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书法家朱友舟
朱友舟，1973年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学博士、书法系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4-2016年加州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艺术鉴藏》《艺术中国》等期刊特约编辑。曾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毛笔、笔工及书法创作”，参与文化部课题“中国书法创作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12年《鸡距笔考》获全国第九届书学研讨会二等奖；2014年《中国古代毛笔研究》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2016年获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出版有《姜夔<续书谱>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硬笔书法考级教程》《工具、材料与书风》《中国古代毛笔研究》。
一
16世纪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提出“迪赛诺”（disegno）乃绘画、雕塑、建筑这三种艺术之父。迪赛诺有形而上下两层含义，其形而上之含义指艺术家的智性世界以及“赋予一切创造过程以生气的原理”；其形而下之含义指艺术家运用绘画工具自由、准确再现眼见之物的能力。瓦萨里特别指出这种能力的获得依赖于两种途径，即艺术家通过长期的模仿自然和临摹往昔大师的作品以积累和提高手部的再现能力。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認为，人类的知识并非源于其天赋，人类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人类对于外界可感之物的观察，或者对于人类自己知觉到、反省到的心灵内部活动的观察，就是供给人类的理智以全部思维材料的东西。这两者乃是知识的源泉，从中涌现出我们所具有的或者能够自然的具有的全部观念。英国艺术史家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基于此提出了著名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理论，也可称之为视觉经验、视觉实践、视觉习惯，即观者在读解图像时需要调动三种要素：①一系列储备的图式、范畴和推理方法；②图像再现方面的训练；③根据不足信息做出适当想象的实际经验。
从某种程度而言，瓦萨里的“迪赛诺”理论和巴克森德尔的“认知风格”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书法。中国书法之所以存在一部风格史，便是由于书家对汉字的书写摆脱了汉字纯粹的语词属性，强化其视觉图像属性。纵观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汉字在形成初期的象形程度极高，更多的是对自然图像的直接模仿和转换，汉字成熟稳定之后，书法风格的演变几乎都是建立在后代书家对于往昔经典书法作品的临摹之上，从而形成一个森严完备、环环相扣的风格谱系。书家通过长期临摹往昔书法作品，逐渐产生手部对文字图像的“肌肉记忆”，再结合自身的“认知风格”做出调整，日积月累建立起一套特有的书法“语言”，从而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谱系。
二
朱友舟，作为大学书法专业教授和职业书家，无论其书法教育还是自身对书法的研习，极为重视摹古。朱友舟的书法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于2014至2016年赴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某种程度而言这次访学是他个人书风转变的分水岭。
朱友舟赴美访学之前，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见素抱朴——朱友舟书法作品展”，这次展览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他前一阶段的书法风格。展览的作品规格大致分为巨幅的篆隶行草书和小品楷行草书。朱友舟该阶段的书风较为偏重传统，通过以“经典解读经典”的方式在“经典与非经典”书风，“碑学与帖学”书风之间探索与实验，试图解决碑刻书法的墨迹化等问题。朱友舟在处理艺术风格过程中始终避开“时髦”问题，依靠自己深厚的学养，独立思考另辟蹊径。自唐以来二王书风成为中国书坛的绝对正统与经典，近世书家在行草书研习过程中多以此为根基掺以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笔意，这种模式一度风靡国内书坛。朱友舟避开“经典正统”二王书风一路，以源自秦汉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如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等为根基掺以唐宋书家如颜真卿、米芾的笔意来探索行草书的创作问题。章草乃草书研习的必要基础。书家王世镗曾说：“初学宜章，既成宜今”，又说：“今处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求方圆，为见其可也。”《书学概论》又言“倘徒以今草是尚而昧于章草，等于学帖而无碑，其卑俗浮滑自不待言。”朱友舟这一阶段书风以小行草《高僧诗》《古诗选抄》系列作品为代表。
朱友舟于2014年赴美访学，治学之余考察了全美境内各大重要的博物馆、美术馆，大量西方古典和现当代名作一方面刺激和丰富了朱友舟的“认知风格”，另一方面促其开始思考书法的“现代化”问题。在书法的现代化问题上，无疑日本书家的探索较为成熟和完善，大致形成了四大类别：如以西川宁、村上三岛为代表的汉字书法派；以日比野五凤、宫本竹迳为代表的假名书法派；以手岛右卿、井上有一为代表的少字数书法派；以宇野雪村、上田桑鸠为代表的前卫书法派。
日本书家更多是借用西方现代艺术对传统书法进行“形式层面”的革新，朱友舟并未采用日本书家这种模式来尝试解决书法的现代化问题，而是秉承“复古即创新”的理念，回归到中国书法的传统中寻求“活性基因”，从“书法语言”层面进行实验与探索。朱友舟早年在古文字方面扎实的训练使其比同行书家具有更为广阔且不同寻常的“视觉经验”，于是这次实验与探索以战国文字为源头，基于楚简草篆与章草在书写上具有头重脚轻、顿挫短促、节奏明快等相似特征，利用楚简草篆文字与章草或小草结合，尝试形成一种新的破体书风。
艺术家面临不同的问题情境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于是便有了一部艺术的历史。朱友舟从之前思考“经典与非经典”“碑学与帖学”，碑刻书法的墨迹化问题，到如今正在实验与探索的“书法的现代化”“碑帖简”问题，依托于其自身特有的“认知风格”，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书法风格谱系。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青年主席）
