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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探析了循吏的概念和发展历程，接着总结了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最后立足于现实，揭示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当代价值与启示，通过对明代贵阳循吏执政事迹和思想分析研究，指出如何利用贵阳古代循吏文化做好当今的官德建设和廉政建设。
关键词：《贵阳府志·明循吏传》 循吏 执政特色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66-71
循吏亦称廉吏、良吏或能吏，相当于今人所理解的奉公守法、清廉自正、仁厚爱民、善施教化的好官。贵阳为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其中那些刚正不阿、勤政爱民、廉洁自守、克己奉公的循吏所流传下的事迹与精神，已然形成内涵丰富的古代贵阳廉政文化。这不仅是今天贵阳人的自豪，更是贵阳人应该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文章以清代道光年间所编的《贵阳府志·明循吏传》1中所记载的明代循吏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他们的执政特色和为官精神的同时，也力图以史为鉴，剖析传统社会中的循吏文化对当今中国的官德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設的启示意义。
一、循吏概念的界定与演变
什么是循吏？这是首先必须厘清的一个概念。只有了解了正史中对循吏这一概念的定义，以及循吏这一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的了解明代贵阳循吏的状况。所以有必要对循吏这一概念加以论述。
“循吏”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提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此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提到循吏这一概念，他认为循吏就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3。在司马迁看来，“奉职”“循理”和“奉法”是循吏必备的特征，官员只要恪守为官之道，遵循为官之理，尊奉国家法律，而不刻意或过多地干涉社会，就可以称得上循吏。“总之，司马迁循吏观念的学术底色是‘黄老之道’，他所推崇的是一种奉职循理、坚直廉正、不与民争利、‘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官”1。
东汉班固在继承司马迁的循吏观的同时，还将许多儒家观念融入到循吏这一概念里。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提到“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2 。在班固看来，由于西汉初期，黄老之道盛行，循吏在清静无为等思想的影响下，只要“奉职”“循理”“奉法”做好本职工作，无需过多干涉社会生活，文景时期，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循吏在“奉职”“循理”和“奉法”的基础上，执政期间还要有所建树，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从无为变成有为，同时还要具备清廉和公正的道德品质。
东汉之后正史中的《循吏传》（或称《能吏传》《良吏传》）对循吏这一概念的定义与班固的循吏观大致相同，认为循吏除了要做到“奉职”“循理”“奉法”“清廉”和“公正”之外，还要有政绩突出，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循吏就是指那些深受儒教思想影响，对于朝廷来说，能够依法办事、忠于职守、秉承朝廷旨意办事的封建官员，对于老百姓而言，能够从百姓的利益出发，爱民如子，造福一方，顺应民心的官吏。
二、《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
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编写也受历代《循吏传》的影响，所记载的三十九名明代循吏，他们“上自牧守，下迄县佐、乡官之微”3，“或以清洁著称，或以惠阖流泽，其兴教、奠民、均赋、恤刑、弭灾、备盗，各有其一节，洵不愧循良吏”4。他们要么具有清廉公正的道德品质，要么造福一方，广施恩惠，施政期间在奠民、均赋、恤刑、弭灾、备盗等方面颇有政绩。他们的执政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勤于政务，兴利除弊；二、推广文教，移风易俗；三、为官清廉，不蓄私财；四、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五、爱民如子，赈济贫弱；六、平贼备盗，保境安民。
（一）勤于政务，兴利除弊
