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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朱鹭号三部曲”收官之作《烈火洪流》以鸦片战争进程为主线，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杂陈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并佐以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打造出一个真实与想象、战争与情感、神秘与隐喻相互交织的多重叙事空间。这种多重叙事是历史和小说艺术的完美结合，产生了独特的批判效果，提升了历史理性，深化了不同民族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
[关键词]《烈火洪流》;历史;想象;东方文化;多重叙事
[作者简介]金万锋（1978-），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24）;唐立新（1974一），男，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深圳518060）。
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1956年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自小便随外交官父亲“驻外”。正如他所言，“跨国之旅”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获得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高希并没有选择学术道路，而是以文学创作为业。目前，高希已经出版了《在古老的土地上》（In an Antique Land）、《加尔各答染色体》（The Calcutta Chromosome）、《大混乱》（The Great Derangement）等多部作品，赢得了众多文学奖项，享誉世界文坛。
高希基于“复杂多样的海洋文化背景”而创作的“朱鹭号三部曲”更因其“宏阔的视野和捕捉历史的决心”，使久负盛名的《美国历史评论》打破“极少探讨历史小说”的传统，做了一期题为“历史与小说邂逅于印度洋——论阿米塔夫·高希的朱鹭号三部曲”的“圆桌论坛”，以此来为“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小说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提供历史的烛照”。
高希热衷于发掘历史事件，着力寻求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化症候，并力求提供自己的独特文学阐释，因为在他看来，“小说能再造陌生的世界和时代”。“朱鹭号三部曲”的前两部——《罂粟海》（Sea of Poppies）与《烟河》（River of Smoke），从历史亲历者的视角，展示了中国、印度、英国三方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鸦片生产、走私与销毁所爆发的矛盾、冲突与斗争，“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众多迥然不同的‘臣民，如何在流动的帝国世界发生交集”。其情节的发展，最终指向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战争的爆发，恰好成为了三部曲收官之作《烈火洪流》（Flood of Fire）的历史背景。
作为一位有人类学修养的小说家，高希对历史小说和历史研究的差别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历史小说不能局限于历史真实而忽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作者那恣肆汪洋的想象力;高希不赞同“依据事件自身的时间发展进程”来再现历史的线性叙事，因为于他而言，这意味着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背叛。为了兑现对小说艺术的承诺，同时也避免系列作品“三而竭”的命运，高希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又为小说增添了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和神秘的印度文化元素，使小说呈现出多向度和深层次发展的态势。
一、历史书写、殖民战争与民族主义
“历史如一条河，历史学家是在研究河流动的方式以及河中各种或隐或现的浪潮。但在这条河里，也有鱼的存在”，所以，高希“选择从鱼的视角、鱼游动的方向来观察这条河，但最终还是对鱼自身充满了兴趣”。由此可见，高希关注的是独立个体在历史语境下的生命体验，这一过程揭示出为史家所忽视的历史“真实”，从而为那些在历史中被消音的群体“找到痕迹”。
《烈火洪流》以“深描”的方式再现了中英鸦片冲突与矛盾不断尖锐深化直至战争爆发的过程。小说情节层层推进，各条叙事线索都在向鸦片战争那个特定的历史现场汇集。小说中两位线索人物是伯顿口中典型的“底层人物”：凯斯里（ Kesri）和尼尔（Neel）。凯斯里是三部曲前两部中的女主人公迪提（Deeti）的哥哥，英军印度兵团的中士，随英军来华参战;尼尔则是为英国鸦片贩子构陷而遭流放的印度王公，从押运船“朱鹭号”逃离后流落广州，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作者选取这两个人作为主人公，匠心独运，因为他们分别表征着印度的普通民众（凯斯里）和印度的上流社会（尼尔），两者的战争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当时印度社会的认知。
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人物，凯斯里在联结作品人物的同时，也通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让读者看到了民族意识在他心中的萌芽。凯斯里的战斗经历，向读者展示了英国在东南亚地区不断拓殖的过程。凯斯里参加过两场赴缅甸的战役。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一个细节反映了殖民者的残酷。一些印度士兵由于不能从此次远征中获益，拒绝服从命令，英军对不服从命令的印度士兵进行了弹压，当场打死印度士兵多名。被逮捕的印度兵，有11人被绞死示众，其余的被罚做苦役或流放（141）。
