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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伯鱼（字鲤）是孔子的儿子。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父亲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吗？伯鱼答：没有。不过有一天父亲一个人站着，看见我从庭前小跑而过，就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父亲就告诉我说：“不学《诗》，就不能很好地跟别人交流。”于是我就回去学《诗》了。还有一天，父亲还是一个人站着，我又从庭前跑过，他又问我：“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又对我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我只听到父亲说这几句话。陈亢回家后非常高兴，他说：“我只问伯鱼一个问题，却有三方面的收获：听到了学《诗》的重要，听到了学《礼》的重要，还听到了君子（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并没有特别亲近自己的儿子。”
从《论语》这样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教育要无私。“君子远其子”——教师对待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公平，这是教育无私的表现之一；学《诗》的目的是“有以言”，学《礼》的目的是“有所立”，换言之，读书的目的不是为受教育者谋私，而是让受教育者在社会上“有以言”，“有所立”。公平与无私，可以说是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个受教育者不断完善自己，臻于完美，服务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孔子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1300多年间实施的科举制度，却让教育渐渐背离了它的本质，成了统治者选拔人才、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成了受教育者个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我想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刚刚推翻了封建统治，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境外文化的输入，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开放，由此而促使教育回归到了它的本质。民国时期的教育，就其主流而言，本质上是无私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语）并不是唱高调，而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心声。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聂绀弩的开笔，以及那个时代的校训、校歌，无不证实了这一点。“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都可以从教育的本质上去找答案。
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教育开始走向正轨，教育的主流基本上是无私的。尽管“文革”之前也有高考，但那时的教育，特别重视理想；即使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初，教育的主流还是无私的，尽管那时也有很多人把高考当作改变个人命运的战场。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继之而来的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教育又成了个人谋私的工具。而今，教育领域中的分数竞争已经发展到团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之间赤祼祼的利益之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育就其本质与理想而言，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的教育却成了这“天下”中的一部分，甚至比任何别的地方都“熙熙攘攘”。这就难怪有人惊呼：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育人”，而是“杀人”了！
教育背景是这样，教师个人也多这样。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教好自己的子女，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在分数上“压倒”别人，考入名校，然后出国，或者当公务员。这样，就有了骄人的资本。这样的教师最有成就感，最受人崇拜。但如果自己的孩子读书成绩不那么好，在人前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其次是教好自己所教的学生，拼命压作业，争时间，“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夺得奖金，晋升职称，评上“优秀”，成为“名师”，提拔为干部。这样的教师在社会上更会大红大紫。而如果学生考试的分数不高，即使不下岗，也要受到全社会的歧视，连同行都瞧不起。
