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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小卫来找我。门一开，她就像条鱼一样滑了进来。她不是本地人，却爱穿南方那种绣着白牡丹的旗袍。第一次相识的时候我简直以为她是艺术学院的教师。熟悉之后，我忍不住讲了最初的误解，小卫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还刮了刮我的鼻子说，冲着这个怪念头，她有点喜欢我，她可以少收点的。听她这么说，我有些伤感。她是个相对机灵又豪放的女子，这点和淑芬不一样。
当然，我会很快从这种情绪里摆脱出来，重新投入夜晚的欢娱。黑夜总是适合修复白天的缺憾。
你在想什么？有时候小卫一觉醒来，会这么问。
她发白的身子被窗外的风一吹，有股淡淡的藻类植物的气息。
没什么。通常我这么告诉她。有些事你永远无法跟一个相差二十多岁的人交流，而且我确实已到了容易失眠的年龄。我的睡眠很不好，有几次梦见自己在街上四处寻找淑芬。
说说看，你的妻子是怎么一个人？小卫伏在我身上，长发的发梢几乎快掉入我的眼眶里。
还能怎样，很普通很家常，放进人堆里找不到。
我是说，她长得漂亮吗？
我有点心烦意乱。这就是女人，哪怕对一个十五年前失踪的同类，也保持着古怪的热情。
说嘛，她究竟长得怎样？小卫继续问道。
我搂住小卫，拍拍她丰腴的肩。我想随便说点什么，安抚一下这个女人的好奇心。但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心底突然冒出一股寒气。天哪，我竟然忘了淑芬的模样。一个人离开一段时间，是不是就该被原先的世界遗弃了？
我有点恐慌。寻找淑芬多年，如今连她的容貌都记不清了，我没有理由不怀疑自己的身體出了问题。男性更年期？健忘症？失忆症？甚至过早显现的老年痴呆症？时光真他妈是个古怪的东西，它一头连着现实性，另一头连着可能性。
她呀，和你一样，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怎么了，外乡人又怎么了？
我温和地笑笑，闭紧嘴，决定不再说话。
清晨，小卫走后，我潦草地吃过饭，坐在南墙边的树荫下发呆。我以前很忙，经常要在小区和城东化工厂之间来回倒车，根本没时间静心。后来为了淑芬，我找化工厂领导办了内退。我口气强硬地咬定厂里的气体有毒，会让人生脑癌，他们才不得不同意。知道我是为找淑芬内退，小区里的人最初很赞赏，但不久他们却当我是神经病。
“哗”的一声，是架空层的某处卷闸门打开的响声。我知道，不久，小方那辆凯迪拉克的引擎将发动，车子会像港湾里的船只缓慢起航，而他的老婆将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款款下楼。果然很快我听见楼道里高跟鞋坚定的响声。小方的老婆在规定时间出现在我视线里。在转身的同时，她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淡漠，白多黑少，似乎我仅是树下的某个物体。
凯迪拉克朝我喷出一屁股气，绝尘而去。我有片刻的发愣。我不怪小方的老婆，这么多年，她对我白多黑少有充分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小方传染给她的。
小方是最早说我神经病的人。
你脑子有问题。砌南墙的时候小方冲着我吼。小方那会儿已开始创业，在镇上拥有两家水果连锁店。小伙子人长得帅，衣着鲜亮，脖子下吊一根领带，领带的款式颜色时常更换。最主要的是他为人和善，积极向上，我们以之为荣。可没想到小方那天会失态。
我看你敢不敢？他这样威胁我。
砌好墙小偷会少点。我说。
我说的是实情。我们南阳小区是老小区，未设门岗，且四通八达，里面的甬道与外面的马路相互勾连。
神经病。他气愤地喊了声就没词了，用眼睛在人群中瞄来瞄去。这是在找他的同盟军，毕竟是生意人，知道强强合作的道理。他目光犹疑，终于落到小曲的爹身上。小曲的爹住在靠北第三间车库里，经常步态蹒跚地四处遛圈，有时候甩甩手。他的脸忽然白了，没剃干净的胡茬哆嗦了几下，喉结那儿咯咯咯响了数声。他把头扭向旁边，一用力，一口白痰小型炮弹般射了出去。周围的人赶紧闪开，以便提供空间。小曲的爹吐完痰就眯上眼，满足地哼哼着。小方的目光失望地越过他的头顶，与小圆的哥有了视觉上的对接。但那过程稍嫌短暂，小圆的哥便漠不关心地从左边走到了右边。他是从北边的楼群赶过来看热闹的，不可能参与南边的事。
你倒敢动动看。小方悻悻地说。他平时和善惯了，现在只会这么威胁，而且，他还反复地看腕表，似乎有紧急的事等着他。他终于还是走掉了。
开工，开工。我的工匠神气活现地叫嚷起来。
那堵墙砌好以后，小区的治安果然好了许多，财物也不太丢失。原因可能是有人怕被瓮中捉鳖，我的南墙这儿就是个瓮底。
我还在墙边栽种了五棵金橘树，两棵死了，一棵送了人，余下的两棵就一直长到了现在。
那会儿，我们这个南方小镇的外乡人极少，多半是被人介绍过来的。介绍人要收取点好处费，但事先都讲明了，故而算不得人贩。相反，大家很踊跃，而这介绍人也颇有点得意。淑芬也是这么从永康给介绍过来的。我尚未过世的母亲总喜欢掂着她的瘦脚巴巴地跟着淑芬。不知道的以为是婆媳融洽，但我知道母亲其实是在帮我管钞票。为了娶淑芬，我们先后付给介绍人三千五，又给淑芬娘家四千块彩礼，算是把家底耗光了。母亲是从小节俭过来的，肉痛得很。背地里她就对我说，管好你老婆就好比管好钞票，镇上跑了好几个外地媳妇这你是知道的，但愿晦气事别落到咱家。她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她笑嘻嘻地把瘦脚掂来掂去，几乎走遍了南阳小区的每个角落。她年纪大了，目光却很警觉，说着笑着突然一拧身，颠着瘦脚就走。我知道她这是管她的钞票去了。
