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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关键词：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西学东渐；经济思想史；传教士；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严复；日本学术界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16-06
自清末以降，随着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的逐渐展开，大量西方经济学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经济学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思维表述，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中译，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复杂历程。其中，Economy、Economics的汉译具有标本性的价值，因而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重视，有关Economy、Economics中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罗列Economy、Economics的各种中文译名，而没有进一步对各种中文译名演变的时代背景、译者的个体情况及各种中译名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一、“富国策”
最早将Economy翻译成汉语的是来华传教士。据方维规的考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在1819年所著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稍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鉴定在1844年所著的《英华韵府历阶》中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1866年编撰的《英华字典》将Economy译为“治家之道，齐家之道”。[1]传教士的上述译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人士的文化印痕。十六、十七世纪之时，基督教家政学宣扬诸如“勤奋”、“节俭”等榜样和典范行为，并视之为经济要义，来华传教士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治家之道，齐家之道”显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1876年同文馆的课程表中规定在五年制学生中第五年开设“富国策”课程，在八年制的学生中第八年开设“富国策”课程。所谓“富国策”就是经济学。1880年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在其讲授“富国策”的外籍教师丁韪良的指导下，将同文馆所用课本英国人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汉语，由同文馆刊行，名为《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文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可见中国现代教育系统中，Economy的最初中译名为“富国策”。1896年，陈炽在《续富国策序》中亦将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译作《富国策》，他对亚当·斯密对于英国商务之盛，冠绝全球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2]（P149）有趣的是，陈炽并没有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以致他将汪凤藻翻译的亨利·福西特的《富国策》误认为是斯密的《富国策》，他认为汪凤藻的翻译存在问题，因而进行重译，1896年将《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上连载，并单独出书。
在西方，Economy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指家计（oeconomia）。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西文“经济学”一词。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计管理”范畴。文艺复兴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得到“复兴”和光大。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西方近代经济学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学的发展亦由研究家计管理扩展到研究如何管理一国的经济的问题。
在19世纪末以前，近代西方经济学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广泛使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概念。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第一部著作。1672年英国的威廉·配第在《爱尔兰政治剖析》一书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是英文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175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1767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书名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广为沿用。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803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概论》，1813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精义》，1828—1830年间编成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其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在19世纪末以前，西方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富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末，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比较妥当。当然“富国策”的译名亦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自强求富的时代印痕。“富国”和“富国策”都是中国原有的词汇。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经济问题不是在“经济”的范畴之下，而是在“富国”的范畴之下展开的。战国时期的《荀子》中就有《富国篇》研讨富国、富民问题。荀况对先秦时期的富国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批判，吸收、融合了各学派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创建了他“兼足天下”、“上下俱富”的“富国论”。北宋著名学者李觏撰写过论述经济问题的专书《富国策》。因此当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从西方舶入的经济学概念时，就从自己习惯的形式出发，将其译为“富国策”或“富国学”。当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还与当时正在展开的洋务运动追求“求富”、“求强”的时代背景有关，“富国策”成为当时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文化“符号”。 在清末相当长一段时间，“富国策”的译名颇为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同类著述，不少沿袭此类译名，如《富国要策》、《富国新策》、《富国策摘要》、《续富国策》、《重译富国策》、《各家富国策辨》等；或从这个译名衍变而来，如《富国养民策》在‘富国’之外，又从‘政在养民’或‘命在养民’等古义中增补‘养民’之意”。[3]（P418）
