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工业化阶段，正在朝着全面信息化方向前进。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 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这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更为复杂与艰难。
　　第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决定了碳排放总量的峰值远未到来。
　　目前，中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机械制造、汽车、钢铁、建材、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行业相继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与此同时，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2012年的城市化水平为52.6%，基础设施建设正大规模进行。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演化依次要经历碳排放强度峰值、人均碳排放量峰值和碳排放总量峰值3个阶段。就中国目前来看，仅仅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且碳排放强度尚未稳定下降，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未到来。
　　第二，中国的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加大了低碳发展的难度。
　　中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富煤、贫油、少气”。2008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8.67%，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只占18.78%和3.77%。这决定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也意味着中国将比其他工业化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实现低碳发展。
　　煤的碳密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在产生同等热量的条件下，煤、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例大致是5∶4∶3。据计算，每燃烧1吨煤炭会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同时，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洁净能源所占比重过低，可再生能源的商品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核能比例较低，小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率只有23%，风电资源的利用率仅有万分之五。虽然一些新的能源开发利用成果在中国已崭露头角，但其开发利用的比例仍然很低。
　　第三，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形成了一定的“锁定效应”，增加了推进低碳发展的障碍。
　　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对化石能源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还将面临着“锁定效应”的制约。中国高出口、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被锁定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路径上。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就具有更大的惯性。
　　同时，中国政府“越位”、“缺位”问题严重，体制变革难度很大，形成了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越位”表现为政府权力过于强大、干预和替代市场。政府“缺位”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不够，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发育缓慢，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等。政府一旦被锁定在“越位、缺位”的轨道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变，低碳发展的障碍也就很大。
　　第四，中国是第一世界人口大国，必然造成碳排放总量巨大。
　　人口数量与碳排放量具有相关性。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大量的人口及其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导致对资源能源、产品和服务等需求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有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人口相对应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的增加量是28%。
　　预计中国的人口高峰在2030～2040年将达到近15亿。中国在未来20年内可以预见到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相应的碳排放增加，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在当前的国际谈判中，各种研究报告和政治提案都试图将作为排放大国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集团中分离出来，特别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对中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摘自中信出版社《第三次大转型：新一轮改革如何改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