可在我眼中，淑芬很规矩。除了买个菜，逛个店，去附近街道的裁缝铺干活挣钱，基本都在家，毫无携财跑路的迹象。相反，闲暇之余还常与邻居们积极互动。那就不光是点点头笑笑那么简单，而是要天南地北地聊天，拉拉家长里短。问题是，她为人憨厚，尤其说不好普通话。那一口山寨版普通话总是飘荡着浓厚的永康乡音。大家起先很好奇，觉得新鲜，但不久，淑芬说一句，有人就怪模怪样学一句。淑芬的脸色便有点茫然，随后会绯红一片，像是被戳穿了身份。这种时候，就只有我去圆场。我不想让淑芬尴尬。我知道，关于淑芬不育的流言，经过母亲的嘴早已广为传播。但我含含糊糊说好了好了的时候，忽然背后一凛，冷汗都要冒出来，因为那学话的人正不怀好意地望着我，眼中含着鄙视与冷漠，好像我也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异类。于是，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了，简直想破口大骂。 她靠着床板，在轻轻地抽泣。
你怎么啦？
你不知道吗？她停下哭泣，反问，声音里透出一份冷峻。
我笑了，说，鬼才知道你想什么？
大约是我的笑声惹怒了她，她霍地转过身，眼睫上还挂着晶莹的亮光。
为什么要羞辱我？有意思吗？
你瞎说什么呀？我也叫起来，好像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太夸张了吧？我说。
一点也不。她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小卫给人推销保险，需要不停地卖弄口舌。然而有一天她觉得累了，便改行做了电台的DJ，学会了倾听别人的情感故事。这样的经历最终造就了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当我点起一根烟，她会进入角色般迅速安静下来。她斜倚在我的胸前，指尖依次在我的大腿上轻轻划动。
你是说，你母亲嫌弃淑芬不会生养？
不，我只是说，我母亲急于抱孙子，这大概是我们这一带老年人的一种普遍的想法。
那倒是淑芬错了？
也不是，或许，我们都有错，二十年前，小镇的卫生院医疗设备相当欠缺，某些知识尚未普及，年轻夫妇甚至不比如今网络时代的孩子通晓世事。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淑芬离开的理由？
未必吧。我笑笑，拍了拍小卫的脸。小卫的脸光洁滑润，可以给洗面奶的商家做广告。现在，做爱仅仅是我们的前奏，而对往事的追忆，则成为夜晚的主题。是的，我觉得事情变得有点古怪。每次提起这个话题，我的下身就会迅速安静下来，相反，嘴巴却蠢蠢欲动，充满了倾诉的欲望。然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说实话，对于淑芬，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把握。她离开我已十多年。我对她的印象，似乎更多地体现为感觉，而非事实。而这感觉也随着岁月流逝，时刻在丧失与修正，这正是令人苦恼的地方。人甚至对同一个对象都不能有两次相同的经验。
我也不清楚。我咬了咬嘴里的烟，补充道。
我认为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淑芬似乎已忘了那次不快的遭遇。她依然勤勉地做事，甚至很少去人多的场合。她变得安静极了，多数时候像植物一样待在家里。实在无事可干，便坐在角落里发呆。我想母亲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倍感欣慰，至少很难找出理由来挑剔，可惜她老人家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了。现在只有她儿子留下来独自感受。
问题就出在这里。她太安静了，从骨头到内心像沙子松散了一样。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顺心如意，同时又浮起一丝恐惧。很多时候，我故意大声叫嚷，咳嗽，吐痰，在房间与房间之间往来奔波，试图制造声音压制那种幻觉，但它们仍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你就不能笑笑？有一天我对她说。
我笑不起来。她回应，脸色平静得宛如镜子。
那么，你打我一巴掌？我哀求她。
可是，我为什么要打你呢？她淡淡地回答。
谁说只有暴力才能摧毁一切？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患了失眠症。我睡不着觉，那种恐慌经常盘桓在脑海中，可我搞不懂自己究竟恐慌什么。我去医院配了些药，效果似乎也不大。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我得的是心病。
那是一种下坠的感觉。如同梦境，你一脚踩空，整个身子就掉下去。下面漆黑，深不见底。你不停地掉，不停地掉，耳朵灌满了呼啸的风声，风声其实是速度，另一种未知的恐慌。风声掀起你的耳朵，耳朵像两管笛子，发出尖锐的吹奏，可你仍在不停地掉。
身旁的淑芬睡着了，她背对着我，打出轻微的鼾声。我一语不发地把她扳过来，褪下她的内裤，直接就进去了。那个瞬间，我感觉恐惧退到了一边，一股久违的潮润包围了我。
淑芬醒了。她似乎有点不舒服，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看见她的脸微微扭曲。她皱着眉，像被人强奸。但她不说话，也没有推搡的舉动，后来，她竟睁大眼，面无表情，似乎那身子不是她的。
我感到愤怒，狠狠撞击几下就草草退了出来。我认为我在奸尸，这让人索然无味。
不过，从那晚开始，我便乐此不疲地跟淑芬做爱。
说话呀，大声说，亲亲老公。每当高潮来临，我都要在她耳边咬牙切齿地吼。
但她一声不吭。
有一次，我疲惫地躺在一旁喘息，发现她又哭了。她背对着我，瘦小的臀部微微颤抖，使人产生爱抚的感觉，但我终于还是捶了一下床。
你哭个屁？我对她说。
哭声中断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羞辱我？她又抽泣了起来。