富国策的译名影响之大，以致传教士所译的著作多沿用，比如1895年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历史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亦用“富国策”作为翻译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之书名，言曰：“斯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4]（P690）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亦受此影响，1897年在《〈史记·货值列传〉今义》中说：“西土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5]（P35）。梁氏这里所说的“富国学”即今天的“经济学”。当时的新闻媒体亦多用“富国策”指称Economy，如1899年《万国公报》载文《各家富国策辨》，介绍亨利·乔治（卓尔基亨利）、马尔萨斯（马尔德）、李嘉图（黎加多）的经济思想。
二、“理财学”
19世纪末，随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现象论证而轻于国家政策分析，“政治”渐趋淡化，“经济学”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③1871年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初版中就开始使用“Economics”一词。1877年美国一位作家著有《经济学或财富之科学》（Economics or the Science of Wealth）一书，用“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1879年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所著的1881年版的《哲学字汇》中已有“Economics”词条。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从书名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称谓。20世纪初以后，西方开始普遍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这一改变，淡化了以往主要站在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立场上突出富国裕民的涵义，转而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科。受西方经济学内涵由研究国富问题向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嬗变之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比较中性的“理财学”取代具有较多价值取向的“富国策”作为Economics的译名。这方面的著述如1896年李佳白的《理财论》，1900年戴乐尔的《理财节略》，1901年李士德的《理财学》，1902年稽镜译述的《理财学纲要》、作新社译的《商工理财学》与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1903年吴启孙译的《理财学讲义》等。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发表“理财学”方面的论文，有的甚至设置“理财学”专栏，如1902年9月出版的《新世界学报》第2期设立“理财学”栏目，与“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物理学”“兵学”等并立。
由于“理财学”译名之广泛影响，以致1902年清政府在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将“理财学”作为学校经济学的课程名称。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广告，题为“总理学务大臣审定教科书”，其中有《理财学精义》，其说明为：“凡分四章。首总论，次生殖，次分布，次消费。理极繁博，而译毕极为条鬯”。[6]
“理财学”译法影响巨大，以致1905年出国留学、1911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陈焕章还将他所著的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自译为《孔门理财学》。陈氏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讨论了Economics的译法：“英语‘economics’的汉语对应词是‘理财’，其意不言自明，不需定义。”他考察了汉语“理财”一词的起源，认为“它第一次出现在《易经·系辞》中，上面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陈焕章还批评了当时国内已非常流行、借鉴日本的“经济”译法：“现代日本人用汉语‘经济’一词对应英文‘economics’”，“然而经济一词有着十分广泛的意义，不是‘economics’好的对应词。它通常指政治才略，涵盖政府行为的全部，它更多地属于政治而不是经济”。[7]（P31）
三、计学
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对于Economics的译法别有心得，早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他就将Economics译为“计学”：“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8]（P309）为什么要译为“计学”？他还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说明。他早期曾试译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的一本原著，在论及Economics的译法时，认为过去把“计学”说成“理财之学”，当时看起来“固为至当”，精确考察，“实非吻合”。因为“计学之所论，主于养欲给求，主观之说；而理财，客观之说”。所以用“理财”一词解释“计学”是反客为主：“以理财界计学者，是谓以客界主”。[9]（P76）
稍后，在《原富》“译事例言”中，严复再次论述了将Economics译名“计学”的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9]（P97）
从上面的议论可以看出，严复对将Economics译为“经济”且该译法来源于日本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不过他反对这一译法。严复对于自己的译法颇为自信，当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出版）对严氏《原富》包括“计学”在内的译文“过求渊雅”提出意见后，他曾专门就“计学”这一译名两次致函梁启超予以说明。④从严复的议论中可以得到Economics译法的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当时国内的译名已由“理财学”取代“富国策”；二是日本将其译为“经济学”的译法已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严复被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学部编译审定名词馆总纂，可想而知，“计学”便因此取代原来的“理财学”，成为“部定”Economics的中文译名。
由于作为译界泰斗严复的大力提倡及“部定”的影响，严氏的“计学”译法得到了部分人的响应，一度频频使用。1903年陈昌绪译自美国人C.兰德的经济学著作取名《计学评议》；1903年《万国公报》第168期发表《详论计学》一文；1904年《商务报》第6期发表《计学大家英儒斯密亚丹传》一文。1905年的《四川学报》在第1-5期中连载翻译文章——《计学》，作为“科学入门六种之一”介绍西方经济学；同年《国粹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计学史序》一文。1906年留美学生章宗元在《商务官报》第11期上发表《读计学书杂书所见》一文；同年《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2期发表《户部研究计学》一文；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奚若翻译、美国人劳林（J.L.Laughlin）的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文译名《计学》。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陈锦涛回国以后将其博士论文献给清廷学部，学部1906年在《批答留学美国计学博士陈锦涛所呈钱物转流理书》中对陈氏的博士论文作了评价，称经济学博士陈锦涛为“计学博士”。⑤
