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前夜，一场雨水，后园的地耳苏醒过来。
　　苏醒过来的地耳紧贴地面，静悄悄地，支棱着耳朵，倾听雨脚落地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忽而急促热烈，忽而缓慢轻柔，循环往复地敲击。
　　“嗒！”——泥土之下有了动静，一扇门被轻轻推开。紧接着，更多的门被推开，呼应着来自天空雨水的召唤。
　　在更深的泥土之下，根茎的吮吸声变得有力，“滋滋滋、滋滋滋”，贪婪又欢喜。在这些声音之外，还有暗流汩汩的涌动声，也来自地下——或许来自近旁的老井——那里有一孔泉眼，干涸了整个冬天，连日雨水的渗透，让它重新丰沛了起来。
　　老井的水满了，雨也停了。春笋顶开松软的泥土，冒出尖尖的黄脑壳。菜园的豌豆藤又爬上来一大截，就要开花。
　　苏醒过来的地耳到处漫游，伸向泥土的每一寸缝隙。春天的土地充满了秘密的声响，这是万物的心跳声，只有把耳朵紧贴地面，屏住呼吸，才能听到。
　　地耳也叫地衣、雨菌子，此外它还有个不太雅的名字——鼻涕菜。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大人说，它是雷公打喷嚏时流的鼻涕。“啪！”雷公将一把鼻涕甩下来，落到地上，就长成这“漆黑麻乌”的东西。听起来真有生理的不适。不过好奇的孩子并不管这些，还是蹲下，用手去触摸。孩子的手上有一双眼睛，唯有用手触摸过，才算认识。
　　近看地耳并非“漆黑麻乌”，而是像海藻一样呈略微透明的黄绿色，软滑柔腻的手感，轻轻一抓就是一大把。
　　我人生里最早认识的野菜就是地耳。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还没有上学，跟随母亲在她任教的乡村小学生活。离学校不远的河边有一片荒地，放学后，母亲拿着锄头去开荒种菜，我跟在后面，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蹲在一旁捡小石子玩。
　　挖好一畦地，母亲见天色还早，就说，我们讨点野菜回去吧。
　　母亲把挖野菜说成“讨野菜”，仿佛野菜是有人种下的，采挖它们需要取得同意——虽然看不见那个种下它们的人。
　　河畔到处都是野菜，母亲教我闻它们的味道，告诉我它们的名字，荠菜、苦苦菜、野蒜……但我太小，哪里分得清，在我看来，它们长得都一样。我唯一能分辨的就是鼻涕菜——地耳，唯有它长得与众不同，一旦认识了，就再也不会和别的野菜混淆。
　　当我认识了这种“雷公鼻涕”的野菜，发现走到哪里都能见到，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也是摔在地耳上。可能是这家伙的恶作剧，让我滑倒的吧。
　　地耳这东西，“讨”起来容易，洗起来却很麻烦。那么多的细碎泥沙，还有枯草的茎，藏在地耳卷起的耳蜗里，需要极大的耐心，一次一次地淘洗，吃的时候才不至于硌到牙齿。
　　母亲有洁癖，手脚又慢，每次洗地耳所花的时间，够别人家做一顿饭了。等母亲把加了油盐的炒地耳盛进碗里，招呼我吃饭时，我已经趴在桌子上，嘴角挂着涎水，在饥饿中睡着了。
　　把地耳吃进嘴里就会明白，为什么把地耳叫作鼻涕菜。那软软滑滑的口感，可真是——唯有鼻涕可比拟。
　　奇怪的是，这随处可得的地耳，村里却很少有人吃。有来串门的邻居——母亲让我叫她方姨，见我家饭桌上一碗黑乎乎的炒地耳，颇为惊奇地说：“老师怎么吃这个？”
　　“这是野菜，味道很鲜的。”
　　“老师是捧公家饭碗的人，还吃这鼻涕糊一样的东西，也太节省了。”
　　“自己种的菜还没长。”母亲说着，往我碗里拨一筷子炒地耳。
