾。也就是说，不管从类型化写作的本质特征还是创作现状来看，怎样才能既充分发挥类型化写作的审美优势，以保持良好的市场效应，又不断地提升文本的审美境界、增强文本的价值含量，以保证自我创作的文学前途，是每一个处于类型化写作状态而又具有严肃创作追求的作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化写作，基本特征自然是以官场生态为主要叙事内容。王跃文以90年代末发表轰动…时的长篇小说《国画》，成为这种题材和主题倾向兼具的类型化写作的开创者、“第一人”。大致说来，官场小说主要针对官场的腐败现实，呈现出问题意识、批判立场和世俗视角等审美特征。经过十余年的曲折与发展，在中国社会矛盾更尖锐、腐败现象更突出、官场问题的社会影响程度也更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官场小说的创作已经蔚为壮观，成为了最热门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而且具体作品的思想表达更自由、表现内容也更丰富了。但与此同时，一些不可忽视的价值局限也显现于其中。从精神文化角度看，不少的作品黑幕揭秘特征更明显，审美内涵更浅薄俗气，价值旨归更接近于“官场宝典”之类的、实用主义的庸俗境界。从文学角度看，大量作品描述内容的拓展路径不过是由“秘书”而“司机”而“亲信”而“官太太”，由“驻京办主任”而“接待处处长”而“党校同学”，由“省府大院”而“官场后院”而“干部家庭”，思想内涵的深化则不过是由“官运”、“仕途”而“裸体做官”而“升迁”、“出局”式的，其实只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和信息增添式的“平面滑动”，而不是真正的审美境界的拓展与深化。结果，本来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官场小说，也呈现出与其他类型化写作相似的、市场火热而文坛轻视的状况。
实际上，类型文学与类型化写作是两种存在巨大差别的创作道路，纯粹的类型文学本来就是一种以大众娱乐型审美为目的的快餐文化，而类型化写作虽然在题材、主题、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具有类型文学的特征，但在文本的思想内蕴和审美底蕴等方面，则存在着与严肃文学、精英文化相一致的创作追求。正因为如此，在当前的类型化写作热潮之中，也出现了不少超越类型化写作流行审美境界的出类拔萃之作。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暗算》及同一作者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的《风声》，就是将谍战的叙事智慧与红色革命的精神内容有机结合而大获成功的例证。那么，官场小说领域是否也出现了这种突破类型化写作审美水准、出于类型而又超越类型的优秀作品呢?笔者认为，王跃文的长篇小说《苍黄》即可名列其中。
二、世俗视角与批判力量
当前的官场小说大多承接“新写实小说”的审美传统，显示出一种对官场现实进行社会纪实与揭秘的写作姿态。作品多半聚焦于官场的权势状态、庸琐习性和腐败内幕，“官场、情场、商场”的纠葛成为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审美境界总体上处于生活故事和日常经验传达的层面。中国文化传统中“官运亨通”、“升官发财”、“三妻四妾”、“当官做老爷”之类的思想意识，成为不少作品的主要心理兴奋点。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立场和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也隐含于不少作品之中。所以在价值视角方面，当前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
《苍黄》对于世俗价值，也持认同的态度。从县委书记刘星明对“差配”、“上访”等问题的职位功利性处理，到县委办主任李济运职业、家庭生活中烦躁无奈与用心应对并存的日常状态，再到李济运父母、舒泽光妻子在家庭面临危险时或狡黠或暴戾的维护方式，作者都以细致入微的写实笔法，——详尽展示，这本身就内含着一种对于庸常人生及其世俗需求的充分认同与尊重。
世俗审美视角在反映生活信息、宣泄社会情绪等层面，确实有其特殊的功能和意义。但是，当前的不少官场小说沉湎于实用理性，以简单地摹写生活表象为满足；往往还热衷于以猎奇心理铺排官场的恩怨是非；而且明显表现出玩味腐败、宣扬权谋的心理兴趣，在描述种种官场的厚黑手段时，对其中包含的“邪恶的智慧”及其运用的成效，显示出明显的艳羡心理，甚至以文本成为所谓的官场“宝典”而“秘籍”而自鸣得意；对于世相背后的生态肌理、价值实质的揭示，却相当的欠缺。这类官场小说实际上是从认同世俗欲望合理性的思想方向出发，沦入了全盘认同人性需求、个体私欲的人生价值境界和社会文化立场，以至遮蔽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本应具备的社会正义与个体人格诉求的理性立场，结果，所谓的世俗视角，就蜕变成了排斥审美内涵精神性的借口，对社会发展的负面趋势，则是行揭露与批判之名、成“讽一劝百”之实。不能不说，这是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局限。
