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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在反对党一直存在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至今，这种现象在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是极其少见的。究其原因，人民行动党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是其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通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使“赢者全得，输者全无”，让反对党一席难获，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通过集选区制度抬高参选门槛，增加反对党竞选难度，让人民行动党无可匹敌，轻松取胜;通过非选区制度和官委议员制度安抚选民，打压反对党的支持力量，争夺优秀人才，让人民行动党永葆活力，遥遥领先。
关键词：新加坡;选举制度;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
一、单选区制度
单选区又叫小选区，特点是每个选区无论有多少人参选，只能选出一名代表，每位选民投一票，选区内得票最高者当选，所获票数不需要超过该选区有效票数的一半。这种“赢者通吃”的制度也叫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一般而言，单一多数决对人民行动党这样的大党十分有利。因为人民行动党无论在政策、名气、号召力和人财物上都能给予它的候选人最强大的支持，令反对党这样的小党们无法匹敌;并且选民们为了不浪费选票，大多都会选择把票投给当选机会比较大的政党，这样对反对党的生存更加不利。
当然，人民行动党的专业性和现代性水平是后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5]，在争取民心，改善民生方面确实做得很不错：比如每名人民行动党议员都必须深入选区、联系群众，每周必须抽出一个晚上接见所属选区的选民，听取诉求、回应关切;实施资助计划，为年长公民提供补贴;放宽组屋申请条件等等，这些“派糖”措施极大地笼络了人心，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并影响了选票的流向。从集选区制度实施前的1968年到1980年四次选举结果来看，单选区制度下人民行动党拥有绝对优势，赢得了全部议席，反对党一无所获，完全无法与之抗衡。此外，新加坡的选区由选举局划分，而选举局隶属于总理公署，实际划分选区的权力掌握在总理所代表的人民行动党手上。如果反对党在某个选区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可能击败人民行动党，选举局就会以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竞选为原则，将这个选区撤销或者合并到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的选区，达到分散反对党票源，稀释其支持率的目的。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的每次大选，选举局都会根据选情对选区进行划分调整，且规模和幅度越来越大。2001年大选，新加坡民主联盟主席詹时中在受访时表示：“民主联盟本来已打算到文礼、干榜格南竞选，因此曾经到这两区活动，以为竞选做好准备，现在这两个单选区已经消失了，使得民主联盟的努力付诸东流。”[6] 2015年大选，鉴于人民行动党在“如切单选区”中胜算不高，因为上届大选中，该区反对党工人党候选人余振忠得票率高达48.99%，选举局就撤销了该选区。另外，选区划分结果公布的时间也不断压缩，且没有严格的制度和规律：2001年从公布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2006年则只有10天，使得反对党不光每次选举几乎都要到新的选区参选，而且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竞选造势工作和争取选民。通过这些对选区的精准操作，让对手疲于应付，人民行动党总是能占据主动，保证其在绝大多数选区中的优势地位，这也是其总是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的奥妙之一。
二、集选区制度
除单选区制度外，新加坡还独创了一个集选区制度。设立集选区的构想由时任总理李光耀于1982年提出并在1988年新加坡大选首次实行，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平衡各族群在国会中的代表比例，确保少数民族在国会中的代表，避免马来人、印度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在本地人口中，华人占七成以上，马来人和印度人各占一成左右。在单选区制度下的1966年至1981年历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均囊括全部议席，一党独大。而在这种一党独大体制下华人与马来人在选举中逐步呈现出族群两极化，各族群选民在投票时越来越倾向投给出身同一族群的候选人，少数族群的国会议员比例呈现逐渐递减的现象，其比例由1959年的35.39%下滑到1980年的20.15%，降低了15.24%[7]。这种少数族群代表随着新加坡各族群人口逐年增加反而不断减少的趋势，造成国会中各族群议员比例差距悬殊，并在1976年达到相当严重程度，而在1988年则达到了历史最高[8]。由此，新加坡政府认为旧的选举制度不能实现多元种族的平衡，保护少数族裔利益成为推出集选区制度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也逐步演变成人民行动党打压反对党势头、阻碍反对党竞选，保证自身优势的工具。
