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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自然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田园诗人陶渊明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一直被世人所追捧。一个开创了中国的田园诗风,为中国士大夫指明了精神上的归宿,一个掀起了浪漫主义新诗革命,开创了英国诗歌创作的新时代。本文拟从二人诗歌作品着手,通过对其生活经历的理解,分析不同时期二者诗歌题材的异同;在叙述其歌咏自然主题的同时,更深入地挖掘主题背后不同的诗歌内涵;最后,结合中西自然诗歌文体及审美视角的差异性,比较二人诗歌的美学意蕴,总结中西诗歌文化的思想渊源差异。
中西方对山水田园的描述由背景衬托转化为有意识的审美主体,在中国是从晋宋之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的出现而兴起,在西方则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而掀起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为开端。作为中西山水田园诗歌的领军人物,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作品代表着当时山水田园诗歌的最高成就。
一、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主题思想比较
身為中西自然诗人的代表,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在作品中体现的诗歌主题自然有其相同之处——歌咏自然。但是,由于二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们在表达歌咏自然的主题之中,又包含了对自然不同的体认及不一样的哲学内涵:陶渊明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层阶级是污浊的,官场是黑暗的,但是劳动人民是勤劳朴实的,正是这种质朴吸引着他脱离官场束缚,宁愿自己躬耕陇亩也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选择隐居来体会田园的淳朴和劳动的乐趣;而华兹华斯生活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他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洗礼,在利欲熏心的工业社会里,诗人深感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由于童年的记忆以及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决定回归自然,希望从自然中找回泯灭的人性。正是以上不同,在陶诗中,自然仅仅是指与封建官场相对立的,诗人隐居之后的一个对象,表现的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所追求的一种虚空无为之境;而在华兹华斯诗中,自然是与整个人类工业社会相对的、授命于上帝的宇宙万物的表征。陶诗中的自然,作用在于个人修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归隐只属个人的意愿,不是一种社会号召,是诗人情感的自我抒发,无关其他;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与社会相对,和宗教相连,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号召性,“从爱自然到爱人”,自然对于诗人而言,不仅是一种传播爱的媒介,包含着个人情感,更有说教的意味孕育其中。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一者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将自然转化为“安贫乐道”及“崇尚自然”的思想准则,作为自己人生的两大支柱;一者在西方文化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经受了西方基督文化的洗礼,将自然奉为信仰,视自然为乐园,满怀虔诚与崇拜。同为歌咏自然,但其自然主题背后的寓意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
二、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意蕴对比
朱光潜在其《诗论》中曾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短短几句,就点明了生长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中西诗歌不同的美学内涵、审美风格。同样是描绘自然,陶诗与华诗却蕴含着不一样的美学意蕴,可以从诗歌的文体风格和情感视角描画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者文体风格不同:陶渊明的诗歌简洁质朴、宁静淡泊,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画,只以本色取胜。在他的诗歌里,奇特的意象、华丽的词藻、夸张的手法人们都不曾见到,全部朴素平淡、清新雅致,将日常生活诗化就是他所要开创的新的诗歌风格,“情、景、事、理交融”“朴素中见绮丽,平淡中见警策”是其诗歌所体现出的总的艺术特征。以《归园田居》其一为例,这首诗是诗人辞官归隐后次年所作,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生活的一种赞美。全诗以抒情为基调,开头三句即表达了诗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本真情怀:“少无、性本”体现了诗人本真,一个“误”字,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从官生涯之悔恨,强调其并非本意所趋;且以“羁鸟””池鱼”自喻,表现诗人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生活、蔑视丑恶的官场权利之情。