其实，以世俗视角为起点，除了这种曲意维护个体欲望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可向另一方向升华，形成充分尊重百姓利益的社会价值立场。王跃文的《苍黄》就是如此。在题材内蕴的开掘中，作者从对于世俗的认同出发，升华出了一种“民生”的价值立场，从而拓展了对官场现状进行考察的精神坐标与价值资源。作品在描述官场日常生态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当下中国基屋；社会的热点事件或事件的内在敏感点，并以这类事件的官场反映为核心和枢纽，来建构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作者从换届选举的“差配”问题写起，广泛地描述了诸如上访与截访、农村“六合彩”、矿难、食物中毒、有偿新闻、官商警匪勾结等等新闻热点事件，广泛、深入地展示出了当今中国基层社会濒临崩溃的现状。文本社会性内涵的密集度、尖锐性与覆盖面，比一些极具冲击力的新闻报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今中国，权力和官场显然是主导民生的重要力量，《苍黄》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基层社会矛盾激化、危机显现的真相，并以这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为基础，来展开对矛盾弊端形成原因和官场处理状态的追问，就以一种官场与民生互为参照的复合性形态，大大增强了对官场现实生态进行批判的思想力量与价值后援。这种从当代社会整体状况审视官场的思想眼光和“以公心讽世”的社会文化高度，比之着意于纯粹仕途进退、人生欲望侧面的世俗化视角，无疑具有更深广的思想底蕴、更结实的价值含量。
三、问题意识与风俗眼光
对官场这一社会场域的“灰色”与“病态”现象进行揭示与批判，使得官场小说在审美内蕴层面表现出明显的问题意识。《苍黄》同样如此。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正是试图以世俗价值的民众实现状态为基础和背景，通过透视时代剧变、社会困窘状况的官场反映及其内在逻辑，来揭示官场“世情”和官场人的生态。作品大量丝丝入扣、体察人微的写实型描述，都充分显示出这种审美特征。而且，《苍黄》很少其他官场小说的那种情爱展示、隐私猎奇、揶揄笔调和段子渲染之类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比如作品对主人公李济运与宣传部长朱芝之间关系的描写，就相当谨慎地把握着分寸。这就使作品大大减少了旁逸斜出的趣味陛“闲笔”，摆脱了流行文化格调暖昧、品质芜杂的精神局限，思想意蕴的针对性与凝聚性得到了有力的增强，节奏更紧凑、内蕴更沉实，从而显示出一种辛辣而肃穆地进行问题探索的审美品质。
但仅仅如此，《苍黄》不过是一部笔法严谨、内容结实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已。“问题小说”是我国五四时期就已出现的一种小说类型。每当社会出现巨大变故时，这类小说的创作就相当的活跃，从五四时期的冰心到根据地的赵树理，直到十七年的某些合作化题材小说和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都是如此。这类“问题小说”的大量作品，往往都因背景逼仄、题旨直浅而遭到诟病。但往往也能够出现少数的出类拔萃之作，如鲁迅的《阿Q正传》、《药》、《故乡》、《伤逝》等，虽然同样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却因开掘深广、艺术精湛，而显示出超越问题境界的审美内涵。由此可见，一部具有问题意识的作品要想真正地出类拔萃，那么，在以问题意识帮助作品获取社会关注与热议的基础上，作者还需要深入地开掘、艺术地处理，不仅充分展现艺术观照对象的社会性内涵，而且着力于深化和拓展这种问题的历史文化内蕴，从而有力地提升文本的审美境界、增强文本的价值含量。《苍黄》正具有这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
具体说来，《苍黄》的不同流俗之处，在于作者将繁复的官场事像与其背后所隐含的官场伦理融为一体，概括为官场的日常习性和生态规律来进行考察与描述，由此形成了一种从文化视角审视社会问题、将官场生态风俗化的审美眼光。首先，小说选择县级市官场为叙事环境、县委办主任为叙事线索、一届县委书记任期为故事情节段落，这种总体构思本身，就表现出作者对当代官场的透彻认识与整体把握。其次，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往往淡化对热点事件及其是非曲直本身的关注，而将尖锐沉重的社会问题，描述为官场按习惯和常规处理的“工作任务”，进而通过揭示人物完成“工作任务”的情态和心态，着重展现出他们隐藏于种种处理行为背后的规则与逻辑。一种意在探究官场习性的创作动机，就由此显示出来。