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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性”为通论的意识形态正以“工业社会”为载体在全球蔓延。受技术革新的影响，美好的永远是在未来，“进步观”取代了“是非善恶观”，它以是否新潮的意识，将旧有的思想观念无情地抛弃。它使得人不再追求“好坏”、“善恶”、“正义”的永恒价值，而心甘情愿地将思想流向于现代性的历史观念，即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观念’因此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它使得每一个个体均可以在拉平了的社会中获得一种活动的自由状态。现代性以这么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推动了人的自由的实现，但它却是走向了一种人性堕落的自由。因此，列奥·斯特劳斯痛心疾首地指出：“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也因为此，人类自我消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完整人性，丧失了审美的能力，再也无法参与到人类文明不断进行的对话之中，人的精神生命进入了一种自我封闭。
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化，使得当代大学生群体在现代性思维的影响下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呈现出这一种状态。也基于此，旧有的建立于威权主义基础上的道德说教式的、空洞化的、教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被现代性无情地解构，甚至成为了被奚落、被调侃的茶余饭后的调味剂。如何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重塑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塑造大学生的整全性人格，这是时代给当代针对大学生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列奥·斯特劳斯针对美国社会的“日渐沉沦”，提出了“回归古典，重建自由”的思想理路，这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界学人的重要启示。以儒家“君子”理念提炼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新的价值目标，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获一条延承传统、紧贴时代的思想路径。
一、“仁”——“君子”人格的价值核心
《论语》一书共11076字，提及“仁”的理念有65处，“仁”字共出现有120多次。因此，自古及今，均有学人认为，一部《论语》，即为“仁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仁”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才能被称之为君子。李泽厚甚至认为，孔子以仁学结构（包括四个要素：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建构形成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并指导着汉民族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解释何为“仁”时，从来不会界定“什么是仁”，而往往代之以“如何做才称得上仁”式的回答：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由此可见，儒家所倡导的“仁”并不是让人从概念上把握，而是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去体悟，去习得“仁”之精髓。
二、“为学”——通过对“仁”的理念修习而明君子之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开篇即明确指出，“学”乃“君子”人格形成的必由路径。只有通过“学”，才能真正获得以“仁”为 核心的诸如“仁、智、信、直、勇、刚”的君子人格，如果缺乏了“学”的路径，君子人格则会出现歪曲：“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那么，究竟应该要学些什么呢？孔子以“六经”为范本而展开的教学可以给予启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对于《诗》的学习，使人获得一种温柔敦厚的人生品格。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儒家看来，个体只有始终保持温顺和蔼、宽怀待人、诚实厚道的人生品格，才能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中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因此，孔子才有了“不学诗，无以言”的人生感悟。学于《书》，则可收获疏通知远的人生坦途。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感，更在乎于在历史中找寻生命的存在感。因此，对于历史的学习，是中国人在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向度。中国人从来都认为，历史是对于人生经验的总结，一个人如能善于学历史，便能晓人事，知人伦，进而在习得的基础上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得更为通达、更为远阔，甚至能进一步的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启迪后人。因此，才有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情怀。
自周公“制礼作乐”，而使中华文化有“礼乐文化”之名。因此，儒家特别看重“礼乐”的修习。从“礼”的视角而言，孔子曾言及“不学礼，无以立”，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人，只有学礼进而知礼，才能屹立于天地间。而从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看，荀子甚至认为礼分别是天地、先祖、君师的根本（笔者按：三者分别指向了天道、人道、治道的思想层面）——“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个人通过学礼而寻天命以敬畏之，尊崇之;通过知礼而畏父母大人之言以孝顺之;通过守礼而畏圣人之言以心安之。只有这样，当个体在接人待物、行为处事之时便可做到“恭俭庄敬”，那么整个社会也便自然而然实现了秩序的有序性。 如果说，通过“学礼—知礼—守礼”让个体在社会活动中能清楚地定位自己，从而做到恭俭庄敬状态下的安分守己。通过对于“乐”的学习，则可达到内心的安和。《礼记·乐记》指出，“德者，情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荀子也曾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正是音乐艺术带给个体的一种心性的陶冶，从而获得了个人修养的提升，推动了个体生命的圆融。此即学于乐所带来的“广博易良”。当个体拥有了“广博易良”的心性修为，与其说他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暂时困惑、迷茫、无助而陷入到一种极端状态，毋宁认为他能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中通过自我的反思寻得人生逆境中奋起的精神良方，走而走向生命之路的通达。
当然，儒家如此之重视对“礼乐”的学习，其最终的价值旨归在于政治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在推动个体对于“礼乐”的学习中，实现天下大治——“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最后，君子必学于《易》。自古以来《易》便被赋予了“群经之首”的历史地位，因为“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通过对《易》的学习，才能真正懂得人生，建构起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生命。“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要实现人生的价值，首先应该要站对位置，同时在对待人事之时也应懂得世间没有绝对平等，因此，就应当要转变自身的观念，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此即孟子所言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总有顺境与逆境，在逆境之时，不要哀怨、过多牢骚，以淡泊之心求奋进之道;在顺境之时，也应懂得谦卑和善，善待他人。如此，人生则无过无悔矣。这也就是《易》之所言“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三、践履——“君子”人格在社会实践中的体悟
儒家从来不会将君子人格的修成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学习”，毋宁说儒家更重视个体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其人生的价值。“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理论式的学习，即使再多、再精妙，如果无法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个体的价值，那也是无用的。因此，必须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明于人伦之道，才能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体悟到“仁”的真正内涵，成为现实中为他人、为社会、为历史所认可的翩翩君子，并进而以其君子之德行对社会民众有一种循循善诱之态，推动整个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总之，儒家所倡导的“君子”理念，是十分注重个体的整体人格的培育的，同时，儒家建构了一条培育君子人格的清晰路径。大学生群体作为承载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精英主体，在其日渐沉沦为“碎片化、平庸化甚至是虚无化”社会群体的今天，真正赋予其以整全性的人格教育日益成为时代的艰巨任务，而儒家君子人格的培育，恰恰可以提供重要的经典启示。