抒情过后,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生活图景描述,“榆柳、桃李、狗吠、鸡鸣”都是农村生活中最自然的景象,静景与动物结合,动静相辅展现了一幅真实灵动的自然画卷。诗人的语言简洁凝练,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就像和乡邻话家常一般,给人以“纯净”之感;最后一句再次抒情,“久”和“复”给读者一种如释重负之感,首尾呼应,表达了诗人逃脱樊篱,复归自然的轻松愉悦之情。整首诗情景事理交融,语言朴实、对仗工整,韵味十足,读者不仅能从诗中看到乡村的田园、房舍、榆柳、桃李,听到狗吠和鸡鸣,从视觉和听觉角度体会农家生活的乐趣,更能从这种自然质朴的诗句语言中体会一种自在不羁的心境,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闲云野鹤般的情怀。
而华兹华斯的诗歌,想象奇特,景物刻画细致,意象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诗歌充满西方独有梦幻之美。以他的《早春命笔》为例,这首诗写于诗人隐居之后、诗歌全盛之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年也是他与柯勒律治合作《抒情歌谣集》,宣告浪漫主义新诗诞生的一年:“在风格上,它摆脱了十八世纪所流行的简洁、典雅、机智、明晰,但刻板、整齐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在形式上,摒弃了垄断当时诗坛的英雄双韵体;在内容上,它重在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普通人的生活和贫苦者的境遇;在思想上,它开创出探索和发掘内心世界的现代诗风。”
从整部作品可以看出,华兹华斯诗歌具有意与境浑融的性情美和高雅意境营造出的虚实相生的取境美,包含自然性、普世性、隐喻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意蕴同异相交:相同的是二者都采用生活化的语言,质朴自然;不同的是陶诗委婉含蓄,华诗直率热情,情感描画视角的差异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自然观与西方“天人对立”自然观的对比。
三、溯源总结
纵观全文,两位诗人的作品之所以存在同异的对比,主要是当时社会自然观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渊源流传的影响。有一个比喻用的很好:“诗歌犹如花木,哲学犹如土壤,花木只有在丰饶的沃土中才能开出美丽芬芳的花朵。” 陶渊明的诗歌,主要是受儒道思想影响较深。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老庄思想和玄言诗风行的时代,他的出现打破了当时诗歌被玄言占据、枯燥乏味、缺少艺术价值的局限。他将老庄思想中的玄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连,使得它们生动易理解,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委运乘化的基本人生态度,贱物贵身、返朴归真的人生观,回归玄学自然本体的终极追求,在诗歌的创作随意性、文字的表达、意象的描述上,无一不体现出老庄思想對其作品的影响。诗人所提倡的“自然”主题,“自然”一词,本就出自《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于陶渊明的隐居,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本真自我的追求,一种闲适无为的生活态度,都与其息息相关。
儒家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仁”的主张上,儒家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人与自然万物应该互敬互爱,这种爱表现出来即是“仁”。所以,陶渊明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山水田园、农耕生活、朝代更迭等一系列的感叹,他诗歌情感化的一面,都与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如此,陶渊明的诗歌才蕴含着丰富的人情味和平淡冲和的爱意,才会给后代隐士、诗人以如此志同道合的感受。
华兹华斯的诗歌,则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除了受基督教义,古希腊、荷兰哲学思想的影响外,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及复归自然的精神其实与当时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启蒙思想及卢梭的自然观息息相关。《诗选》对华兹华斯诗歌中表现出的自然意象做了以下总结:“自然是神的存在,是诗人一切快乐的源泉,它能在诗人迷茫时给予老师般的指引,能在诗人失望时给予精神的慰藉,它是诗人心灵的外化体现。”因此,华兹华斯的诗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他童年对自然表现出的喜爱,到诗人经历革命的洗礼最终返回自然,他笔下的自然不仅仅是他生活的地方,更是诗人精神的依托,“崇尚自然”是他的生活观念,更是他诗学思想的核心。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与地域,但二者对自然的崇拜是不分国界的。二人同时开创了中西自然诗坛的新境界:一个被称为“隐逸之宗”,一个被封为浪漫“桂冠”;一个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新局面,一个宣告了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他们的诗歌在题材上有共同之处,但在主题表达上各有千秋,诗歌同中有异的美学意蕴也为人们展示了中西自然诗独特的艺术魅力,比较他们的作品可以帮助人们继续研究中西方的自然诗。在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复归自然的比较文化是值得提倡的,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用他们的诗歌语言为人们讲述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但其实也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比照和一种精神的反思,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