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凯斯里因为救了同僚、本部高级军官的侄子而获得提拔;凯斯里妹妹迪提也与获救的同僚成亲，这进一步巩固了凯斯里在军团中的地位。但凯斯里在军团中的美好前景随着妹妹迪提逃离夫家而化为泡影。见自己在兵团中已无容身之所，凱斯里随自己的老长官、出身卑微的英军军官米上尉，踏上了远征中国的道路。随军到达广州后，凯斯里参与了与清政府军队的作战，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再次目睹了英军对印度士兵的不公正对待。
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使凯斯里的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凯斯里逐渐地由一名普通的印度佣兵，发展成为一个思考东西方地缘政治关系、反思殖民战争，并最终逃离战争的个体，彰示了印度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凯斯里认定，他不应该继续做战争机器上的零件，机械地执行命令，而应把自己的思考纳入到当时的语境中，努力揭开殖民战争背后的丛林法则。凯斯里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并置比较，试图通过自己的逻辑推论，来推导出两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为何会在近代双双败给了新兴的英帝国。在激烈的战场上，凯斯里面对着双方纷纷倒下的士兵，不禁大声质问“那些一心想把他们（中国和印度——笔者注）卷入腥风血雨的人们”：“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又都是为了什么呢？”（505）至于这个他难以解答的疑惑，尼尔给出了部分答案。 尼尔是一位受过良好西方人文教育的印度贵族，但他接受的“英式教育，非但没有让他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人中交际自如，反倒是适得其反了……那些殖民者往往对精致的品味心生疑虑，甚至嘲笑愚弄——尤其是当一个本地人表现如此，他们更是极其鄙夷”。鄙夷的后果之一，便是殖民当局构陷尼尔，最终送他上了苦役船“朱鹭号”。从“朱鹭号”逃脱后，尼尔流落广州，凭借英语和印度民族语言的优势，成为清朝钦差大臣的“幕僚”。
在为清政府服务的过程中，尼尔开始反思印度和中国对待英人和鸦片走私的态度，并对中国清政府的办事效率提出质疑。尼尔认为，清政府与印度存在共性问题，即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会为了私利，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林则徐禁烟，触动了广州官场的利益链，得罪了利益集团;他被革职查办后，广州既得利益集团马上故态复萌，又开始和鸦片贩子勾结营利。鸦片贩子“阿常”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林则徐禁烟时，“阿常”被通缉;鸦片战争后，他应广州政府的邀请参与“政事”，成为“重建”的力量。对于历史进程中的这些细节，尼尔做了细致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在鸦片走私的大背景下，时人通过尼尔，向清政府抗击英国殖民者提出了建议，即团结中印边境的喀尔克人，进攻印度本土，从而将英人驱逐，一并解决所有问题。从历史事实来看，这样的提议未必能够奏效，但问题是，清朝政府对与喀尔克人联合根本不予考虑，原因只在于他们是“夷”，是不可信任的人。对于这个“夷”字的翻译，在通晓英文的清人眼中，已经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负责为清政府搜集西人情报信息的通译就坚持认为，这个词应当被翻译成“外国人”（foreigner）而非“野蛮人”（savage），因为对这个词的“误译”，会造成中华帝国妄自尊大的“种族中心论”的形象，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会造成损害，并极易引发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
在广州的鸦片贩子，利用“夷”字做文章，以此来突出西方公民在中国遭受歧视的印象，进而为他们所宣称“自由贸易”被破坏来寻找口实，并以此为噱头来向英国议会发出对华开战的请求。虽然当时英国国内对于这张战争的正义性有着极大的争议，但是在鸦片贩子的游说下，英国国会终于通过决议对中国开战。结果是，清朝的冷兵器在英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鸦片战争的失败，标示着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端。清政府无力保护国民免受侵略者的侵扰，无助的百姓只得自行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涌现了“三元里抗英”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作为鸦片战争的见证者，印度人尼尔和凯斯里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思考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所作所为，思考中国、印度和英国三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见证了中印两个东方古老帝国被新兴英帝国无情碾压和侵略的过程。虽然他们曾试图为处于劣势的东方寻找出路，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们无法找到切实可行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独善其身，以“不在场”作为应对之策，最后“逃离”了战争现场，把自己定格为迪提“记忆神庙”中诸多壁画中的一幅（607）。
虽然，凯斯里和尼尔的反殖民意识仅仅停留在思考的层面，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但是，他们即使作为小说人物，也足以在近代民族主义大潮中留下思想的痕迹。因为，近代民族主义从观念到行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拥有民族主义原型基础，对激发前仆后继的民族建国运动，显然是有利的，有时甚至不可或缺。”再者，小说还有趣地形成了历史的对照：中国晚清政府固守“夷夏”观念来操作国际关系和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的兴起。
