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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 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 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关键词]边疆类型;边疆治理模式;内部环境;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2-0041-08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中期成果，（2017AZD0019）、北华大学2017年校级青年课题“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类课程产学研一体化改革”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芳（1982），
北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政治学、社会工作。吉林 吉林 132013 吴楚克（1960），男，内蒙古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政治学、跨界民族研究。北京 100081
一、研究缘起
美国大国崛起的路径中，其边疆拓展经历了从“大陆边疆” 到“海洋边疆”“太空边疆”或“高边疆”[1]，从“内陆边疆”到“利益边疆”“海外边疆”“全球边疆”[2]的现实延展。而今，正逢中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中国正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以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加入全球治理。中国边疆在空间上得以重塑，成为一个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中心，使中国边疆发展进入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范围。[3]这种历史要求促使学术界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努力构建内外沟通的边疆治理结构与研究范式。
方盛举提出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对内拱卫国家核心区，对外辐射周边国家，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提升国家社会治理效能，建构中华文化认同，建设美丽中国，落实周边外交战略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4]何明提出边疆是国家型塑以及多重力量互动的产物，具有建构性、交错性和矛盾性的特征。领土边界、民族分布、民族矛盾、国家间冲突等要素共同作用，致使边疆同时存在着阻隔性与联通性的二重性。在不同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对立冲突与互联互通两种策略的选择、运用与平衡成为边疆治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何明认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模式大体上分为放任型、强制型和刚柔相济型等模式。[5]方盛举、吕朝辉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软治理包含基于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塑造，“民为本”的价值追求、“政治关怀”的政策导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合法性建构的重视等要素和范畴。硬治理是基于边疆产业发展、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强调经济发展、法治和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至上性。软硬与强弱结合的2×2矩阵，把边疆治理模式分成四类：“强软治理、弱硬治理”“弱软治理、强硬治理”“弱软治理、弱硬治理”“强软治理、强硬治理”，提出“均势有力、双箭齐放”的“強软治理、强硬治理”模式是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现实诉求和未来选择。[6]杨鹍飞提出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 2×2 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 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 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 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 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7]张健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地位与关系直接决定着某一阶段或某一国家边疆治理的性质与面貌，以此为参照，可将边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四种类型。[8]谢尚果、张洪石提出 “合”边聚民边疆社会治理方略，旨在通过各类合作的开展，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基础，推进口岸型城镇化建设，进而推动边疆社会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以及边疆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最终达到兴边、强边、固边、睦边的边疆社会治理目标。[9]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美全球战略的分野，中国迎来了从安全到发展，从保守到开放，从合作到共享，从一元单一主体到多方协同共治，以建设强大边疆为主要目标的边疆治理模式转变。本文针对杨鹍飞研究员提出的四类边疆类型及对应的治理路径进行回应、拓展和丰富，力求在内外沟通层面多做文章，以推动边疆研究的进一步转型。该模式拓展了传统理论界对边疆类型的划分，并且加入了动态发展变化的方向性因素。传统理论局限于海、陆、空的三维地理纬度，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传统五维度，虽然有拉铁·摩尔流动的边疆[10]的动态启示，但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动态变迁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尤显不足。该模式亦有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此四种类型仅仅建立在国内陆地边疆视域下，缺少海陆空结合的国际视野，缺乏外交元素考量。