再次，通过描述新县委书记上任伊始即转变思想和行为态度等诸多内容，作者特意揭示出，当代官场的现实情形，已经不仅仅是某个重要官员偶然性、个人性地形成的问题，而具有了如生态系统自我运转一般的周期性、规律性特征。第四，作者在对故事情节和官场生活的场景、细节进行白描之外，还花费了大量笔墨来阐发隐含其中的官场生态的规律与习性，以至形成了一种王跃文所特有而为文坛广泛关注的“笔调从容”的叙事特征；而且，小说的具体叙述过程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比如将“刘半间”、“刘差配”等称呼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同类特性进行联接，借“宝钱”、“白鼻孔陪考”等等民间俗语剖析现实官场的现象，这实际上又从审美思维特征的角度显示出，《苍黄》的根本审美意图，确实是在揭示官场的文化习性，而且是时时自觉地以各类不同的文化为参照，来对当代官场进行对比性的审视。正是这种种努力，使得《苍黄》超越了一般官场小说生活表象、事件进展描述和政论性社会问题剖析的层次，进入了一种对当代官场的风俗形态或日当代“官俗”进行审视与呈现的审美境界。
中国新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将社会生活状态风俗、风情化的审美努力。比如，在乡土风俗、风情化的创作中，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乡土”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诗性乡土”两种审美传统。而老舍、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耐人寻味，关键也在于将都市生态转化为一种人情世态来进行描摹和品味，从而别具一格而又入木三分地传达出了“京味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审美韵味。王跃文的《苍黄》等小说，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以其独特的现实感悟和艺术笔调，建构起了一种类似于“国民性乡土”的、对于当代官场的批判型、风俗化的审美境界，由此有力地显示出一种从文化生态层面对于世风人情的认知功能。
四、反讽笔调与悲悯情怀
当前的官场小说在批判性意蕴境界的建构中，呈现出多种各不相同的审美路径，其中较有艺术意味的包括以下几种：其一是义正辞严、鞭辟入里的社会政治审判型，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题材作品大多如此；其二是千迥百转、一唱三叹的哲理抒情型，《沧浪之水》可作为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三是所谓“零度写作”，不少描述乡土官场的作品就具有这种以乡土气息方式呈现的“零度情感”、冷峻讽刺的审美特征。《苍黄》的审美路径不同于此。这部作品对当代官场的批判，是以一种具有同情性理解作基础的、蕴蓄着内在愤懑与无奈的反讽式白描来实现的。
“反讽”是一个与“悖论”密切相关的概念，基于世界本质上是诡论式的、只有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其矛盾整体性这样一种价值认知。无论是夸大叙述、正活反说还是言非所指等等，反讽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抓住陈述对象的字面义与真实义的矛盾状态，以便显示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一句话的含义的歪曲和颠倒，进而使文本的主题意义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形态。《苍黄》的审美路径正是如此。这部作品叙事的基本特征，是将情节展示和细节剖析、人物刻画和习性描述融为一体，按照官场价值逻辑和行为规则，进行耐心、细致、精确的阐述与剖析。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往往一方面站在生活日常逻辑和社会道德底线的角度，对官场生态的种种异化特征予以归谬式的嘲讽、调侃和揶揄，另一方面又时时设身处地地对作品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一种“同情性”的辩解、阐释与慨叹，这二者之间，恰好构成了一种意义的互相消解，作品就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一种亦庄亦谐的反讽色彩。比如，作品对官场得意的县长“刘半间”和仕途坎坷而发疯的“刘差配”两个刘星明的人物设计，就具有明显的反讽之效。县长“刘半间”的所作所为专制到近乎疯狂，而疯子“刘差配”的言论却恰好是中规中矩的体制内语言，他们各自的言行实质和思想状态、表面意义与实际内涵，构成了一种自我的矛盾与反差，导致了对自我价值正当性的排斥、抵消和反讽，而两种反差并列到一起，又在更深入的层面，呈现出一种强烈而透彻的批判意识和反讽效果。面对世界的丑陋与残缺，《苍黄》的这种既冷眼旁观又感同身受、既愤懑又无奈的反讽笔调，不同于诗意化叙事的伤感，也不同于纯粹讽刺与批判的冷峻决绝，正是王跃文作品韵味与魅力 独具地批判当代官场的一种意义传达方式。