二、情感纠葛背后的伦理拷问和女权意识
正如高希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言，“对他（作者——笔者注）而言，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匆匆忙忙地讲毕这个故事，是对（小说）这门技艺的背叛”（608）。历史小说不是历史事件的机械再现，而是应该“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通过两者巧妙的结合，来展现“历史事件对普通男女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烈火洪流》中，历史事件與日常生活的交互，通过普通男女的感情纠葛得以生动的体现。
对于“鸦片战争三部曲”这样的史诗性巨著，情感的引入是题中之意。不同的是，《烈火洪流》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多了一份道德上的越界意味。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伯纳姆夫人（Mrs.Burn-ham）和希琳（Shireen），在她们人生的特定阶段，都有一段特殊的情感经历。
伯纳姆夫人嫁给英国鸦片贩子伯纳姆之前，曾经和米上尉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婚后，伯纳姆夫妇情感淡漠。青年水手扎卡里（Zachary）的旺盛生命力牢牢地吸引了伯纳姆夫人，两人坠入迷情的深渊而无法自拔。但扎卡里总能觉察到第三者的存在，并多方探问。伯纳姆夫人讲述了自己和米上尉之间曾经刻骨的爱情，这在扎卡里心中留下了嫉妒的伤痕。受伯纳姆夫人的影响，卡扎里一边为伯纳姆先生工作，一边也加入到贩卖“大烟”的行列中。航海贸易的历练，使卡扎里逐步积累起出色的能力和相当的财富。随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后，卡扎里渐渐知悉伯纳姆夫人和米上尉之间的情人关系。贪婪世故、不甘屈居配角的卡扎里，分别向米上尉和伯纳姆夫人提出威胁，如果不按照他的想法办，将揭发两人的情人关系，并胁迫米上尉出资购买伯纳姆先生的物资，要伯纳姆夫人和他完成最后的温存。不甘心受辱的伯纳姆夫人在暴风雨中沉船自尽，米上尉在得知她的死讯后开枪自杀。
小说的结尾处，经历了人格蜕变的扎卡里，终于达成所愿。在英国刚刚获得的殖民地香港岛上，他和伯纳姆先生与中国鸦片贩子“常先生”合作，走上了集团化鸦片走私之路，最终沦落为财富的奴隶。究其实，在卡扎里的转变过程中，伯纳姆夫人充当了他的启蒙导师。一方面，她掌控着卡扎里的肉体，另一方面，她对卡扎里反复灌输财富观念。正是在这种双重作用下，卡扎里实现了自我的嬗变，从一个普通的水手，蜕变成为一个贪财好色的机会主义者，体验着操控与报复所带来的快感。正如伯纳姆的管家所言，他帮助卡扎里的行为，“帮助解锁了隐藏在人们心里的欲望魔鬼”（258）。 伯纳姆夫人和扎卡里的迷情寄寓作者的双重伦理倾向。一方面，作者对伯纳姆夫人追求自由爱情和她以死来摆脱屈辱表示肯定，但同时对她与扎卡里的不伦之恋表示谴责。至于扎卡里这个野心家，作者充分揭露了他的贪婪和自私，把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相对于伯纳姆夫人的不伦之恋，希琳的情感经历更具革命性与颠覆性。作为孟买当地最大本土鸦片贩子巴拉姆的遗孀，希琳在丈夫死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巴拉姆贩烟的本金，是靠借贷和质押土地、变卖家中金银筹集而来，总价“超过一百万中国银两——等同于四十吨英国银两”。林则徐到广州禁烟销烟，巴拉姆鸦片被缴，导致精神恍惚，最终溺水而亡。这样，巴拉姆的广州之行，不但没有带回任何利润，反而导致债主盈门，希琳的压力可想而知。
英国组织远征军攻击中国的消息传来，使希琳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在印度的习俗中，女人不应抛头露面。若没有儿子来为巴拉姆伸张权益，靠自己的两个女儿来争取权益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巴拉姆生前好友扎迪（ Zadig）来访，对巴拉姆的去世表示问候，并谈到如果英军战胜清政府，则被收缴的鸦片将获得补偿。扎迪也告知希琳，巴拉姆在中国有一个家，在那里还有一个儿子。在与希琳的交往过程中，扎迪为她的气质所打动，对其十分倾心，表示愿意帮助她一起去广州等待消息。希琳以去广州为亡夫扫墓为由，最终搭船出发，前往广州。在与扎迪交往的过程中，希琳逐渐接受了来自扎迪的感情，但却苦于印度的文化传统，无法突破桎梏与之结合。但一个发现给希琳带来了希望。当时在广州从事鸦片走私的孟买商人，大多在广州有个家。希琳以此威胁侄子丁亚（ Dinyar），她和扎迪结婚，如果孟买商人要从中作梗，她就会回孟买，将他们普遍在中国置家之事公之于众，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在中国还有从未曾谋面的亲人”（566）。慑于丑闻曝光可能带来的后果，孟买商人做了让步，并未对他们的结合大加鞭挞，也没采用印度传统中的孤立手法来对待他们。
希琳的情感经历，与《罂粟海》中的迪提一样，均颠覆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女性处于父权制的宰制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希琳提出去广州的时候，她的兄弟们都反对，表示女性不应抛头露面，否则会给家族声誉带来损害。这种情况下，希琳只能诉诸于一个在父权制语境下无法驳斥的理由，即去广州为亡夫巴拉姆扫墓，并藉此顺利成行。对于自己与扎迪的恋情，希琳也突破了印度传统的束缚。在一个对女性再婚异常敏感的文化中，希琳提出这样的诉求，本身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而对于可能存在的惩罚性反应，她也是胸有成竹，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击，并最终达成目的。与伯纳姆夫人为迷情所困而选择自杀不同，希琳奋起抗争，对那些养尊处优的男性进行了绝地反击，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壮举。
作者对希琳的行为显然是赞赏的。这是对印度传统社会中女性定位的挑战，是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这预示着印度女性打破传统男权统治的开始，为未来印度的女权主义谋求更加平等的男女关系埋下了伏笔。
三、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隐喻
东方文化是东方作家小说叙事中的一个惯常元素，通常以超验或神秘的方式呈现。在《烈火洪流》中，这两个因素都被采用，并成为小说叙事的推动力量。