梁启超受严复的影响，他早年将Economy译为“平准”，将Economics译为资生学[10]（P80）、平准学[11]，1902年在严氏两封致函以后，放弃了自己的译法，转而在“计学”的基础上使用“生计学”⑥的译名，并打算写一本《中国生计学史》——即中国经济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3]（P425）但流质多变的梁启超在对Economy及Economics的翻译方面也是多变的，“整个过程反反复复”，“混乱不堪”：“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为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为‘经济’、‘生计’二词并用时期。”[8]（P310-311）
由上可见，“计学”译法的走红是译界泰斗严复情有独钟的结果。但是，尽管它一度获得“部定”的正统地位，仍然不可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只是“理财学”向“经济学”过渡的一种过渡译法。
四、经济学
作为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经”本为名词，初见《周易》，指阡陌，义与“径”同。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12]“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乂传》载，“八王之乱”期间，长沙王司马乂（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称赞殷浩（303-356）“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以上的“经济”意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与现代的“政治治理”含义相近。自西晋直至晚清，中国汉语中的“经济”一词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经济”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早就流行于日本，它最初是通过中日文化交流渠道从古代中国引进的。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济”一词的含义与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完全相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开始由传统的“经世济民”向现代含义转化。至于日本知识界何时正式将Economy翻译为“经济”，学术界见仁见智。
日本学者竹浪聪认为，日本文久二年（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词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为“经济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经济学”。中国学者的考证与竹浪聪的考证略有出入，有人认为，明治维新前一年（1867年），神田孝平将阿里森的《经济小学》（1850年）译为日文，并在序言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第七门为“经济学”，“这是使用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作为economy或economics的译名的滥觞”。有中国学者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庆应三年（1867年）旅日美籍传教士墨本（J.C.Hepburn，1815—1911）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年，堀达之助等编纂《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学’”；小幡笃次郎翻译《英氏经济论》，“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年），林正明将福西特夫人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年），永田健助将《经济学入门》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13]
据考证，汉语中使用“经济学”指称Economics的最早始于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在光绪十一年冬（1886初）完成了《西学启蒙》16种的翻译和编写，其中一种为《西学略述》，此书分十卷，第八卷为《经济》。卷中的小标题为“富国”“租赋”“英征麦税始末”“英征百货税则”“富民”“国债”“钱制”“河防”“法国经济始末”“意国经济始末”“筑路”“船制”“火车铁路”“户口”。在《法国经济始末》中，介绍了“户部大臣哥罗伯耳”（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医员该斯奈”（医生魁奈）、大臣“都耳哥”（杜尔哥）、赛者弼（萨伊）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际上是法国经济思想小史。显然，艾约瑟使用的“经济”含义不是传统汉语的“经济”一词的含义而类似于Economics的含义。至于艾约瑟使用“经济”一词是否受到日本的影响，或日本受到艾约瑟的影响而使用“经济”一词，不得而知。[14]同年，荷兰莱顿大学著名汉学教授Gustave Schlegel撰写的《荷华文语类参》用“经济”翻译economy和economics，“鉴于《英和对译辞书》1862年已见‘经济学’译名，Schlegel本人略通日语、并与日本学者颇多交往，可以推测这里的‘经济’译名很可能从日本舶来。”[1]驻日使节黄遵宪在1890年所著的《日本国志》中将Economy译为“经济”，[15]（P517）毫无疑问，黄遵宪的这一译法显然是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影响。 Economy或Economics由日本人译为“经济”的这一学术信息主要是通过维新派1896年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向中国传达的。⑦《时务报》从第三期起，特辟“东文报译”专栏，专门选译日文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包括日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志》等经济类报纸。该刊第十一期（1896年11月11日刊出）登载日本人古城贞吉译自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文章，文中有“经济”一词，并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第十四期（1896年12月15日出刊）发表译自《东京经济杂志》11月14日由古城贞吉写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的译文，文中用到“经济学”一词，指Economics：“故初习经济学者，当先排斥交易利益优者，而损失劣者之谬说，不留芥蒂于胸中也”。
1897年5-7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义·论译书》一文，在谈到西方“富国学之书”时，附有“日本名为经济学”的注解：“华商之不敌洋商也。洋商有学，而华商无学也。彼中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学）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之”。梁启超并不赞同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甚至反对将其翻译为“经济学”，⑧但他客观上向中国读者传达了日本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的信息。自此以后，日本的“经济”或“经济学”译名，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报刊文章。但是，最初几年这个渗透的过程非常缓慢，中国人开始不愿意接受“经济”新义，原因或许在于时人以为它于原义相去太远。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使用频率极低。当时中国人基本上只在翻译日本人的著作时才照搬“经济”。