集选区是集体代表选区的简称，是把原来的一部分单选区合并成若干个集选区。一个集选区中每个政党必须提出多名候选人（三到六名），这些候选人须来自同一政党，或是独立人士的组合，但不可跨党派联盟。其中必须有至少一名候选人属于马来人或者其他少数种族。多名候选人组成一个小组集体参加选举，选民对各个政党的候选人小组进行集体投票，而非投给单一候选人，不论选区内几人一组，选民皆只有一票。同时，在集选区当选的议员人数不能少于全体国会议员数的四分之一，但也不能超过四分之三;且集选区中的五分之三必须是马来集选区，在马来集选区竞选的小组必须提出马来族候选人。集选区制下的计票方法同样是相對多数代表制，一组一票，票数最多的组胜出，每个竞选小组的候选人要么一起获胜，要么一起落败。
集选区制给反对党设置的过高门槛，也反映在了2011年之前历届选举中：反对党每届只有寥寥几人胜选，且都来自单选区;在集选区，很多选区根本不必搞宣传、投票，人民行动党就已经自动当选。而反对党之所以能在2011年和2015年赢得一个集选区，在于5人及以上集选区数量的显著减少，有利于人数较少的反对党集中优势竞选胜算较大的选区。为了拿下一个5人集选区，工人党将3个顶尖人物全数推往阿裕尼。他们都是工人党的“王牌”，冒着巨大风险，放弃各自经营多年的单选区而同时组团，“为民主出走”[9]，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集选区制度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族裔的政治利益，但其实际效果却极大的增加了反对党竞选的难度，使得人民行动党的绝对多数地位更加难以撼动，激起了反对党猛烈批评。总体来说，集选区制对大党有利，对小党不利。几个候选人一组占一票结合相对多数代表制，使实力强大的人民行动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得到数个议席;而对党本身就势单力薄，集选区制对候选人的苛刻要求使得反对党难以提出合适候选人。要么勉强拼凑竞选小组，几乎不可能获胜;要么干脆弃权，使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在一些选区不战而胜。 此外，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不断扩大集选区规模，增加集选区议员人数，缩减单选区个数，更引起反对党强烈不满。相对于单选区制度，集选区要求各政党同时提出数名优秀党员，这本来就对反对党极具挑战;最初三人一组并包含少数种族的竞选小组搭配方式就已经令小党参选时困难重重，而后规模还不断扩大，要组建四人、五人、甚至六人组更是难上加难;且集选区数目不断增加，给小党参选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极不公平。詹时中表示：“反对党要组成4人团队到集选区竞选已经是非常困难，因为要找4个同等素质的候选人并不容易，现在还要找5名候选人到集选区竞选，将更加困难。”[10]与此相反，集选区的规模和数量扩大，对人民行动党极为有利，“增加了人民行动党获胜的机会”。从历年选举情况看，1988年集选区全部为3人集选区，人民行动党自动胜选10个议席;1991年集选区全部调整为4人集选区，并增设2个集选区，自动胜选议席迅即增至43个;2001年取消了4人集选区，改为5或6人集选区，自动胜选议席高达55席。几乎随着每一次集选区个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人民行动党自动当选议员都有同步增加。
三、非选區制度
非选区制的全称是非选区议员制度。它是新加坡国会于1984年通过并设立的，目的是向国会引入反对的声音，保证反对党拥有一定的席次，以打破人民行动党在国会“独霸天下”的局面。1981年新加坡安顺区补选，工人党惹耶勒南当选为国会第一个反对党议员，给人民行动党造成极大震撼。通过反思，人民行动党发现，选民选择工人党不是因为觉得工人党比人民行动党更好，而是希望国会中能有反对党的声音。“不是不喜欢人民行动党，而是希望它更好”，“国会中要有反对的声音，才能促使人民行动党变得更好”。在选民这样强烈的呼声中，人民行动党也认识到了国会中存在反对党的必要性，顺应时势推出了非选区制度。它规定，在大选中，如果没有任何反对党候选人当选议员，可以由选举官根据他们得票率的高低（得票率需在15%以上）依排序提名选出3位，至多6位担任非选区议员。如果反对党当选2位议员，则只能提名选出1位非选区议员;如果反对党只当选1位议员，则可以提名选出2位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享有与民选议员一样的权利和特权，但对于财政预算案、宪法修正案、政府不信任投票及要求罢免总统等，只能发言辩论，不能参与投票。
非选区制固然保证了国会中有反对党的声音，但也备受争议。反对党认为这不光是人民行动党对他们的侮辱和施舍，更是一种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人民行动党以退为进，变“堵”为“疏”的一种策略，旨在避免选民“为了反对而反对”，鼓励他们不要再投票给反对党。因为已经为反对党预留了三个以上的席位，选民可能觉得既然有反对党了，有反对的声音了，便不必再给反对党投票了[12]。人民行动党仅凭划出的区区三个议席，就成功地安抚了选民，将反对党进一步边缘化，从而巩固自身的地位。反对党更难在大选中突破，如果永远只能依靠非选区议员的名额，那么它们的生存空间将日益缩小，甚至有沦为人民行动党附庸的危险。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和不满，在1984年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本可递补1名非选区议员，但排第一顺位的工人党候选人奈尔，第二顺位的统一阵线主席陈志坚均拒绝出任[13]。
四、官委议员制度