二、国际关系与国家发展程度两维度拓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中国边疆研究不能缺失国际视域，而国际视域亦从安全与发展两维出发，即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包含良好与不良两个方向;二是与中国接壤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含发达与不发达两个方向。国内因素中划分的四种类型，加入国际因素中四种取向，可划分为4×4矩阵十六种类型，尚能完整的概括中国整体边疆类型及其历史上的动态变化。在国际关系视域下，一方面，与之接壤国家的发达程度，决定了能提供给各个边疆省份的商业开放机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先受益的是在海上边疆中与西方发达国家接壤的沿海省份，而内陆省份因发展机会缺失，错过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刻影响着各边疆省份的安全程度、开放程度。一旦关系良好，开放程度高，各种合作机会纷至沓来，一旦关系恶化，保守趋势占上风，各种合作被切断，沟通渠道被堵截，甚至进入短期备战状态，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当地安全稳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吉林、辽宁两省经济受中韩、中日关系影响较大，福建受台海局势影响较大。 国内因素中，社会安全属性和经济发展属性会受一些政治因素（制度、政策）、经济因素（发展战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国际因素中，国家间关系受地缘政治、国际秩序变动、大国博弈、利益分配等因素影响，接壤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般保持稳定，但在长时段中又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接壤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受到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因素影响，在以中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国关系中，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站队原则，一部分国家靠近欧美，一部分国家选择支持中国。在中国周边国家中，一部分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一部分国家处于奉行“摇摆”战略，一部分国家选择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国际选择中共进退。综合考虑四种因素及其动态变化，能够更完整的揭示出各个地区所属的边疆类型、历史阶段及其动态发展过程。
三、边疆类型拓展
综合考虑国内安全、国内发展、国际关系、国际发展四个因素，各自两个方向的动态变化，分出十六种类型。在名称命名选择上，国内因素部分笔者沿用了杨鹍飞的分类，但将名称进行了部分更改，更改后如下：边缘型、安定型、风险型、中心型。国际因素部分总结出四类名称：封闭型、封锁型、合作型、共享型。两种分类如下图：
（一）安全合作模式
边疆治理主体采取安全优先的思路，保持边疆社会稳定，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寻求国际合作，之后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模式适用于内部矛盾尖锐，社会安全稳定比较低的区域，优先解决安全问题，优化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与区域安全合作战略，建构比较安全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在安全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与合作。
（二）安全孤立模式
由于与相关周边国家关系无法调和，边疆治理主体放弃改善关系，甚至做好战争准备，内部采取安全优先的思路，保持边疆社会稳定。在孤立模式下，经济发展速度会放缓，可以寻求边疆向内开放的路径，利用中心区域援助，共享资本、资源、人才、技术和市场，完成经济发展。这一模式有助于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增强国家内部区域合作与内部团结。
（三）发展合作模式
该模式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用“发展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运用一切国际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使民族、宗教矛盾在发展中化解。 但由于边疆社会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该模式适用于有一定社会稳定基础的区域。
（四）发展孤立模式
该模式适合于境外分裂势力较为猖獗的边疆地区，但孤立策略下，发展经济需要有更多的政府投入、更高的执政能力、更强的区域内部合作、沟通的意愿与能力。对外必要时可以实施远交近攻战略。该模式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能够吸引到其他国家投资，经济上可以依靠欧美国家的资本和市场，政治上可以有效孤立一些干扰势力。孤立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对印度、韩国等国家。
（五）“钟摆”模式
这种模式是一种现实主义思维，执政主体将内部发展、安全，与对外合作、孤立作为边疆向“中心共享型”发展的手段。内部安全出现较大问题时，便采取强制措施控制社会稳定;当局势稳定后，则采取“经济至上” 的态度，努力发展经济。对外，当周边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时，义无反顾的采取孤立、打压、封锁等一系列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绝不让步。当国家安全危机度过之后，亦可以努力破冰，通过谈判、对话恢复合作关系。遵循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现实主义原则。对内对外四种手段可以灵活来回切换，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弹性提出较高的要求。
（六）“多赢共享”模式
此模式一般是长期的国家战略，指国家从顶层设计制定边疆治理战略路线图，以边疆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区域合作、国际合作为主线实行“四条腿走路”策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皆属于此种边疆治理模式。
以上六种边疆治理模式是基于边疆理想类型划分的一种理论抽象，也是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概括性回应。现实中治理模式的选择会更加多元，考虑因素更无限丰富，比如国际秩序、国家战略、外交政策、综合实力、政治制度、区域性事件、自然地理因素、民族宗教文化因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为实现建设伟大、富强、民主的中国这一目标，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会在不同地区探索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方式。正是不断的探索、及时的纠错、果敢的行动，推进中国边疆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治理能力向现代化、国际化跃进。
参考文献：
[1]夏立平.“高边疆”理论视阈下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计划[J].国际观察，2014（5）.
[2]石庆环.从“大陆边疆”到“全球边疆”——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J].辽宁大学学报，2005（4）.
[3]朱金春.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3）.
[4]方盛举.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探索，2015（6）.
[5]何明.边疆特征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
[6]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
[7]杨鹍飞.“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 2017（2）.
[8]张健.边疆治理的模式类型及其效应研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为视角的分析[J].思想战线，2013（1）.
[9]谢尚果，张洪石.“合”边聚民：新时期边疆社会治理的有效方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3）.