中西方对山水田园的描述由背景衬托转化为有意识的审美主体,在中国是从晋宋之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的出现而兴起,在西方则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而掀起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为开端。作为中西山水田园诗歌的领军人物,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作品代表着当时山水田园诗歌的最高成就。
一、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主题思想比较
身為中西自然诗人的代表,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在作品中体现的诗歌主题自然有其相同之处——歌咏自然。但是,由于二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们在表达歌咏自然的主题之中,又包含了对自然不同的体认及不一样的哲学内涵:陶渊明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层阶级是污浊的,官场是黑暗的,但是劳动人民是勤劳朴实的,正是这种质朴吸引着他脱离官场束缚,宁愿自己躬耕陇亩也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选择隐居来体会田园的淳朴和劳动的乐趣;而华兹华斯生活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时代,他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洗礼,在利欲熏心的工业社会里,诗人深感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由于童年的记忆以及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决定回归自然,希望从自然中找回泯灭的人性。正是以上不同,在陶诗中,自然仅仅是指与封建官场相对立的,诗人隐居之后的一个对象,表现的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所追求的一种虚空无为之境;而在华兹华斯诗中,自然是与整个人类工业社会相对的、授命于上帝的宇宙万物的表征。陶诗中的自然,作用在于个人修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归隐只属个人的意愿,不是一种社会号召,是诗人情感的自我抒发,无关其他;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与社会相对,和宗教相连,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号召性,“从爱自然到爱人”,自然对于诗人而言,不仅是一种传播爱的媒介,包含着个人情感,更有说教的意味孕育其中。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一者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将自然转化为“安贫乐道”及“崇尚自然”的思想准则,作为自己人生的两大支柱;一者在西方文化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经受了西方基督文化的洗礼,将自然奉为信仰,视自然为乐园,满怀虔诚与崇拜。同为歌咏自然,但其自然主题背后的寓意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
二、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意蕴对比
朱光潜在其《诗论》中曾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短短几句,就点明了生长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中西诗歌不同的美学内涵、审美风格。同样是描绘自然,陶诗与华诗却蕴含着不一样的美学意蕴,可以从诗歌的文体风格和情感视角描画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者文体风格不同:陶渊明的诗歌简洁质朴、宁静淡泊,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画,只以本色取胜。在他的诗歌里,奇特的意象、华丽的词藻、夸张的手法人们都不曾见到,全部朴素平淡、清新雅致,将日常生活诗化就是他所要开创的新的诗歌风格,“情、景、事、理交融”“朴素中见绮丽,平淡中见警策”是其诗歌所体现出的总的艺术特征。以《归园田居》其一为例,这首诗是诗人辞官归隐后次年所作,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生活的一种赞美。全诗以抒情为基调,开头三句即表达了诗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本真情怀:“少无、性本”体现了诗人本真,一个“误”字,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从官生涯之悔恨,强调其并非本意所趋;且以“羁鸟””池鱼”自喻,表现诗人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生活、蔑视丑恶的官场权利之情。抒情过后,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生活图景描述,“榆柳、桃李、狗吠、鸡鸣”都是农村生活中最自然的景象,静景与动物结合,动静相辅展现了一幅真实灵动的自然画卷。诗人的语言简洁凝练,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就像和乡邻话家常一般,给人以“纯净”之感;最后一句再次抒情,“久”和“复”给读者一种如释重负之感,首尾呼应,表达了诗人逃脱樊篱,复归自然的轻松愉悦之情。整首诗情景事理交融,语言朴实、对仗工整,韵味十足,读者不仅能从诗中看到乡村的田园、房舍、榆柳、桃李,听到狗吠和鸡鸣,从视觉和听觉角度体会农家生活的乐趣,更能从这种自然质朴的诗句语言中体会一种自在不羁的心境,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闲云野鹤般的情怀。