官委议员是和非选区议员类似，也是为了让更多不同声音在国会中表达而设立的，但官委议员更侧重于反映独立且超党派的观点。1990年新加坡国会通过法案，在83个民选议席之外增设6席官委议员（1997年增加到9席），任期为两年半，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官委议员的权利和非选区议员一样受到限制，不得就财政预算案、宪法修正案、政府不信任案和罢免总统等提出动议或参与表决。官委议员不是经选举获任的，而是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从新加坡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中提名，由总统任命产生。受提名的人选必须不属于任何政党，且必须在文艺、科学、商业、工业、公共服务等某方面有杰出表现或是为新加坡赢得过国际荣誉。
官委议员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其可以不受党派意识的约束，独立地对国会政策阐述意见，弱化人民行动党政策的利己性，促进执政党更广泛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其通常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较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提高人民行动党政策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其任期较短，为更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提供了与人民行动党共商国是的机会，增强了国会的民主氛围。但是，由于官委议员的选任是受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同非选区制一样，官委议员制从推出开始就一直饱受质疑和争议。首先，官委议员并非民选的，他们在国会中只代表自己，表达的是个人的观点看法，并不代表任何民众的意见，本身就不具有代表性，也缺乏作为国会议员的正当性。其次，官委议员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因为他们的任免跟选民无关，反而是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里。官委议员能够在国会发挥多大作用，完全取决于人民行动党的安排，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不是为了迎合选民，而是要看人民行动党的脸色，要保证能够同执政党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官委议员往往只能起到为人民行动党提供政策建议或补充的作用，对人民行动党的监督或制约作用很难发挥。最后，官委议员制通常被认为是人民行动党利用官委议员作为其支持者进入国会的后门。人民行动党委任的官委议员中，有半数曾任或现任民间组织中的要职[14]。这使人们很难不认为人民行动党是在利用官委议员制吸收民间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和优秀人才，将日后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杰出人士及早拉入自己的阵营，以达到间接控制的目的，阻断反对党的人才来源，保持自身长期执政的地位。
五、结语
伴随着“建国一代”的逐渐老去，“新兴世代”正在长大并走向社会。这些年轻选民没有体会过老一辈人创业的艰辛，不似前辈那样对政治冷漠和追求稳定，天然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希望改变、要求变革的呼声。并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壮大，人民要求有更多的政治参与，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的呼声越来越大;然而多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人民行动党仍一直在打压排挤反对党，这种“家长式”的强硬作风激起了更多新加坡人民的不满;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也难获西方国家的认同，在国际上备受质疑批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压力。展望未来，在较长时间内，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选举制度将继续存在，人民行动党利用对选举资源的垄断和选举规则的操控将继续保持对反对党的高压态势，维持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局面。但是，放眼长远，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民众对政治发展走向的思考和探讨将走向深入，对竞争民主的呼声将日渐强烈。当公民意识、民主意识觉醒，追求政治更加多元、民主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被推动向前。如果反对党在这一进程中发展壮大成能够与人民行动党抗衡的力量，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将实现质的突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长期执政的局面可能被打破。当然，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是由人民行动党开启和推动的，因此人民行动党也掌握着民主化进程的控制权。无论其怎样导演民主与威权的博弈，本质上都是在一党独大的框架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民主化实验，不会容许任何势力威胁其绝对统治地位。所以说，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中，在没有强制性因素介入的情况下，政治转型、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黄进发《“选举型一党制国家”的打造》，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
