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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有厚得” 民生 分配
近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民生幸福标杆”目标。其中，如何认识和实现“劳有厚得”？是理论和实践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劳”是指劳动。劳动者包括科技人员、社科人员、管理人员、白领、蓝领等。劳有厚得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意见》开篇就明确深圳“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与此相适应，深圳在“劳有厚得”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人均GDP在全国城市中属最高，劳动收入较高
深圳改革開放40年的GDP增速领先于全国，其人均GDP在全国也是最高。从2018年人均GDP看，我国城市的水平呈现出三个梯队，除了资源型城市——东营、鄂尔多斯外，第一梯队是深圳，人均超过3万美元，第二梯队北上广等10个城市，人均略略超过2万美元，第三梯队是全国人均接近1万美元。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低度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以上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以上属于高度发达国家。深圳属于世界“初等发达”，深圳南山区2018年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进入世界“高度发达”行列。
（二）高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互联网、金融、业绩优前景好的公司
深圳作为创新城市，创新劳动一直创造着巨大的财富，创新者也有着优厚的收入待遇。其中IT、金融是深圳的金字招牌。
1.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工资。腾讯1998年在深圳注册成立，现今成长为排在阿里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马化腾作为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成为世界华人首富。腾讯5万多员工月平均工资7万元。相当于年平均工资约12万美元。华为员工工资没有腾讯高，工作五年以上约50万元以上，但非常诱人的是股票是每年增配，分红是每年提高。
2.金融业在深圳的发展非常快。按照2018年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平均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2017年人均约27.6万元。深圳金融创造的GDP占深圳GDP总量超过15%，从业人员约20万人。
3.上市公司。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宏信证券共同发布《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8）》指出，如果把深圳上市公司视为一个“经济体”，那么它在2017年的生产总值相当于深圳市地方生产总值的59.6%;研发投入相当于深圳市研发投入总额的84.6%;从业人数相当于深圳市单位从业人员总数的56.8%;贡献税收相当于深圳市税收总量的70.6%;经济增速是深圳经济增速的2.43倍。
（三）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均有“厚得”
在深圳，只要肯干肯学肯钻研，收入都比内地多。以人们普遍认为的最底层的工种——家政——为例，在需求侧：需求量大，需求层次高，深圳有的家庭请两个保姆，一个负责家务，一个负责育婴;还有的家庭需要本科毕业并熟练掌握英语的育婴师等;从供给侧看，家政公司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家政队伍的人员素质越来越高，文凭层次也越来越高。与内地相比，同样是家政，深圳家政工作者群体量大，工作量饱满，收入稳定并比内地高很多。正规育婴嫂目前最低月纯收入（刨除吃住费用）达到8000元，高者可达2万元，两年纯收十多万元以上，很多家政人员用这十几万元回内地创业，生活质量迅速提升。
深圳要作为民生标杆，仅仅有上述厚得是不够的。
（一）厚得群体不够大，厚得的标杆也不够高
从群体看，主要集中在南山、福田。宝安人均GDP仅2万美元。从国际城市看，2018年纽约人均12万美元，东京人均7.8万美元。从国家看，全球有30多个国家达到人均3万美元，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从亚洲“四小龙”看，新加坡遥遥领先，达到6.4万美元，其水平在所有国家中排第7位。香港、日本、韩国均略高于深圳。但深圳的发展速度遥遥领先，达到7.6%（见下表1）。可见，深圳的人均GDP在未来依然有较大涨幅。
（二）社会对厚得认识不清，不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劳动的社会风气
现实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认识过于狭小，对创新劳动重视不够。中国社会对劳动常常理解为从事“形而下”之工作，将劳动者理解为技术含量低、脑力要求低、创新能力低的工作者，即俗称的“蓝领”。如此，把大量的“形而上”的工作者排斥在“劳动”者外，把大量的技术含量高、脑力要求高、创新能力高的工作者排斥在“劳动者”之外。这里说的主要是大众的“劳动”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意识是科学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同时，现实社会缺少“厚得”意识。由于对劳动的认识过于狭小，因此，人们通常不会联系劳动来理解“厚得”。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是“富裕”的概念。可是在中国话语中，富裕概念是与贫困概念相对应的。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同时，人们对富裕者常常心存疑虑，怀疑富裕来路不正。而恰恰确实有不少富裕来源于腐败等。因此，富裕的概念并不能让大众或者富裕者有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而如果厚得与劳动概念联系在一起，厚得之人就会安心很多。