夜里有点凉。我披衣站在阳台上，透过纱窗朝外张望，对面楼房已隐没在岛屿般的昏暗中。
小卫不在的时候，我习惯这么抽着烟眺望窗景。窗外呈现的几乎是凝滞的景象。这是不是说，时间并非匀速向前推进，它或缓或急，如同水流，最终导致人们感觉上的差异？现在，我把视线转向了南墙。那儿像是被福尔马林液浸泡的内容物，纹丝不动，以轮廓的形式。但秋风一起，金橘树的枝叶随着沙沙声颤动，像失眠者的恍惚，也像某种悬浮的生活。
树影斑驳。有一阵子，我疑心树下有人在走动，在吟哦。也许是我，或者是淑芬。但风停后什么也没有，只有秋夜里迫近又遥远的虫唱。
有一天晚上，我正独自站着发呆，听到房门被人敲得砰砰响。静谧的夜里，这声音显得格外突兀。门打开时，我望见小卫那张隐忍的脸。
你怎么啦？
该死的，脚崴了。
她一瘸一拐地行至客厅，倒在沙发上，龇牙咧嘴。她告泝我，她是绕过那些楼房的废墟时碰到麻烦的。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头阴险地等候着她的脚踝。周围没有人，她仍是慌不择路。
我从抽屉里取来红汞液，还有白脉软膏与云南白药胶囊。她已脱下了丝袜。我望见她的脚踝那儿有个玫瑰花大小的淡红伤痕。
我小心地用药棉给小卫涂上了汞液，又倒来一杯温水，命令她吃药。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
长这么大还没男人服侍过我呢？ 是吗？
嗯，我觉得我有点爱上你了。
不会吧？我是个古怪的人。
可我认为你很正常。
真的吗？
当然。她感觉到了我的固执，便无奈地笑了笑。
那么，就让我们来揣摩一下，他们眼中的正常又是怎样的呢？她说。
她似乎来了兴致，眼神明亮，几乎恢复了从前作为一个保险职员的热情。
我们都知道，同一事物在不同光线下其颜色是不同的，一般人总以为事物的“正常”颜色应该是它们在晴天时呈现的颜色。可我想质问一句，为什么别的时候事物呈现的颜色就不能算是“正常”的颜色呢？也就是说，决定正常或古怪的标准，妈的竟然是人为规定。当然，人为规定不一定错，在生活中也有其合理性，但毕竟说不上客观……
我一时沉默下来。我走到窗边，掏出一支烟，点上火，深深吸了口气，烟草的香味立刻透过海绵过滤嘴传来，我感觉肺腑间溢满了那种幽微的气息。
从前也只有我母亲是那么认为的。
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发现厨房里锅灶冰凉，餐桌上也未呈现往日热气氤氲的景象，不由饥肠辘辘，且恼怒异常。我一边呼喊着淑芬的名字，一边在卧室卫生间储物间展开工兵式搜索，细致到钻床底拉抽屉掀米缸，终无所获。一度我打算给这个婆娘点颜色，但不久便腿软了，心虚了，巨大的恐慌像阴影飘散。
挂钟指针指向21点30分时，我嘴里嚼着干面包出发了。街上行人寥落，梧桐树叶在秋风中打转。我感到了彻骨的寒冷，不禁抱住了肩。
我边走边看边问，向路人描述失踪者的身体特征、穿着装束并倾听反馈。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自己漫长的寻妻生涯就此开始。不过，第一次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个男孩把我领到小镇东面那条几近枯竭的河边。我老远就望见淑芬坐在埠头的石阶上发呆。
我要回家。她的脸上浮现出迷茫的神色。
回个×，我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从这天开始，我俩似乎较上了劲。她时常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而我呢，绞尽脑汁在小镇方圆十几里寻找。我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勾栏瓦肆田间地头。我屡次堂皇地拜访社区派出所镇妇联报社电视台，乘黑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好在我总能奇迹般找到淑芬。
我有点忧心忡忡。我怀疑淑芬得了疯病，抑或她身上的某种隐疾不幸爆发了出来。再出门的时候，我就悄悄在外面上了锁。钥匙呢，家里留一把，自己兜里揣一把。奇怪的是，每次回到家，她脸色平静如初，不打不闹，与常人无异。这反而更使人担心，因为平静的水面往住易生波澜。这么一比较，我倒是情愿淑芬操着永康版普通话去领略别人的嘲笑。
某天，我从化工厂回家。小方在小区门口喊住我，他的脸上破天荒地挂着笑容。他指指我家的方向说，进去了。我问，谁进去了？他说，一个男的。我又问，怎么进去的？他像相声演员一样笑嘻嘻说，那个女的把钥匙扔出来，那个男的把门打开进去了。我顿时有点紧张，再看小方，觉得狰狞，我就没理他，急急往家去。路上碰见小方的老婆他们，小方老婆白多黑少的眼神中我坐实了那种担心，可我没想到遇上了好人。小圆的哥安慰我说，那个男人是来推销五金产品的，货色不错，我还买了把菜刀呢。果然，他的手里就握着黑漆漆的东西。小圆的哥告诉我，他俩说说笑笑的，聊了老半天，都是老家永康方言，旁人不太听得懂。
我走进屋子，四处寻找淑芬。淑芬已很久没那么开心了。我想象着她像小女孩般热切地询问货郎关于家乡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真想陪着她回永康一趟，以便消弭彼此的不快。那么一会儿，我为自己这个好主意热泪盈眶。可正如你所知，没有，什么也没有，屋子里空荡荡的，仿佛五脏六腑被挖空了一般。我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感觉四肢无力。
时钟滴滴答答响着，每一声都敲在我的心脏上，使人觉得发沉。后来，我感到不能再这么傻坐下去，于是，我站起身，打开家门，对门外的小方老婆他们做了個手势。
她走了。我说。