[本文系广西财经学院2014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防城港学院）
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化，使得当代大学生群体在现代性思维的影响下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呈现出这一种状态。也基于此，旧有的建立于威权主义基础上的道德说教式的、空洞化的、教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被现代性无情地解构，甚至成为了被奚落、被调侃的茶余饭后的调味剂。如何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重塑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塑造大学生的整全性人格，这是时代给当代针对大学生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列奥·斯特劳斯针对美国社会的“日渐沉沦”，提出了“回归古典，重建自由”的思想理路，这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界学人的重要启示。以儒家“君子”理念提炼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新的价值目标，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获一条延承传统、紧贴时代的思想路径。
一、“仁”——“君子”人格的价值核心
《论语》一书共11076字，提及“仁”的理念有65处，“仁”字共出现有120多次。因此，自古及今，均有学人认为，一部《论语》，即为“仁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仁”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才能被称之为君子。李泽厚甚至认为，孔子以仁学结构（包括四个要素：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建构形成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并指导着汉民族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解释何为“仁”时，从来不会界定“什么是仁”，而往往代之以“如何做才称得上仁”式的回答：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由此可见，儒家所倡导的“仁”并不是让人从概念上把握，而是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去体悟，去习得“仁”之精髓。
二、“为学”——通过对“仁”的理念修习而明君子之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开篇即明确指出，“学”乃“君子”人格形成的必由路径。只有通过“学”，才能真正获得以“仁”为 核心的诸如“仁、智、信、直、勇、刚”的君子人格，如果缺乏了“学”的路径，君子人格则会出现歪曲：“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那么，究竟应该要学些什么呢？孔子以“六经”为范本而展开的教学可以给予启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对于《诗》的学习，使人获得一种温柔敦厚的人生品格。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儒家看来，个体只有始终保持温顺和蔼、宽怀待人、诚实厚道的人生品格，才能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中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因此，孔子才有了“不学诗，无以言”的人生感悟。学于《书》，则可收获疏通知远的人生坦途。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感，更在乎于在历史中找寻生命的存在感。因此，对于历史的学习，是中国人在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向度。中国人从来都认为，历史是对于人生经验的总结，一个人如能善于学历史，便能晓人事，知人伦，进而在习得的基础上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得更为通达、更为远阔，甚至能进一步的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启迪后人。因此，才有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情怀。
自周公“制礼作乐”，而使中华文化有“礼乐文化”之名。因此，儒家特别看重“礼乐”的修习。从“礼”的视角而言，孔子曾言及“不学礼，无以立”，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人，只有学礼进而知礼，才能屹立于天地间。而从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看，荀子甚至认为礼分别是天地、先祖、君师的根本（笔者按：三者分别指向了天道、人道、治道的思想层面）——“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个人通过学礼而寻天命以敬畏之，尊崇之;通过知礼而畏父母大人之言以孝顺之;通过守礼而畏圣人之言以心安之。只有这样，当个体在接人待物、行为处事之时便可做到“恭俭庄敬”，那么整个社会也便自然而然实现了秩序的有序性。 如果说，通过“学礼—知礼—守礼”让个体在社会活动中能清楚地定位自己，从而做到恭俭庄敬状态下的安分守己。通过对于“乐”的学习，则可达到内心的安和。《礼记·乐记》指出，“德者，情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荀子也曾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正是音乐艺术带给个体的一种心性的陶冶，从而获得了个人修养的提升，推动了个体生命的圆融。此即学于乐所带来的“广博易良”。当个体拥有了“广博易良”的心性修为，与其说他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暂时困惑、迷茫、无助而陷入到一种极端状态，毋宁认为他能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中通过自我的反思寻得人生逆境中奋起的精神良方，走而走向生命之路的通达。
当然，儒家如此之重视对“礼乐”的学习，其最终的价值旨归在于政治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在推动个体对于“礼乐”的学习中，实现天下大治——“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最后，君子必学于《易》。自古以来《易》便被赋予了“群经之首”的历史地位，因为“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通过对《易》的学习，才能真正懂得人生，建构起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生命。“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要实现人生的价值，首先应该要站对位置，同时在对待人事之时也应懂得世间没有绝对平等，因此，就应当要转变自身的观念，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此即孟子所言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总有顺境与逆境，在逆境之时，不要哀怨、过多牢骚，以淡泊之心求奋进之道;在顺境之时，也应懂得谦卑和善，善待他人。如此，人生则无过无悔矣。这也就是《易》之所言“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三、践履——“君子”人格在社会实践中的体悟
儒家从来不会将君子人格的修成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学习”，毋宁说儒家更重视个体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其人生的价值。“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理论式的学习，即使再多、再精妙，如果无法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个体的价值，那也是无用的。因此，必须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明于人伦之道，才能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体悟到“仁”的真正内涵，成为现实中为他人、为社会、为历史所认可的翩翩君子，并进而以其君子之德行对社会民众有一种循循善诱之态，推动整个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总之，儒家所倡导的“君子”理念，是十分注重个体的整体人格的培育的，同时，儒家建构了一条培育君子人格的清晰路径。大学生群体作为承载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精英主体，在其日渐沉沦为“碎片化、平庸化甚至是虚无化”社会群体的今天，真正赋予其以整全性的人格教育日益成为时代的艰巨任务，而儒家君子人格的培育，恰恰可以提供重要的经典启示。
[本文系广西财经学院2014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防城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