（三）政府对“劳有厚得”缺乏明确引导和规划 政府实际的政策指引主要是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指导，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它建立的是“劳动”与“多得”的关系。多与少相对。在民众意识里，优于少即为多。而“厚得”之厚，乃优厚、厚实、殷厚。相比多而言，不仅是量的多少，而且是质的殷实。是一种踏实。但“厚得”是新提法，理论界没有什么研究，实践缺少探索，政府也缺乏认识和梳理，更谈不上引导和规划。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推动“劳动最光荣”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与财富的关系有明确的论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进而提出要“造福劳动者”，要“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其次，在社会风气方面提出“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最后，提出了“科学劳动”的要求，指出：“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这是党的劳动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对为什么、怎么样推动“劳有厚得”有重要意义。
（二）进一步扩大中产阶层数量
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必然形成与中产阶层收入相适应的新消费需求，对拉动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但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达到了60%的水平。如何進一步推动中产阶层的壮大，深圳应该先行探索。
劳有厚得是劳有所得的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按劳分配，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该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劳有所得”确定为我国民生发展目标之一，它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深圳人均GDP近3万美元，高于全国的1万美元水平。应该在“劳有厚得”方面提供经验。
（三）政府应对劳有厚得进行整体规划和引领
一般认为，“蓝领”的劳动收入低于“白领”的劳动收入。其根源在于技术含量低。如何提高“蓝领”工人的收入，这是需要规划的。德国等发达国家在高中阶段就把人才分成两类，一类是动手能力强的，读职业高中、职业大学是更好的出路。另一类是思辨能力强的，读普通高中普通大学是更好的出路。因此，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大体是五比五。他们将动手能力强的也看作人才加以培养。其职业教育体系完备，能够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德国一个普通的瓷砖工人，要学习贴瓷砖的科学流程、科学运作，并拥有相关科学知识和科学数据，有科学含量，工资也高。深圳的瓷砖工，大多凭借经验。面对装修客户讲不清楚相关的技术标准。社会认为其技术含量低，不可能支付高工资。深圳读职业高中的学生只能升学至大学，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号称全国职业院校的清华、北大，完全有能力招收、培养研究生、博士生，政府应给予支持。近年来深圳有的公司探索提升蓝领的技术水准。例如，有的家政公司打出“4小时日式保洁：全屋6区40项大少 基础擦窗”，收费比普通公司高20%以上。政府可以在这些企业探索的基础上，推动“蓝领”人才朝高技术含量人才发展。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八级工，今天依然可借鉴。
总之，“劳有厚得”是中央关于劳动的新提法，新要求，也是民生幸福的极其重要的内容，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实践贯彻落实。
近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民生幸福标杆”目标。其中，如何认识和实现“劳有厚得”？是理论和实践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深圳在“劳有厚得”方面呈现的特征
“劳”是指劳动。劳动者包括科技人员、社科人员、管理人员、白领、蓝领等。劳有厚得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意见》开篇就明确深圳“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与此相适应，深圳在“劳有厚得”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人均GDP在全国城市中属最高，劳动收入较高
深圳改革開放40年的GDP增速领先于全国，其人均GDP在全国也是最高。从2018年人均GDP看，我国城市的水平呈现出三个梯队，除了资源型城市——东营、鄂尔多斯外，第一梯队是深圳，人均超过3万美元，第二梯队北上广等10个城市，人均略略超过2万美元，第三梯队是全国人均接近1万美元。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低度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以上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以上属于高度发达国家。深圳属于世界“初等发达”，深圳南山区2018年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进入世界“高度发达”行列。
（二）高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互联网、金融、业绩优前景好的公司
深圳作为创新城市，创新劳动一直创造着巨大的财富，创新者也有着优厚的收入待遇。其中IT、金融是深圳的金字招牌。
1.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工资。腾讯1998年在深圳注册成立，现今成长为排在阿里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马化腾作为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成为世界华人首富。腾讯5万多员工月平均工资7万元。相当于年平均工资约12万美元。华为员工工资没有腾讯高，工作五年以上约50万元以上，但非常诱人的是股票是每年增配，分红是每年提高。
2.金融业在深圳的发展非常快。按照2018年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平均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2017年人均约27.6万元。深圳金融创造的GDP占深圳GDP总量超过15%，从业人员约20万人。
3.上市公司。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宏信证券共同发布《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8）》指出，如果把深圳上市公司视为一个“经济体”，那么它在2017年的生产总值相当于深圳市地方生产总值的59.6%;研发投入相当于深圳市研发投入总额的84.6%;从业人数相当于深圳市单位从业人员总数的56.8%;贡献税收相当于深圳市税收总量的70.6%;经济增速是深圳经济增速的2.43倍。
（三）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均有“厚得”