[10][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边疆类型;边疆治理模式;内部环境;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2-0041-08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中期成果，（2017AZD0019）、北华大学2017年校级青年课题“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类课程产学研一体化改革”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芳（1982），
北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政治学、社会工作。吉林 吉林 132013 吴楚克（1960），男，内蒙古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政治学、跨界民族研究。北京 100081
一、研究缘起
美国大国崛起的路径中，其边疆拓展经历了从“大陆边疆” 到“海洋边疆”“太空边疆”或“高边疆”[1]，从“内陆边疆”到“利益边疆”“海外边疆”“全球边疆”[2]的现实延展。而今，正逢中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中国正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以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加入全球治理。中国边疆在空间上得以重塑，成为一个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中心，使中国边疆发展进入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范围。[3]这种历史要求促使学术界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努力构建内外沟通的边疆治理结构与研究范式。
方盛举提出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对内拱卫国家核心区，对外辐射周边国家，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提升国家社会治理效能，建构中华文化认同，建设美丽中国，落实周边外交战略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4]何明提出边疆是国家型塑以及多重力量互动的产物，具有建构性、交错性和矛盾性的特征。领土边界、民族分布、民族矛盾、国家间冲突等要素共同作用，致使边疆同时存在着阻隔性与联通性的二重性。在不同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对立冲突与互联互通两种策略的选择、运用与平衡成为边疆治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何明认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模式大体上分为放任型、强制型和刚柔相济型等模式。[5]方盛举、吕朝辉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软治理包含基于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塑造，“民为本”的价值追求、“政治关怀”的政策导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合法性建构的重视等要素和范畴。硬治理是基于边疆产业发展、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强调经济发展、法治和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至上性。软硬与强弱结合的2×2矩阵，把边疆治理模式分成四类：“强软治理、弱硬治理”“弱软治理、强硬治理”“弱软治理、弱硬治理”“强软治理、强硬治理”，提出“均势有力、双箭齐放”的“強软治理、强硬治理”模式是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现实诉求和未来选择。[6]杨鹍飞提出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 2×2 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 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 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 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 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7]张健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地位与关系直接决定着某一阶段或某一国家边疆治理的性质与面貌，以此为参照，可将边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四种类型。[8]谢尚果、张洪石提出 “合”边聚民边疆社会治理方略，旨在通过各类合作的开展，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基础，推进口岸型城镇化建设，进而推动边疆社会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以及边疆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最终达到兴边、强边、固边、睦边的边疆社会治理目标。[9]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美全球战略的分野，中国迎来了从安全到发展，从保守到开放，从合作到共享，从一元单一主体到多方协同共治，以建设强大边疆为主要目标的边疆治理模式转变。本文针对杨鹍飞研究员提出的四类边疆类型及对应的治理路径进行回应、拓展和丰富，力求在内外沟通层面多做文章，以推动边疆研究的进一步转型。该模式拓展了传统理论界对边疆类型的划分，并且加入了动态发展变化的方向性因素。传统理论局限于海、陆、空的三维地理纬度，或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传统五维度，虽然有拉铁·摩尔流动的边疆[10]的动态启示，但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动态变迁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尤显不足。该模式亦有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此四种类型仅仅建立在国内陆地边疆视域下，缺少海陆空结合的国际视野，缺乏外交元素考量。
二、国际关系与国家发展程度两维度拓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中国边疆研究不能缺失国际视域，而国际视域亦从安全与发展两维出发，即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包含良好与不良两个方向;二是与中国接壤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含发达与不发达两个方向。国内因素中划分的四种类型，加入国际因素中四种取向，可划分为4×4矩阵十六种类型，尚能完整的概括中国整体边疆类型及其历史上的动态变化。在国际关系视域下，一方面，与之接壤国家的发达程度，决定了能提供给各个边疆省份的商业开放机会。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最先受益的是在海上边疆中与西方发达国家接壤的沿海省份，而内陆省份因发展机会缺失，错过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刻影响着各边疆省份的安全程度、开放程度。