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山西开始煤改，全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只保留1000多座，企业主体从2200多个减少到约130个。这意味着，数千名山西煤老板从煤炭经营前台隐退，或成为幕后股东，或从煤炭产业退出，進入新产业领域。
　　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山西煤老板们拿到了2000亿元的煤炭赔偿金。而这些怀揣巨资的山西煤老板很快便淡出了公众视野。这些手握重金的煤老板们，不挖煤，去做了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
　　山西煤老板在悄然撤身煤炭行业后，正以另一种姿态转战各地和诸多行业：远赴外省继续挖煤；投资新兴产业；兴办小额贷款公司……
　　“我转型早，没有深陷煤矿中”
　　张子玉是山西吕梁泰化集团董事长，在吕梁，只要提到煤企转型，当地官员就会首先推荐他。
　　16年前，在吕梁糖烟酒公司当司机的张子玉开始下海经商，“先盘下一个加油站，后来进入煤矿开采业。”
　　“煤改前，我有4个煤矿，都是产能仅为3万至9万吨的小煤矿。”张子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煤改刚开始，张子玉就将手中的4个煤矿快速处理了，前后一共得到了3亿元的补偿款，“煤改是政策，顶是没有用的。另外，一斤煤的卖价比一斤小麦还要贵，里面有泡沫，迟早要出问题。”张子玉告诉本刊记者，“几千万元的煤矿卖到了几亿元，煤价虚高，煤矿价格必然虚高，那不是泡沫是什么？我就觉得有风险了。”
　　从煤矿撤身后，张子玉先搞起了典当行，“煤矿关闭了，很多煤老板急需典当资源盘活资金，于是我便投资了典当行。”接下来张子玉在当地建起一个占地170亩的综合批发市场，“市场还没有建好，商铺就已经租售一空。”
　　2008年10月，张子玉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投资1个亿建了8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当时，这个地段同类房屋的售价是1550元/平方米，而我的售价定在1350元，项目刚刚封顶就已售罄。”
　　据说，张子玉是在离石投资最多的房地产商，在他旗下总共有六七座高层建筑。
　　多年来，张子玉在当地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已经连续赞助10年的离石各界篮球比赛及其他各种文体活动、招收2000多名学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在内的免费公立学校等，为他赢得了好口碑，这也使他获得了资源优势。
　　现在，张子玉的企业由创业初期的一个加油站发展成为集成品油零售、煤炭开采、房地产开发、新型建材、金融服务、基础教育、商贸物流、生态农业、物业管理、机动车检测、汽车租赁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净资产20亿元，员工2000多人。”
　　张子玉说，从创业至今，他从没有过一分钱的贷款和负债，张子玉自称有两个经商的宗旨：其一，以盈利为目的，不挣钱不干；其二，有1毛钱，只花5分钱。
　　“我转型早，没有深陷煤矿中。当初没有撤出煤矿的煤老板们现在就很难干了，好多煤企资金链已经断裂。”张子玉说，“我的小额贷款公司先后融出去2亿至3亿元，这些钱大多给了煤老板，利息（月利）1分多。”
　　张子玉在当地并不算最有钱的煤老板。他说，煤老板很多身价都在亿元之上，但是，这些人中很多都已经离开吕梁。他很厌恶此类做法，他说自己虽然是平遥人，但“生是离石的人，死是离石的鬼”。
　　张子玉说，自己的产业绝对不会走出吕梁，之所以这样，除了恋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风险很大。”
　　发现冻干蘑菇商机
　　汾阳人李秋娥，2008年从煤焦行业女老板变成了山西山宝食用菌有限公司（下称山宝公司）董事长，山西省食用菌行业领军人物，当地人称“蘑菇大王”。
　　早在2006年，吕梁开始关停规模不达标的焦化厂，李秋娥的焦化厂就是其中之一。“经常是我的炼焦炉刚建成没多久就不达标了，只好炸掉重建，没多久又不达标了，再炸。就这样，炸了建，建了炸。”李秋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焦化厂实在干不下去了，李秋娥被迫开始转型。几番考察后，她发现山西的食用菌市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市场空间巨大，于是李秋娥下定决心投资1.8亿元打造自己的食用菌王国。
　　半年过去了，大棚里的菌棒还是光秃秃的，李秋娥赔了100多万元。她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指导后，蘑菇是长出来了，但和外地蘑菇相比，在质量和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拉到市场上并不受欢迎。
　　“蘑菇销量不好，就天天给厂里的工人包蘑菇馅的饺子吃。”李秋娥说。
　　经过多次出省、出国调研学习，李秋娥渐渐发现：“种蘑菇如同养孩子，关键是掌握先进的理念和技术。”2009年初，李秋娥看到一篇报道，发现了能在蘑菇行业“领跑”的秘诀。她花1000万元引进了冻干技术。