朱友舟，1973年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学博士、书法系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4-2016年加州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艺术鉴藏》《艺术中国》等期刊特约编辑。曾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毛笔、笔工及书法创作”，参与文化部课题“中国书法创作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12年《鸡距笔考》获全国第九届书学研讨会二等奖；2014年《中国古代毛笔研究》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2016年获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出版有《姜夔<续书谱>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硬笔书法考级教程》《工具、材料与书风》《中国古代毛笔研究》。
一
16世纪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提出“迪赛诺”（disegno）乃绘画、雕塑、建筑这三种艺术之父。迪赛诺有形而上下两层含义，其形而上之含义指艺术家的智性世界以及“赋予一切创造过程以生气的原理”；其形而下之含义指艺术家运用绘画工具自由、准确再现眼见之物的能力。瓦萨里特别指出这种能力的获得依赖于两种途径，即艺术家通过长期的模仿自然和临摹往昔大师的作品以积累和提高手部的再现能力。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認为，人类的知识并非源于其天赋，人类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人类对于外界可感之物的观察，或者对于人类自己知觉到、反省到的心灵内部活动的观察，就是供给人类的理智以全部思维材料的东西。这两者乃是知识的源泉，从中涌现出我们所具有的或者能够自然的具有的全部观念。英国艺术史家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基于此提出了著名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理论，也可称之为视觉经验、视觉实践、视觉习惯，即观者在读解图像时需要调动三种要素：①一系列储备的图式、范畴和推理方法；②图像再现方面的训练；③根据不足信息做出适当想象的实际经验。
从某种程度而言，瓦萨里的“迪赛诺”理论和巴克森德尔的“认知风格”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书法。中国书法之所以存在一部风格史，便是由于书家对汉字的书写摆脱了汉字纯粹的语词属性，强化其视觉图像属性。纵观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汉字在形成初期的象形程度极高，更多的是对自然图像的直接模仿和转换，汉字成熟稳定之后，书法风格的演变几乎都是建立在后代书家对于往昔经典书法作品的临摹之上，从而形成一个森严完备、环环相扣的风格谱系。书家通过长期临摹往昔书法作品，逐渐产生手部对文字图像的“肌肉记忆”，再结合自身的“认知风格”做出调整，日积月累建立起一套特有的书法“语言”，从而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谱系。
二
朱友舟，作为大学书法专业教授和职业书家，无论其书法教育还是自身对书法的研习，极为重视摹古。朱友舟的书法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于2014至2016年赴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某种程度而言这次访学是他个人书风转变的分水岭。
朱友舟赴美访学之前，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见素抱朴——朱友舟书法作品展”，这次展览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他前一阶段的书法风格。展览的作品规格大致分为巨幅的篆隶行草书和小品楷行草书。朱友舟该阶段的书风较为偏重传统，通过以“经典解读经典”的方式在“经典与非经典”书风，“碑学与帖学”书风之间探索与实验，试图解决碑刻书法的墨迹化等问题。朱友舟在处理艺术风格过程中始终避开“时髦”问题，依靠自己深厚的学养，独立思考另辟蹊径。自唐以来二王书风成为中国书坛的绝对正统与经典，近世书家在行草书研习过程中多以此为根基掺以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笔意，这种模式一度风靡国内书坛。朱友舟避开“经典正统”二王书风一路，以源自秦汉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如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等为根基掺以唐宋书家如颜真卿、米芾的笔意来探索行草书的创作问题。章草乃草书研习的必要基础。书家王世镗曾说：“初学宜章，既成宜今”，又说：“今处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求方圆，为见其可也。”《书学概论》又言“倘徒以今草是尚而昧于章草，等于学帖而无碑，其卑俗浮滑自不待言。”朱友舟这一阶段书风以小行草《高僧诗》《古诗选抄》系列作品为代表。
朱友舟于2014年赴美访学，治学之余考察了全美境内各大重要的博物馆、美术馆，大量西方古典和现当代名作一方面刺激和丰富了朱友舟的“认知风格”，另一方面促其开始思考书法的“现代化”问题。在书法的现代化问题上，无疑日本书家的探索较为成熟和完善，大致形成了四大类别：如以西川宁、村上三岛为代表的汉字书法派；以日比野五凤、宫本竹迳为代表的假名书法派；以手岛右卿、井上有一为代表的少字数书法派；以宇野雪村、上田桑鸠为代表的前卫书法派。
日本书家更多是借用西方现代艺术对传统书法进行“形式层面”的革新，朱友舟并未采用日本书家这种模式来尝试解决书法的现代化问题，而是秉承“复古即创新”的理念，回归到中国书法的传统中寻求“活性基因”，从“书法语言”层面进行实验与探索。朱友舟早年在古文字方面扎实的训练使其比同行书家具有更为广阔且不同寻常的“视觉经验”，于是这次实验与探索以战国文字为源头，基于楚简草篆与章草在书写上具有头重脚轻、顿挫短促、节奏明快等相似特征，利用楚简草篆文字与章草或小草结合，尝试形成一种新的破体书风。
艺术家面临不同的问题情境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于是便有了一部艺术的历史。朱友舟从之前思考“经典与非经典”“碑学与帖学”，碑刻书法的墨迹化问题，到如今正在实验与探索的“书法的现代化”“碑帖简”问题，依托于其自身特有的“认知风格”，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书法风格谱系。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青年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