我知道，相比于这儿，外面的世界早已沸反盈天，不过，那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我的手机扔在一块石头上。每隔一阵，它会发出各种提示音，关于来电、短信、QQ、微信。我曾接收过几次。原来，我的事情竟然轰动了整个小镇。人们对我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无一例外觉得我行为异常，不可理喻。
小卫已几天没过来，大约是脚伤不方便，也可能她听说了什么。总之，我失去了很好的倾听者。
晚上下了雨。雨点打在阳台的不锈钢花架上，“乒乒乓乓”响。我恍惚记得，多年以前仿佛也有过相似的夜晚，我还出了门。但我已记不清别的细节，似乎从淑芬最后离开的一刻起，我的记忆便不断被时光腐蚀。
“哗啦”一声，好像是玻璃碎裂的响声。果然，等我起床穿衣赶到阳台一看，不免吃了一惊。靠南一侧的窗玻璃破了，留下一个漆黑的不规则豁口。外面的空气通过这个大豁口挤进来，发出了尖啸，于是便形成了风。我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它似乎不可能是流星或陨石坠落留下的痕迹，以那一地纯正的碎屑为证。那么，是谁如此用心险恶地砸破我的窗？顾不上收拾残局，我猛地把头探出那个豁口。但外面除了风就是雨，我不可能发现别的。
我疑心有人想害我，白天便尽量坐在南墙边。可是，除了偶尔望见挖掘机驶过的影子，我甚至很少看见活物一闪而过。
某日，一群人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个人长着一张国字脸。他脸色严肃，因而显得威武。他是镇政府里的人，于是所到之处，众人簇拥。他哧啦一声拉开皮包，取出纸和笔。但由于这群人的出现败坏了我的心情，我就懒得搭理。我只管自己发呆，当他们木头人看。他们大约等了好一阵才走掉，因为我身后先是响着嘀嘀咕咕的埋怨，还有人骂狗娘养的，但过了会儿，人声平息了，脚步声也平息了，遥远的地方还传来疏落的蝉鸣。
可我只能留在这里。只有留在这里，明天才可以继续寻找淑芬。
我不知道淑芬去了哪儿。现在，小镇里流传着一种荒诞的观点，说淑芬跟着那个永康货郎私奔了，这让我很生气。那些无聊的人总欢喜捕风捉影，以此制造事端。凭我对淑芬的了解，她倒是会回永康，她与那个货郎的关系仅此而已。 不過，此后，我的确再没能见淑芬一面。
十多年来，寻找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惯性。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暗中打量那些臀部瘦小的女子。有时候，我会突然驻足，因为我恍惚望见某个熟悉的身影一掠而过，于我简直是惊鸿一瞥。但那个影子旋即隐没在人群中不见了。
多年前某个秋日的下午，一个矮小的男人叩响了我的家门。他操着一口夹带着永康口音的普通话，含混不清地说明了他的来意。原来，他是淑芬的堂哥，说他是来问问淑芬的情况，是淑芬瞎眼的老母托他过来的，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他们起初也并不相信。
可是，不来看看，面子上过不去呀。他为难地摩挲了一下粗粗短短的手指。
我一直在找淑芬。我说。
那么，他顿了顿说，有希望吗？
但愿吧。我说。
晚饭我破例多烧了几道菜：糖醋排骨、红烧鸡翅、笋干黄豆。他在我的招呼下喝了点酒。看得出他的酒量不大，一杯黄酒下去，脸就涨红了，说话也极为含糊。有一会儿，他似乎高兴起来。他说起我和淑芬早些年结婚的情景，说淑芬没有亲兄弟，还是我把她抱进婚车的呢。
是吗？我问。
他继续说，那天一共来了八辆车，披红挂绿的，我是第一次见识这么气派的场面。
是吗？我问。
来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些事。他说。
是吗？我问。
……
我俩都不再说话，慢慢地品尝杯中的酒。
第二天一早，堂哥就走了。我在小区门口替他喊了一辆出租车，把预先准备好的小镇土特产塞到了他手中。他并不推辞，只是眯缝着眼望着窗外。
我愈来愈耽于回忆，但记忆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总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在脑海中漂浮不定，当你试图伸手去抓，它们会像气球一样从这道裂缝里迅速飘散。我的手指与它们总隔着几厘米的距离。
那种似曾相识的恐慌的感觉如鸟翼般又一次降临了我的内心。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想象乃至虚构，来填补那道裂缝。
秋天，雨过天晴后的阳光是暖融融的，让人产生睡眠的欲望。有时候想着想着我还真迷糊过去了，但太阳晒得我眼皮发热，不一会儿我便睁开了眼。我望见阳光箭镞般打在我身上，仿佛我是个稻草人。阳光给了我金黄的颜色。但我时常一动不动。我想通了。我为什么要像外面的人一样动来动去呢？既然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便具备了某种合理性，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有时候，我几乎认为自己会天荒地老坐下去。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像金橘树一般慢慢舒展。我的脑袋抽枝散叶一样长出了乱糟糟的头发。胳膊像分叉开的两根树枝垂向地面。我的双脚，已深深陷入了眼前这块泥土，而在我身体内部纵横的网状血管与气管中，正欢畅地流动着阳光、水分、空气。
这一天，我注意到，一辆推土车悄无声息地驶了过来。太阳给了它橙色。它没做过多停留，便蛮横地伸出长长的铲刀，一插，一举，土地便裂开了，那两棵金橘树拔地而起，竟然如冉冉上升的空中舞台。它们盘根错节，一根连着一根，一根纠缠一根。在庞杂的根系之间，镶嵌着一个鸟巢形的头颅。颅腔中的牙齿狞厉，紧咬着那些树根，仿佛一声嚎叫。对了，头颅也是有颜色的，阳光给了它白色。
后来，你应该知道了，我被警察关进了这儿，再也没出去过。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换了个笼子。