早在《烟河》中，东方文化元素已经多次出现。巴拉姆在海上的几次经历都是东方神秘主义的表征。一次是从“十三行”的一个富商家归来的路上，巴拉姆在恍惚中感觉有女子在身旁侍候他吸食鸦片，而那个女子很像已经死去的池梅——他在广州的情人。早晨醒来后，他得知并未有这样一个女子在船上，但却发现了一串走向船舷的湿脚印。后来在来华贩烟途中，“安娜希塔”（ Anahita）号遭遇暴风雨，储存鸦片的下层货舱进水，巴拉姆在底仓查看时，不慎跌倒，险些溺亡。在意识模糊之际，巴拉姆又看见了池梅的脸。而在《烟河》的结尾，在生意不顺和吸食鸦片双重作用下而神情恍惚的巴拉姆，仿佛又见到池梅来召唤他，他起身从梯子走下去，终至溺水而亡。
《烈火洪流》承续了《烟河》中的东方神秘主义因素。巴拉姆私生子阿发身上的中国式神秘主义十分明显，这主要体现在阿发对巴拉姆之死的超验认识。在与希琳拜的对话中，阿发指出巴拉姆的死与他的母亲池梅有关，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被杀且尸骨未得到安葬的亡灵，由于自己遭受的厄运，心中充满了不平之气，所以她会经常回到人间，来完成未能实现的夙愿，阿发的母亲池梅正是这样一位女性。所以她频繁出现在巴拉姆的幻觉中，意在招唤巴拉姆去陪伴她，以排解她的寂寞和凄凉。
阿发之所以能够做到未卜先知，其根源在于他的梦境。在别人询问他时，他甚至能准确地说出有人从窗口垂下绳梯的事实。又正如小说所言，这座船已经成为巴拉姆的栖息地，所以巴拉姆的鬼魂再次沿着绳梯爬过窗口，来到船舱内休息。阿发的叙述呼应了《烟河》中巴拉姆屡见池梅而最后溺毙的情景。这种超自然的叙事，展示了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神秘主义。
与阿发的超自然梦幻叙事不同，印度式的神秘主义更显得先知先觉。巴布（Baboo）的神秘主义言说具有浓郁的先知色彩。巴布是伯纳姆的管家。他首次见到扎卡里时，凭直觉感到，扎卡里将会是某个神秘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虽然当时无法预知未来的发展。当巴布发现扎卡里是一名有黑人血统的海员时，他为了保护扎卡里免遭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迫害，就果断地把这条记录删除了。巴布对扎卡里的关爱明显有些异乎常情。于此，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扎卡里的个人发展印证了巴布的先知先觉。扎卡里是伯纳姆夫人情感需要的对象，作为一种补偿，伯纳姆夫人对扎卡里也是关照有加，不仅鼓励他要努力上进，更在资金上予以资助。这些都激发了扎卡里成为“人上人”的欲望，并最终引领他走上了走私鸦片的“捷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巴布可以说是他的“贵人”，因为，巴布早就“慧眼识英雄”而处处照顾他。
作为伯纳姆先生的管家，巴布从事鸦片贸易多年，熟知鸦片交易的种种内幕，所以扎卡里便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巴布，希望他能为其代购鸦片。而就在這个时候，巴布犹如顿悟一般，对扎卡里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进一步坚定地认为扎卡里就是天外“信使”。扎卡里口中的“想要”“想要”，在巴布的耳中已非凡人的语言（258），因为那是一个以“想要”为特征的欲望时代，人们在这个时代，很容易成为贪婪和欲望的奴隶。在神秘的启示下，巴布认定帮助扎卡里获得成功进而消除人们心中的贪念是他当仁不让的责任。而在所有可资利用的选项中，鸦片具有神奇的魔力，因为“鸦片可以驱逐一切欲望”（258）。所以，巴布一心帮助扎卡里这位“信使”走向成功，而自己也以加速旧世界消亡和推动新世界生成的力量而自居。事实上，巴布以他的“先知先觉”和神秘兮兮的行事逻辑，为印度人参与鸦片走私披上了一层印度式神秘主义的文化面纱，为印度人参与鸦片走私寻求隐晦的合法性。
我们注意到，小说中除了上述较为直白的东方神秘文化元素之外，还有不少东方文化的隐喻，传递着隐微和耐人寻味的愿景和寓意。小说讲到，正如扎迪所预测的那样，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希琳拿到了鸦片补偿款。作为鸦片战争的战利品，香港岛的土地也在英国占领当局的主持下进行了拍卖。希琳并未购买当次拍卖的土地，而有意在“太平山”（Peaceful Mountain）坡地进行拍卖时，购买一个地块来建立一家医院。而设想中的医院具备“悬壶济世”的特质，在小说中或许是一个极好的隐喻。
作为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近代的中国和印度都经受了殖民主义带来的创伤，这在当时刚刚经历鸦片战争之痛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深重。印度作为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帮凶，作者或许心中有愧于当时的中国。但从更加宏阔的视角看，作者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寄托。小说中，女主人公欲将具有治疗创伤功能的医院建立在创伤之地——香港，这样的安排有着多重所指。而且，未来设计中的医院将建立在“太平山”上，彼时的“太平山”并不太平，因为刚刚见证了中英两国的战火。因此，在文化象征层面上，这座医院的建成预示着“太平”时代的到来。这里，作者谴责不义之战，渴望和平，力求抚平战争创伤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而事实上，作者生长在二十世纪，见证了鸦片战争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英国殖民主义最终失败，香港回归中国。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安排这样一个情节，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当下寓意：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结语
