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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拉丁文是很“小众”的学科，雷立柏出版的著作多半跟这一学科有关，显然不会“大卖”。不过，雷立柏坚信拉丁文在中国“有潜力”，他的著书立说并不问“前程”。
在中国，一提起拉丁文，总绕不开一个名字—雷立柏（Leopold Leeb）。他来自奥地利，在北京生活了22年，执教拉丁文等古典语言。作为“人大”教授，他最近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我的灵都》。书中，雷立柏与北京这个东方古都有着“切肤之亲”，在这里，他奉献了自己的三个“爱人”—拉丁语、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对于透彻了解西方文明，他给出的诀窍是“往根上学”。
他乡成故乡
雷立柏的窗口正对着“人大”校园一大片绿地，骄阳下，望出去一片葱茏。他的办公室简朴到没有任何装饰，铺着格布的书桌摞着常用的教科书，黑板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几个小字颇似他本人的写照。
在中国，拉丁文是很“小众”的学科，雷立柏出版的著作多半跟这一学科有关，显然不会“大卖”。不过，他坚信拉丁文在中国“有潜力”，他的著书立说并不问“前程”。
在新作《我的灵都》中，雷立柏记述了他在北京的林林总总，以及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感想。在与他本人的互动中，“北京”二字前被他不自觉地加上了“我的”，听起来真性流露，毫不矫情。
在异域工作是“雷”家的传统。雷立柏的父母曾经在非洲做过3年义工，爸爸是建筑工人，妈妈从医。受父母影响，他从小就对生活在遥远地区的人们充满向往，18岁时，也曾立志要去非洲当义工奉献自己的价值。
然而命运之神却把雷立柏牵到了东方。21岁时，他只身来到台湾，“接触到一个繁体字的中国”，从此跟中文结下缘分。3年后回到奥地利，拿到硕士学位后，像翩翩飞鸿一样，他再次回到中国。
也许是一种宿缘，中国语言、哲学让雷立柏着迷。他喜欢孔子，熟读《论语》，经常引经据典。他坦言对北京培养了一些“不是建立在燕京啤酒、北京烤鸭之上的感情”，这些感情，更多的是“神交”。
在北京大学，雷立柏师从一代大家汤一介教授学习中国哲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有人建议他在北京教自己的母语—德语，他却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西方古典语言—拉丁文。
雷立柏从小就对外语“来电”，高中时就接触到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后来在台湾又学了汉语，甚至还懂日语。面对人们经常流露的赞叹，雷立柏心下卻有一份谦逊，“在西方，一个历史学家至少要懂5-7门外语。”
谈起东西方文化，雷立柏说，“我们永远不是很好的世界公民，因为总会偏重于某一领域，没人可以绝对公平、无所不包地了解这些传统。”
对于自己的关注点—古典语言的传播，雷立柏下足了功夫。拉丁语传入中国700多年，由于跟英语关系密切，有很多共同词汇，这门语言在中国有着比另一种源头文字—“梵文”更大的学习优势。
梁启超当年曾建议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学拉丁文，后学英文，他说这样会事半功倍。在雷立柏看来，“不学古典语言，英语不会非常好，因为你没有分析能力，不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古典语言的价值，通过学习这些语言，透彻了解西方和西学，比照后，更深入地反观中国文化。
借助古典语言触摸西方脉络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何走入现代世界？如何与西方对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深的差别（或相通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雷立柏关注的话题。他津津乐道于犹如桥梁般连接中西的人物—利玛窦、郎世宁、丁韪良，他把400年前在两种文化间“搭桥铺路”的利玛窦称作第一个汉学家。
“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哲学就是从利玛窦开始。他最早把古希腊著作译成汉语，不但把西方介绍给中国，也把中国介绍给西方。”
利玛窦开启的中西文明交流持续至今，作为后人，雷立柏也跻身其中。他在“人大”开设了古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三门课程，它们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三个代表性语言，简称“三个代表”。拉丁语代表西方的法律文明；希腊语代表文学、历史和科学；希伯来语则代表西方的传统信仰。
雷立柏认为，通过古典语言可以真正进入全球思想史，“因为大部分现代思想概念都来自这个根源”。比如人们常说的“母语”（mother tongue）一词就诞生于拉丁语，公元400年，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