《荀子》曰：“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5做有利于百姓的事，去除有害于百姓的事，这样百姓就会爱戴和倾心于他，因此，“勤于政务，兴利除弊”是历代循吏的治政传统。道光《贵阳府志》中的诸循吏，大都孜孜于政务，兴利除害，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与好事，他们为官一任，不负众望，造福一方。例如：嘉靖年间的彭县知县王梦说，“‘政在去民所害，而兴民所利，虚誉不沽，而民事自关心矣。’故梦说为政尚简静，留意民瘼，赋役之畸轻畸重，悉停调归于至当，百姓颂之，百余年不衰”6。万历年间的缙云县知县龙奋河，“明练庶政，吏无敢为奸，百姓讼牍，遇之必决，无少停滞，常加意抚循，为之兴利除弊。其去也，百姓爱恋之不已”1。这些循吏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兴利除弊的施政举措，使得治下百姓大为受益，继而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百姓们的称颂。
（二）推广文教，移风易俗
《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2推广文教，移风易俗有利于促使百姓养成明礼守法的习惯，从而起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不仅是各级官员的岗位职责，更是《贵阳府志》中诸循吏的主要政绩之一。如景泰年间进士易贵“性刚正，而学问淹通，屡官州县，所至崇学校、恤民隐，遇事明断，不胁于势利。久之擢辰州知府，创制礼乐器，录士大夫冠婚丧祭乡相见之礼，镌板学宫，令士人常习之。于是，辰之人始知礼乐”3。正德年间云南府教授孟震“修洁简默，在职九年，未尝妄言笑。三日一课，诸生惰者，挞之以朴，诸生于乡党有过行咸知之，故咸业业自修谨，士习为之一变。至今云南人言善教者必曰孟学师。震前后再主乡试、六莅教官，咸有教法，号得人，时称‘六学先生’”4。正德十一年举人徐敷政，“学博行粹，官成都时尝课士以汲引为心，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及其去也，士林无不眷恋之”5。这些循吏既扮演了传播封建正统文化的管理者即“官”的角色，又扮演了传播儒家文化中的“师”的角色。在他们的推广文教、移风易俗的政策下，儒家礼教和传统道德根植于民间，提高了百姓的文化素质水平，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三）为官清廉，不蓄私财
《晏子春秋》云：“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6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清廉是对为官为吏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在《贵阳府志》中，清廉的循吏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成化年间洪雅县知县王让，“为政平恕，有惠民实政，又以廉洁自持，去之日，囊无一物。尝手植一柏于官廨，后人至今呼为王侯柏”7。弘治年间的马龙州知州萧韺，“居官有廉声，及其归也，家徒四壁立”8。嘉靖年间昆阳知州潘维岳，“以廉介自持，所至有惠政。卒之日，家无余赀”9。嘉靖年间中江知县王绍先“以清节著，一毫不取于民，民咸阴受其惠。卒以不能阿事上官，自乞归，去之日，士民思之”。隆庆年间蒙自知县周世用，“有清操，能爱民。去官之日，有以白金二两赠之者，世用坚却之。及归，囊橐萧然，殊不以为意。久之，卒于家”10。万历间官环知县杨州雁，“以节俭自持，临民有惠爱之心，不急名，不求利，百姓爱戴之”11。这些循吏廉洁从政、廉洁修身、廉洁自律、廉洁用权的行为，无不使治下百姓受益，从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与爱戴。
（四）公正無私，不畏权贵
《淮南子》云：“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12为官者如果能做到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让老百姓听从，从而获得百姓们的爱戴。循吏为政地方，往往执法严明，刚正不阿，明察秋毫，铲除巨奸。例如：景泰年间进士易贵“性刚正，而学问淹通，屡官州县，所至崇学校、恤民隐，遇事明断，不胁于势利”1。弘治初期广通知县蒋哲，“刚介廉明，有古良吏风。沐氏以公世镇云南，其家奴怙势作威，前后知县皆为之抑挠。哲至，一绳之以法，其威虐为之顿止。久之卒于官，百姓哀思不已”2。嘉靖年间洪雅知县韩立“以廉介自持，处事咸有法度，吏不得而欺。在洪雅，巨奸积猾咸屏息，无敢撄其法纲者。”3以上循吏具备了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高尚品德，他们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扬善除恶，社会风气为之清净，老百姓为之受益。
（五）爱民如子，赈济贫弱
《尚书》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国家安宁。以此为基础，为官者就要敬民、重民、爱民，修善德行，敬畏人民大众的力量。循吏在地方施政时大多能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遇有鳏寡病残、贫穷无依者，循吏多会免其徭税，并且拿出自己的俸禄来救济灾民，如：嘉靖初年苍溪知县李辅，“值岁歉，盗贼纷起，辅捐俸银以赈之，恒属其士类、耆老，而推诚谕抚之，民心渐安”5。嘉靖年间潼川知县张厚，“有惠政。嘉靖七年潼川大饥，厚力请于上官，发帑金市粟他县以赈之，所全活者无算”6。弘治年间的马龙州知州萧韺，执政期间“州治狭隘，捐俸银以拓之”7 。此外，当百姓陷入朝廷或上官加派的徭役、贡赋的困境时，一些会挺身而出，甘冒风险，为民请命，不惜一身，甚至有以身殉职者，例如：崇祯年间湖州府同知杨大宾，“摄德清知县。岁大早，租赋无征。时军事旁午，国帑空虚，方议加税，上官不敢以闻，且催之严迫。大宾自刎以为民请命，幸未殊，家人救免，寻卒”8。上述循吏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彰显了他们的爱民之心，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缓解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六）平贼备盗，保境安民
