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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一种文化，近年来，日本茶道里千家流派多次组织日本茶道爱好者乘船大规模地到我国访问，中国这个礼仪之邦也给予他们高规模的礼遇。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但却是日本茶道闻名于世界，这让人感到尴尬和无限惋惜。“‘茶道’二字在中文与日文中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中日文化语境中却是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创会理事长范增平如是说。茶文化研究学者们把中日“茶道”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希望能从中探究出一条中国茶道的振兴之路。
字同义异
追根溯源，“茶道”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人封演的笔记《封氏见闻记》，其中：“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饮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说的是陆羽所著的《茶经》在780年问世时，书中记载了煮茶饮茶的二十四种器具，遂闻名退迩。许多人家中都收藏有一套。又有个叫常伯熊的人润色了《茶经》。使其更好地传播，使“茶道大行”。另外，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的诗《饮茶歌诮崔使君》也曾提出“茶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茶道”源于中唐，源于中国，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封演、皎然所说的“茶道”虽与日本“茶道”是源流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等同。“唐人所谓的‘茶道’主要指茶的烹煮品饮方式及饮茶的风俗习惯，这更倾向于感官感受，它追求的主要不是精神上的‘道’，而是茶；而日本的‘茶道’则相反。它更倾向于宗教意味，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之‘道’，而不是茶。”范增平说。由是观之，此“茶道”非彼“茶道”，中日文汉字字同却义异，不可望文生义。“这样的差异在许多方面也都有体现。”范增平进一步举例说：“比如‘佗’字，这个字在日语中是静寂、幽寂的意思，即日本茶道‘四谛’(和、敬、清、寂)的‘寂’，而它在汉语中是‘负荷’之意，又如古代名医‘华佗’。”
历史背景之异
若将“茶道”放到大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中日“茶道”之异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茶文化专家丁以寿耙梳了中国茶道的发展轨迹，他认为：中国茶道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向，有着不同于日本茶道的特征。“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明代是中国茶道的鼎盛时期，明代茶人还创立了茶道专门的活动场所——茶寮(茶室、茶所)。进入清代，中国茶道走向衰落。晚清、民国以迄‘文革’。中国茶道幽而不明。可以说。近二三百年中。中国茶道极其衰落，影响低迷。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茶道才开始复兴，目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他说，“唐、宋、明三代，先后形成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因而中国茶道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相较之中国茶道，日本茶道要固定得多。考察日本茶道的发展历史，日本茶道受中国茶道的影响很深。早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就向当时的隋唐政府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与留学僧。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尤其是中唐时期，在陆羽《茶经》面世后，如《封氏见闻记》所言。曾在举国上下掀起饮茶风，而此时在中国研习佛法的僧人最澄、空海和永忠也相继归国复命，带回了茶籽、茶饼和煮茶法，使本就倾心于中国文化的嵯峨天皇龙颜大悦，并躬身推广，很快就在弘仁年间形成了一股“弘仁茶风”。然而，这几乎是纹丝不动地照搬中国茶道，而日本茶道真正开始形成自身民族特色是在唐以后，其中以日高僧荣西《吃茶养生记》(1214年)的所著最终定稿为里程碑。此后，历400多年，在17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之间。日本茶道分别形成了以中国两宋时期盛行的“点茶”为表现形式，以宋元时期禅宗文化为精神背景的抹茶道和以明清时期盛行的“煎茶”为表现形式。以明清文人精神为背景的煎茶道，从而慢慢固定下来，流传至今。思想内核之异
日本茶文化学者仓泽行洋曾对“茶道”下过一则定义：“茶道是发源于中国、开花结果于日本的高层次生活文化……其后不久茶道传到日本，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深远哲理和丰富艺术表现的综合文化体系。”而中国茶学家庄晚芳把“茶道”定义为：“茶道就是通过一种饮茶方式，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两国学者所下的定义都不同，但有一个观点却是不谋而合的，即“茶道是内在思想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从思想内核的角度考察，丁以寿认为：中日茶道都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都属于生活艺术。其终极追求都在于修心证道。他作了一个比较：日本茶道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最大，其精神源于“茶禅一味”，以“一期一会”和“和、敬、清、寂”为根本。“一期一会”是佛教“无常”思想的体现，而“清”、“寂”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中国茶道受道家影响最大，其精神大致概括为俭、清、淡、和、静、真。它不拘礼法，率性自然，道家的思想成分相对重一些。日本茶道则集宗教礼法、武家礼法和世俗礼法之大成，是日本待人接物的礼仪规范，故其程序复杂、礼仪繁多。中国茶道一贯崇尚自然，从心所欲。礼简式易。当然了，中国茶道不仅在精神上迥异于日本，就是在形式上也与日本茶道判然有别。“尽管中国茶道并没有像日本茶道那样有固定的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中国茶道，茶艺、礼法、环境、修行是其必须具备的要素。它们构成了中国茶道的体系。”他说。