巴尔扎克说得好，“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烈火洪流》作为一部史诗般的历史小说，多维度和多声部地展示了“鸦片战争”时期当事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变迁。小说充分展示了对侵略者和殖民主义的痛恨，特别是对灭绝人性的鸦片贩运的痛恨。小说也肯定了殖民地民族的觉醒和反抗。在观照战争的同时，小说谴责了人性的贪婪和道德的败坏，抨击了东亚文明当中野蛮的“父权宰制”，从而回应了当下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诉求和性别权利。在浓郁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作者寄托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寻求新型民族关系的憧憬。小说并非以文证史，但是仍然可以为我们理解世界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烈火洪流》;历史;想象;东方文化;多重叙事
[作者简介]金万锋（1978-），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24）;唐立新（1974一），男，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深圳518060）。
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1956年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自小便随外交官父亲“驻外”。正如他所言，“跨国之旅”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获得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高希并没有选择学术道路，而是以文学创作为业。目前，高希已经出版了《在古老的土地上》（In an Antique Land）、《加尔各答染色体》（The Calcutta Chromosome）、《大混乱》（The Great Derangement）等多部作品，赢得了众多文学奖项，享誉世界文坛。
高希基于“复杂多样的海洋文化背景”而创作的“朱鹭号三部曲”更因其“宏阔的视野和捕捉历史的决心”，使久负盛名的《美国历史评论》打破“极少探讨历史小说”的传统，做了一期题为“历史与小说邂逅于印度洋——论阿米塔夫·高希的朱鹭号三部曲”的“圆桌论坛”，以此来为“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小说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提供历史的烛照”。
高希热衷于发掘历史事件，着力寻求跨民族、跨地域的文化症候，并力求提供自己的独特文学阐释，因为在他看来，“小说能再造陌生的世界和时代”。“朱鹭号三部曲”的前两部——《罂粟海》（Sea of Poppies）与《烟河》（River of Smoke），从历史亲历者的视角，展示了中国、印度、英国三方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鸦片生产、走私与销毁所爆发的矛盾、冲突与斗争，“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众多迥然不同的‘臣民，如何在流动的帝国世界发生交集”。其情节的发展，最终指向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战争的爆发，恰好成为了三部曲收官之作《烈火洪流》（Flood of Fire）的历史背景。
作为一位有人类学修养的小说家，高希对历史小说和历史研究的差别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历史小说不能局限于历史真实而忽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作者那恣肆汪洋的想象力;高希不赞同“依据事件自身的时间发展进程”来再现历史的线性叙事，因为于他而言，这意味着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背叛。为了兑现对小说艺术的承诺，同时也避免系列作品“三而竭”的命运，高希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又为小说增添了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和神秘的印度文化元素，使小说呈现出多向度和深层次发展的态势。
一、历史书写、殖民战争与民族主义
“历史如一条河，历史学家是在研究河流动的方式以及河中各种或隐或现的浪潮。但在这条河里，也有鱼的存在”，所以，高希“选择从鱼的视角、鱼游动的方向来观察这条河，但最终还是对鱼自身充满了兴趣”。由此可见，高希关注的是独立个体在历史语境下的生命体验，这一过程揭示出为史家所忽视的历史“真实”，从而为那些在历史中被消音的群体“找到痕迹”。
《烈火洪流》以“深描”的方式再现了中英鸦片冲突与矛盾不断尖锐深化直至战争爆发的过程。小说情节层层推进，各条叙事线索都在向鸦片战争那个特定的历史现场汇集。小说中两位线索人物是伯顿口中典型的“底层人物”：凯斯里（ Kesri）和尼尔（Neel）。凯斯里是三部曲前两部中的女主人公迪提（Deeti）的哥哥，英军印度兵团的中士，随英军来华参战;尼尔则是为英国鸦片贩子构陷而遭流放的印度王公，从押运船“朱鹭号”逃离后流落广州，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作者选取这两个人作为主人公，匠心独运，因为他们分别表征着印度的普通民众（凯斯里）和印度的上流社会（尼尔），两者的战争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当时印度社会的认知。
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人物，凯斯里在联结作品人物的同时，也通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让读者看到了民族意识在他心中的萌芽。凯斯里的战斗经历，向读者展示了英国在东南亚地区不断拓殖的过程。凯斯里参加过两场赴缅甸的战役。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一个细节反映了殖民者的残酷。一些印度士兵由于不能从此次远征中获益，拒绝服从命令，英军对不服从命令的印度士兵进行了弹压，当场打死印度士兵多名。被逮捕的印度兵，有11人被绞死示众，其余的被罚做苦役或流放（141）。
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凯斯里因为救了同僚、本部高级军官的侄子而获得提拔;凯斯里妹妹迪提也与获救的同僚成亲，这进一步巩固了凯斯里在军团中的地位。但凯斯里在军团中的美好前景随着妹妹迪提逃离夫家而化为泡影。见自己在兵团中已无容身之所，凱斯里随自己的老长官、出身卑微的英军军官米上尉，踏上了远征中国的道路。随军到达广州后，凯斯里参与了与清政府军队的作战，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再次目睹了英军对印度士兵的不公正对待。
