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增长可能加速。然而，如果有一些下行风险成为现实，也不能排除当前扩张演变成另一场全球经济放缓的可能性。
　　虽然全球经济在过去两年间持续增长，但其实一直在快速扩张和减速之间来回摇摆。而在此期间曾出现过两个特别的事件，导致美国和全球股票价格下跌约10%。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2015年8月-9月，当时许多观察家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硬着陆；第二个事件出现在2016年1月-2月，也源自对中国的担忧，但投资者更担心美国经济停滞、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崩溃、美联储快速加息，以及欧洲和日本的非常规负利率货币政策。
　　每个减速事件都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然后股票价格的调整开始扭转。投资者的恐惧并未得到证实，各大央行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在美联储方面，则是暂停了加息动作。
　　我们可以引用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后的时期作为第三个例子。但由于英国经济规模较小，且当时执行的是货币宽松政策，所以这一事件持续时间更短，也并未造成全球经济放缓。
　　我们可能生活在IMF所谓的“新平庸”低增长潜力时期，中国将其称之为“新常态”。但美国、欧洲和欧元区、日本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的经济活动已经有所回升。
　　在新刺激措施的帮助下，中国的增长率已经稳定下来。而像印度、其他亚洲国家，甚至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也有所改善。因此，在美国总统大选激发“特朗普交易”前，就已经出现了标志进入温和全球扩张新阶段的“通货再膨胀交易”。
　　来自全球的数据表明，目前增长可能加速。然而，如果有一些下行风险成为现实，也不能排除当前扩张演变成另一场全球经济放缓的可能性。比如市场对特朗普的态度过于乐观。这位新总统目前依旧无法通过其提出的任何激进增长政策；他所做的任何政策变化都将影响有限。与新政府的预测相反，美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从2%加速到3%基本无望。同时，市场又低估了特朗普政策建议的风险。特朗普政府仍然可能采取将引发贸易战的保护主义措施，实行可能削减劳动力供给从而导致增长放缓的移民限制措施。
　　此外，特朗普可能继续执行社团主义式的微观经济管理模式，这将破坏私营部门的投资、就业、生产和定价决策。而其财政政策提案可能对已经接近充分就業的美国经济体注入过度刺激。这将迫使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导致长期借款成本攀升、美元走强，使美国复苏受阻。
　　事实上，特朗普引入了如此巨大的财政不确定性，导致美联储很可能在自身决策中出现失误。如果美联储加息速度不够快，通胀就可能失控。于是美联储必须迅速提高利率，而此举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产生的相关风险是，加息太慢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而势必消退的泡沫又将带来一系列风险：信贷市场冻结、失业率骤升、消费下滑等。
　　市场也低估了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而其中许多风险源自特朗普令人困惑且冒险性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全球经济可能因多种涉及美国的状况而产生不稳定。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发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或军事冲突可能引发石油供应冲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
　　但特朗普不是唯一的全球风险。中国采取了新一轮的信贷驱动型固定资产投资来稳定增长率，这意味着它将在中期内面对更多有毒资产、债务、杠杆和产能过剩。如果中国不在明年启动结构性改革并遏制债务爆炸，硬着陆的风险将卷土重来。
　　在其他地区，荷兰和法国大选结果降低了民粹主义者在欧洲上台的风险。但欧盟和欧元区仍处于经济萧条中。如果持反欧元立场的五星运动党在今年秋初的意大利下一轮选举中上台，那么市场对欧元区瓦解的恐惧将恢复。
　　2018年，要实现更为强劲和持续的全球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避免可能破坏复苏的错误举措。幸运的是，至少我们知道错误最有可能出现在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