原载《文学港》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青芒果
美术插图：知 止
当然，我会很快从这种情绪里摆脱出来，重新投入夜晚的欢娱。黑夜总是适合修复白天的缺憾。
你在想什么？有时候小卫一觉醒来，会这么问。
她发白的身子被窗外的风一吹，有股淡淡的藻类植物的气息。
没什么。通常我这么告诉她。有些事你永远无法跟一个相差二十多岁的人交流，而且我确实已到了容易失眠的年龄。我的睡眠很不好，有几次梦见自己在街上四处寻找淑芬。
说说看，你的妻子是怎么一个人？小卫伏在我身上，长发的发梢几乎快掉入我的眼眶里。
还能怎样，很普通很家常，放进人堆里找不到。
我是说，她长得漂亮吗？
我有点心烦意乱。这就是女人，哪怕对一个十五年前失踪的同类，也保持着古怪的热情。
说嘛，她究竟长得怎样？小卫继续问道。
我搂住小卫，拍拍她丰腴的肩。我想随便说点什么，安抚一下这个女人的好奇心。但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心底突然冒出一股寒气。天哪，我竟然忘了淑芬的模样。一个人离开一段时间，是不是就该被原先的世界遗弃了？
我有点恐慌。寻找淑芬多年，如今连她的容貌都记不清了，我没有理由不怀疑自己的身體出了问题。男性更年期？健忘症？失忆症？甚至过早显现的老年痴呆症？时光真他妈是个古怪的东西，它一头连着现实性，另一头连着可能性。
她呀，和你一样，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怎么了，外乡人又怎么了？
我温和地笑笑，闭紧嘴，决定不再说话。
清晨，小卫走后，我潦草地吃过饭，坐在南墙边的树荫下发呆。我以前很忙，经常要在小区和城东化工厂之间来回倒车，根本没时间静心。后来为了淑芬，我找化工厂领导办了内退。我口气强硬地咬定厂里的气体有毒，会让人生脑癌，他们才不得不同意。知道我是为找淑芬内退，小区里的人最初很赞赏，但不久他们却当我是神经病。
“哗”的一声，是架空层的某处卷闸门打开的响声。我知道，不久，小方那辆凯迪拉克的引擎将发动，车子会像港湾里的船只缓慢起航，而他的老婆将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款款下楼。果然很快我听见楼道里高跟鞋坚定的响声。小方的老婆在规定时间出现在我视线里。在转身的同时，她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淡漠，白多黑少，似乎我仅是树下的某个物体。
凯迪拉克朝我喷出一屁股气，绝尘而去。我有片刻的发愣。我不怪小方的老婆，这么多年，她对我白多黑少有充分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小方传染给她的。
小方是最早说我神经病的人。
你脑子有问题。砌南墙的时候小方冲着我吼。小方那会儿已开始创业，在镇上拥有两家水果连锁店。小伙子人长得帅，衣着鲜亮，脖子下吊一根领带，领带的款式颜色时常更换。最主要的是他为人和善，积极向上，我们以之为荣。可没想到小方那天会失态。
我看你敢不敢？他这样威胁我。
砌好墙小偷会少点。我说。
我说的是实情。我们南阳小区是老小区，未设门岗，且四通八达，里面的甬道与外面的马路相互勾连。
神经病。他气愤地喊了声就没词了，用眼睛在人群中瞄来瞄去。这是在找他的同盟军，毕竟是生意人，知道强强合作的道理。他目光犹疑，终于落到小曲的爹身上。小曲的爹住在靠北第三间车库里，经常步态蹒跚地四处遛圈，有时候甩甩手。他的脸忽然白了，没剃干净的胡茬哆嗦了几下，喉结那儿咯咯咯响了数声。他把头扭向旁边，一用力，一口白痰小型炮弹般射了出去。周围的人赶紧闪开，以便提供空间。小曲的爹吐完痰就眯上眼，满足地哼哼着。小方的目光失望地越过他的头顶，与小圆的哥有了视觉上的对接。但那过程稍嫌短暂，小圆的哥便漠不关心地从左边走到了右边。他是从北边的楼群赶过来看热闹的，不可能参与南边的事。
你倒敢动动看。小方悻悻地说。他平时和善惯了，现在只会这么威胁，而且，他还反复地看腕表，似乎有紧急的事等着他。他终于还是走掉了。
开工，开工。我的工匠神气活现地叫嚷起来。
那堵墙砌好以后，小区的治安果然好了许多，财物也不太丢失。原因可能是有人怕被瓮中捉鳖，我的南墙这儿就是个瓮底。
我还在墙边栽种了五棵金橘树，两棵死了，一棵送了人，余下的两棵就一直长到了现在。
那会儿，我们这个南方小镇的外乡人极少，多半是被人介绍过来的。介绍人要收取点好处费，但事先都讲明了，故而算不得人贩。相反，大家很踊跃，而这介绍人也颇有点得意。淑芬也是这么从永康给介绍过来的。我尚未过世的母亲总喜欢掂着她的瘦脚巴巴地跟着淑芬。不知道的以为是婆媳融洽，但我知道母亲其实是在帮我管钞票。为了娶淑芬，我们先后付给介绍人三千五，又给淑芬娘家四千块彩礼，算是把家底耗光了。母亲是从小节俭过来的，肉痛得很。背地里她就对我说，管好你老婆就好比管好钞票，镇上跑了好几个外地媳妇这你是知道的，但愿晦气事别落到咱家。她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她笑嘻嘻地把瘦脚掂来掂去，几乎走遍了南阳小区的每个角落。她年纪大了，目光却很警觉，说着笑着突然一拧身，颠着瘦脚就走。我知道她这是管她的钞票去了。
可在我眼中，淑芬很规矩。除了买个菜，逛个店，去附近街道的裁缝铺干活挣钱，基本都在家，毫无携财跑路的迹象。相反，闲暇之余还常与邻居们积极互动。那就不光是点点头笑笑那么简单，而是要天南地北地聊天，拉拉家长里短。问题是，她为人憨厚，尤其说不好普通话。那一口山寨版普通话总是飘荡着浓厚的永康乡音。大家起先很好奇，觉得新鲜，但不久，淑芬说一句，有人就怪模怪样学一句。淑芬的脸色便有点茫然，随后会绯红一片，像是被戳穿了身份。这种时候，就只有我去圆场。我不想让淑芬尴尬。我知道，关于淑芬不育的流言，经过母亲的嘴早已广为传播。但我含含糊糊说好了好了的时候，忽然背后一凛，冷汗都要冒出来，因为那学话的人正不怀好意地望着我，眼中含着鄙视与冷漠，好像我也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异类。于是，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了，简直想破口大骂。 她靠着床板，在轻轻地抽泣。