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9在古代，官者是为保境、安民，促进社会发展之用。百姓期盼社会安稳、安居乐业，犹如花草唯求生态平衡。封山育林，则草木自长，民不受扰，则其业自旺。明清时期，地方时有盗贼出没，鱼肉百姓，威胁着百姓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循吏在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的同时，又承担起了维护社会稳定、弭灾备盗的重任。例如，正德年间南溪知县路义，“却馈遗，厘奸弊。时邻县有土寇，义修城以捍之，百姓赖焉”10。万历四十年举人许善所，“除南和知县，迁岳州同知，勤于吏事，以劳干著闻。寻以事降召南知县，值流贼围城，善所拒守，城卒得全”11。万历年间通海知县杨起瀛，“时云南盗贼群起，起瀛有才略，团练乡兵，屯守要害，政事修举，狱讼稀少，县境卒得安堵”12。崇祯年间官叶县训导朱新运，“崇祯五年叶县大水，土寇大起，进围县城，新运率乡勇拒守，城卒全，升叶县知县”13。隆庆年间贵阳人袁应福，“知来凤县，流寇将入境，应福日与士民商拒守之具，贼至，以有备，县境咸获全”1。以上循吏们平贼备盗，保境安民的行为，不仅消除了贼寇威胁地方政治统治的祸患，而且使得百姓免遭贼寇祸乱之苦，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当代价值
今日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演变发展而来，今日的官德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循吏的光荣事迹和执政理念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为今日官员干部的官德建设与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所具有的那种廉洁公正、勤政爱民、富有政绩等基本品行，依然为当今社会所必需。他们那些勤于政务，兴利除弊的做法；推广文教，移风易俗的实例；为官清廉，不蓄私财的情操；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精神；爱民如子，赈济贫弱的典型；平贼备盗，保境安民的政绩，均对造福百姓、维护社会安稳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所在社会时代更是差别甚大，但是他们的道德境界之光辉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褪色。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精神境界值得今日的官员去学习，去继承、去发扬。
第二，良好官德的形成需要后天的长期培养和教育。道光《贵阳府志》中的明朝循吏多为举人或进士出身，数十年间深受儒家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儒家官德思想内涵丰富，“其主要内容有公忠为国、以民为本、立身持正、勤勉尽职、清正廉洁等方面”2。这些儒家思想文化内涵，成了明代贵阳循吏执政的重要行为标杆，对他们的为官之道与价值判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可见，官德教育对于官员价值判断和行为约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循吏的形成，离不开儒家官德的教育。当代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为百姓们办实事办好事，离不开高尚的为官道德与修养，而高尚官德的形成，则离不开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教育。因此，加强官德教育势在必行，至关重要，是每一位社会主义官员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官德培养应该注重发挥家庭道德教育的作用。《礼记》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3。把家庭道德教育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的高度，“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家族本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是中国传统道德关系以及道德规范形成的本源”4。在《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杨振文“为政平易不苛”5。其曾孙杨起瀛亦为循吏，“时云南盗贼群起，起瀛有才略，团练乡兵，屯守要害，政事修举，狱讼稀少，县境卒得安堵”6。潘维岳“知永平县，迁昆阳知州，以廉介自持，所至有惠政。卒之日，家无余赀”7。其子潘思聪“以清白闻。思聪援例起家，司武定府狱，虽在下位，能以仁厚存心举厥职”8。循吏李之仁，执政期间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百姓号为李公路，立碑以纪其事”1。其子李司宪“廉洁爱民，不阿徇权力，士民依赖之”2。可见，官德培养与家庭教育以及家人品德均息息相关，家庭的监督和教育，对为官者来说，是自律和他律的有机结合。