在深圳，只要肯干肯学肯钻研，收入都比内地多。以人们普遍认为的最底层的工种——家政——为例，在需求侧：需求量大，需求层次高，深圳有的家庭请两个保姆，一个负责家务，一个负责育婴;还有的家庭需要本科毕业并熟练掌握英语的育婴师等;从供给侧看，家政公司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家政队伍的人员素质越来越高，文凭层次也越来越高。与内地相比，同样是家政，深圳家政工作者群体量大，工作量饱满，收入稳定并比内地高很多。正规育婴嫂目前最低月纯收入（刨除吃住费用）达到8000元，高者可达2万元，两年纯收十多万元以上，很多家政人员用这十几万元回内地创业，生活质量迅速提升。
二、存在的问题
深圳要作为民生标杆，仅仅有上述厚得是不够的。
（一）厚得群体不够大，厚得的标杆也不够高
从群体看，主要集中在南山、福田。宝安人均GDP仅2万美元。从国际城市看，2018年纽约人均12万美元，东京人均7.8万美元。从国家看，全球有30多个国家达到人均3万美元，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从亚洲“四小龙”看，新加坡遥遥领先，达到6.4万美元，其水平在所有国家中排第7位。香港、日本、韩国均略高于深圳。但深圳的发展速度遥遥领先，达到7.6%（见下表1）。可见，深圳的人均GDP在未来依然有较大涨幅。
表1
（二）社会对厚得认识不清，不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劳动的社会风气
现实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认识过于狭小，对创新劳动重视不够。中国社会对劳动常常理解为从事“形而下”之工作，将劳动者理解为技术含量低、脑力要求低、创新能力低的工作者，即俗称的“蓝领”。如此，把大量的“形而上”的工作者排斥在“劳动”者外，把大量的技术含量高、脑力要求高、创新能力高的工作者排斥在“劳动者”之外。这里说的主要是大众的“劳动”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意识是科学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同时，现实社会缺少“厚得”意识。由于对劳动的认识过于狭小，因此，人们通常不会联系劳动来理解“厚得”。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是“富裕”的概念。可是在中国话语中，富裕概念是与贫困概念相对应的。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同时，人们对富裕者常常心存疑虑，怀疑富裕来路不正。而恰恰确实有不少富裕来源于腐败等。因此，富裕的概念并不能让大众或者富裕者有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而如果厚得与劳动概念联系在一起，厚得之人就会安心很多。
（三）政府对“劳有厚得”缺乏明确引导和规划 政府实际的政策指引主要是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指导，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它建立的是“劳动”与“多得”的关系。多与少相对。在民众意识里，优于少即为多。而“厚得”之厚，乃优厚、厚实、殷厚。相比多而言，不仅是量的多少，而且是质的殷实。是一种踏实。但“厚得”是新提法，理论界没有什么研究，实践缺少探索，政府也缺乏认识和梳理，更谈不上引导和规划。
三、提升对“劳有厚得”的认识和引领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推动“劳动最光荣”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与财富的关系有明确的论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进而提出要“造福劳动者”，要“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其次，在社会风气方面提出“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最后，提出了“科学劳动”的要求，指出：“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这是党的劳动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对为什么、怎么样推动“劳有厚得”有重要意义。
（二）进一步扩大中产阶层数量
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必然形成与中产阶层收入相适应的新消费需求，对拉动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但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达到了60%的水平。如何進一步推动中产阶层的壮大，深圳应该先行探索。
劳有厚得是劳有所得的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按劳分配，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该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劳有所得”确定为我国民生发展目标之一，它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深圳人均GDP近3万美元，高于全国的1万美元水平。应该在“劳有厚得”方面提供经验。
（三）政府应对劳有厚得进行整体规划和引领
一般认为，“蓝领”的劳动收入低于“白领”的劳动收入。其根源在于技术含量低。如何提高“蓝领”工人的收入，这是需要规划的。德国等发达国家在高中阶段就把人才分成两类，一类是动手能力强的，读职业高中、职业大学是更好的出路。另一类是思辨能力强的，读普通高中普通大学是更好的出路。因此，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大体是五比五。他们将动手能力强的也看作人才加以培养。其职业教育体系完备，能够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德国一个普通的瓷砖工人，要学习贴瓷砖的科学流程、科学运作，并拥有相关科学知识和科学数据，有科学含量，工资也高。深圳的瓷砖工，大多凭借经验。面对装修客户讲不清楚相关的技术标准。社会认为其技术含量低，不可能支付高工资。深圳读职业高中的学生只能升学至大学，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号称全国职业院校的清华、北大，完全有能力招收、培养研究生、博士生，政府应给予支持。近年来深圳有的公司探索提升蓝领的技术水准。例如，有的家政公司打出“4小时日式保洁：全屋6区40项大少 基础擦窗”，收费比普通公司高20%以上。政府可以在这些企业探索的基础上，推动“蓝领”人才朝高技术含量人才发展。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八级工，今天依然可借鉴。
总之，“劳有厚得”是中央关于劳动的新提法，新要求，也是民生幸福的极其重要的内容，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实践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