为了分数，为了“钱途”，有钱的家长大把大把花钱买“家教”。在这种攻势之下，有一些教师就一心“向钱看”，昧着良心搞“家教”。于是“家教”市场红红火火，“教育”几乎成了“钱育”，连义务教育也成了家长用钱买的教育、为了钱的教育。而在学校内部实行“绩效工资”向干部倾斜以后，干部职位又成了教师竞争的目标。如今的教育，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越来越暴露出“利益博弈”乱象。
第二，要让学生真正明确学习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现在所学的东西，将来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孔子告诉儿子：读《诗》是必要的，读《礼》是必要的，因为有用，所以必要。我们告诉学生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高考。高考是一座独木桥，要不被人挤下水去，就得拼命用功。至于所读的书具体有什么用，他们多数是不知道的。譬如英语，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学生英语考了六级八级，真正用到的人有多少呢？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大多数学校不设外语，但到大学以后，学生知道了外语有用，就会用功去学。那些人学外语的时间不多，也许从未经历过外语考试，但他们的外语阅读能力都很强，现在很多外语通过八级考试的人也比不上他们。再如语文，在社会上真正用得到且别人看得见的语文能力是说与写，这与现在的考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学生为什么学语文？为了考试呗。什么都为了考试而学习，有多少动力？如果让学生知道语文是有用的，让他们真正学一点有用的东西，会像现在这样厌学吗？
古人读书，几乎没有考试。民国时期，考试是有的，但不像现在这样频繁。考试次数多了，考试的作用强化了，分数成了目的，不知不觉之间就遮蔽了读书本初切用的功能。就拿中学里的社会、政治两科说吧，如果就学一点，不考试，学生不会学得这么累，而且也会有兴趣，甚至可以看好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现在为了考试，学生学得很苦，考过的东西却可能一无所用。
作为基础教育，应该让学生尽可能学得多一点，阅读面广一点。然而学得多一点不等于应该考得多一点，相反，只有考得少一点才能学得多一点。美国十来岁的小学生会到图书馆找很多的书写几十页一篇的论文，中国的大学生写论文却十有八九要找别人帮忙。从很多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读书环境是相当宽松的，学生有很多时间可以自由地读书。即使在建国以后一直到“文革”，每学期两考已成规矩，学生在学校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有比较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那时候，《十万个为什么》是小学生最喜欢的读物，做实验是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活动。初中的学生，都会自己动手去买二极管、三极管等组装收音机。生物实验、化学实验都有许多学生迷恋。这些知识，虽然不都是日常生活要用，但是实现理想要用。把读书的日常实用意义与实现理想意义向学生讲清楚了，学生学习就有了动力。至于考试成绩如何，实在没有必要计较。——其实孔子对孩子的教育中就包含着理想教育——“不学《诗》，无以言”，如果想做一个能言会道的“士”为社会服务，就必须学《诗》学《礼》；反之，如果只想做一个“老农”或者“老圃”，学不学《诗》《礼》又有多大差别呢？
第三，教学要让学生“自得之”。孔子要孩子学《诗》、学《礼》，一字一句教了吗？没有。孩子有了一定的读书能力，就让他自己去读。读不懂，也该让他主动去问。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引导。孔子的孩子学得怎么样？大概没有学好。孩子没学好，孔子有责任吗？没有。孩子有责任吗？也没有。因为每一门学问、每一本书都没有必要人人去学，更没有必要人人学好。任何学科，只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学了，一群学生中总会有几个特别喜欢，那几个，就是天才。一个孩子学到过好多课程，总会找到他比较喜欢的一门或者几门。喜欢了就会主动去学，主动去学了就容易出成果。孔子的孩子不是读书的天才，孔子也没有把他当作人才进行特殊培养。——这就是自然教育。教育也要尊重自然。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天分，他们的天分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比如有的孩子具有音乐细胞，学唱歌一听就会，学表演一看就会，学乐器入门也快。而缺乏音乐细胞的人，无论教师多么努力，最多只能培养成为职业歌手或者乐师，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音乐家。其他学科也是这样。