第四，树立榜样对官德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编修，一方面是为了歌颂明代贵阳循吏的光辉事迹，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后世的官吏树立廉洁公正、奉公守法、造福一方的优秀榜样和楷模。编修者采用此种手段来提高官员的自责、自律和自省，让他们恪守臣道，忠于职守，以此树立榜样加大宣传。
四、结语
《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所记载的三十九名循吏，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保障了百姓的利益，其光荣事迹和为官理念对后世有着积极影响，他们以其清廉节俭和公正廉明的人格魅力，为后世子孙树立了榜样、模范。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循吏清官资源，成立专门研究廉政文化的科研机构，举办廉政文化学术论坛，出版廉政文化宣传读物，广泛宣传当地廉政人物事迹，挖掘“以德治政”“勤政爱民”“选贤任能”“清廉节俭”“公平正义”“奉公守法”等古代廉政文化思想内涵，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与廉政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official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ru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fficials in Daoguang’s official Biography of Guiyang， and finall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reality， reveal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official Biography of Guiya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uling deeds and thoughts of the officials in Guiyang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ancient culture of the officials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morality and the building of a clean government.
Key words： Guiyang official Biography； officials in Gui Yang； governing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value
（責任编辑：厐思纯）
关键词：《贵阳府志·明循吏传》 循吏 执政特色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3-66-71
循吏亦称廉吏、良吏或能吏，相当于今人所理解的奉公守法、清廉自正、仁厚爱民、善施教化的好官。贵阳为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其中那些刚正不阿、勤政爱民、廉洁自守、克己奉公的循吏所流传下的事迹与精神，已然形成内涵丰富的古代贵阳廉政文化。这不仅是今天贵阳人的自豪，更是贵阳人应该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文章以清代道光年间所编的《贵阳府志·明循吏传》1中所记载的明代循吏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他们的执政特色和为官精神的同时，也力图以史为鉴，剖析传统社会中的循吏文化对当今中国的官德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設的启示意义。
一、循吏概念的界定与演变
什么是循吏？这是首先必须厘清的一个概念。只有了解了正史中对循吏这一概念的定义，以及循吏这一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的了解明代贵阳循吏的状况。所以有必要对循吏这一概念加以论述。
“循吏”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提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此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提到循吏这一概念，他认为循吏就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3。在司马迁看来，“奉职”“循理”和“奉法”是循吏必备的特征，官员只要恪守为官之道，遵循为官之理，尊奉国家法律，而不刻意或过多地干涉社会，就可以称得上循吏。“总之，司马迁循吏观念的学术底色是‘黄老之道’，他所推崇的是一种奉职循理、坚直廉正、不与民争利、‘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官”1。
