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然癌细胞已经扩散，但他仍在与刑事犯罪作斗争，在与死亡搏斗……重要的是增添人生的价值……”2011年1月15日，第三届重庆市十佳法官颁奖典礼现场，主持人饱含深情地念着颁奖词。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高大汉子登上领奖台，他叫毛义权——荣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独肾铁人”
2010年春节前夕，荣昌县人民法院。
审判席上，主审法官毛义权端坐中间。被告席上，夏萍等18名“涉黑”团伙耷拉着脑袋。
法庭上，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唇枪舌剑，激辩正酣。一旁的刑庭庭长助理黄常菊发现，毛义权按住腰腹部位，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滴。
忍着剧痛，毛义权听完各方辩词。休庭后，毛义权瘫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半天起不来。
那几天庭审，每天都是早上8点半开庭，晚上10点左右结束。中午吃饭加休息的时间，只有一小时。
“正常人都吃不消，更何况你一个病号呀。”黄常菊劝说着毛义权，“义权啊，要是受不了，你就回家休息吧！”
“没关系，痛一会儿就没事了。”说这话时，毛义权的额头上冒出一串串汗珠。
法院的同事都知道，毛义权是个“独肾法官”。2006年底，毛义权在例行体检中，被查出患上肾癌，不得不切除左肾。
一小时的短暂休息后，毛义权强忍着疼痛再次上庭审案。
“你必须回家休息！”春节前，在院领导的强制要求下，毛义权才被迫从火线上下来。
春节后，同事们吃惊地发现毛义权又回到了单位。
“真是个铁人！”同事们忍着泪说，“都命悬一线了，老毛还是不肯离开工作岗位。”
“抗癌斗士”
2009年3月，毛义权的病情开始恶化，一双脚趾裂了口。
这时，荣昌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林贤甫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随时关注毛义权的情况，让他多休息、少工作。
“这个任务我没完成好。”林贤甫说，他不下十次找毛义权谈话，叫他注意休息。
“但是说了等于白说，你越说，他干得越起劲。”林贤甫说。
2009年12月，毛义权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等处，医生强烈要求他住院做放疗，但毛义权却不愿耽搁手头的工作。
每当剧痛来袭时，他就拼命工作，借以转移注意力。“工作能转移痛苦，是我的良药。”毛义权说，“每当空闲时，我才真正感觉到那种锥心的剧痛。”
直到2010年1月18日，荣昌县人民法院党组以组织的名义命令毛义权休息，毛义权才被迫给自己每天放半天假：上午上班，下午坐车去重庆主城区做放疗。
即便这样，毛义权却很乐观。有一次，荣昌县法院院长王小林关心地问他：“能挺住吗？”毛义权呵呵一笑：“我是‘养瘤专业户’，癌症都转移了，转移的癌细胞，又算个啥？”
2010年，毛义权所在的刑事审判厅受理刑事案件455件，结案447件，结案率达98.23%。全年刑事法庭无一超审限和超期羁押案件，无一案件被发回重审。这一年，他被市高院表彰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每当看到犯罪嫌疑人耷拉下脑袋认罪伏法时，我就觉得再苦再累再痛都是值得的。”毛义权说。
“多情法官”
同事说，毛义权对自己是个薄情人，左肾切除术后一拆线就上班。老百姓说，毛法官是有情人。
“生他的是我，杀他的也是我……”2007年，当毛义权读到一位老母亲内心的绝望与悲哀时，心里一阵阵发酸。
这是2007年的一起案件——荣昌县河包镇海月村老妪于道银邀约乡邻毒死了亲生儿子。
于道银在30岁时生下大儿子胡年友，含辛茹苦养到28岁。可是不争气的儿子却成了“妇女怕他、小孩怕他，连鸡鸭鹅也怕他”的恶棍。
2001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于道银怀着“我生的他，只有我来处理他”的想法，邀约痛恨儿子的三个邻居帮忙一同毒杀了儿子。
“她是为民除害！”案子事隔六年后被检举，于道银不但坦白认罪，还想一人揽责，同村160余村民联名上书求情，希望法官轻判。
深受震撼的毛义权经过公正审理、合议后，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情况，特别是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于道银等四被告故意杀人罪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年、三年、两年。
案子尘埃落定，毛义权让情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2009年的一天，罗达永找到毛义权，提出60万元的“国家赔偿”。
原来，罗达永在1961年被法院判处阶级报复罪而服刑五年，1987年2月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20多年来，为了争取“国家赔偿”，罗达永不断四处上访。
毛义权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以老朋友的口吻同他开起玩笑：“法官就像医生，如果你是病人，你来一次我就给你看一次！”当时，罗达永不知道毛法官是位癌症患者。
罗达永不信有这么耐心的人，一来二去，无数次的来访，毛义权都是热情而耐心地接待，听他倾诉。
当听说毛法官的病情后，罗达永十分感动，开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信访调解。问题解决后，罗达永特地扛了一袋花生，来感谢这位法官朋友。