20世纪初以后由于日本留学生登上历史舞台，留日学生纷纷将日文书刊转译到中国，日本的“经济”和“经济学”的译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中文各种论著中。一些刊物上，破天荒地连载“农业经济篇”“商业经济学”“经济通论”等专题著述；发表诸如“军事与经济”“经济革命之发动”等一系列文章；相继开辟“经济备览”“经济类志”一类栏目。如1901年7月发行的以江浙籍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编辑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刊登了日本法学博士天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的中译。“在这篇译文的第一页（《译书汇编》第七期第89页），就三番四次地使用‘经济学’‘经济杂志’‘经济要义’‘经济指针’‘经济原论’等含有‘经济’的用语，共有12次之多。倘使翻阅全书，恐怕‘经济’两字的出现次数，不会少过几百几千次。”[16]（P311）1902年《大陆》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最近经济学》一文，该文认为经济学大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人类之欲望。二曰货物。三曰效用及价值。四曰生产及消费。五曰交易及分配。六曰所得及财产”。文中提到的经济、经济学、效用、价值、生产、消费、交易、分配等经济学名词都来自日本，该文作者很可能是留日学生，至少是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
1902年留日学生翻译的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述，如《最近经济学》《最新经济学》《经济政策论》《经济教科书》《经济学之范围及分类说》等陆续问世。留日学生创办的各种刊物上的有关经济类专刊，如“经济类志”“经济汇志”“经济杂志”等讨论广泛的经济问题。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经济学名词正式登上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为了消除人们对当下“经济”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含义的混淆，1904年《东方杂志》推介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时，在广告上特作如下说明：“我云财政，日本云经济，实同一义，是书先论经济之纲要沿革，次论生殖，次论交易，次论分配，终论消费，体用兼备”。[17]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在中国突然出现“井喷”，完全是留日学生所促成的。
1903年留日学生王璟芳（1876-1920）在所著的《普通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以“经济”二字来翻译Economy的合理性：“经济二字……从希腊语之Oikos romos二字而出，Oikos者，家屋或地宅之意；Komos者，法则也，谓治家之法则。……吾国字训，经字作名辞解，法也，常也；作动词解，有治理之意。济，奇也。二字连用，殆本于经国济民，用之自秦始，包含富国强兵之事，为治国平天下之手段，意义辽阔，不专属于政治理财。近今用之，无稍变焉。日本用吾华文字之国也，始亦以经济为治国平天下之术，如太宰纯所著《经济录》，与吾国治平略等书相伯仲。驯至今日，所谓经济者一身一家，皆可适用。其意为俭约，为计算；于国为理财之政。西文由小推之大，日文由大通之小，变迁不同，意义尚可吻合。故日本径以经济二字，译英语之Political economy，夫既明二宇（字）沿用之新义，则此中之包含，可得而进论焉。”[8]（P579）1903年中文刊物以“经济”译名设置的专栏不断增多，各种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影响之所及甚至影响到官方的有关立法用词的改变。如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叙述各分科大学科目，也分别注明：“全国人民财用学”科目，“日本名理财学及经济学”；“各国理财史”科目，“日本名为经济史”；“各国理财学术史”科目，“日本名为经济学史”等。
长期在日本留学生中从事革命的孙中山也受到留日学生用经济指称Economy的影响。如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用民生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世界开发，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孙中山这里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完全是现代的，与传统汉语词汇“经济”的含义根本不同。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还专门谈到Economics的译法问题，他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盐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18]（P510） 但是，经济学这一名词在20世纪初长时间与理财学、富国策、计学等并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
从汉语的本来含义看，“经济学”的译法并不准确，不如“理财学”贴切，但 Economics的中译名由众名纷纭最后统一于“经济学”反映出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近代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幕末、明治间曾广为使用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大量借用日本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词。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19]（P420）
经济学领域亦是如此。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中国现代主要经济学名词，如“工业”“工业化”“分配”“手工业”“不变资本”“公债”“预算”“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口”“出超”“可变资本”“市场”“交易”“交换”“地主”“有价证券”“企业”“投资”“投机”“决算”“金库”“金融”“固定资本”“使用价值”“所有权”“供给”“保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信用”“信托”“指数”“重工业”“计划”“消费”“消费者”“高利贷”“财政”“财务”“通货膨胀”“动产”“现金”“商品”“商业”“劳动者”“经理”“经济”“会计”“资本”“债务”“债权”“轻工业”“证券”“簙记学”等均来自日本。这些经济名词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表达经济思想的学术词汇。中国现代73个经济学方面的外来词中，来自英国的有21个，法国的1个，德国的2个，俄国的2个，而来自日本的多达47个。[20]（P327-334）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东渐不仅在中西双边进行，更多地是在西—日—中三边进行，日本成为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二传手。Economics的中译名最后定格于“经济学”只是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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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04年3月11日），“新书介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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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关键词：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西学东渐；经济思想史；传教士；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严复；日本学术界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16-06