你怎么啦？
你不知道吗？她停下哭泣，反问，声音里透出一份冷峻。
我笑了，说，鬼才知道你想什么？
大约是我的笑声惹怒了她，她霍地转过身，眼睫上还挂着晶莹的亮光。
为什么要羞辱我？有意思吗？
你瞎说什么呀？我也叫起来，好像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太夸张了吧？我说。
一点也不。她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小卫给人推销保险，需要不停地卖弄口舌。然而有一天她觉得累了，便改行做了电台的DJ，学会了倾听别人的情感故事。这样的经历最终造就了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当我点起一根烟，她会进入角色般迅速安静下来。她斜倚在我的胸前，指尖依次在我的大腿上轻轻划动。
你是说，你母亲嫌弃淑芬不会生养？
不，我只是说，我母亲急于抱孙子，这大概是我们这一带老年人的一种普遍的想法。
那倒是淑芬错了？
也不是，或许，我们都有错，二十年前，小镇的卫生院医疗设备相当欠缺，某些知识尚未普及，年轻夫妇甚至不比如今网络时代的孩子通晓世事。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淑芬离开的理由？
未必吧。我笑笑，拍了拍小卫的脸。小卫的脸光洁滑润，可以给洗面奶的商家做广告。现在，做爱仅仅是我们的前奏，而对往事的追忆，则成为夜晚的主题。是的，我觉得事情变得有点古怪。每次提起这个话题，我的下身就会迅速安静下来，相反，嘴巴却蠢蠢欲动，充满了倾诉的欲望。然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说实话，对于淑芬，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把握。她离开我已十多年。我对她的印象，似乎更多地体现为感觉，而非事实。而这感觉也随着岁月流逝，时刻在丧失与修正，这正是令人苦恼的地方。人甚至对同一个对象都不能有两次相同的经验。
我也不清楚。我咬了咬嘴里的烟，补充道。
我认为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淑芬似乎已忘了那次不快的遭遇。她依然勤勉地做事，甚至很少去人多的场合。她变得安静极了，多数时候像植物一样待在家里。实在无事可干，便坐在角落里发呆。我想母亲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倍感欣慰，至少很难找出理由来挑剔，可惜她老人家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了。现在只有她儿子留下来独自感受。
问题就出在这里。她太安静了，从骨头到内心像沙子松散了一样。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顺心如意，同时又浮起一丝恐惧。很多时候，我故意大声叫嚷，咳嗽，吐痰，在房间与房间之间往来奔波，试图制造声音压制那种幻觉，但它们仍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你就不能笑笑？有一天我对她说。
我笑不起来。她回应，脸色平静得宛如镜子。
那么，你打我一巴掌？我哀求她。
可是，我为什么要打你呢？她淡淡地回答。
谁说只有暴力才能摧毁一切？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患了失眠症。我睡不着觉，那种恐慌经常盘桓在脑海中，可我搞不懂自己究竟恐慌什么。我去医院配了些药，效果似乎也不大。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我得的是心病。
那是一种下坠的感觉。如同梦境，你一脚踩空，整个身子就掉下去。下面漆黑，深不见底。你不停地掉，不停地掉，耳朵灌满了呼啸的风声，风声其实是速度，另一种未知的恐慌。风声掀起你的耳朵，耳朵像两管笛子，发出尖锐的吹奏，可你仍在不停地掉。
身旁的淑芬睡着了，她背对着我，打出轻微的鼾声。我一语不发地把她扳过来，褪下她的内裤，直接就进去了。那个瞬间，我感觉恐惧退到了一边，一股久违的潮润包围了我。
淑芬醒了。她似乎有点不舒服，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看见她的脸微微扭曲。她皱着眉，像被人强奸。但她不说话，也没有推搡的舉动，后来，她竟睁大眼，面无表情，似乎那身子不是她的。
我感到愤怒，狠狠撞击几下就草草退了出来。我认为我在奸尸，这让人索然无味。
不过，从那晚开始，我便乐此不疲地跟淑芬做爱。
说话呀，大声说，亲亲老公。每当高潮来临，我都要在她耳边咬牙切齿地吼。
但她一声不吭。
有一次，我疲惫地躺在一旁喘息，发现她又哭了。她背对着我，瘦小的臀部微微颤抖，使人产生爱抚的感觉，但我终于还是捶了一下床。
你哭个屁？我对她说。
哭声中断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羞辱我？她又抽泣了起来。
夜里有点凉。我披衣站在阳台上，透过纱窗朝外张望，对面楼房已隐没在岛屿般的昏暗中。
小卫不在的时候，我习惯这么抽着烟眺望窗景。窗外呈现的几乎是凝滞的景象。这是不是说，时间并非匀速向前推进，它或缓或急，如同水流，最终导致人们感觉上的差异？现在，我把视线转向了南墙。那儿像是被福尔马林液浸泡的内容物，纹丝不动，以轮廓的形式。但秋风一起，金橘树的枝叶随着沙沙声颤动，像失眠者的恍惚，也像某种悬浮的生活。