[3]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新加坡;选举制度;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
一、单选区制度
单选区又叫小选区，特点是每个选区无论有多少人参选，只能选出一名代表，每位选民投一票，选区内得票最高者当选，所获票数不需要超过该选区有效票数的一半。这种“赢者通吃”的制度也叫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一般而言，单一多数决对人民行动党这样的大党十分有利。因为人民行动党无论在政策、名气、号召力和人财物上都能给予它的候选人最强大的支持，令反对党这样的小党们无法匹敌;并且选民们为了不浪费选票，大多都会选择把票投给当选机会比较大的政党，这样对反对党的生存更加不利。
当然，人民行动党的专业性和现代性水平是后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5]，在争取民心，改善民生方面确实做得很不错：比如每名人民行动党议员都必须深入选区、联系群众，每周必须抽出一个晚上接见所属选区的选民，听取诉求、回应关切;实施资助计划，为年长公民提供补贴;放宽组屋申请条件等等，这些“派糖”措施极大地笼络了人心，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并影响了选票的流向。从集选区制度实施前的1968年到1980年四次选举结果来看，单选区制度下人民行动党拥有绝对优势，赢得了全部议席，反对党一无所获，完全无法与之抗衡。此外，新加坡的选区由选举局划分，而选举局隶属于总理公署，实际划分选区的权力掌握在总理所代表的人民行动党手上。如果反对党在某个选区拥有较高的支持率，可能击败人民行动党，选举局就会以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竞选为原则，将这个选区撤销或者合并到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的选区，达到分散反对党票源，稀释其支持率的目的。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的每次大选，选举局都会根据选情对选区进行划分调整，且规模和幅度越来越大。2001年大选，新加坡民主联盟主席詹时中在受访时表示：“民主联盟本来已打算到文礼、干榜格南竞选，因此曾经到这两区活动，以为竞选做好准备，现在这两个单选区已经消失了，使得民主联盟的努力付诸东流。”[6] 2015年大选，鉴于人民行动党在“如切单选区”中胜算不高，因为上届大选中，该区反对党工人党候选人余振忠得票率高达48.99%，选举局就撤销了该选区。另外，选区划分结果公布的时间也不断压缩，且没有严格的制度和规律：2001年从公布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2006年则只有10天，使得反对党不光每次选举几乎都要到新的选区参选，而且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竞选造势工作和争取选民。通过这些对选区的精准操作，让对手疲于应付，人民行动党总是能占据主动，保证其在绝大多数选区中的优势地位，这也是其总是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的奥妙之一。
二、集选区制度
除单选区制度外，新加坡还独创了一个集选区制度。设立集选区的构想由时任总理李光耀于1982年提出并在1988年新加坡大选首次实行，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平衡各族群在国会中的代表比例，确保少数民族在国会中的代表，避免马来人、印度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在本地人口中，华人占七成以上，马来人和印度人各占一成左右。在单选区制度下的1966年至1981年历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均囊括全部议席，一党独大。而在这种一党独大体制下华人与马来人在选举中逐步呈现出族群两极化，各族群选民在投票时越来越倾向投给出身同一族群的候选人，少数族群的国会议员比例呈现逐渐递减的现象，其比例由1959年的35.39%下滑到1980年的20.15%，降低了15.24%[7]。这种少数族群代表随着新加坡各族群人口逐年增加反而不断减少的趋势，造成国会中各族群议员比例差距悬殊，并在1976年达到相当严重程度，而在1988年则达到了历史最高[8]。由此，新加坡政府认为旧的选举制度不能实现多元种族的平衡，保护少数族裔利益成为推出集选区制度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也逐步演变成人民行动党打压反对党势头、阻碍反对党竞选，保证自身优势的工具。
集选区是集体代表选区的简称，是把原来的一部分单选区合并成若干个集选区。一个集选区中每个政党必须提出多名候选人（三到六名），这些候选人须来自同一政党，或是独立人士的组合，但不可跨党派联盟。其中必须有至少一名候选人属于马来人或者其他少数种族。多名候选人组成一个小组集体参加选举，选民对各个政党的候选人小组进行集体投票，而非投给单一候选人，不论选区内几人一组，选民皆只有一票。同时，在集选区当选的议员人数不能少于全体国会议员数的四分之一，但也不能超过四分之三;且集选区中的五分之三必须是马来集选区，在马来集选区竞选的小组必须提出马来族候选人。集选区制下的计票方法同样是相對多数代表制，一组一票，票数最多的组胜出，每个竞选小组的候选人要么一起获胜，要么一起落败。