一旦关系良好，开放程度高，各种合作机会纷至沓来，一旦关系恶化，保守趋势占上风，各种合作被切断，沟通渠道被堵截，甚至进入短期备战状态，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当地安全稳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吉林、辽宁两省经济受中韩、中日关系影响较大，福建受台海局势影响较大。 国内因素中，社会安全属性和经济发展属性会受一些政治因素（制度、政策）、经济因素（发展战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国际因素中，国家间关系受地缘政治、国际秩序变动、大国博弈、利益分配等因素影响，接壤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般保持稳定，但在长时段中又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接壤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受到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因素影响，在以中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国关系中，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站队原则，一部分国家靠近欧美，一部分国家选择支持中国。在中国周边国家中，一部分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一部分国家处于奉行“摇摆”战略，一部分国家选择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国际选择中共进退。综合考虑四种因素及其动态变化，能够更完整的揭示出各个地区所属的边疆类型、历史阶段及其动态发展过程。
三、边疆类型拓展
综合考虑国内安全、国内发展、国际关系、国际发展四个因素，各自两个方向的动态变化，分出十六种类型。在名称命名选择上，国内因素部分笔者沿用了杨鹍飞的分类，但将名称进行了部分更改，更改后如下：边缘型、安定型、风险型、中心型。国际因素部分总结出四类名称：封闭型、封锁型、合作型、共享型。两种分类如下图：
（一）安全合作模式
边疆治理主体采取安全优先的思路，保持边疆社会稳定，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寻求国际合作，之后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模式适用于内部矛盾尖锐，社会安全稳定比较低的区域，优先解决安全问题，优化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与区域安全合作战略，建构比较安全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在安全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与合作。
（二）安全孤立模式
由于与相关周边国家关系无法调和，边疆治理主体放弃改善关系，甚至做好战争准备，内部采取安全优先的思路，保持边疆社会稳定。在孤立模式下，经济发展速度会放缓，可以寻求边疆向内开放的路径，利用中心区域援助，共享资本、资源、人才、技术和市场，完成经济发展。这一模式有助于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增强国家内部区域合作与内部团结。
（三）发展合作模式
该模式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用“发展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运用一切国际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使民族、宗教矛盾在发展中化解。 但由于边疆社会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该模式适用于有一定社会稳定基础的区域。
（四）发展孤立模式
该模式适合于境外分裂势力较为猖獗的边疆地区，但孤立策略下，发展经济需要有更多的政府投入、更高的执政能力、更强的区域内部合作、沟通的意愿与能力。对外必要时可以实施远交近攻战略。该模式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能够吸引到其他国家投资，经济上可以依靠欧美国家的资本和市场，政治上可以有效孤立一些干扰势力。孤立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对印度、韩国等国家。
（五）“钟摆”模式
这种模式是一种现实主义思维，执政主体将内部发展、安全，与对外合作、孤立作为边疆向“中心共享型”发展的手段。内部安全出现较大问题时，便采取强制措施控制社会稳定;当局势稳定后，则采取“经济至上” 的态度，努力发展经济。对外，当周边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时，义无反顾的采取孤立、打压、封锁等一系列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绝不让步。当国家安全危机度过之后，亦可以努力破冰，通过谈判、对话恢复合作关系。遵循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现实主义原则。对内对外四种手段可以灵活来回切换，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弹性提出较高的要求。
（六）“多赢共享”模式
此模式一般是长期的国家战略，指国家从顶层设计制定边疆治理战略路线图，以边疆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区域合作、国际合作为主线实行“四条腿走路”策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皆属于此种边疆治理模式。
以上六种边疆治理模式是基于边疆理想类型划分的一种理论抽象，也是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概括性回应。现实中治理模式的选择会更加多元，考虑因素更无限丰富，比如国际秩序、国家战略、外交政策、综合实力、政治制度、区域性事件、自然地理因素、民族宗教文化因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为实现建设伟大、富强、民主的中国这一目标，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会在不同地区探索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方式。正是不断的探索、及时的纠错、果敢的行动，推进中国边疆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治理能力向现代化、国际化跃进。
参考文献：
[1]夏立平.“高边疆”理论视阈下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计划[J].国际观察，2014（5）.
[2]石庆环.从“大陆边疆”到“全球边疆”——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J].辽宁大学学报，2005（4）.
[3]朱金春.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3）.
[4]方盛举.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探索，2015（6）.
[5]何明.边疆特征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
[6]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
[7]杨鹍飞.“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 2017（2）.
[8]张健.边疆治理的模式类型及其效应研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为视角的分析[J].思想战线，2013（1）.
[9]谢尚果，张洪石.“合”边聚民：新时期边疆社会治理的有效方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3）.
[10][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