自清末以降，随着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的逐渐展开，大量西方经济学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经济学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思维表述，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中译，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复杂历程。其中，Economy、Economics的汉译具有标本性的价值，因而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重视，有关Economy、Economics中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罗列Economy、Economics的各种中文译名，而没有进一步对各种中文译名演变的时代背景、译者的个体情况及各种中译名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一、“富国策”
最早将Economy翻译成汉语的是来华传教士。据方维规的考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在1819年所著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稍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鉴定在1844年所著的《英华韵府历阶》中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1866年编撰的《英华字典》将Economy译为“治家之道，齐家之道”。[1]传教士的上述译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人士的文化印痕。十六、十七世纪之时，基督教家政学宣扬诸如“勤奋”、“节俭”等榜样和典范行为，并视之为经济要义，来华传教士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治家之道，齐家之道”显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1876年同文馆的课程表中规定在五年制学生中第五年开设“富国策”课程，在八年制的学生中第八年开设“富国策”课程。所谓“富国策”就是经济学。1880年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在其讲授“富国策”的外籍教师丁韪良的指导下，将同文馆所用课本英国人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汉语，由同文馆刊行，名为《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文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可见中国现代教育系统中，Economy的最初中译名为“富国策”。1896年，陈炽在《续富国策序》中亦将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译作《富国策》，他对亚当·斯密对于英国商务之盛，冠绝全球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2]（P149）有趣的是，陈炽并没有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以致他将汪凤藻翻译的亨利·福西特的《富国策》误认为是斯密的《富国策》，他认为汪凤藻的翻译存在问题，因而进行重译，1896年将《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上连载，并单独出书。
在西方，Economy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指家计（oeconomia）。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西文“经济学”一词。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计管理”范畴。文艺复兴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得到“复兴”和光大。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西方近代经济学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学的发展亦由研究家计管理扩展到研究如何管理一国的经济的问题。
在19世纪末以前，近代西方经济学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广泛使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概念。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第一部著作。1672年英国的威廉·配第在《爱尔兰政治剖析》一书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是英文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175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1767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书名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广为沿用。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803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概论》，1813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精义》，1828—1830年间编成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其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在19世纪末以前，西方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富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末，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比较妥当。当然“富国策”的译名亦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自强求富的时代印痕。“富国”和“富国策”都是中国原有的词汇。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经济问题不是在“经济”的范畴之下，而是在“富国”的范畴之下展开的。战国时期的《荀子》中就有《富国篇》研讨富国、富民问题。荀况对先秦时期的富国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批判，吸收、融合了各学派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创建了他“兼足天下”、“上下俱富”的“富国论”。北宋著名学者李觏撰写过论述经济问题的专书《富国策》。因此当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从西方舶入的经济学概念时，就从自己习惯的形式出发，将其译为“富国策”或“富国学”。当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还与当时正在展开的洋务运动追求“求富”、“求强”的时代背景有关，“富国策”成为当时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文化“符号”。 在清末相当长一段时间，“富国策”的译名颇为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同类著述，不少沿袭此类译名，如《富国要策》、《富国新策》、《富国策摘要》、《续富国策》、《重译富国策》、《各家富国策辨》等；或从这个译名衍变而来，如《富国养民策》在‘富国’之外，又从‘政在养民’或‘命在养民’等古义中增补‘养民’之意”。[3]（P418）