集选区制给反对党设置的过高门槛，也反映在了2011年之前历届选举中：反对党每届只有寥寥几人胜选，且都来自单选区;在集选区，很多选区根本不必搞宣传、投票，人民行动党就已经自动当选。而反对党之所以能在2011年和2015年赢得一个集选区，在于5人及以上集选区数量的显著减少，有利于人数较少的反对党集中优势竞选胜算较大的选区。为了拿下一个5人集选区，工人党将3个顶尖人物全数推往阿裕尼。他们都是工人党的“王牌”，冒着巨大风险，放弃各自经营多年的单选区而同时组团，“为民主出走”[9]，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集选区制度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族裔的政治利益，但其实际效果却极大的增加了反对党竞选的难度，使得人民行动党的绝对多数地位更加难以撼动，激起了反对党猛烈批评。总体来说，集选区制对大党有利，对小党不利。几个候选人一组占一票结合相对多数代表制，使实力强大的人民行动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得到数个议席;而对党本身就势单力薄，集选区制对候选人的苛刻要求使得反对党难以提出合适候选人。要么勉强拼凑竞选小组，几乎不可能获胜;要么干脆弃权，使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在一些选区不战而胜。 此外，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不断扩大集选区规模，增加集选区议员人数，缩减单选区个数，更引起反对党强烈不满。相对于单选区制度，集选区要求各政党同时提出数名优秀党员，这本来就对反对党极具挑战;最初三人一组并包含少数种族的竞选小组搭配方式就已经令小党参选时困难重重，而后规模还不断扩大，要组建四人、五人、甚至六人组更是难上加难;且集选区数目不断增加，给小党参选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极不公平。詹时中表示：“反对党要组成4人团队到集选区竞选已经是非常困难，因为要找4个同等素质的候选人并不容易，现在还要找5名候选人到集选区竞选，将更加困难。”[10]与此相反，集选区的规模和数量扩大，对人民行动党极为有利，“增加了人民行动党获胜的机会”。从历年选举情况看，1988年集选区全部为3人集选区，人民行动党自动胜选10个议席;1991年集选区全部调整为4人集选区，并增设2个集选区，自动胜选议席迅即增至43个;2001年取消了4人集选区，改为5或6人集选区，自动胜选议席高达55席。几乎随着每一次集选区个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人民行动党自动当选议员都有同步增加。
三、非选區制度
非选区制的全称是非选区议员制度。它是新加坡国会于1984年通过并设立的，目的是向国会引入反对的声音，保证反对党拥有一定的席次，以打破人民行动党在国会“独霸天下”的局面。1981年新加坡安顺区补选，工人党惹耶勒南当选为国会第一个反对党议员，给人民行动党造成极大震撼。通过反思，人民行动党发现，选民选择工人党不是因为觉得工人党比人民行动党更好，而是希望国会中能有反对党的声音。“不是不喜欢人民行动党，而是希望它更好”，“国会中要有反对的声音，才能促使人民行动党变得更好”。在选民这样强烈的呼声中，人民行动党也认识到了国会中存在反对党的必要性，顺应时势推出了非选区制度。它规定，在大选中，如果没有任何反对党候选人当选议员，可以由选举官根据他们得票率的高低（得票率需在15%以上）依排序提名选出3位，至多6位担任非选区议员。如果反对党当选2位议员，则只能提名选出1位非选区议员;如果反对党只当选1位议员，则可以提名选出2位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享有与民选议员一样的权利和特权，但对于财政预算案、宪法修正案、政府不信任投票及要求罢免总统等，只能发言辩论，不能参与投票。
非选区制固然保证了国会中有反对党的声音，但也备受争议。反对党认为这不光是人民行动党对他们的侮辱和施舍，更是一种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人民行动党以退为进，变“堵”为“疏”的一种策略，旨在避免选民“为了反对而反对”，鼓励他们不要再投票给反对党。因为已经为反对党预留了三个以上的席位，选民可能觉得既然有反对党了，有反对的声音了，便不必再给反对党投票了[12]。人民行动党仅凭划出的区区三个议席，就成功地安抚了选民，将反对党进一步边缘化，从而巩固自身的地位。反对党更难在大选中突破，如果永远只能依靠非选区议员的名额，那么它们的生存空间将日益缩小，甚至有沦为人民行动党附庸的危险。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和不满，在1984年的国会选举中，反对党本可递补1名非选区议员，但排第一顺位的工人党候选人奈尔，第二顺位的统一阵线主席陈志坚均拒绝出任[13]。
四、官委议员制度
官委议员是和非选区议员类似，也是为了让更多不同声音在国会中表达而设立的，但官委议员更侧重于反映独立且超党派的观点。1990年新加坡国会通过法案，在83个民选议席之外增设6席官委议员（1997年增加到9席），任期为两年半，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官委议员的权利和非选区议员一样受到限制，不得就财政预算案、宪法修正案、政府不信任案和罢免总统等提出动议或参与表决。官委议员不是经选举获任的，而是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从新加坡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中提名，由总统任命产生。受提名的人选必须不属于任何政党，且必须在文艺、科学、商业、工业、公共服务等某方面有杰出表现或是为新加坡赢得过国际荣誉。