树影斑驳。有一阵子，我疑心树下有人在走动，在吟哦。也许是我，或者是淑芬。但风停后什么也没有，只有秋夜里迫近又遥远的虫唱。
有一天晚上，我正独自站着发呆，听到房门被人敲得砰砰响。静谧的夜里，这声音显得格外突兀。门打开时，我望见小卫那张隐忍的脸。
你怎么啦？
该死的，脚崴了。
她一瘸一拐地行至客厅，倒在沙发上，龇牙咧嘴。她告泝我，她是绕过那些楼房的废墟时碰到麻烦的。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头阴险地等候着她的脚踝。周围没有人，她仍是慌不择路。
我从抽屉里取来红汞液，还有白脉软膏与云南白药胶囊。她已脱下了丝袜。我望见她的脚踝那儿有个玫瑰花大小的淡红伤痕。
我小心地用药棉给小卫涂上了汞液，又倒来一杯温水，命令她吃药。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
长这么大还没男人服侍过我呢？ 是吗？
嗯，我觉得我有点爱上你了。
不会吧？我是个古怪的人。
可我认为你很正常。
真的吗？
当然。她感觉到了我的固执，便无奈地笑了笑。
那么，就让我们来揣摩一下，他们眼中的正常又是怎样的呢？她说。
她似乎来了兴致，眼神明亮，几乎恢复了从前作为一个保险职员的热情。
我们都知道，同一事物在不同光线下其颜色是不同的，一般人总以为事物的“正常”颜色应该是它们在晴天时呈现的颜色。可我想质问一句，为什么别的时候事物呈现的颜色就不能算是“正常”的颜色呢？也就是说，决定正常或古怪的标准，妈的竟然是人为规定。当然，人为规定不一定错，在生活中也有其合理性，但毕竟说不上客观……
我一时沉默下来。我走到窗边，掏出一支烟，点上火，深深吸了口气，烟草的香味立刻透过海绵过滤嘴传来，我感觉肺腑间溢满了那种幽微的气息。
从前也只有我母亲是那么认为的。
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发现厨房里锅灶冰凉，餐桌上也未呈现往日热气氤氲的景象，不由饥肠辘辘，且恼怒异常。我一边呼喊着淑芬的名字，一边在卧室卫生间储物间展开工兵式搜索，细致到钻床底拉抽屉掀米缸，终无所获。一度我打算给这个婆娘点颜色，但不久便腿软了，心虚了，巨大的恐慌像阴影飘散。
挂钟指针指向21点30分时，我嘴里嚼着干面包出发了。街上行人寥落，梧桐树叶在秋风中打转。我感到了彻骨的寒冷，不禁抱住了肩。
我边走边看边问，向路人描述失踪者的身体特征、穿着装束并倾听反馈。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自己漫长的寻妻生涯就此开始。不过，第一次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个男孩把我领到小镇东面那条几近枯竭的河边。我老远就望见淑芬坐在埠头的石阶上发呆。
我要回家。她的脸上浮现出迷茫的神色。
回个×，我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从这天开始，我俩似乎较上了劲。她时常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而我呢，绞尽脑汁在小镇方圆十几里寻找。我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勾栏瓦肆田间地头。我屡次堂皇地拜访社区派出所镇妇联报社电视台，乘黑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好在我总能奇迹般找到淑芬。
我有点忧心忡忡。我怀疑淑芬得了疯病，抑或她身上的某种隐疾不幸爆发了出来。再出门的时候，我就悄悄在外面上了锁。钥匙呢，家里留一把，自己兜里揣一把。奇怪的是，每次回到家，她脸色平静如初，不打不闹，与常人无异。这反而更使人担心，因为平静的水面往住易生波澜。这么一比较，我倒是情愿淑芬操着永康版普通话去领略别人的嘲笑。
某天，我从化工厂回家。小方在小区门口喊住我，他的脸上破天荒地挂着笑容。他指指我家的方向说，进去了。我问，谁进去了？他说，一个男的。我又问，怎么进去的？他像相声演员一样笑嘻嘻说，那个女的把钥匙扔出来，那个男的把门打开进去了。我顿时有点紧张，再看小方，觉得狰狞，我就没理他，急急往家去。路上碰见小方的老婆他们，小方老婆白多黑少的眼神中我坐实了那种担心，可我没想到遇上了好人。小圆的哥安慰我说，那个男人是来推销五金产品的，货色不错，我还买了把菜刀呢。果然，他的手里就握着黑漆漆的东西。小圆的哥告诉我，他俩说说笑笑的，聊了老半天，都是老家永康方言，旁人不太听得懂。
我走进屋子，四处寻找淑芬。淑芬已很久没那么开心了。我想象着她像小女孩般热切地询问货郎关于家乡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真想陪着她回永康一趟，以便消弭彼此的不快。那么一会儿，我为自己这个好主意热泪盈眶。可正如你所知，没有，什么也没有，屋子里空荡荡的，仿佛五脏六腑被挖空了一般。我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感觉四肢无力。
时钟滴滴答答响着，每一声都敲在我的心脏上，使人觉得发沉。后来，我感到不能再这么傻坐下去，于是，我站起身，打开家门，对门外的小方老婆他们做了個手势。
她走了。我说。
我知道，相比于这儿，外面的世界早已沸反盈天，不过，那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我的手机扔在一块石头上。每隔一阵，它会发出各种提示音，关于来电、短信、QQ、微信。我曾接收过几次。原来，我的事情竟然轰动了整个小镇。人们对我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无一例外觉得我行为异常，不可理喻。
小卫已几天没过来，大约是脚伤不方便，也可能她听说了什么。总之，我失去了很好的倾听者。