中国学生参加奥数竞赛举世第一，却没有杰出的数学家。为什么？几乎所有奥数竞赛题目的解题思路以及方式方法，都是教师反复在训练中传授的，学生极少“自得之”。而国外却没有一位教师会像中国这样热衷于“辅导”，也没有一位家长像中国这样舍得“投入”。国外参加奥数竞赛的人，多是真正的数学爱好者，数学方面的天才。那些学生“自得之”者甚多，自学能力特强，因而发展也更有后劲。
读《朱子语录》，有个故事印象很深：一位弟子来到朱熹门下，朱熹让这位弟子与其他弟子一起生活，并告诉这位弟子有闲时看看他的书，有兴致就留下切磋琢磨，不投缘可以早点走人。读书也是有“缘分”的。读书的缘分包括所读的书与所遇的老师。这一本书很多人不喜欢，但总不会没有一个人喜欢，喜欢的那个人就是“知音”。一个教师很难让所有的学生喜欢，但喜欢的那一个或者几个，也是“知音”。“知音”可遇而不可求。这里的不同，主要是思想不同，才分不同，社会阅历与经验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才分不同也很难相互授受。古人讲教育特别强调“才分”，他们只要求教育能够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随其才分，各有所得”，从来不勉强弟子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更不会用考试来甄别学生，用分数来区别优劣。按考试分数排名的教育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完全违背了教育宗旨与教育规律。
《朱子语录》中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朱子看到两个老兵在那里拔草，一个拔得很快，一个拔得很慢，就问弟子这两个人谁拔得好。弟子当然说快的那个好。朱子就叫他们走近了看。原来拔得快的那个人拔得很潦草，拔得慢的那个人拔得很干净。朱子以此启发弟子，读书要细致，要像拔草拔得慢的那个人那样。这也是启发式教学。不过人与人的性情不同，读书也是这样，有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细心不了的。对于成不了学问家的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又有何妨？
但是我们当今的教育，总是强调教师的教，强调课堂教学效率——教得准，教得细，从而使学生答题快，考分高，从来不提让学生“自得之”。高分低能就是这么来的。我曾经仿过一联：“一将功成万骨枯，千师名就众生愚。”试问当今的名师中有多少是强调学生“自得之”的？
“自得之”之所得，不仅有知识与学问，还有方法与途径，意志与毅力。换言之，就是综合素质。孔子让孩子学《诗》、学《礼》，大概他孩子“自得”不多，所以成不了贤人。孔子门下三千弟子之中，大概也只有七十二贤才是“自得”最多的人。历史上很多低学历高水平的名人，在读书的过程中都“自得”甚多。因为“自得”越多，自学能力越强，创造力越旺盛。一个在学习中没有多少“自得”的人，即使分数考得再高，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第四，教育要抓住时机，循序渐进。孔子看到“鲤趋而过庭”，发现这孩子好像没事干了，于是引导他学《诗》。当再次看到“鲤趋而过庭”时，孔子发现这孩子又有闲了，而且年纪也渐渐大了，于是引导他学《礼》。教育不单要完成教学“任务”，还应该引导学生“用闲”。从某种意义上说，“用闲”教育比“任务”教育更重要，更有效。教师如果能够抓住契机引导学生闲时去看一些课外书，从而引发他们的兴趣，拓展他们的视野，效果实在比让他们做一堆堆试卷好得多。
古代教育，特别重视序。孔子让孩子先学《诗》，后学《礼》，就是一种序。《诗》比《礼》有趣，《诗》须记，《礼》重行。教学内容是一种序，学生的接受能力又是一种序。最佳的教育就是在最佳的时期学习最适合的内容。谁都知道，同一年龄段的孩子智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智力发展的速度也是不平衡的，因此，教育应该特别强调个性化。古代的私塾教育一直遵循这一教育规律，只是到了以班级为组织的现代教育，才背离了这一规律——尽管从教材上看好像还在遵循这一规律。
孔子的教育是“立人”的教育。他不搞考试，也不发毕业证书，学生去留随意，发展自由。在他那里，没有差生，连因昼寝而被斥之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也不是差生——宰予后来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比比孔子，今天热衷于应试教育的我们，岂不惭愧！听说哈佛大学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其实这三大“法宝”在孔夫子那里就有了，何必“进口”？——也许这种自然的教育出现比孔子还早，孔子也不过是“继承”罢了。
孔子教子，是自然的方法。孔子教弟子，也是自然的方法。我国古代的教育，主流一直是这种自然的方法。教育者应该是乐天派——给孩子以最自由的教育，不愁他们不成才。自然的教育是天才的教育，成不了天才的人都可以成为人才。而目前中国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反自然的教育，不但扼杀了天才，同时也毁灭了大量的人才。教育是“公器”，不管是哪家的孩子，只要教育好了，整个社会就好。整个社会好了，教师的后代也能过上好日子。因为教师这份职业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天你教他家的孩子，明天他家的孩子教你的孙子。明白了这一点，教育者干吗要以教育谋私呢？