而华兹华斯的诗歌,想象奇特,景物刻画细致,意象丰富多彩,表现手法多样,诗歌充满西方独有梦幻之美。以他的《早春命笔》为例,这首诗写于诗人隐居之后、诗歌全盛之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年也是他与柯勒律治合作《抒情歌谣集》,宣告浪漫主义新诗诞生的一年:“在风格上,它摆脱了十八世纪所流行的简洁、典雅、机智、明晰,但刻板、整齐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在形式上,摒弃了垄断当时诗坛的英雄双韵体;在内容上,它重在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普通人的生活和贫苦者的境遇;在思想上,它开创出探索和发掘内心世界的现代诗风。”
从整部作品可以看出,华兹华斯诗歌具有意与境浑融的性情美和高雅意境营造出的虚实相生的取境美,包含自然性、普世性、隐喻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意蕴同异相交:相同的是二者都采用生活化的语言,质朴自然;不同的是陶诗委婉含蓄,华诗直率热情,情感描画视角的差异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自然观与西方“天人对立”自然观的对比。
三、溯源总结
纵观全文,两位诗人的作品之所以存在同异的对比,主要是当时社会自然观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渊源流传的影响。有一个比喻用的很好:“诗歌犹如花木,哲学犹如土壤,花木只有在丰饶的沃土中才能开出美丽芬芳的花朵。” 陶渊明的诗歌,主要是受儒道思想影响较深。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老庄思想和玄言诗风行的时代,他的出现打破了当时诗歌被玄言占据、枯燥乏味、缺少艺术价值的局限。他将老庄思想中的玄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连,使得它们生动易理解,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委运乘化的基本人生态度,贱物贵身、返朴归真的人生观,回归玄学自然本体的终极追求,在诗歌的创作随意性、文字的表达、意象的描述上,无一不体现出老庄思想對其作品的影响。诗人所提倡的“自然”主题,“自然”一词,本就出自《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于陶渊明的隐居,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本真自我的追求,一种闲适无为的生活态度,都与其息息相关。
儒家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仁”的主张上,儒家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人与自然万物应该互敬互爱,这种爱表现出来即是“仁”。所以,陶渊明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山水田园、农耕生活、朝代更迭等一系列的感叹,他诗歌情感化的一面,都与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如此,陶渊明的诗歌才蕴含着丰富的人情味和平淡冲和的爱意,才会给后代隐士、诗人以如此志同道合的感受。
华兹华斯的诗歌,则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除了受基督教义,古希腊、荷兰哲学思想的影响外,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及复归自然的精神其实与当时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启蒙思想及卢梭的自然观息息相关。《诗选》对华兹华斯诗歌中表现出的自然意象做了以下总结:“自然是神的存在,是诗人一切快乐的源泉,它能在诗人迷茫时给予老师般的指引,能在诗人失望时给予精神的慰藉,它是诗人心灵的外化体现。”因此,华兹华斯的诗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他童年对自然表现出的喜爱,到诗人经历革命的洗礼最终返回自然,他笔下的自然不仅仅是他生活的地方,更是诗人精神的依托,“崇尚自然”是他的生活观念,更是他诗学思想的核心。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与地域,但二者对自然的崇拜是不分国界的。二人同时开创了中西自然诗坛的新境界:一个被称为“隐逸之宗”,一个被封为浪漫“桂冠”;一个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新局面,一个宣告了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他们的诗歌在题材上有共同之处,但在主题表达上各有千秋,诗歌同中有异的美学意蕴也为人们展示了中西自然诗独特的艺术魅力,比较他们的作品可以帮助人们继续研究中西方的自然诗。在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复归自然的比较文化是值得提倡的,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用他们的诗歌语言为人们讲述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但其实也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比照和一种精神的反思,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