东汉班固在继承司马迁的循吏观的同时，还将许多儒家观念融入到循吏这一概念里。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提到“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2 。在班固看来，由于西汉初期，黄老之道盛行，循吏在清静无为等思想的影响下，只要“奉职”“循理”“奉法”做好本职工作，无需过多干涉社会生活，文景时期，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循吏在“奉职”“循理”和“奉法”的基础上，执政期间还要有所建树，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从无为变成有为，同时还要具备清廉和公正的道德品质。
东汉之后正史中的《循吏传》（或称《能吏传》《良吏传》）对循吏这一概念的定义与班固的循吏观大致相同，认为循吏除了要做到“奉职”“循理”“奉法”“清廉”和“公正”之外，还要有政绩突出，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循吏就是指那些深受儒教思想影响，对于朝廷来说，能够依法办事、忠于职守、秉承朝廷旨意办事的封建官员，对于老百姓而言，能够从百姓的利益出发，爱民如子，造福一方，顺应民心的官吏。
二、《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
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编写也受历代《循吏传》的影响，所记载的三十九名明代循吏，他们“上自牧守，下迄县佐、乡官之微”3，“或以清洁著称，或以惠阖流泽，其兴教、奠民、均赋、恤刑、弭灾、备盗，各有其一节，洵不愧循良吏”4。他们要么具有清廉公正的道德品质，要么造福一方，广施恩惠，施政期间在奠民、均赋、恤刑、弭灾、备盗等方面颇有政绩。他们的执政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勤于政务，兴利除弊；二、推广文教，移风易俗；三、为官清廉，不蓄私财；四、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五、爱民如子，赈济贫弱；六、平贼备盗，保境安民。
（一）勤于政务，兴利除弊
《荀子》曰：“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5做有利于百姓的事，去除有害于百姓的事，这样百姓就会爱戴和倾心于他，因此，“勤于政务，兴利除弊”是历代循吏的治政传统。道光《贵阳府志》中的诸循吏，大都孜孜于政务，兴利除害，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与好事，他们为官一任，不负众望，造福一方。例如：嘉靖年间的彭县知县王梦说，“‘政在去民所害，而兴民所利，虚誉不沽，而民事自关心矣。’故梦说为政尚简静，留意民瘼，赋役之畸轻畸重，悉停调归于至当，百姓颂之，百余年不衰”6。万历年间的缙云县知县龙奋河，“明练庶政，吏无敢为奸，百姓讼牍，遇之必决，无少停滞，常加意抚循，为之兴利除弊。其去也，百姓爱恋之不已”1。这些循吏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兴利除弊的施政举措，使得治下百姓大为受益，继而稳定了社会秩序，赢得了百姓们的称颂。
（二）推广文教，移风易俗
《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2推广文教，移风易俗有利于促使百姓养成明礼守法的习惯，从而起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不仅是各级官员的岗位职责，更是《贵阳府志》中诸循吏的主要政绩之一。如景泰年间进士易贵“性刚正，而学问淹通，屡官州县，所至崇学校、恤民隐，遇事明断，不胁于势利。久之擢辰州知府，创制礼乐器，录士大夫冠婚丧祭乡相见之礼，镌板学宫，令士人常习之。于是，辰之人始知礼乐”3。正德年间云南府教授孟震“修洁简默，在职九年，未尝妄言笑。三日一课，诸生惰者，挞之以朴，诸生于乡党有过行咸知之，故咸业业自修谨，士习为之一变。至今云南人言善教者必曰孟学师。震前后再主乡试、六莅教官，咸有教法，号得人，时称‘六学先生’”4。正德十一年举人徐敷政，“学博行粹，官成都时尝课士以汲引为心，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及其去也，士林无不眷恋之”5。这些循吏既扮演了传播封建正统文化的管理者即“官”的角色，又扮演了传播儒家文化中的“师”的角色。在他们的推广文教、移风易俗的政策下，儒家礼教和传统道德根植于民间，提高了百姓的文化素质水平，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三）为官清廉，不蓄私财
《晏子春秋》云：“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6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清廉是对为官为吏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在《贵阳府志》中，清廉的循吏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成化年间洪雅县知县王让，“为政平恕，有惠民实政，又以廉洁自持，去之日，囊无一物。尝手植一柏于官廨，后人至今呼为王侯柏”7。弘治年间的马龙州知州萧韺，“居官有廉声，及其归也，家徒四壁立”8。嘉靖年间昆阳知州潘维岳，“以廉介自持，所至有惠政。卒之日，家无余赀”9。嘉靖年间中江知县王绍先“以清节著，一毫不取于民，民咸阴受其惠。卒以不能阿事上官，自乞归，去之日，士民思之”。隆庆年间蒙自知县周世用，“有清操，能爱民。去官之日，有以白金二两赠之者，世用坚却之。及归，囊橐萧然，殊不以为意。久之，卒于家”10。万历间官环知县杨州雁，“以节俭自持，临民有惠爱之心，不急名，不求利，百姓爱戴之”11。这些循吏廉洁从政、廉洁修身、廉洁自律、廉洁用权的行为，无不使治下百姓受益，从而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与爱戴。