在雷立柏看来，欧洲带给中国的最突出的就是“法”，无论是“立法”、“语法”或“法律”。“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在法律方面，中国文化资源相对贫乏，没有形成像古罗马那样的学科，因此要向拉丁语传统学习。”
10年前，关于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书在中国很难有销量，“但是今天有更多人希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主体结构、法治概念以及法学院如何在欧洲中世纪出现。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感在成长，人们渴求看到更完整、更客观的世界。”雷立柏说。
对于东西方两大系统的异同，雷立柏认为，两大系统拥有很多共同价值，比如共同向往知识、博爱、公平、正义……“美国一个学者甚至发现，墨子和耶稣有很多相似之处。”
雷立柏心目中的汉语是一种世界语言，它接纳创造了很多概念。“中国150年以来翻译了很多西方著作，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共同语言。中国人虽然看的是汉语书，但是却在参与世界对话。”
迄今为止，雷立柏总共培养了2000多名拉丁文人才，他们有的在做编辑，有的当了老师，有的继续去国外深造。教材厚了，标准高了，借助词典、语法表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雷立柏的课程也越来越有“规模”。他感慨于拉丁文书籍在中国的不断丰富，“不但有直接或间接跟拉丁文有关的书籍出版，最近还出了拉丁文书法！”
汉学家太少，要加油
在《我的灵都》序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称，在雷立柏身上，他看到了古人的遗风。
孙郁写道，“因为雷立柏，我们知道了许多湮灭的故事。”比如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樊守义，第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郑玛诺，以及最早的西文图书馆……“他特别关注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为中国人没有深深关注这些历史深深遗憾。” “汉学家我认为太少，还不够。”这是雷立柏的切肤之叹。有人曾经预言，“他可能是20年以后欧洲最好的汉学家”，不过，“但行好事”的雷立柏却并不在意这些。有一次，“人大”副校长杨慧林去意大利访问，有朋友希望他能留在罗马大学任教两年，因为自己不能成行，杨慧林便答应推荐一位“西文比自己好，中文也不差”的学者，对方欣然应允。没想到，当他推荐雷立柏时，他的回复却是，“我非常高兴你能把我作为中国学者推荐给欧洲，不过我还是宁愿留在北京。”
作为两大文明之间的搭桥人，雷立柏把北京称为“东方的罗马”。在这里，他没有社交，没有娱乐，甚至没有家庭。孙郁说，雷立柏的文字刻着他的忘我精神，他舍弃了凡世的欲求，把大半生的经历献给中国，献给北京，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乃一种大爱的精神，说他有一种殉道意识也不为过。
如今，雷立柏已经出版了40多本著作，在他办公室的一隅，这些书立在书架上，看起来有实打实的成就感。目前他跟新星出版社合作，正在完成《中国的景教》、《從明末到19世纪》等四本书的翻译。他还想把《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中文版译成英文，他说，“在国外，关于这段历史，至今没有一本好的工具书。”
检索当当网，雷立柏名下有拉得很长的书单。他所撰写的《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介绍了一位被遗忘的奥地利修士画家。这本书由奥地利驻华大使亲自作序。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费希尔的《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把这位传教士在华53年的岁月介绍给世人。
雷立柏说，他来自一个小国。确实，奥地利很小，面积仅有中国的1%。从雷立柏的家乡往北走30公里就是捷克，再200公里是波兰。但在中国，走3000公里还是中国。他曾经骑自行车不断往返于北京市区和通州之间，大概有1000次之多。这样的举动似乎在丈量北京的距离—地理的、精神的。
“大部分中国人觉得大就是好，越大越好，中国人通常关心全国的情况。”这让雷立柏感到不可思议。“从地理上我就觉得消化不了中国，中国的一个省就比我们整个国家大10倍。”
经常有人对雷立柏说，老师你很懂中国。他却打趣道，“我连北京都懂不了，因为北京也那么大。人民大学的校园我比较熟悉。”
谈起北京，雷立柏忍不住动情，“她是那么古老，又是那么有魅力的一个母亲！”而他称北京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我的脚还记得我爬过的山”。
雷立柏说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快乐的外国人在北京。他感谢北京成为他的精神净土，他研究这里的历史、文化，并被深深吸引。“我就是喜欢北京，我得到收获和恩典比我所给予的还要多！”