　　这个技术在国内以前只用于医药行业，但在很多欧美国家，冻干蘑菇在市场上占的比例将近40%。短短3年，李秋娥就成了山西省食用菌行业的领军人物，产品覆盖30多种菌类。
　　李秋娥告诉本刊记者，食用菌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非常明显，承包一个大棚每年至少能收入5万元，“当地很多煤焦工人转变成了种植食用菌的农民。”
　　2013年，吕梁新发展窑洞食用菌15万平方米（5000孔废弃窑洞），这些食用菌的菌种都由山宝公司供应，“价值1750万元的500万棒的菌种无偿提供给农民，2013年5月至今，已经给农民们供应了200万棒菌种。”李秋娥告诉本刊记者，“买菌种的钱由政府出，市级财政支付三分之一，县级财政支付三分之二。”
　　据李秋娥估算，一棒3斤重的菌种袋可以产3斤蘑菇，每个种植户供应1000棒，至少可以产生6000元的利润。
　　事实上，菌种提供出去，最终只有不到20%的蘑菇卖回山宝公司，“我们是保底价收购，如果市场价格高，农民可以把产出的蘑菇卖到市场上去。”
　　“我们是在培育种植市场，现在并无多大利益，但是，随着蘑菇种植规模的扩大，企业是可以有利润的，市场前景很好。”李秋娥对自己选择的路径满怀信心。 　　顺利转型的煤老板还不多
　　山西煤老板转型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前，在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部分人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2008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市场倒逼机制，大量煤老板被迫集体转型。
　　而煤改之后，如张子玉、李秋娥一般能顺利转型的煤老板并不多。
　　在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被看作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实验区。相关材料显示：该区位于吕梁汾阳市杏花村镇，占地面积达5平方公里，规模相当于现在汾酒集团的3倍。
　　山西媒体报道：经当地政府牵线，众多手握闲钱的前煤老板们投资热情高涨，热切表示愿意投资汾酒。预计用3年时间投资50亿元，新建酒业集中发展区，安排3万余人就业，带动酿酒高粱产区10万户农民致富，汾酒增加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共同出资组建了“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汾投资），公司落址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是年4月，第一期工程所需的25亿元落实，“一年建设、二年达产、三年明显见效的目标指日可待。”原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表示。
　　据本刊记者了解，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至今仍未全面完工，“除了白酒市场波动因素，煤老板资金紧张或是园区未能按时完工的另一个原因。”吕梁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煤老板除了投资白酒，更多的是在干老本行，“去外省接着做煤炭生意。”吕梁一位煤老板说。据其介绍，仅在吕梁柳林县就有46个煤老板在内蒙古、陕西、贵州、甘肃等地继续做煤矿生意。现在，这些在外省做煤矿的煤老板们都遇到了大麻烦，煤市疲软加之政策方面的冲击，已经迫使很多煤矿停产。
　　与煤矿相生的是高利贷，“很多前煤老板把资金都放给了需要融资的煤矿。”吕梁一位官员告诉本刊。
　　相关资料显示：煤改后，吕梁市至少有500亿元资金退出了煤焦领域。据本刊记者调查，近两年，仅吕梁柳林县用于在外省购买煤矿的高利贷就达200亿元。目前，随着煤炭行业景气度不断刷新下限，高利贷已经成为压倒诸多煤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媒体频繁報道的是“煤老板转型现代农业”。事实上，煤老板在向农业转型的过程中遭遇尴尬：山西媒体报道，几年前，吕梁一位煤老板出手1000万元购买专利，与中科院合作进行技术攻关，后又投资2亿多元建起提取红枣精华素的新型红枣加工厂，利用高科技从红枣中提取环磷酸腺苷，临床用于治疗静脉阻塞及防癌。
　　“这个煤老板的情况很糟，产品研发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挂牌到现在还没有量产。”当地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吕梁临县前煤老板李建新在投资红枣产业后感触颇深，他说，“红色农业”让他吃尽苦头，甚至怀疑当初的投资取向。
　　“以红枣为主的红色农业产业链相对周期长，见效慢，只见投入，鲜见回报。没有深入了解农业市场便匆匆转型，作为企业家决策太过草率。”李建新说。目前，李建新在柳林经营煤炭生意时挣的钱已所剩无几，而“红色农业”的投入缺口仍在持续扩大。
　　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煤老板表示：他们投资的农业项目“都还没有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