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海尔管理层MBO和格林柯尔并购的质疑相继见诸媒体。郎咸平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其中有利用法律漏洞掠夺国有资产行为，此说引发公众激烈讨论。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在香港以个人名义起诉郎咸平，郎咸平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立场。
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网页上发表声明，题为《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对郎咸平表示支持。
8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接受《证券市场周刊》和《经济观察报》联合采访，就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及其舆论环境、经济学家的学术立场和舆论角色等问题发表看法；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演讲中，张维迎再次表达类似观点。
8月28日，郎咸平在“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表示，经济学家是不应当为某一个利益集团说话的，他要代表中小股东利益，促使职业经理人必须承担信托责任。
郎、张二人的不同观点和态度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
以下是对郎咸平、张维迎二人主要观点的综合节录，主要来源于各自的演讲、声明或对媒体发表的系统性观点，除为文字通顺而作的改动，本刊保持各自的原意和表达风格。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朗咸平：警惕合谋掠夺国有资产
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者竞争的问题，而是民间资本包括国企老总打着"国退民进"招牌大肆剥削国有资产。现在是国有资产处于劣势，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联合起来"剥削"国有资产。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禁止这些人剥削国有资产。
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都是合法掩护非法，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
MBO（Management Buy Out，管理层收购 ）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海尔就是一个曲线MBO。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股票是全流通的，但是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收购在外的股份，即Buy Out，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Buy In了，而且还自己制定价格。
张维迎：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堪忧
所有涉及到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中可以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这20年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现在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就被提出来。最近在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动向，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被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偷盗、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部分言论甚至认为，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中国企业家就是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学者的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独立于社会大众或者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其实在这个社会最难的不是骂企业家或者政府，最难的是敢不敢对舆论大众保持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如果不敢骂就一定认为这个人拿了企业家的好处。如果说拿了别人的好处应该感谢别人的话，我想全社会应该感谢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我们有不少的媒体应该反思一下，都应该变得成熟起来，你们不要动辄说这些人有社会良知，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社会良知。这只会阻碍学术的争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应该依靠内部来进行解决。
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网页上发表声明，题为《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对郎咸平表示支持。
8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接受《证券市场周刊》和《经济观察报》联合采访，就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及其舆论环境、经济学家的学术立场和舆论角色等问题发表看法；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演讲中，张维迎再次表达类似观点。
8月28日，郎咸平在“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表示，经济学家是不应当为某一个利益集团说话的，他要代表中小股东利益，促使职业经理人必须承担信托责任。
郎、张二人的不同观点和态度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
以下是对郎咸平、张维迎二人主要观点的综合节录，主要来源于各自的演讲、声明或对媒体发表的系统性观点，除为文字通顺而作的改动，本刊保持各自的原意和表达风格。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朗咸平：警惕合谋掠夺国有资产
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者竞争的问题，而是民间资本包括国企老总打着"国退民进"招牌大肆剥削国有资产。现在是国有资产处于劣势，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联合起来"剥削"国有资产。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禁止这些人剥削国有资产。
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都是合法掩护非法，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手法和过程惊人地类似。
MBO（Management Buy Out，管理层收购 ）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海尔就是一个曲线MBO。在美国，企业MBO没有问题，因为股票是全流通的，但是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收购在外的股份，即Buy Out，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Buy In了，而且还自己制定价格。
张维迎：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堪忧
所有涉及到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中可以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这20年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现在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就被提出来。最近在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动向，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被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偷盗、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部分言论甚至认为，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中国企业家就是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学者的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独立于社会大众或者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其实在这个社会最难的不是骂企业家或者政府，最难的是敢不敢对舆论大众保持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如果不敢骂就一定认为这个人拿了企业家的好处。如果说拿了别人的好处应该感谢别人的话，我想全社会应该感谢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我们有不少的媒体应该反思一下，都应该变得成熟起来，你们不要动辄说这些人有社会良知，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社会良知。这只会阻碍学术的争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应该依靠内部来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