在中国，一提起拉丁文，总绕不开一个名字—雷立柏（Leopold Leeb）。他来自奥地利，在北京生活了22年，执教拉丁文等古典语言。作为“人大”教授，他最近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我的灵都》。书中，雷立柏与北京这个东方古都有着“切肤之亲”，在这里，他奉献了自己的三个“爱人”—拉丁语、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对于透彻了解西方文明，他给出的诀窍是“往根上学”。
他乡成故乡
雷立柏的窗口正对着“人大”校园一大片绿地，骄阳下，望出去一片葱茏。他的办公室简朴到没有任何装饰，铺着格布的书桌摞着常用的教科书，黑板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几个小字颇似他本人的写照。
在中国，拉丁文是很“小众”的学科，雷立柏出版的著作多半跟这一学科有关，显然不会“大卖”。不过，他坚信拉丁文在中国“有潜力”，他的著书立说并不问“前程”。
在新作《我的灵都》中，雷立柏记述了他在北京的林林总总，以及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感想。在与他本人的互动中，“北京”二字前被他不自觉地加上了“我的”，听起来真性流露，毫不矫情。
在异域工作是“雷”家的传统。雷立柏的父母曾经在非洲做过3年义工，爸爸是建筑工人，妈妈从医。受父母影响，他从小就对生活在遥远地区的人们充满向往，18岁时，也曾立志要去非洲当义工奉献自己的价值。
然而命运之神却把雷立柏牵到了东方。21岁时，他只身来到台湾，“接触到一个繁体字的中国”，从此跟中文结下缘分。3年后回到奥地利，拿到硕士学位后，像翩翩飞鸿一样，他再次回到中国。
也许是一种宿缘，中国语言、哲学让雷立柏着迷。他喜欢孔子，熟读《论语》，经常引经据典。他坦言对北京培养了一些“不是建立在燕京啤酒、北京烤鸭之上的感情”，这些感情，更多的是“神交”。
在北京大学，雷立柏师从一代大家汤一介教授学习中国哲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有人建议他在北京教自己的母语—德语，他却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西方古典语言—拉丁文。
雷立柏从小就对外语“来电”，高中时就接触到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后来在台湾又学了汉语，甚至还懂日语。面对人们经常流露的赞叹，雷立柏心下卻有一份谦逊，“在西方，一个历史学家至少要懂5-7门外语。”
谈起东西方文化，雷立柏说，“我们永远不是很好的世界公民，因为总会偏重于某一领域，没人可以绝对公平、无所不包地了解这些传统。”
对于自己的关注点—古典语言的传播，雷立柏下足了功夫。拉丁语传入中国700多年，由于跟英语关系密切，有很多共同词汇，这门语言在中国有着比另一种源头文字—“梵文”更大的学习优势。
梁启超当年曾建议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学拉丁文，后学英文，他说这样会事半功倍。在雷立柏看来，“不学古典语言，英语不会非常好，因为你没有分析能力，不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古典语言的价值，通过学习这些语言，透彻了解西方和西学，比照后，更深入地反观中国文化。
借助古典语言触摸西方脉络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何走入现代世界？如何与西方对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深的差别（或相通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雷立柏关注的话题。他津津乐道于犹如桥梁般连接中西的人物—利玛窦、郎世宁、丁韪良，他把400年前在两种文化间“搭桥铺路”的利玛窦称作第一个汉学家。
“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哲学就是从利玛窦开始。他最早把古希腊著作译成汉语，不但把西方介绍给中国，也把中国介绍给西方。”
利玛窦开启的中西文明交流持续至今，作为后人，雷立柏也跻身其中。他在“人大”开设了古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三门课程，它们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三个代表性语言，简称“三个代表”。拉丁语代表西方的法律文明；希腊语代表文学、历史和科学；希伯来语则代表西方的传统信仰。
雷立柏认为，通过古典语言可以真正进入全球思想史，“因为大部分现代思想概念都来自这个根源”。比如人们常说的“母语”（mother tongue）一词就诞生于拉丁语，公元400年，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汇。
在雷立柏看来，欧洲带给中国的最突出的就是“法”，无论是“立法”、“语法”或“法律”。“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在法律方面，中国文化资源相对贫乏，没有形成像古罗马那样的学科，因此要向拉丁语传统学习。”