教育，在今天而言，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然而如果能够返璞归真，也许谁都要说“叫我怎能不爱你”了。◆（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六石高级中学）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伯鱼（字鲤）是孔子的儿子。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父亲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吗？伯鱼答：没有。不过有一天父亲一个人站着，看见我从庭前小跑而过，就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父亲就告诉我说：“不学《诗》，就不能很好地跟别人交流。”于是我就回去学《诗》了。还有一天，父亲还是一个人站着，我又从庭前跑过，他又问我：“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又对我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我只听到父亲说这几句话。陈亢回家后非常高兴，他说：“我只问伯鱼一个问题，却有三方面的收获：听到了学《诗》的重要，听到了学《礼》的重要，还听到了君子（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并没有特别亲近自己的儿子。”
从《论语》这样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教育要无私。“君子远其子”——教师对待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公平，这是教育无私的表现之一；学《诗》的目的是“有以言”，学《礼》的目的是“有所立”，换言之，读书的目的不是为受教育者谋私，而是让受教育者在社会上“有以言”，“有所立”。公平与无私，可以说是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个受教育者不断完善自己，臻于完美，服务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孔子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1300多年间实施的科举制度，却让教育渐渐背离了它的本质，成了统治者选拔人才、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成了受教育者个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我想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刚刚推翻了封建统治，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境外文化的输入，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开放，由此而促使教育回归到了它的本质。民国时期的教育，就其主流而言，本质上是无私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语）并不是唱高调，而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心声。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聂绀弩的开笔，以及那个时代的校训、校歌，无不证实了这一点。“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都可以从教育的本质上去找答案。
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教育开始走向正轨，教育的主流基本上是无私的。尽管“文革”之前也有高考，但那时的教育，特别重视理想；即使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初，教育的主流还是无私的，尽管那时也有很多人把高考当作改变个人命运的战场。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继之而来的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教育又成了个人谋私的工具。而今，教育领域中的分数竞争已经发展到团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之间赤祼祼的利益之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育就其本质与理想而言，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的教育却成了这“天下”中的一部分，甚至比任何别的地方都“熙熙攘攘”。这就难怪有人惊呼：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育人”，而是“杀人”了！
教育背景是这样，教师个人也多这样。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教好自己的子女，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在分数上“压倒”别人，考入名校，然后出国，或者当公务员。这样，就有了骄人的资本。这样的教师最有成就感，最受人崇拜。但如果自己的孩子读书成绩不那么好，在人前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其次是教好自己所教的学生，拼命压作业，争时间，“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夺得奖金，晋升职称，评上“优秀”，成为“名师”，提拔为干部。这样的教师在社会上更会大红大紫。而如果学生考试的分数不高，即使不下岗，也要受到全社会的歧视，连同行都瞧不起。
