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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上属于蜜罐子里泡大的21世纪的新新大学生，只是临近毕业，烦恼接踵而至，要找一份对得起自己十六年寒窗苦读的工作还真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在经历了深圳实习之后，更是感叹生活的艰辛。
深圳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一边是灯红酒绿、夜夜欢歌，一边是乞丐露宿街头、民工衣衫褴褛。我实习的××报社坐落在深圳数一数二的写字楼里。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过去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
可是当我从写字楼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原来只是活在了空中楼阁里，并不是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曾经视而不见的人群当中，我是那么地突兀与格格不入，我的优越感瞬间荡然无存。
走进80分贝的车间
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关外工厂区高达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每小时两块钱。
工人进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工钱的。即便如此，厕所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去的时候必须由领班来顶替，机器绝对不能停下来。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是几个在电视和报纸上频繁出现的名词罢了。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予奖励一等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是奖励人民币5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就是所谓的奖金。不过，五块钱在深圳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然而，在宽敞明亮的经理办公室里，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老板却递给了我一个红包。我婉言谢绝了，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的手必须对得起我的良心。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
潜入传销虎穴
在去龙岗卧底暗访传销之前，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一个打工仔，我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地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上的“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的“Teva”——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做民工是需要“打扮”的。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那纯粹是多此一举。就算我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知道它有多值钱，没准儿会以为是和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
在所谓的“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听得我忍不住想笑。可是看看周围那些充满渴望的眼神，笑也变成了泪往肚里咽。在我身边随便找出一人，都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并奋斗着。
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心虚地将“学历”写成了大专，其他的不敢写，怕露馅。就是这样一份极其寒酸的“简历”却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在这群人中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了些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无知的人们不由得不信。
晚上到了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左右的屋子地上密密麻麻铺满了28床席子，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
一个退伍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欢迎，因为他们承受得起的只有这个了。
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但那个味道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接触水客人生
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而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大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边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被抓的话，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
阿文是一个拥有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我跟着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地脱光衣服，用胶纸把手机绑在身上，足足绑了一百部，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身材却依然不走样。为此他很是自豪地对我说，走路也不会变型。
看着他自豪的神情，我无语。而深圳大概有两三万这样的人扛着脑袋讨生活，这还是深圳海关的官方纪录。
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因为我知道那样做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一起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此而被警察带走。
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背影
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专版，我去梧桐山采访一个山顶哨所。
车子行驶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车窗外断断续续可见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我很纳闷这偏僻的山路上怎么会冒出那么多好车。经旁人点拨才知道，深圳有钱人最近流行到山上打山泉，据说有益养生和健康。恍然之余，我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顶着七月的骄阳正在埋头铺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可以方便地喝到甘甜又延年益寿的“农夫山泉”。
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没人理她，我听见记者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她去信访中心。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前辈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卖身救夫”，这个只在小说里才出现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21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
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越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窗，后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潇洒挥杆的“人”们……
写在最后
如今，一切都已成往事，而我依然住在大学宿舍里，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礼貌地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年轻的他们在与自己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一苇辑）
深圳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一边是灯红酒绿、夜夜欢歌，一边是乞丐露宿街头、民工衣衫褴褛。我实习的××报社坐落在深圳数一数二的写字楼里。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过去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
可是当我从写字楼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原来只是活在了空中楼阁里，并不是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曾经视而不见的人群当中，我是那么地突兀与格格不入，我的优越感瞬间荡然无存。
走进80分贝的车间
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关外工厂区高达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每小时两块钱。
工人进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工钱的。即便如此，厕所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去的时候必须由领班来顶替，机器绝对不能停下来。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是几个在电视和报纸上频繁出现的名词罢了。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予奖励一等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是奖励人民币5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就是所谓的奖金。不过，五块钱在深圳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然而，在宽敞明亮的经理办公室里，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老板却递给了我一个红包。我婉言谢绝了，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的手必须对得起我的良心。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
潜入传销虎穴
在去龙岗卧底暗访传销之前，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一个打工仔，我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地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上的“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的“Teva”——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做民工是需要“打扮”的。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那纯粹是多此一举。就算我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知道它有多值钱，没准儿会以为是和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
在所谓的“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听得我忍不住想笑。可是看看周围那些充满渴望的眼神，笑也变成了泪往肚里咽。在我身边随便找出一人，都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并奋斗着。
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心虚地将“学历”写成了大专，其他的不敢写，怕露馅。就是这样一份极其寒酸的“简历”却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在这群人中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了些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无知的人们不由得不信。
晚上到了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左右的屋子地上密密麻麻铺满了28床席子，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
一个退伍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欢迎，因为他们承受得起的只有这个了。
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但那个味道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接触水客人生
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而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大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边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被抓的话，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
阿文是一个拥有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我跟着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地脱光衣服，用胶纸把手机绑在身上，足足绑了一百部，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身材却依然不走样。为此他很是自豪地对我说，走路也不会变型。
看着他自豪的神情，我无语。而深圳大概有两三万这样的人扛着脑袋讨生活，这还是深圳海关的官方纪录。
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因为我知道那样做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一起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此而被警察带走。
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背影
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专版，我去梧桐山采访一个山顶哨所。
车子行驶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车窗外断断续续可见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我很纳闷这偏僻的山路上怎么会冒出那么多好车。经旁人点拨才知道，深圳有钱人最近流行到山上打山泉，据说有益养生和健康。恍然之余，我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顶着七月的骄阳正在埋头铺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可以方便地喝到甘甜又延年益寿的“农夫山泉”。
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没人理她，我听见记者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她去信访中心。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前辈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卖身救夫”，这个只在小说里才出现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21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
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越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窗，后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潇洒挥杆的“人”们……
写在最后
如今，一切都已成往事，而我依然住在大学宿舍里，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礼貌地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年轻的他们在与自己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一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