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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近而立之年，作为学术专业出版社，在前辈同仁们的努力下，为社会贡献了大量的经典好书，既有国人原创的，亦有不少译介，奠定了其国家级名社的地位。我作为后辈小编，忝列其中，既感到无比自豪，也感到无限压力。肩抬着学术出版的大牌，头顶着“学术编辑”的小帽，总想着自己也整套像样的书，也为我们“传播学术经典、关注大众阅读”的口号加点和声。于是才有了“政治思潮丛书”、“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原道文丛”等相继出笼。总想靠近“市场”，可也总忘不了“学术”。
在市场化的潮流下，出版已进入一个“广告时代”。一方面是利益主导下的内容重复，克隆成为了著作方法，垃圾作品批量生产；另一方面是无奈中的方向迷失，跟风成了营销手段，创新作品成本过高。学术出版要在夹缝中生存，要找到跻身的缝隙谈何容易。在人们都去找热点的时候，不管是国人的，还是洋人的，我却放不下一个老信念：花气力出版一些对个人从而也对社会有益的真正的经典，还是会赢得孔方兄的青睐的吧？在学术追求高产量的今天，国人能坐冷板凳的人不多了，原创也就难。于是我把眼光放到了国外……就在我寻求的过程中，志同道合者出现了。
那是2003年年初，我认识了浙江大学年轻学者章雪富博士，他是我“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的一位作者。在探讨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理解。他谈起他以及他的同事们正在做的研究，特别是他个人的学术志向，我谈了我对出版的一些看法，以及我个人的出版意向。或许因为我们都是学哲学又学宗教学出身，学术旨趣相投，真所谓一拍即合。我们商定，由他来组织学者把“两希文明”时期那些还没有中译本的西方哲学经典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个时期的哲学作品，有一种理性与信仰融合的特色，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国人对其认识并不全面。我们主要定位于晚期的希腊哲学作品，因为早期希腊的哲学著作已经遗失不存，所存残片被汇集成册后，已由国内好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几个译本；中期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出了中译本全集；而晚期希腊哲学著作一直受到忽视，尚未系统翻译。我们的共识是，虽然已有的某些译品并不令人满意，但拓荒者的工作更有意义。所有的策划都是在深夜的电话沟通中完成的，从相互称“老师”到相互称“兄弟”，丛书的纲目宗旨很快就定下了。我们开始确定的丛书名称是“晚期希腊早期基督教经典译丛”。
浙江大学西哲史研究所以希腊哲学为科研主题，出版了多卷本的《希腊哲学史》，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积累。这正是这套书的人力上及学术上的保障。章博士是这方面的专家，选书及组织译者由他来张罗，计划出版30本。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出版计划，当时拟请陈村富先生主编。书目由章博士牵头组织专家推荐，我代表出版社审定，一切出版事宜我来策划执行。我们当时定下几个主要原则：1、选目要经典，既要照顾到所选哲学家的学术地位，又要照顾到所选作品在其思想中的分量（点）；还要兼顾到各个不同的哲学流派（面），真正做到点面结合；2、要翻译最好的外文底本，母本要立得住；3、译者一定要是专业人员，最好受过哲学专业训练；4、主编做到统校把关，交稿附原文；5、出版体例要符合学术规范（注释、索引等）；6、为便于读者理解，各书加专家导读及译者序；7、编辑审稿要对照原文，把好编校关。
当我拿着反复商量后的初选书目及选题报告去与社领导商谈时，想不到社领导一口答应，全力支持，认为这是一套好书。要知道，对我们这个学术出版社，许多书都是有补贴的。而这套书，我们要付译稿费，完全是要社里投资的。当然这套书在陈村富先生（后因工作繁忙退出主编工作）、包利民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最后纳入了正规的科研项目之中，译方愿意承担涉及到的版权费用以示支持合作，这样，这套译丛更有了保障。
从项目的策划、申报到签合同，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月，这可算是高效率了。后来丛书名改为“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定位更明确易解，并定下第一批先出10本。在两位主编的努力下，签约一年时间内，第一批10本书目，译完5本交稿，后又陆续交来两本译稿。这样使我们在2004年夏天就推出了七本书。2005年又推出了另三本。从这套书的运作来看，我们都坚守了丛书策划之初定下的原则。特别是在出版监制的过程中，我聘请社外哲学专业的资深编辑，对照外文原稿审读加工译稿，我自己则逐本复审，生恐疏漏，发现问题即与主编沟通，使译稿质量得到把关和提高。书封设计及文字用语，我也力求做到古朴而有诗意，与书之思想内容相和谐。