为了分数，为了“钱途”，有钱的家长大把大把花钱买“家教”。在这种攻势之下，有一些教师就一心“向钱看”，昧着良心搞“家教”。于是“家教”市场红红火火，“教育”几乎成了“钱育”，连义务教育也成了家长用钱买的教育、为了钱的教育。而在学校内部实行“绩效工资”向干部倾斜以后，干部职位又成了教师竞争的目标。如今的教育，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越来越暴露出“利益博弈”乱象。
第二，要让学生真正明确学习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现在所学的东西，将来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孔子告诉儿子：读《诗》是必要的，读《礼》是必要的，因为有用，所以必要。我们告诉学生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高考。高考是一座独木桥，要不被人挤下水去，就得拼命用功。至于所读的书具体有什么用，他们多数是不知道的。譬如英语，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学生英语考了六级八级，真正用到的人有多少呢？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大多数学校不设外语，但到大学以后，学生知道了外语有用，就会用功去学。那些人学外语的时间不多，也许从未经历过外语考试，但他们的外语阅读能力都很强，现在很多外语通过八级考试的人也比不上他们。再如语文，在社会上真正用得到且别人看得见的语文能力是说与写，这与现在的考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学生为什么学语文？为了考试呗。什么都为了考试而学习，有多少动力？如果让学生知道语文是有用的，让他们真正学一点有用的东西，会像现在这样厌学吗？
古人读书，几乎没有考试。民国时期，考试是有的，但不像现在这样频繁。考试次数多了，考试的作用强化了，分数成了目的，不知不觉之间就遮蔽了读书本初切用的功能。就拿中学里的社会、政治两科说吧，如果就学一点，不考试，学生不会学得这么累，而且也会有兴趣，甚至可以看好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现在为了考试，学生学得很苦，考过的东西却可能一无所用。
作为基础教育，应该让学生尽可能学得多一点，阅读面广一点。然而学得多一点不等于应该考得多一点，相反，只有考得少一点才能学得多一点。美国十来岁的小学生会到图书馆找很多的书写几十页一篇的论文，中国的大学生写论文却十有八九要找别人帮忙。从很多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读书环境是相当宽松的，学生有很多时间可以自由地读书。即使在建国以后一直到“文革”，每学期两考已成规矩，学生在学校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有比较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那时候，《十万个为什么》是小学生最喜欢的读物，做实验是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活动。初中的学生，都会自己动手去买二极管、三极管等组装收音机。生物实验、化学实验都有许多学生迷恋。这些知识，虽然不都是日常生活要用，但是实现理想要用。把读书的日常实用意义与实现理想意义向学生讲清楚了，学生学习就有了动力。至于考试成绩如何，实在没有必要计较。——其实孔子对孩子的教育中就包含着理想教育——“不学《诗》，无以言”，如果想做一个能言会道的“士”为社会服务，就必须学《诗》学《礼》；反之，如果只想做一个“老农”或者“老圃”，学不学《诗》《礼》又有多大差别呢？
第三，教学要让学生“自得之”。孔子要孩子学《诗》、学《礼》，一字一句教了吗？没有。孩子有了一定的读书能力，就让他自己去读。读不懂，也该让他主动去问。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引导。孔子的孩子学得怎么样？大概没有学好。孩子没学好，孔子有责任吗？没有。孩子有责任吗？也没有。因为每一门学问、每一本书都没有必要人人去学，更没有必要人人学好。任何学科，只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学了，一群学生中总会有几个特别喜欢，那几个，就是天才。一个孩子学到过好多课程，总会找到他比较喜欢的一门或者几门。喜欢了就会主动去学，主动去学了就容易出成果。孔子的孩子不是读书的天才，孔子也没有把他当作人才进行特殊培养。——这就是自然教育。教育也要尊重自然。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天分，他们的天分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比如有的孩子具有音乐细胞，学唱歌一听就会，学表演一看就会，学乐器入门也快。而缺乏音乐细胞的人，无论教师多么努力，最多只能培养成为职业歌手或者乐师，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音乐家。其他学科也是这样。
中国学生参加奥数竞赛举世第一，却没有杰出的数学家。为什么？几乎所有奥数竞赛题目的解题思路以及方式方法，都是教师反复在训练中传授的，学生极少“自得之”。而国外却没有一位教师会像中国这样热衷于“辅导”，也没有一位家长像中国这样舍得“投入”。国外参加奥数竞赛的人，多是真正的数学爱好者，数学方面的天才。那些学生“自得之”者甚多，自学能力特强，因而发展也更有后劲。