（四）公正無私，不畏权贵
《淮南子》云：“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12为官者如果能做到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让老百姓听从，从而获得百姓们的爱戴。循吏为政地方，往往执法严明，刚正不阿，明察秋毫，铲除巨奸。例如：景泰年间进士易贵“性刚正，而学问淹通，屡官州县，所至崇学校、恤民隐，遇事明断，不胁于势利”1。弘治初期广通知县蒋哲，“刚介廉明，有古良吏风。沐氏以公世镇云南，其家奴怙势作威，前后知县皆为之抑挠。哲至，一绳之以法，其威虐为之顿止。久之卒于官，百姓哀思不已”2。嘉靖年间洪雅知县韩立“以廉介自持，处事咸有法度，吏不得而欺。在洪雅，巨奸积猾咸屏息，无敢撄其法纲者。”3以上循吏具备了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高尚品德，他们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扬善除恶，社会风气为之清净，老百姓为之受益。
（五）爱民如子，赈济贫弱
《尚书》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国家安宁。以此为基础，为官者就要敬民、重民、爱民，修善德行，敬畏人民大众的力量。循吏在地方施政时大多能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遇有鳏寡病残、贫穷无依者，循吏多会免其徭税，并且拿出自己的俸禄来救济灾民，如：嘉靖初年苍溪知县李辅，“值岁歉，盗贼纷起，辅捐俸银以赈之，恒属其士类、耆老，而推诚谕抚之，民心渐安”5。嘉靖年间潼川知县张厚，“有惠政。嘉靖七年潼川大饥，厚力请于上官，发帑金市粟他县以赈之，所全活者无算”6。弘治年间的马龙州知州萧韺，执政期间“州治狭隘，捐俸银以拓之”7 。此外，当百姓陷入朝廷或上官加派的徭役、贡赋的困境时，一些会挺身而出，甘冒风险，为民请命，不惜一身，甚至有以身殉职者，例如：崇祯年间湖州府同知杨大宾，“摄德清知县。岁大早，租赋无征。时军事旁午，国帑空虚，方议加税，上官不敢以闻，且催之严迫。大宾自刎以为民请命，幸未殊，家人救免，寻卒”8。上述循吏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彰显了他们的爱民之心，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缓解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六）平贼备盗，保境安民
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9在古代，官者是为保境、安民，促进社会发展之用。百姓期盼社会安稳、安居乐业，犹如花草唯求生态平衡。封山育林，则草木自长，民不受扰，则其业自旺。明清时期，地方时有盗贼出没，鱼肉百姓，威胁着百姓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循吏在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的同时，又承担起了维护社会稳定、弭灾备盗的重任。例如，正德年间南溪知县路义，“却馈遗，厘奸弊。时邻县有土寇，义修城以捍之，百姓赖焉”10。万历四十年举人许善所，“除南和知县，迁岳州同知，勤于吏事，以劳干著闻。寻以事降召南知县，值流贼围城，善所拒守，城卒得全”11。万历年间通海知县杨起瀛，“时云南盗贼群起，起瀛有才略，团练乡兵，屯守要害，政事修举，狱讼稀少，县境卒得安堵”12。崇祯年间官叶县训导朱新运，“崇祯五年叶县大水，土寇大起，进围县城，新运率乡勇拒守，城卒全，升叶县知县”13。隆庆年间贵阳人袁应福，“知来凤县，流寇将入境，应福日与士民商拒守之具，贼至，以有备，县境咸获全”1。以上循吏们平贼备盗，保境安民的行为，不仅消除了贼寇威胁地方政治统治的祸患，而且使得百姓免遭贼寇祸乱之苦，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当代价值
今日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演变发展而来，今日的官德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循吏的光荣事迹和执政理念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为今日官员干部的官德建设与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所具有的那种廉洁公正、勤政爱民、富有政绩等基本品行，依然为当今社会所必需。他们那些勤于政务，兴利除弊的做法；推广文教，移风易俗的实例；为官清廉，不蓄私财的情操；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精神；爱民如子，赈济贫弱的典型；平贼备盗，保境安民的政绩，均对造福百姓、维护社会安稳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所在社会时代更是差别甚大，但是他们的道德境界之光辉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褪色。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精神境界值得今日的官员去学习，去继承、去发扬。