富国策的译名影响之大，以致传教士所译的著作多沿用，比如1895年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历史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亦用“富国策”作为翻译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之书名，言曰：“斯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4]（P690）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亦受此影响，1897年在《〈史记·货值列传〉今义》中说：“西土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5]（P35）。梁氏这里所说的“富国学”即今天的“经济学”。当时的新闻媒体亦多用“富国策”指称Economy，如1899年《万国公报》载文《各家富国策辨》，介绍亨利·乔治（卓尔基亨利）、马尔萨斯（马尔德）、李嘉图（黎加多）的经济思想。
二、“理财学”
19世纪末，随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现象论证而轻于国家政策分析，“政治”渐趋淡化，“经济学”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③1871年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初版中就开始使用“Economics”一词。1877年美国一位作家著有《经济学或财富之科学》（Economics or the Science of Wealth）一书，用“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1879年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所著的1881年版的《哲学字汇》中已有“Economics”词条。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从书名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称谓。20世纪初以后，西方开始普遍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这一改变，淡化了以往主要站在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立场上突出富国裕民的涵义，转而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科。受西方经济学内涵由研究国富问题向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嬗变之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比较中性的“理财学”取代具有较多价值取向的“富国策”作为Economics的译名。这方面的著述如1896年李佳白的《理财论》，1900年戴乐尔的《理财节略》，1901年李士德的《理财学》，1902年稽镜译述的《理财学纲要》、作新社译的《商工理财学》与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1903年吴启孙译的《理财学讲义》等。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发表“理财学”方面的论文，有的甚至设置“理财学”专栏，如1902年9月出版的《新世界学报》第2期设立“理财学”栏目，与“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物理学”“兵学”等并立。
由于“理财学”译名之广泛影响，以致1902年清政府在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将“理财学”作为学校经济学的课程名称。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广告，题为“总理学务大臣审定教科书”，其中有《理财学精义》，其说明为：“凡分四章。首总论，次生殖，次分布，次消费。理极繁博，而译毕极为条鬯”。[6]
“理财学”译法影响巨大，以致1905年出国留学、1911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陈焕章还将他所著的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自译为《孔门理财学》。陈氏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讨论了Economics的译法：“英语‘economics’的汉语对应词是‘理财’，其意不言自明，不需定义。”他考察了汉语“理财”一词的起源，认为“它第一次出现在《易经·系辞》中，上面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陈焕章还批评了当时国内已非常流行、借鉴日本的“经济”译法：“现代日本人用汉语‘经济’一词对应英文‘economics’”，“然而经济一词有着十分广泛的意义，不是‘economics’好的对应词。它通常指政治才略，涵盖政府行为的全部，它更多地属于政治而不是经济”。[7]（P31）
三、计学
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对于Economics的译法别有心得，早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他就将Economics译为“计学”：“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8]（P309）为什么要译为“计学”？他还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说明。他早期曾试译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的一本原著，在论及Economics的译法时，认为过去把“计学”说成“理财之学”，当时看起来“固为至当”，精确考察，“实非吻合”。因为“计学之所论，主于养欲给求，主观之说；而理财，客观之说”。所以用“理财”一词解释“计学”是反客为主：“以理财界计学者，是谓以客界主”。[9]（P76）
稍后，在《原富》“译事例言”中，严复再次论述了将Economics译名“计学”的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9]（P97）
从上面的议论可以看出，严复对将Economics译为“经济”且该译法来源于日本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不过他反对这一译法。严复对于自己的译法颇为自信，当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出版）对严氏《原富》包括“计学”在内的译文“过求渊雅”提出意见后，他曾专门就“计学”这一译名两次致函梁启超予以说明。④从严复的议论中可以得到Economics译法的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当时国内的译名已由“理财学”取代“富国策”；二是日本将其译为“经济学”的译法已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严复被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学部编译审定名词馆总纂，可想而知，“计学”便因此取代原来的“理财学”，成为“部定”Economics的中文译名。
由于作为译界泰斗严复的大力提倡及“部定”的影响，严氏的“计学”译法得到了部分人的响应，一度频频使用。1903年陈昌绪译自美国人C.兰德的经济学著作取名《计学评议》；1903年《万国公报》第168期发表《详论计学》一文；1904年《商务报》第6期发表《计学大家英儒斯密亚丹传》一文。1905年的《四川学报》在第1-5期中连载翻译文章——《计学》，作为“科学入门六种之一”介绍西方经济学；同年《国粹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计学史序》一文。1906年留美学生章宗元在《商务官报》第11期上发表《读计学书杂书所见》一文；同年《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2期发表《户部研究计学》一文；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奚若翻译、美国人劳林（J.L.Laughlin）的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文译名《计学》。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陈锦涛回国以后将其博士论文献给清廷学部，学部1906年在《批答留学美国计学博士陈锦涛所呈钱物转流理书》中对陈氏的博士论文作了评价，称经济学博士陈锦涛为“计学博士”。⑤