读《朱子语录》，有个故事印象很深：一位弟子来到朱熹门下，朱熹让这位弟子与其他弟子一起生活，并告诉这位弟子有闲时看看他的书，有兴致就留下切磋琢磨，不投缘可以早点走人。读书也是有“缘分”的。读书的缘分包括所读的书与所遇的老师。这一本书很多人不喜欢，但总不会没有一个人喜欢，喜欢的那个人就是“知音”。一个教师很难让所有的学生喜欢，但喜欢的那一个或者几个，也是“知音”。“知音”可遇而不可求。这里的不同，主要是思想不同，才分不同，社会阅历与经验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才分不同也很难相互授受。古人讲教育特别强调“才分”，他们只要求教育能够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随其才分，各有所得”，从来不勉强弟子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更不会用考试来甄别学生，用分数来区别优劣。按考试分数排名的教育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完全违背了教育宗旨与教育规律。
《朱子语录》中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朱子看到两个老兵在那里拔草，一个拔得很快，一个拔得很慢，就问弟子这两个人谁拔得好。弟子当然说快的那个好。朱子就叫他们走近了看。原来拔得快的那个人拔得很潦草，拔得慢的那个人拔得很干净。朱子以此启发弟子，读书要细致，要像拔草拔得慢的那个人那样。这也是启发式教学。不过人与人的性情不同，读书也是这样，有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细心不了的。对于成不了学问家的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又有何妨？
但是我们当今的教育，总是强调教师的教，强调课堂教学效率——教得准，教得细，从而使学生答题快，考分高，从来不提让学生“自得之”。高分低能就是这么来的。我曾经仿过一联：“一将功成万骨枯，千师名就众生愚。”试问当今的名师中有多少是强调学生“自得之”的？
“自得之”之所得，不仅有知识与学问，还有方法与途径，意志与毅力。换言之，就是综合素质。孔子让孩子学《诗》、学《礼》，大概他孩子“自得”不多，所以成不了贤人。孔子门下三千弟子之中，大概也只有七十二贤才是“自得”最多的人。历史上很多低学历高水平的名人，在读书的过程中都“自得”甚多。因为“自得”越多，自学能力越强，创造力越旺盛。一个在学习中没有多少“自得”的人，即使分数考得再高，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第四，教育要抓住时机，循序渐进。孔子看到“鲤趋而过庭”，发现这孩子好像没事干了，于是引导他学《诗》。当再次看到“鲤趋而过庭”时，孔子发现这孩子又有闲了，而且年纪也渐渐大了，于是引导他学《礼》。教育不单要完成教学“任务”，还应该引导学生“用闲”。从某种意义上说，“用闲”教育比“任务”教育更重要，更有效。教师如果能够抓住契机引导学生闲时去看一些课外书，从而引发他们的兴趣，拓展他们的视野，效果实在比让他们做一堆堆试卷好得多。
古代教育，特别重视序。孔子让孩子先学《诗》，后学《礼》，就是一种序。《诗》比《礼》有趣，《诗》须记，《礼》重行。教学内容是一种序，学生的接受能力又是一种序。最佳的教育就是在最佳的时期学习最适合的内容。谁都知道，同一年龄段的孩子智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智力发展的速度也是不平衡的，因此，教育应该特别强调个性化。古代的私塾教育一直遵循这一教育规律，只是到了以班级为组织的现代教育，才背离了这一规律——尽管从教材上看好像还在遵循这一规律。
孔子的教育是“立人”的教育。他不搞考试，也不发毕业证书，学生去留随意，发展自由。在他那里，没有差生，连因昼寝而被斥之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也不是差生——宰予后来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比比孔子，今天热衷于应试教育的我们，岂不惭愧！听说哈佛大学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其实这三大“法宝”在孔夫子那里就有了，何必“进口”？——也许这种自然的教育出现比孔子还早，孔子也不过是“继承”罢了。
孔子教子，是自然的方法。孔子教弟子，也是自然的方法。我国古代的教育，主流一直是这种自然的方法。教育者应该是乐天派——给孩子以最自由的教育，不愁他们不成才。自然的教育是天才的教育，成不了天才的人都可以成为人才。而目前中国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反自然的教育，不但扼杀了天才，同时也毁灭了大量的人才。教育是“公器”，不管是哪家的孩子，只要教育好了，整个社会就好。整个社会好了，教师的后代也能过上好日子。因为教师这份职业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天你教他家的孩子，明天他家的孩子教你的孙子。明白了这一点，教育者干吗要以教育谋私呢？
教育，在今天而言，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然而如果能够返璞归真，也许谁都要说“叫我怎能不爱你”了。◆（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六石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