“作为一名法官，能够帮助群众解决一些难事，在法与理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这就是我活着的最大价值。”毛义权说。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高大汉子登上领奖台，他叫毛义权——荣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独肾铁人”
2010年春节前夕，荣昌县人民法院。
审判席上，主审法官毛义权端坐中间。被告席上，夏萍等18名“涉黑”团伙耷拉着脑袋。
法庭上，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唇枪舌剑，激辩正酣。一旁的刑庭庭长助理黄常菊发现，毛义权按住腰腹部位，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滴。
忍着剧痛，毛义权听完各方辩词。休庭后，毛义权瘫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半天起不来。
那几天庭审，每天都是早上8点半开庭，晚上10点左右结束。中午吃饭加休息的时间，只有一小时。
“正常人都吃不消，更何况你一个病号呀。”黄常菊劝说着毛义权，“义权啊，要是受不了，你就回家休息吧！”
“没关系，痛一会儿就没事了。”说这话时，毛义权的额头上冒出一串串汗珠。
法院的同事都知道，毛义权是个“独肾法官”。2006年底，毛义权在例行体检中，被查出患上肾癌，不得不切除左肾。
一小时的短暂休息后，毛义权强忍着疼痛再次上庭审案。
“你必须回家休息！”春节前，在院领导的强制要求下，毛义权才被迫从火线上下来。
春节后，同事们吃惊地发现毛义权又回到了单位。
“真是个铁人！”同事们忍着泪说，“都命悬一线了，老毛还是不肯离开工作岗位。”
“抗癌斗士”
2009年3月，毛义权的病情开始恶化，一双脚趾裂了口。
这时，荣昌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林贤甫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随时关注毛义权的情况，让他多休息、少工作。
“这个任务我没完成好。”林贤甫说，他不下十次找毛义权谈话，叫他注意休息。
“但是说了等于白说，你越说，他干得越起劲。”林贤甫说。
2009年12月，毛义权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等处，医生强烈要求他住院做放疗，但毛义权却不愿耽搁手头的工作。
每当剧痛来袭时，他就拼命工作，借以转移注意力。“工作能转移痛苦，是我的良药。”毛义权说，“每当空闲时，我才真正感觉到那种锥心的剧痛。”
直到2010年1月18日，荣昌县人民法院党组以组织的名义命令毛义权休息，毛义权才被迫给自己每天放半天假：上午上班，下午坐车去重庆主城区做放疗。
即便这样，毛义权却很乐观。有一次，荣昌县法院院长王小林关心地问他：“能挺住吗？”毛义权呵呵一笑：“我是‘养瘤专业户’，癌症都转移了，转移的癌细胞，又算个啥？”
2010年，毛义权所在的刑事审判厅受理刑事案件455件，结案447件，结案率达98.23%。全年刑事法庭无一超审限和超期羁押案件，无一案件被发回重审。这一年，他被市高院表彰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每当看到犯罪嫌疑人耷拉下脑袋认罪伏法时，我就觉得再苦再累再痛都是值得的。”毛义权说。
“多情法官”
同事说，毛义权对自己是个薄情人，左肾切除术后一拆线就上班。老百姓说，毛法官是有情人。
“生他的是我，杀他的也是我……”2007年，当毛义权读到一位老母亲内心的绝望与悲哀时，心里一阵阵发酸。
这是2007年的一起案件——荣昌县河包镇海月村老妪于道银邀约乡邻毒死了亲生儿子。
于道银在30岁时生下大儿子胡年友，含辛茹苦养到28岁。可是不争气的儿子却成了“妇女怕他、小孩怕他，连鸡鸭鹅也怕他”的恶棍。
2001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于道银怀着“我生的他，只有我来处理他”的想法，邀约痛恨儿子的三个邻居帮忙一同毒杀了儿子。
“她是为民除害！”案子事隔六年后被检举，于道银不但坦白认罪，还想一人揽责，同村160余村民联名上书求情，希望法官轻判。
深受震撼的毛义权经过公正审理、合议后，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情况，特别是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于道银等四被告故意杀人罪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年、三年、两年。
案子尘埃落定，毛义权让情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2009年的一天，罗达永找到毛义权，提出60万元的“国家赔偿”。
原来，罗达永在1961年被法院判处阶级报复罪而服刑五年，1987年2月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20多年来，为了争取“国家赔偿”，罗达永不断四处上访。
毛义权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以老朋友的口吻同他开起玩笑：“法官就像医生，如果你是病人，你来一次我就给你看一次！”当时，罗达永不知道毛法官是位癌症患者。
罗达永不信有这么耐心的人，一来二去，无数次的来访，毛义权都是热情而耐心地接待，听他倾诉。
当听说毛法官的病情后，罗达永十分感动，开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信访调解。问题解决后，罗达永特地扛了一袋花生，来感谢这位法官朋友。
“作为一名法官，能够帮助群众解决一些难事，在法与理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这就是我活着的最大价值。”毛义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