字同义异
追根溯源，“茶道”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人封演的笔记《封氏见闻记》，其中：“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饮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说的是陆羽所著的《茶经》在780年问世时，书中记载了煮茶饮茶的二十四种器具，遂闻名退迩。许多人家中都收藏有一套。又有个叫常伯熊的人润色了《茶经》。使其更好地传播，使“茶道大行”。另外，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的诗《饮茶歌诮崔使君》也曾提出“茶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茶道”源于中唐，源于中国，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封演、皎然所说的“茶道”虽与日本“茶道”是源流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等同。“唐人所谓的‘茶道’主要指茶的烹煮品饮方式及饮茶的风俗习惯，这更倾向于感官感受，它追求的主要不是精神上的‘道’，而是茶；而日本的‘茶道’则相反。它更倾向于宗教意味，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之‘道’，而不是茶。”范增平说。由是观之，此“茶道”非彼“茶道”，中日文汉字字同却义异，不可望文生义。“这样的差异在许多方面也都有体现。”范增平进一步举例说：“比如‘佗’字，这个字在日语中是静寂、幽寂的意思，即日本茶道‘四谛’(和、敬、清、寂)的‘寂’，而它在汉语中是‘负荷’之意，又如古代名医‘华佗’。”
历史背景之异
若将“茶道”放到大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中日“茶道”之异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茶文化专家丁以寿耙梳了中国茶道的发展轨迹，他认为：中国茶道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向，有着不同于日本茶道的特征。“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明代是中国茶道的鼎盛时期，明代茶人还创立了茶道专门的活动场所——茶寮(茶室、茶所)。进入清代，中国茶道走向衰落。晚清、民国以迄‘文革’。中国茶道幽而不明。可以说。近二三百年中。中国茶道极其衰落，影响低迷。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茶道才开始复兴，目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他说，“唐、宋、明三代，先后形成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因而中国茶道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相较之中国茶道，日本茶道要固定得多。考察日本茶道的发展历史，日本茶道受中国茶道的影响很深。早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就向当时的隋唐政府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与留学僧。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尤其是中唐时期，在陆羽《茶经》面世后，如《封氏见闻记》所言。曾在举国上下掀起饮茶风，而此时在中国研习佛法的僧人最澄、空海和永忠也相继归国复命，带回了茶籽、茶饼和煮茶法，使本就倾心于中国文化的嵯峨天皇龙颜大悦，并躬身推广，很快就在弘仁年间形成了一股“弘仁茶风”。然而，这几乎是纹丝不动地照搬中国茶道，而日本茶道真正开始形成自身民族特色是在唐以后，其中以日高僧荣西《吃茶养生记》(1214年)的所著最终定稿为里程碑。此后，历400多年，在17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之间。日本茶道分别形成了以中国两宋时期盛行的“点茶”为表现形式，以宋元时期禅宗文化为精神背景的抹茶道和以明清时期盛行的“煎茶”为表现形式。以明清文人精神为背景的煎茶道，从而慢慢固定下来，流传至今。思想内核之异
日本茶文化学者仓泽行洋曾对“茶道”下过一则定义：“茶道是发源于中国、开花结果于日本的高层次生活文化……其后不久茶道传到日本，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深远哲理和丰富艺术表现的综合文化体系。”而中国茶学家庄晚芳把“茶道”定义为：“茶道就是通过一种饮茶方式，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两国学者所下的定义都不同，但有一个观点却是不谋而合的，即“茶道是内在思想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从思想内核的角度考察，丁以寿认为：中日茶道都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都属于生活艺术。其终极追求都在于修心证道。他作了一个比较：日本茶道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最大，其精神源于“茶禅一味”，以“一期一会”和“和、敬、清、寂”为根本。“一期一会”是佛教“无常”思想的体现，而“清”、“寂”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中国茶道受道家影响最大，其精神大致概括为俭、清、淡、和、静、真。它不拘礼法，率性自然，道家的思想成分相对重一些。日本茶道则集宗教礼法、武家礼法和世俗礼法之大成，是日本待人接物的礼仪规范，故其程序复杂、礼仪繁多。中国茶道一贯崇尚自然，从心所欲。礼简式易。当然了，中国茶道不仅在精神上迥异于日本，就是在形式上也与日本茶道判然有别。“尽管中国茶道并没有像日本茶道那样有固定的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中国茶道，茶艺、礼法、环境、修行是其必须具备的要素。它们构成了中国茶道的体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