梁启超受严复的影响，他早年将Economy译为“平准”，将Economics译为资生学[10]（P80）、平准学[11]，1902年在严氏两封致函以后，放弃了自己的译法，转而在“计学”的基础上使用“生计学”⑥的译名，并打算写一本《中国生计学史》——即中国经济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3]（P425）但流质多变的梁启超在对Economy及Economics的翻译方面也是多变的，“整个过程反反复复”，“混乱不堪”：“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为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为‘经济’、‘生计’二词并用时期。”[8]（P310-311）
由上可见，“计学”译法的走红是译界泰斗严复情有独钟的结果。但是，尽管它一度获得“部定”的正统地位，仍然不可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只是“理财学”向“经济学”过渡的一种过渡译法。
四、经济学
作为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经”本为名词，初见《周易》，指阡陌，义与“径”同。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12]“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乂传》载，“八王之乱”期间，长沙王司马乂（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称赞殷浩（303-356）“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以上的“经济”意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与现代的“政治治理”含义相近。自西晋直至晚清，中国汉语中的“经济”一词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经济”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早就流行于日本，它最初是通过中日文化交流渠道从古代中国引进的。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济”一词的含义与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完全相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开始由传统的“经世济民”向现代含义转化。至于日本知识界何时正式将Economy翻译为“经济”，学术界见仁见智。
日本学者竹浪聪认为，日本文久二年（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词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为“经济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经济学”。中国学者的考证与竹浪聪的考证略有出入，有人认为，明治维新前一年（1867年），神田孝平将阿里森的《经济小学》（1850年）译为日文，并在序言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第七门为“经济学”，“这是使用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作为economy或economics的译名的滥觞”。有中国学者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庆应三年（1867年）旅日美籍传教士墨本（J.C.Hepburn，1815—1911）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年，堀达之助等编纂《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学’”；小幡笃次郎翻译《英氏经济论》，“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年），林正明将福西特夫人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年），永田健助将《经济学入门》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13]
据考证，汉语中使用“经济学”指称Economics的最早始于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在光绪十一年冬（1886初）完成了《西学启蒙》16种的翻译和编写，其中一种为《西学略述》，此书分十卷，第八卷为《经济》。卷中的小标题为“富国”“租赋”“英征麦税始末”“英征百货税则”“富民”“国债”“钱制”“河防”“法国经济始末”“意国经济始末”“筑路”“船制”“火车铁路”“户口”。在《法国经济始末》中，介绍了“户部大臣哥罗伯耳”（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医员该斯奈”（医生魁奈）、大臣“都耳哥”（杜尔哥）、赛者弼（萨伊）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际上是法国经济思想小史。显然，艾约瑟使用的“经济”含义不是传统汉语的“经济”一词的含义而类似于Economics的含义。至于艾约瑟使用“经济”一词是否受到日本的影响，或日本受到艾约瑟的影响而使用“经济”一词，不得而知。[14]同年，荷兰莱顿大学著名汉学教授Gustave Schlegel撰写的《荷华文语类参》用“经济”翻译economy和economics，“鉴于《英和对译辞书》1862年已见‘经济学’译名，Schlegel本人略通日语、并与日本学者颇多交往，可以推测这里的‘经济’译名很可能从日本舶来。”[1]驻日使节黄遵宪在1890年所著的《日本国志》中将Economy译为“经济”，[15]（P517）毫无疑问，黄遵宪的这一译法显然是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影响。 Economy或Economics由日本人译为“经济”的这一学术信息主要是通过维新派1896年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向中国传达的。⑦《时务报》从第三期起，特辟“东文报译”专栏，专门选译日文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包括日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志》等经济类报纸。该刊第十一期（1896年11月11日刊出）登载日本人古城贞吉译自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文章，文中有“经济”一词，并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第十四期（1896年12月15日出刊）发表译自《东京经济杂志》11月14日由古城贞吉写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的译文，文中用到“经济学”一词，指Economics：“故初习经济学者，当先排斥交易利益优者，而损失劣者之谬说，不留芥蒂于胸中也”。
1897年5-7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义·论译书》一文，在谈到西方“富国学之书”时，附有“日本名为经济学”的注解：“华商之不敌洋商也。洋商有学，而华商无学也。彼中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学）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之”。梁启超并不赞同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甚至反对将其翻译为“经济学”，⑧但他客观上向中国读者传达了日本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的信息。自此以后，日本的“经济”或“经济学”译名，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报刊文章。但是，最初几年这个渗透的过程非常缓慢，中国人开始不愿意接受“经济”新义，原因或许在于时人以为它于原义相去太远。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使用频率极低。当时中国人基本上只在翻译日本人的著作时才照搬“经济”。