第二，良好官德的形成需要后天的长期培养和教育。道光《贵阳府志》中的明朝循吏多为举人或进士出身，数十年间深受儒家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儒家官德思想内涵丰富，“其主要内容有公忠为国、以民为本、立身持正、勤勉尽职、清正廉洁等方面”2。这些儒家思想文化内涵，成了明代贵阳循吏执政的重要行为标杆，对他们的为官之道与价值判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可见，官德教育对于官员价值判断和行为约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循吏的形成，离不开儒家官德的教育。当代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为百姓们办实事办好事，离不开高尚的为官道德与修养，而高尚官德的形成，则离不开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教育。因此，加强官德教育势在必行，至关重要，是每一位社会主义官员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官德培养应该注重发挥家庭道德教育的作用。《礼记》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3。把家庭道德教育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的高度，“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家族本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是中国传统道德关系以及道德规范形成的本源”4。在《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杨振文“为政平易不苛”5。其曾孙杨起瀛亦为循吏，“时云南盗贼群起，起瀛有才略，团练乡兵，屯守要害，政事修举，狱讼稀少，县境卒得安堵”6。潘维岳“知永平县，迁昆阳知州，以廉介自持，所至有惠政。卒之日，家无余赀”7。其子潘思聪“以清白闻。思聪援例起家，司武定府狱，虽在下位，能以仁厚存心举厥职”8。循吏李之仁，执政期间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百姓号为李公路，立碑以纪其事”1。其子李司宪“廉洁爱民，不阿徇权力，士民依赖之”2。可见，官德培养与家庭教育以及家人品德均息息相关，家庭的监督和教育，对为官者来说，是自律和他律的有机结合。
第四，树立榜样对官德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编修，一方面是为了歌颂明代贵阳循吏的光辉事迹，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后世的官吏树立廉洁公正、奉公守法、造福一方的优秀榜样和楷模。编修者采用此种手段来提高官员的自责、自律和自省，让他们恪守臣道，忠于职守，以此树立榜样加大宣传。
四、结语
《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所记载的三十九名循吏，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保障了百姓的利益，其光荣事迹和为官理念对后世有着积极影响，他们以其清廉节俭和公正廉明的人格魅力，为后世子孙树立了榜样、模范。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循吏清官资源，成立专门研究廉政文化的科研机构，举办廉政文化学术论坛，出版廉政文化宣传读物，广泛宣传当地廉政人物事迹，挖掘“以德治政”“勤政爱民”“选贤任能”“清廉节俭”“公平正义”“奉公守法”等古代廉政文化思想内涵，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与廉政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official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ru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fficials in Daoguang’s official Biography of Guiyang， and finally， which was based on the reality， reveal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official Biography of Guiya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uling deeds and thoughts of the officials in Guiyang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ancient culture of the officials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morality and the building of a clean government.
Key words： Guiyang official Biography； officials in Gui Yang； governing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value
（責任编辑：厐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