　　隔天方姨又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布包，搁在锅台上，说：“这个给小鬼吃，小鬼长身体的时候，光吃野菜不行。”村里人把十岁以下的小孩统称为小鬼。
　　解开布包，原来是鸡蛋，有十几个呢。
　　母亲赶忙推辞，说不要不要，哪能平白无故要你东西。
　　“老师你这么见外，是看不起我这个大老粗吧。”方姨嗓门大起来，有些着急上火的样子。
　　母亲只得收下，嘴里连连道谢。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就用地耳煮鸡蛋羹吃。往碗里敲进一个鸡蛋，小指在蛋壳底刮一下，让剩余的蛋清流出，加一些水，少量盐，拿筷子在碗里不停搅动，将鸡蛋搅匀。我喜欢听那搅鸡蛋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像舞台上欢快的舞步，让人兴奋。搅好的鸡蛋浮起一层泡沫，把洗净的地耳放进去，搅匀，入锅蒸。
　　蒸鸡蛋的声音也是很好听的，“咕嘟咕嘟咕嘟”，光是听着这声音，就觉得又饿又幸福。鸡蛋蒸好了，母亲吩咐我“把勺子拿来”。我赶紧递去勺子，看母亲用勺子在热气弥漫的鸡蛋上划出一个“井”字，滴进几滴酱油，慢慢地，酱油晕开，汤色变红。母亲又放入几粒切碎的葱花，半勺猪油，再倒开水，一碗色泽丰富的地耳鸡蛋羹就上了桌。
　　此后，隔几天，当我和母亲踩着暮色从河边回来，就会看见有一把菜搁在门口。不用问，准是方姨拿来的。
　　就这样，母亲和方姨成了朋友。有一次，母亲偏头痛发作，起不了床，还是方姨过来照顾的，从家里做好饭端过来。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见她爸爸来过？”方姨指着我问。
　　“她爸爸在外地工作，离这远得很。”
　　“老师你太不容易了，又要教书又要带小鬼，头疼脑热也没人晓得……”
　　那天我听到母亲的抽泣声，不知道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春天过去一半，母亲种的韭菜可以吃了，割一把，洗净，切成段，放入地耳快炒，菜出锅时，整个屋子被生猛的香气挤满。到了春末，豌豆荚也鼓起来，摘下豆荚、剥壳，把豌豆和地耳一起煮，起锅时打入蛋花，汤味清甜鲜美。
　　老家的后园也有地耳，初夏梅雨季，地耳长得尤其水灵，看得人“手痒眼馋”，忍不住就拿了篮子，蹲下去采撷。采得太多吃不掉，母亲就把地耳洗净，摊开在灶头，烤干，拿玻璃瓶储存起来。烤干的地耳蔫头蔫脑，吃的时候用水泡发一下，干地耳遇到水，瞬间就复活。我喜欢吃干地耳炖排骨，吸收了排骨脂肪的地耳滋味肥美，比新鲜的地耳更有嚼劲。当然，如此奢侈的吃法，是成年后才得以嘗试的。
　　在我成年后，母亲念叨过几次，说要我抽空陪她一起去看看方姨。“那几年多亏她关照，不能一走就忘了人家。”可年复一年，我似乎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慢慢地，母亲也就不再和我提这事了。
　　母亲也时常去后园，手里拄着拐杖，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和地耳对话，又似和地耳一起，倾听那来自泥土之下秘密的声响。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有“讨”过地耳了，她的腿脚僵硬得如同老树桩子，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灵便地蹲下。
　　有一天，我蹲着“讨”地耳的时候，母亲在旁边突然说：“你还记得方姨吗？听说她得了癌症，已经过世了。”母亲后悔没有能够回到那个村子，去看看方姨。“我们欠她的人情，这辈子恐怕是还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