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使凯斯里的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凯斯里逐渐地由一名普通的印度佣兵，发展成为一个思考东西方地缘政治关系、反思殖民战争，并最终逃离战争的个体，彰示了印度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凯斯里认定，他不应该继续做战争机器上的零件，机械地执行命令，而应把自己的思考纳入到当时的语境中，努力揭开殖民战争背后的丛林法则。凯斯里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并置比较，试图通过自己的逻辑推论，来推导出两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为何会在近代双双败给了新兴的英帝国。在激烈的战场上，凯斯里面对着双方纷纷倒下的士兵，不禁大声质问“那些一心想把他们（中国和印度——笔者注）卷入腥风血雨的人们”：“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又都是为了什么呢？”（505）至于这个他难以解答的疑惑，尼尔给出了部分答案。 尼尔是一位受过良好西方人文教育的印度贵族，但他接受的“英式教育，非但没有让他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人中交际自如，反倒是适得其反了……那些殖民者往往对精致的品味心生疑虑，甚至嘲笑愚弄——尤其是当一个本地人表现如此，他们更是极其鄙夷”。鄙夷的后果之一，便是殖民当局构陷尼尔，最终送他上了苦役船“朱鹭号”。从“朱鹭号”逃脱后，尼尔流落广州，凭借英语和印度民族语言的优势，成为清朝钦差大臣的“幕僚”。
在为清政府服务的过程中，尼尔开始反思印度和中国对待英人和鸦片走私的态度，并对中国清政府的办事效率提出质疑。尼尔认为，清政府与印度存在共性问题，即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利益集团会为了私利，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林则徐禁烟，触动了广州官场的利益链，得罪了利益集团;他被革职查办后，广州既得利益集团马上故态复萌，又开始和鸦片贩子勾结营利。鸦片贩子“阿常”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林则徐禁烟时，“阿常”被通缉;鸦片战争后，他应广州政府的邀请参与“政事”，成为“重建”的力量。对于历史进程中的这些细节，尼尔做了细致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在鸦片走私的大背景下，时人通过尼尔，向清政府抗击英国殖民者提出了建议，即团结中印边境的喀尔克人，进攻印度本土，从而将英人驱逐，一并解决所有问题。从历史事实来看，这样的提议未必能够奏效，但问题是，清朝政府对与喀尔克人联合根本不予考虑，原因只在于他们是“夷”，是不可信任的人。对于这个“夷”字的翻译，在通晓英文的清人眼中，已经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负责为清政府搜集西人情报信息的通译就坚持认为，这个词应当被翻译成“外国人”（foreigner）而非“野蛮人”（savage），因为对这个词的“误译”，会造成中华帝国妄自尊大的“种族中心论”的形象，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会造成损害，并极易引发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
在广州的鸦片贩子，利用“夷”字做文章，以此来突出西方公民在中国遭受歧视的印象，进而为他们所宣称“自由贸易”被破坏来寻找口实，并以此为噱头来向英国议会发出对华开战的请求。虽然当时英国国内对于这张战争的正义性有着极大的争议，但是在鸦片贩子的游说下，英国国会终于通过决议对中国开战。结果是，清朝的冷兵器在英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鸦片战争的失败，标示着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端。清政府无力保护国民免受侵略者的侵扰，无助的百姓只得自行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涌现了“三元里抗英”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作为鸦片战争的见证者，印度人尼尔和凯斯里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思考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所作所为，思考中国、印度和英国三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见证了中印两个东方古老帝国被新兴英帝国无情碾压和侵略的过程。虽然他们曾试图为处于劣势的东方寻找出路，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他们无法找到切实可行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独善其身，以“不在场”作为应对之策，最后“逃离”了战争现场，把自己定格为迪提“记忆神庙”中诸多壁画中的一幅（607）。
虽然，凯斯里和尼尔的反殖民意识仅仅停留在思考的层面，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但是，他们即使作为小说人物，也足以在近代民族主义大潮中留下思想的痕迹。因为，近代民族主义从观念到行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拥有民族主义原型基础，对激发前仆后继的民族建国运动，显然是有利的，有时甚至不可或缺。”再者，小说还有趣地形成了历史的对照：中国晚清政府固守“夷夏”观念来操作国际关系和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的兴起。
二、情感纠葛背后的伦理拷问和女权意识
正如高希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言，“对他（作者——笔者注）而言，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匆匆忙忙地讲毕这个故事，是对（小说）这门技艺的背叛”（608）。历史小说不是历史事件的机械再现，而是应该“游走于档案与想象之间”，通过两者巧妙的结合，来展现“历史事件对普通男女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烈火洪流》中，历史事件與日常生活的交互，通过普通男女的感情纠葛得以生动的体现。
