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闭症的认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约翰森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秘密——每当家里有客人来时，我们总是很窘迫地把他藏到后面的卧室里。他的痛苦和由他而起的痛苦，是我们不能告人的秘密，我的姐姐们和我因此一到了可以独立的年龄，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她们早早地嫁了人，而我横穿整个国家，到一个离家乡很遥远的地方去上大学。
　　在早些时候，我认为约翰森的缺陷是一个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最坏的事情。我曾经看到过我的父母在这样沉重的负担下崩溃的样子，我知道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这种事会再次发生吗？
　　这样的恐惧在我20多岁时一直折磨着我，5年的婚姻后，我的希望战胜了我的噩梦，我们决定孕育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汤姆要出生的时候，我不停地向医生唠叨，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安心的保证。是不是有可能——甚至是极小的可能——生出一个大脑有缺陷的婴儿？汤姆顺利地通过了每次检查，尽管他是剖腹产，但是他在新生儿的十项评比中九项都达到了满分。他是产室里的冠军！
　　像许多男人一样，我对婴儿没什么了解，但我知道没有别的孩子能比得上我自己的这第一个孩子。他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以及他走的每一步，说出的每句话，在我看来都是早熟并洋溢着智慧的。
　　在汤姆的第二个生日，我们注意到他小小的“怪癖”，这种怪异使得他不同于其他孩子(但是我认为这样更好)。他的语言有些奇特(也许是他不需要提问)，他也不和其他孩子玩(也许是他更乐意与大人在一起)，他在生长发育图上的分数开始下滑（可能是那张图表弄错了）……
　　在他的第三个生日，我们不得不忍受他通过一系列的诊断，得到的似乎是更专业的推论，“脑细胞缺失”或是“神经损伤”，最后是那个可怕的结论：自闭症。我们到处寻求帮助，希望找到方法“修复”汤姆。但是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们的希望就越少。我的噩梦似乎变成了现实——劫数难逃！
　　这个瑕疵就像乌云一样弥漫在我们心里。我们决心不把他藏起来，我们不会以他为耻。
　　回顾过去，我意识到在我的孩提时代，家里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约翰森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现在我面临着真正的伤害，但是这种痛苦也给我带来了勇气和决心，就像一道闪电击中我：对于任何事，是诅咒或是赐福，其实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
　　妻子安妮和我努力去理解汤姆的同时，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他比汤姆小3岁。作为约翰森的弟弟，我能了解我的小儿子的关心和需要，虽然他从未说出来。他渴望有一个“正常”的哥哥。
　　养育这两个有着不同需要的孩子成了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跌跌撞撞地陪他们走过孩提时代，然后等待他们大学毕业，就像在黑暗的隧道尽头看到希望中的光芒。
　　汤姆的22岁生日快到了，我们为他终于步入成人世界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会在年底毕业。通过兼职工作和一些政府的帮助，他有了适当的收入。他的指导老师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在他实习期间给了他不少帮助。
　　为了他的毕业，我们几乎想到了每件事情，但是汤姆却不这么认为。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出乎意料地对我们说：“我想去参加学校的毕业舞会。”
　　他有这个梦想已很多年。在他18岁的时候，他看着和他一样大的孩子快乐地计划他们的毕业舞会之夜。现在汤姆看到了他自己实现的可能，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约会。
　　但是他靠自己，是不可能有约会的。一些女孩称他为“聪明小子”，宽容他在集会上注视着她们，但是却没有人真的想要和他约会。不过，我的朋友有一个女儿叫詹妮弗的，是一位漂亮、迷人的金发姑娘，她曾经看到过汤姆，并很喜欢他。詹妮弗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她能理解毕业舞会之夜对他意味着什么。
　　当那个盛大的夜晚即将来临时，我们帮汤姆准备着。我们掸去家里晚礼服上的灰尘，较之于我，它更适合汤姆穿。汤姆同意让我开车送他。他甚至计划好了在舞会开始前的晚餐。现在就只剩一件事了：装饰女孩胸前的花束。
　　我可以就在离家两分钟路程的花店订下花束，但是我希望汤姆能有这样的经历。我痛楚地担心，也许他再也不会有给一个女孩送花的机会了。
　　在去花店之前，汤姆先进行了“角色预演”。他在家里练习那些话，以便在花店里更容易说出来。汤姆让我扮演花店店员，我们一遍遍地演习，直到汤姆看上去确实能够清楚地表达。然后，我们一起走到我们家附近的那家花店。
　　听到门响，店员停下正在整理花朵的工作，把她的注意力转向我们。我满心期待地看着汤姆，等他开口。店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汤姆僵硬地站在那里。然后他做了一个鬼脸，突然脱口说出：“您好，我是汤姆·格里菲斯。我想……想在这里要一些玫瑰花，要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