官委议员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其可以不受党派意识的约束，独立地对国会政策阐述意见，弱化人民行动党政策的利己性，促进执政党更广泛地代表民众的利益;其通常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较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提高人民行动党政策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其任期较短，为更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提供了与人民行动党共商国是的机会，增强了国会的民主氛围。但是，由于官委议员的选任是受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同非选区制一样，官委议员制从推出开始就一直饱受质疑和争议。首先，官委议员并非民选的，他们在国会中只代表自己，表达的是个人的观点看法，并不代表任何民众的意见，本身就不具有代表性，也缺乏作为国会议员的正当性。其次，官委议员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因为他们的任免跟选民无关，反而是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里。官委议员能够在国会发挥多大作用，完全取决于人民行动党的安排，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不是为了迎合选民，而是要看人民行动党的脸色，要保证能够同执政党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官委议员往往只能起到为人民行动党提供政策建议或补充的作用，对人民行动党的监督或制约作用很难发挥。最后，官委议员制通常被认为是人民行动党利用官委议员作为其支持者进入国会的后门。人民行动党委任的官委议员中，有半数曾任或现任民间组织中的要职[14]。这使人们很难不认为人民行动党是在利用官委议员制吸收民间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和优秀人才，将日后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杰出人士及早拉入自己的阵营，以达到间接控制的目的，阻断反对党的人才来源，保持自身长期执政的地位。
五、结语
伴随着“建国一代”的逐渐老去，“新兴世代”正在长大并走向社会。这些年轻选民没有体会过老一辈人创业的艰辛，不似前辈那样对政治冷漠和追求稳定，天然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希望改变、要求变革的呼声。并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壮大，人民要求有更多的政治参与，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的呼声越来越大;然而多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人民行动党仍一直在打压排挤反对党，这种“家长式”的强硬作风激起了更多新加坡人民的不满;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也难获西方国家的认同，在国际上备受质疑批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压力。展望未来，在较长时间内，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选举制度将继续存在，人民行动党利用对选举资源的垄断和选举规则的操控将继续保持对反对党的高压态势，维持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局面。但是，放眼长远，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民众对政治发展走向的思考和探讨将走向深入，对竞争民主的呼声将日渐强烈。当公民意识、民主意识觉醒，追求政治更加多元、民主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被推动向前。如果反对党在这一进程中发展壮大成能够与人民行动党抗衡的力量，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将实现质的突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长期执政的局面可能被打破。当然，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是由人民行动党开启和推动的，因此人民行动党也掌握着民主化进程的控制权。无论其怎样导演民主与威权的博弈，本质上都是在一党独大的框架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民主化实验，不会容许任何势力威胁其绝对统治地位。所以说，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掌握在人民行动党手中，在没有强制性因素介入的情况下，政治转型、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黄进发《“选举型一党制国家”的打造》，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
[3]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