10年前，关于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书在中国很难有销量，“但是今天有更多人希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主体结构、法治概念以及法学院如何在欧洲中世纪出现。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感在成长，人们渴求看到更完整、更客观的世界。”雷立柏说。
对于东西方两大系统的异同，雷立柏认为，两大系统拥有很多共同价值，比如共同向往知识、博爱、公平、正义……“美国一个学者甚至发现，墨子和耶稣有很多相似之处。”
雷立柏心目中的汉语是一种世界语言，它接纳创造了很多概念。“中国150年以来翻译了很多西方著作，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共同语言。中国人虽然看的是汉语书，但是却在参与世界对话。”
迄今为止，雷立柏总共培养了2000多名拉丁文人才，他们有的在做编辑，有的当了老师，有的继续去国外深造。教材厚了，标准高了，借助词典、语法表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雷立柏的课程也越来越有“规模”。他感慨于拉丁文书籍在中国的不断丰富，“不但有直接或间接跟拉丁文有关的书籍出版，最近还出了拉丁文书法！”
汉学家太少，要加油
在《我的灵都》序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称，在雷立柏身上，他看到了古人的遗风。
孙郁写道，“因为雷立柏，我们知道了许多湮灭的故事。”比如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樊守义，第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郑玛诺，以及最早的西文图书馆……“他特别关注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为中国人没有深深关注这些历史深深遗憾。” “汉学家我认为太少，还不够。”这是雷立柏的切肤之叹。有人曾经预言，“他可能是20年以后欧洲最好的汉学家”，不过，“但行好事”的雷立柏却并不在意这些。有一次，“人大”副校长杨慧林去意大利访问，有朋友希望他能留在罗马大学任教两年，因为自己不能成行，杨慧林便答应推荐一位“西文比自己好，中文也不差”的学者，对方欣然应允。没想到，当他推荐雷立柏时，他的回复却是，“我非常高兴你能把我作为中国学者推荐给欧洲，不过我还是宁愿留在北京。”
作为两大文明之间的搭桥人，雷立柏把北京称为“东方的罗马”。在这里，他没有社交，没有娱乐，甚至没有家庭。孙郁说，雷立柏的文字刻着他的忘我精神，他舍弃了凡世的欲求，把大半生的经历献给中国，献给北京，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乃一种大爱的精神，说他有一种殉道意识也不为过。
如今，雷立柏已经出版了40多本著作，在他办公室的一隅，这些书立在书架上，看起来有实打实的成就感。目前他跟新星出版社合作，正在完成《中国的景教》、《從明末到19世纪》等四本书的翻译。他还想把《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中文版译成英文，他说，“在国外，关于这段历史，至今没有一本好的工具书。”
检索当当网，雷立柏名下有拉得很长的书单。他所撰写的《别了，北平：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介绍了一位被遗忘的奥地利修士画家。这本书由奥地利驻华大使亲自作序。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费希尔的《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把这位传教士在华53年的岁月介绍给世人。
雷立柏说，他来自一个小国。确实，奥地利很小，面积仅有中国的1%。从雷立柏的家乡往北走30公里就是捷克，再200公里是波兰。但在中国，走3000公里还是中国。他曾经骑自行车不断往返于北京市区和通州之间，大概有1000次之多。这样的举动似乎在丈量北京的距离—地理的、精神的。
“大部分中国人觉得大就是好，越大越好，中国人通常关心全国的情况。”这让雷立柏感到不可思议。“从地理上我就觉得消化不了中国，中国的一个省就比我们整个国家大10倍。”
经常有人对雷立柏说，老师你很懂中国。他却打趣道，“我连北京都懂不了，因为北京也那么大。人民大学的校园我比较熟悉。”
谈起北京，雷立柏忍不住动情，“她是那么古老，又是那么有魅力的一个母亲！”而他称北京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我的脚还记得我爬过的山”。
雷立柏说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北京人，或者说是一个快乐的外国人在北京。他感谢北京成为他的精神净土，他研究这里的历史、文化，并被深深吸引。“我就是喜欢北京，我得到收获和恩典比我所给予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