20世纪初以后由于日本留学生登上历史舞台，留日学生纷纷将日文书刊转译到中国，日本的“经济”和“经济学”的译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中文各种论著中。一些刊物上，破天荒地连载“农业经济篇”“商业经济学”“经济通论”等专题著述；发表诸如“军事与经济”“经济革命之发动”等一系列文章；相继开辟“经济备览”“经济类志”一类栏目。如1901年7月发行的以江浙籍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编辑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刊登了日本法学博士天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的中译。“在这篇译文的第一页（《译书汇编》第七期第89页），就三番四次地使用‘经济学’‘经济杂志’‘经济要义’‘经济指针’‘经济原论’等含有‘经济’的用语，共有12次之多。倘使翻阅全书，恐怕‘经济’两字的出现次数，不会少过几百几千次。”[16]（P311）1902年《大陆》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最近经济学》一文，该文认为经济学大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人类之欲望。二曰货物。三曰效用及价值。四曰生产及消费。五曰交易及分配。六曰所得及财产”。文中提到的经济、经济学、效用、价值、生产、消费、交易、分配等经济学名词都来自日本，该文作者很可能是留日学生，至少是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
1902年留日学生翻译的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述，如《最近经济学》《最新经济学》《经济政策论》《经济教科书》《经济学之范围及分类说》等陆续问世。留日学生创办的各种刊物上的有关经济类专刊，如“经济类志”“经济汇志”“经济杂志”等讨论广泛的经济问题。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经济学名词正式登上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为了消除人们对当下“经济”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含义的混淆，1904年《东方杂志》推介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时，在广告上特作如下说明：“我云财政，日本云经济，实同一义，是书先论经济之纲要沿革，次论生殖，次论交易，次论分配，终论消费，体用兼备”。[17]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在中国突然出现“井喷”，完全是留日学生所促成的。
1903年留日学生王璟芳（1876-1920）在所著的《普通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以“经济”二字来翻译Economy的合理性：“经济二字……从希腊语之Oikos romos二字而出，Oikos者，家屋或地宅之意；Komos者，法则也，谓治家之法则。……吾国字训，经字作名辞解，法也，常也；作动词解，有治理之意。济，奇也。二字连用，殆本于经国济民，用之自秦始，包含富国强兵之事，为治国平天下之手段，意义辽阔，不专属于政治理财。近今用之，无稍变焉。日本用吾华文字之国也，始亦以经济为治国平天下之术，如太宰纯所著《经济录》，与吾国治平略等书相伯仲。驯至今日，所谓经济者一身一家，皆可适用。其意为俭约，为计算；于国为理财之政。西文由小推之大，日文由大通之小，变迁不同，意义尚可吻合。故日本径以经济二字，译英语之Political economy，夫既明二宇（字）沿用之新义，则此中之包含，可得而进论焉。”[8]（P579）1903年中文刊物以“经济”译名设置的专栏不断增多，各种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影响之所及甚至影响到官方的有关立法用词的改变。如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叙述各分科大学科目，也分别注明：“全国人民财用学”科目，“日本名理财学及经济学”；“各国理财史”科目，“日本名为经济史”；“各国理财学术史”科目，“日本名为经济学史”等。
长期在日本留学生中从事革命的孙中山也受到留日学生用经济指称Economy的影响。如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用民生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世界开发，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孙中山这里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完全是现代的，与传统汉语词汇“经济”的含义根本不同。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还专门谈到Economics的译法问题，他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盐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18]（P510） 但是，经济学这一名词在20世纪初长时间与理财学、富国策、计学等并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
从汉语的本来含义看，“经济学”的译法并不准确，不如“理财学”贴切，但 Economics的中译名由众名纷纭最后统一于“经济学”反映出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近代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幕末、明治间曾广为使用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大量借用日本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词。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19]（P420）
经济学领域亦是如此。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中国现代主要经济学名词，如“工业”“工业化”“分配”“手工业”“不变资本”“公债”“预算”“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口”“出超”“可变资本”“市场”“交易”“交换”“地主”“有价证券”“企业”“投资”“投机”“决算”“金库”“金融”“固定资本”“使用价值”“所有权”“供给”“保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信用”“信托”“指数”“重工业”“计划”“消费”“消费者”“高利贷”“财政”“财务”“通货膨胀”“动产”“现金”“商品”“商业”“劳动者”“经理”“经济”“会计”“资本”“债务”“债权”“轻工业”“证券”“簙记学”等均来自日本。这些经济名词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表达经济思想的学术词汇。中国现代73个经济学方面的外来词中，来自英国的有21个，法国的1个，德国的2个，俄国的2个，而来自日本的多达47个。[20]（P327-334）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东渐不仅在中西双边进行，更多地是在西—日—中三边进行，日本成为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二传手。Economics的中译名最后定格于“经济学”只是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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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上海：三联书店，1983.
[17]参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04年3月11日），“新书介绍”部分。
[1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