晚上下了雨。雨点打在阳台的不锈钢花架上，“乒乒乓乓”响。我恍惚记得，多年以前仿佛也有过相似的夜晚，我还出了门。但我已记不清别的细节，似乎从淑芬最后离开的一刻起，我的记忆便不断被时光腐蚀。
“哗啦”一声，好像是玻璃碎裂的响声。果然，等我起床穿衣赶到阳台一看，不免吃了一惊。靠南一侧的窗玻璃破了，留下一个漆黑的不规则豁口。外面的空气通过这个大豁口挤进来，发出了尖啸，于是便形成了风。我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它似乎不可能是流星或陨石坠落留下的痕迹，以那一地纯正的碎屑为证。那么，是谁如此用心险恶地砸破我的窗？顾不上收拾残局，我猛地把头探出那个豁口。但外面除了风就是雨，我不可能发现别的。
我疑心有人想害我，白天便尽量坐在南墙边。可是，除了偶尔望见挖掘机驶过的影子，我甚至很少看见活物一闪而过。
某日，一群人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个人长着一张国字脸。他脸色严肃，因而显得威武。他是镇政府里的人，于是所到之处，众人簇拥。他哧啦一声拉开皮包，取出纸和笔。但由于这群人的出现败坏了我的心情，我就懒得搭理。我只管自己发呆，当他们木头人看。他们大约等了好一阵才走掉，因为我身后先是响着嘀嘀咕咕的埋怨，还有人骂狗娘养的，但过了会儿，人声平息了，脚步声也平息了，遥远的地方还传来疏落的蝉鸣。
可我只能留在这里。只有留在这里，明天才可以继续寻找淑芬。
我不知道淑芬去了哪儿。现在，小镇里流传着一种荒诞的观点，说淑芬跟着那个永康货郎私奔了，这让我很生气。那些无聊的人总欢喜捕风捉影，以此制造事端。凭我对淑芬的了解，她倒是会回永康，她与那个货郎的关系仅此而已。 不過，此后，我的确再没能见淑芬一面。
十多年来，寻找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惯性。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暗中打量那些臀部瘦小的女子。有时候，我会突然驻足，因为我恍惚望见某个熟悉的身影一掠而过，于我简直是惊鸿一瞥。但那个影子旋即隐没在人群中不见了。
多年前某个秋日的下午，一个矮小的男人叩响了我的家门。他操着一口夹带着永康口音的普通话，含混不清地说明了他的来意。原来，他是淑芬的堂哥，说他是来问问淑芬的情况，是淑芬瞎眼的老母托他过来的，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他们起初也并不相信。
可是，不来看看，面子上过不去呀。他为难地摩挲了一下粗粗短短的手指。
我一直在找淑芬。我说。
那么，他顿了顿说，有希望吗？
但愿吧。我说。
晚饭我破例多烧了几道菜：糖醋排骨、红烧鸡翅、笋干黄豆。他在我的招呼下喝了点酒。看得出他的酒量不大，一杯黄酒下去，脸就涨红了，说话也极为含糊。有一会儿，他似乎高兴起来。他说起我和淑芬早些年结婚的情景，说淑芬没有亲兄弟，还是我把她抱进婚车的呢。
是吗？我问。
他继续说，那天一共来了八辆车，披红挂绿的，我是第一次见识这么气派的场面。
是吗？我问。
来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些事。他说。
是吗？我问。
……
我俩都不再说话，慢慢地品尝杯中的酒。
第二天一早，堂哥就走了。我在小区门口替他喊了一辆出租车，把预先准备好的小镇土特产塞到了他手中。他并不推辞，只是眯缝着眼望着窗外。
我愈来愈耽于回忆，但记忆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总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在脑海中漂浮不定，当你试图伸手去抓，它们会像气球一样从这道裂缝里迅速飘散。我的手指与它们总隔着几厘米的距离。
那种似曾相识的恐慌的感觉如鸟翼般又一次降临了我的内心。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想象乃至虚构，来填补那道裂缝。
秋天，雨过天晴后的阳光是暖融融的，让人产生睡眠的欲望。有时候想着想着我还真迷糊过去了，但太阳晒得我眼皮发热，不一会儿我便睁开了眼。我望见阳光箭镞般打在我身上，仿佛我是个稻草人。阳光给了我金黄的颜色。但我时常一动不动。我想通了。我为什么要像外面的人一样动来动去呢？既然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便具备了某种合理性，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有时候，我几乎认为自己会天荒地老坐下去。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像金橘树一般慢慢舒展。我的脑袋抽枝散叶一样长出了乱糟糟的头发。胳膊像分叉开的两根树枝垂向地面。我的双脚，已深深陷入了眼前这块泥土，而在我身体内部纵横的网状血管与气管中，正欢畅地流动着阳光、水分、空气。
这一天，我注意到，一辆推土车悄无声息地驶了过来。太阳给了它橙色。它没做过多停留，便蛮横地伸出长长的铲刀，一插，一举，土地便裂开了，那两棵金橘树拔地而起，竟然如冉冉上升的空中舞台。它们盘根错节，一根连着一根，一根纠缠一根。在庞杂的根系之间，镶嵌着一个鸟巢形的头颅。颅腔中的牙齿狞厉，紧咬着那些树根，仿佛一声嚎叫。对了，头颅也是有颜色的，阳光给了它白色。
后来，你应该知道了，我被警察关进了这儿，再也没出去过。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换了个笼子。
原载《文学港》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青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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