对于“鸦片战争三部曲”这样的史诗性巨著，情感的引入是题中之意。不同的是，《烈火洪流》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多了一份道德上的越界意味。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伯纳姆夫人（Mrs.Burn-ham）和希琳（Shireen），在她们人生的特定阶段，都有一段特殊的情感经历。
伯纳姆夫人嫁给英国鸦片贩子伯纳姆之前，曾经和米上尉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婚后，伯纳姆夫妇情感淡漠。青年水手扎卡里（Zachary）的旺盛生命力牢牢地吸引了伯纳姆夫人，两人坠入迷情的深渊而无法自拔。但扎卡里总能觉察到第三者的存在，并多方探问。伯纳姆夫人讲述了自己和米上尉之间曾经刻骨的爱情，这在扎卡里心中留下了嫉妒的伤痕。受伯纳姆夫人的影响，卡扎里一边为伯纳姆先生工作，一边也加入到贩卖“大烟”的行列中。航海贸易的历练，使卡扎里逐步积累起出色的能力和相当的财富。随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后，卡扎里渐渐知悉伯纳姆夫人和米上尉之间的情人关系。贪婪世故、不甘屈居配角的卡扎里，分别向米上尉和伯纳姆夫人提出威胁，如果不按照他的想法办，将揭发两人的情人关系，并胁迫米上尉出资购买伯纳姆先生的物资，要伯纳姆夫人和他完成最后的温存。不甘心受辱的伯纳姆夫人在暴风雨中沉船自尽，米上尉在得知她的死讯后开枪自杀。
小说的结尾处，经历了人格蜕变的扎卡里，终于达成所愿。在英国刚刚获得的殖民地香港岛上，他和伯纳姆先生与中国鸦片贩子“常先生”合作，走上了集团化鸦片走私之路，最终沦落为财富的奴隶。究其实，在卡扎里的转变过程中，伯纳姆夫人充当了他的启蒙导师。一方面，她掌控着卡扎里的肉体，另一方面，她对卡扎里反复灌输财富观念。正是在这种双重作用下，卡扎里实现了自我的嬗变，从一个普通的水手，蜕变成为一个贪财好色的机会主义者，体验着操控与报复所带来的快感。正如伯纳姆的管家所言，他帮助卡扎里的行为，“帮助解锁了隐藏在人们心里的欲望魔鬼”（258）。 伯纳姆夫人和扎卡里的迷情寄寓作者的双重伦理倾向。一方面，作者对伯纳姆夫人追求自由爱情和她以死来摆脱屈辱表示肯定，但同时对她与扎卡里的不伦之恋表示谴责。至于扎卡里这个野心家，作者充分揭露了他的贪婪和自私，把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相对于伯纳姆夫人的不伦之恋，希琳的情感经历更具革命性与颠覆性。作为孟买当地最大本土鸦片贩子巴拉姆的遗孀，希琳在丈夫死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巴拉姆贩烟的本金，是靠借贷和质押土地、变卖家中金银筹集而来，总价“超过一百万中国银两——等同于四十吨英国银两”。林则徐到广州禁烟销烟，巴拉姆鸦片被缴，导致精神恍惚，最终溺水而亡。这样，巴拉姆的广州之行，不但没有带回任何利润，反而导致债主盈门，希琳的压力可想而知。
英国组织远征军攻击中国的消息传来，使希琳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在印度的习俗中，女人不应抛头露面。若没有儿子来为巴拉姆伸张权益，靠自己的两个女儿来争取权益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巴拉姆生前好友扎迪（ Zadig）来访，对巴拉姆的去世表示问候，并谈到如果英军战胜清政府，则被收缴的鸦片将获得补偿。扎迪也告知希琳，巴拉姆在中国有一个家，在那里还有一个儿子。在与希琳的交往过程中，扎迪为她的气质所打动，对其十分倾心，表示愿意帮助她一起去广州等待消息。希琳以去广州为亡夫扫墓为由，最终搭船出发，前往广州。在与扎迪交往的过程中，希琳逐渐接受了来自扎迪的感情，但却苦于印度的文化传统，无法突破桎梏与之结合。但一个发现给希琳带来了希望。当时在广州从事鸦片走私的孟买商人，大多在广州有个家。希琳以此威胁侄子丁亚（ Dinyar），她和扎迪结婚，如果孟买商人要从中作梗，她就会回孟买，将他们普遍在中国置家之事公之于众，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在中国还有从未曾谋面的亲人”（566）。慑于丑闻曝光可能带来的后果，孟买商人做了让步，并未对他们的结合大加鞭挞，也没采用印度传统中的孤立手法来对待他们。
希琳的情感经历，与《罂粟海》中的迪提一样，均颠覆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女性处于父权制的宰制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希琳提出去广州的时候，她的兄弟们都反对，表示女性不应抛头露面，否则会给家族声誉带来损害。这种情况下，希琳只能诉诸于一个在父权制语境下无法驳斥的理由，即去广州为亡夫巴拉姆扫墓，并藉此顺利成行。对于自己与扎迪的恋情，希琳也突破了印度传统的束缚。在一个对女性再婚异常敏感的文化中，希琳提出这样的诉求，本身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而对于可能存在的惩罚性反应，她也是胸有成竹，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击，并最终达成目的。与伯纳姆夫人为迷情所困而选择自杀不同，希琳奋起抗争，对那些养尊处优的男性进行了绝地反击，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壮举。
作者对希琳的行为显然是赞赏的。这是对印度传统社会中女性定位的挑战，是对女性权利的伸张。这预示着印度女性打破传统男权统治的开始，为未来印度的女权主义谋求更加平等的男女关系埋下了伏笔。
三、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隐喻
东方文化是东方作家小说叙事中的一个惯常元素，通常以超验或神秘的方式呈现。在《烈火洪流》中，这两个因素都被采用，并成为小说叙事的推动力量。
早在《烟河》中，东方文化元素已经多次出现。巴拉姆在海上的几次经历都是东方神秘主义的表征。一次是从“十三行”的一个富商家归来的路上，巴拉姆在恍惚中感觉有女子在身旁侍候他吸食鸦片，而那个女子很像已经死去的池梅——他在广州的情人。早晨醒来后，他得知并未有这样一个女子在船上，但却发现了一串走向船舷的湿脚印。后来在来华贩烟途中，“安娜希塔”（ Anahita）号遭遇暴风雨，储存鸦片的下层货舱进水，巴拉姆在底仓查看时，不慎跌倒，险些溺亡。在意识模糊之际，巴拉姆又看见了池梅的脸。而在《烟河》的结尾，在生意不顺和吸食鸦片双重作用下而神情恍惚的巴拉姆，仿佛又见到池梅来召唤他，他起身从梯子走下去，终至溺水而亡。