对编辑来说，出版永远是种遗憾的事业。丛书或许还有改进之处，正如范明生先生在他的长篇书评中所指出的。但高兴的是，这套哲学经典译丛一面世，就赢得一片赞誉声。它在2005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被媒体评价为学术出版的新动向，在学界也获得了好评，认为选书精当，填补了学术及出版上的空白。我也听到了一些一般读者的评价，认为两希文明时期出现的这些以伦理及精神治疗为旨趣的哲学作品，兼有散文式的优美，读来怡人，正切合了我们这个时代信仰混乱、伦理失序、个体心灵需要安宁、慰藉的需要。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编辑）
在市场化的潮流下，出版已进入一个“广告时代”。一方面是利益主导下的内容重复，克隆成为了著作方法，垃圾作品批量生产；另一方面是无奈中的方向迷失，跟风成了营销手段，创新作品成本过高。学术出版要在夹缝中生存，要找到跻身的缝隙谈何容易。在人们都去找热点的时候，不管是国人的，还是洋人的，我却放不下一个老信念：花气力出版一些对个人从而也对社会有益的真正的经典，还是会赢得孔方兄的青睐的吧？在学术追求高产量的今天，国人能坐冷板凳的人不多了，原创也就难。于是我把眼光放到了国外……就在我寻求的过程中，志同道合者出现了。
那是2003年年初，我认识了浙江大学年轻学者章雪富博士，他是我“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的一位作者。在探讨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理解。他谈起他以及他的同事们正在做的研究，特别是他个人的学术志向，我谈了我对出版的一些看法，以及我个人的出版意向。或许因为我们都是学哲学又学宗教学出身，学术旨趣相投，真所谓一拍即合。我们商定，由他来组织学者把“两希文明”时期那些还没有中译本的西方哲学经典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这个时期的哲学作品，有一种理性与信仰融合的特色，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国人对其认识并不全面。我们主要定位于晚期的希腊哲学作品，因为早期希腊的哲学著作已经遗失不存，所存残片被汇集成册后，已由国内好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几个译本；中期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出了中译本全集；而晚期希腊哲学著作一直受到忽视，尚未系统翻译。我们的共识是，虽然已有的某些译品并不令人满意，但拓荒者的工作更有意义。所有的策划都是在深夜的电话沟通中完成的，从相互称“老师”到相互称“兄弟”，丛书的纲目宗旨很快就定下了。我们开始确定的丛书名称是“晚期希腊早期基督教经典译丛”。
浙江大学西哲史研究所以希腊哲学为科研主题，出版了多卷本的《希腊哲学史》，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积累。这正是这套书的人力上及学术上的保障。章博士是这方面的专家，选书及组织译者由他来张罗，计划出版30本。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出版计划，当时拟请陈村富先生主编。书目由章博士牵头组织专家推荐，我代表出版社审定，一切出版事宜我来策划执行。我们当时定下几个主要原则：1、选目要经典，既要照顾到所选哲学家的学术地位，又要照顾到所选作品在其思想中的分量（点）；还要兼顾到各个不同的哲学流派（面），真正做到点面结合；2、要翻译最好的外文底本，母本要立得住；3、译者一定要是专业人员，最好受过哲学专业训练；4、主编做到统校把关，交稿附原文；5、出版体例要符合学术规范（注释、索引等）；6、为便于读者理解，各书加专家导读及译者序；7、编辑审稿要对照原文，把好编校关。
当我拿着反复商量后的初选书目及选题报告去与社领导商谈时，想不到社领导一口答应，全力支持，认为这是一套好书。要知道，对我们这个学术出版社，许多书都是有补贴的。而这套书，我们要付译稿费，完全是要社里投资的。当然这套书在陈村富先生（后因工作繁忙退出主编工作）、包利民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最后纳入了正规的科研项目之中，译方愿意承担涉及到的版权费用以示支持合作，这样，这套译丛更有了保障。
从项目的策划、申报到签合同，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月，这可算是高效率了。后来丛书名改为“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定位更明确易解，并定下第一批先出10本。在两位主编的努力下，签约一年时间内，第一批10本书目，译完5本交稿，后又陆续交来两本译稿。这样使我们在2004年夏天就推出了七本书。2005年又推出了另三本。从这套书的运作来看，我们都坚守了丛书策划之初定下的原则。特别是在出版监制的过程中，我聘请社外哲学专业的资深编辑，对照外文原稿审读加工译稿，我自己则逐本复审，生恐疏漏，发现问题即与主编沟通，使译稿质量得到把关和提高。书封设计及文字用语，我也力求做到古朴而有诗意，与书之思想内容相和谐。
对编辑来说，出版永远是种遗憾的事业。丛书或许还有改进之处，正如范明生先生在他的长篇书评中所指出的。但高兴的是，这套哲学经典译丛一面世，就赢得一片赞誉声。它在2005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被媒体评价为学术出版的新动向，在学界也获得了好评，认为选书精当，填补了学术及出版上的空白。我也听到了一些一般读者的评价，认为两希文明时期出现的这些以伦理及精神治疗为旨趣的哲学作品，兼有散文式的优美，读来怡人，正切合了我们这个时代信仰混乱、伦理失序、个体心灵需要安宁、慰藉的需要。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