《苍黄》在批判官场病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从“人”的立场出发，对人物的人格“不自在”生态和生命意义浅薄、功利状态，进行一种设身处地的揣摩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对那种置身官场则无可逃避，只能在欲望与规则的泥淖中随波逐流、难以自拔的生存境遇，寄与了充分的同情性理解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具象层面，小说从点的角度，表现出李济运既隐忍地遵守官场“纪律”、又因道德底线受冲击而灵魂被拷问的矛盾状态，细致地刻画了他由无奈到抗争再到逃避的心路历程；同时从面的角度，满怀同情与义愤地描述了一个个正常人因为宦海风波而疯掉、自杀、失踪的结局，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官场堂而皇之地吞噬的社会现状。抽象层面，作者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苍黄”为作品命名，不断强化地描述关于“哑床”的比喻和被命名为“怕”的油画、并以之为作品的核心意象，都鲜明地体现出一种由官场百态而品人生百味，对人性、人格、社会生活居然异牝到如此程度的精神慨叹意味。小说的结尾，李济运进到电梯而“不知该按哪个键”、“仿佛四处有人在悄悄说话”的惊恐与彷徨，更是对生命个体“身在樊笼中”无助而又无奈心态的极具象征意味的集中表达。由此，作品就从世情与人性相结合的高度，透露出一种对于官场生态和官员人性状态的深深关切与冷悯；一种对于既不自在而又意义缺失的人生状态的悲悯情怀，也就由此生发出来。这种从人本立场出发的悲悯情感，以一种批判与同情性理解相交织的正面精神力量，既使作品避免了价值指向被扭曲性理解的可能，从而增强了社会文化批判的稳健度，有效地摆脱了官场生态写真对现实生活的负面导向作用；也切实增强了文本生命层面意蕴的丰富性，使作品从生命意义感悟及其审美传达的层面，构成了对类型化叙事流行审美境界的有力突破。
五、《苍黄》的审美启示意义
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缘于对读者接受心理的顺应，文学创作出现了类型化的写作现象，这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包括官场小说在内的类型化写作毕竟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又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一般大众读物的社会信息传达功能，不应当停留于纯粹类型文学的以阅读快感为核心的大众娱乐型审美，换句话说，类型化写作的文学前途，是这一类创作无法忽略和回避的问题。
长篇小说《苍黄》出版以来，既屡上各种畅销书排行榜，又召开过高档次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已经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和高度的重视。这部作品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作者以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在官场生态这一社会广泛关注而又已经得到丰富表现的题材领域，从批判意识、风俗境界到反讽笔调和悲悯情怀等方面，作出了自我独特的审美开掘。《苍黄》的成功充分说明，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种生命现象；成功的文学作品，也必然是对于审美客体的意蕴进行多侧面、多层次深入开掘的产物，必然是既具有生活信息与社会内涵的丰富性，又具备文化底蕴开掘和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积淀的深邃、独到性。《苍黄》的成功还说明，类型化写作审美境界的真正提升、精神含量的真正强化、文学质量的真正提高，对于增强作品的审美共鸣度和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类型化写作不能在市场效应光环的笼罩下，自我陶醉于可读性、吸引力、销售量等等大众接受效应层面的功效，忽略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文学前途的追求，而应当在保留类型化叙事大众接受优势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增强和艺术质量的提高。只有这样以突破和超越类型化审美境界的方式，类型化写作才可能同时获得社会影响拓展和文化意义提升两方面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