《烈火洪流》承续了《烟河》中的东方神秘主义因素。巴拉姆私生子阿发身上的中国式神秘主义十分明显，这主要体现在阿发对巴拉姆之死的超验认识。在与希琳拜的对话中，阿发指出巴拉姆的死与他的母亲池梅有关，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被杀且尸骨未得到安葬的亡灵，由于自己遭受的厄运，心中充满了不平之气，所以她会经常回到人间，来完成未能实现的夙愿，阿发的母亲池梅正是这样一位女性。所以她频繁出现在巴拉姆的幻觉中，意在招唤巴拉姆去陪伴她，以排解她的寂寞和凄凉。
阿发之所以能够做到未卜先知，其根源在于他的梦境。在别人询问他时，他甚至能准确地说出有人从窗口垂下绳梯的事实。又正如小说所言，这座船已经成为巴拉姆的栖息地，所以巴拉姆的鬼魂再次沿着绳梯爬过窗口，来到船舱内休息。阿发的叙述呼应了《烟河》中巴拉姆屡见池梅而最后溺毙的情景。这种超自然的叙事，展示了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神秘主义。
与阿发的超自然梦幻叙事不同，印度式的神秘主义更显得先知先觉。巴布（Baboo）的神秘主义言说具有浓郁的先知色彩。巴布是伯纳姆的管家。他首次见到扎卡里时，凭直觉感到，扎卡里将会是某个神秘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虽然当时无法预知未来的发展。当巴布发现扎卡里是一名有黑人血统的海员时，他为了保护扎卡里免遭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迫害，就果断地把这条记录删除了。巴布对扎卡里的关爱明显有些异乎常情。于此，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扎卡里的个人发展印证了巴布的先知先觉。扎卡里是伯纳姆夫人情感需要的对象，作为一种补偿，伯纳姆夫人对扎卡里也是关照有加，不仅鼓励他要努力上进，更在资金上予以资助。这些都激发了扎卡里成为“人上人”的欲望，并最终引领他走上了走私鸦片的“捷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巴布可以说是他的“贵人”，因为，巴布早就“慧眼识英雄”而处处照顾他。
作为伯纳姆先生的管家，巴布从事鸦片贸易多年，熟知鸦片交易的种种内幕，所以扎卡里便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巴布，希望他能为其代购鸦片。而就在這个时候，巴布犹如顿悟一般，对扎卡里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进一步坚定地认为扎卡里就是天外“信使”。扎卡里口中的“想要”“想要”，在巴布的耳中已非凡人的语言（258），因为那是一个以“想要”为特征的欲望时代，人们在这个时代，很容易成为贪婪和欲望的奴隶。在神秘的启示下，巴布认定帮助扎卡里获得成功进而消除人们心中的贪念是他当仁不让的责任。而在所有可资利用的选项中，鸦片具有神奇的魔力，因为“鸦片可以驱逐一切欲望”（258）。所以，巴布一心帮助扎卡里这位“信使”走向成功，而自己也以加速旧世界消亡和推动新世界生成的力量而自居。事实上，巴布以他的“先知先觉”和神秘兮兮的行事逻辑，为印度人参与鸦片走私披上了一层印度式神秘主义的文化面纱，为印度人参与鸦片走私寻求隐晦的合法性。
我们注意到，小说中除了上述较为直白的东方神秘文化元素之外，还有不少东方文化的隐喻，传递着隐微和耐人寻味的愿景和寓意。小说讲到，正如扎迪所预测的那样，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希琳拿到了鸦片补偿款。作为鸦片战争的战利品，香港岛的土地也在英国占领当局的主持下进行了拍卖。希琳并未购买当次拍卖的土地，而有意在“太平山”（Peaceful Mountain）坡地进行拍卖时，购买一个地块来建立一家医院。而设想中的医院具备“悬壶济世”的特质，在小说中或许是一个极好的隐喻。
作为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近代的中国和印度都经受了殖民主义带来的创伤，这在当时刚刚经历鸦片战争之痛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深重。印度作为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帮凶，作者或许心中有愧于当时的中国。但从更加宏阔的视角看，作者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寄托。小说中，女主人公欲将具有治疗创伤功能的医院建立在创伤之地——香港，这样的安排有着多重所指。而且，未来设计中的医院将建立在“太平山”上，彼时的“太平山”并不太平，因为刚刚见证了中英两国的战火。因此，在文化象征层面上，这座医院的建成预示着“太平”时代的到来。这里，作者谴责不义之战，渴望和平，力求抚平战争创伤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而事实上，作者生长在二十世纪，见证了鸦片战争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英国殖民主义最终失败，香港回归中国。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安排这样一个情节，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当下寓意：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结语
巴尔扎克说得好，“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烈火洪流》作为一部史诗般的历史小说，多维度和多声部地展示了“鸦片战争”时期当事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变迁。小说充分展示了对侵略者和殖民主义的痛恨，特别是对灭绝人性的鸦片贩运的痛恨。小说也肯定了殖民地民族的觉醒和反抗。在观照战争的同时，小说谴责了人性的贪婪和道德的败坏，抨击了东亚文明当中野蛮的“父权宰制”，从而回应了当下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诉求和性别权利。在浓郁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作者寄托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寻求新型民族关系的憧憬。小说并非以文证史，但是仍然可以为我们理解世界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