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年末，我调到新体育杂志社，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
　　尽管跑得不快，跳得不高，但不妨碍我从小喜欢体育。在竞技体育中，我最喜欢看田径和篮球。那时，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和短跑健将陈家全是我崇拜的偶像。女篮我最喜欢看当时煤矿队的刘绍兰和四川队的李墨兰，我称之为“女篮二兰”。杨伯镛、钱澄海、蔡集杰则被我称为“男篮三剑客”，我痴迷他们场上的溜底线、后场运球和砸眼儿跳投。苏联迪纳摩队来京，队里有当时世界上个子最高的选手克鲁明，虽然我兜里“兵力”不足，只买到最后一排的票，全场踮着脚尖站着，但也看得兴致勃勃。所以，调到新体育杂志社很有些兴奋，那一年我38岁，还算年富力强。
　　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我一直信任并宽容，厚爱有加。十年记者生涯，我采访过全国乃至世界很多运动员和运动会，最难忘的莫过于第一次外出采访。那是来新体育杂志社的第二年夏天，领导让我从汉城亚运会和莫斯科友好运动会中选一个，我毫不犹豫选择去莫斯科。中学时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文革时受时代膨胀，我还曾写过“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新点亮”的可笑诗句，对莫斯科交织着青春的想象与向往。
　　那一次采访，最大的收获是结识到尼克莱和布勃卡。
　　记得到达莫斯科后，我入住红场边的俄罗斯饭店。那是当时莫斯科最好的饭店，是参加比赛的各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驻地。记者本应住在另外的地方，我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被安排住这里。办理入住手续麻烦了些，费了好多周折，等终于拿到入住证件，才发现行李不见了，我走进大厅去找，看见一个俄罗斯人手里拿着我的行李，正微笑着等我。
　　他就是尼克莱，唇上留着醒目的小胡子。他会说汉语，我们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很快熟了起来。原来他年龄和我一般大，黑海人，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大学），学的就是汉语专业。他毕业后先在电台工作，后调到杂志社，现在到友好运动会帮忙。他不是完全的志愿者，有点儿报酬，每天7个卢布。他对我说，来这里帮忙可以接触到中国运动员，锻炼汉语的同时还能顺便写些关于运动会的通讯稿，每篇有四五十卢布的稿费进账，算是一举两得。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是250卢布，我们人民币4元钱换一个卢布。
　　他负责接待各国运动员，没想到会遇见一个中国记者，还是他的半个同行。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帮他学汉语，介绍他想了解的中国情况，他便投桃报李，采访之余陪我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参谒普希金广场，参观博物馆，并破天荒地带我坐地铁穿城20公里到他家做客。晚上回来，他怕我不认识路，又陪我走出他家，走在郊外寂静的街上，到地铁站去坐地铁，一直送我回俄罗斯饭店。那个莫斯科郊外的夜晚让我难忘。
　　人和人的交往会产生很奇特的感应，萍水相逢的人有时候比常在一起的人印象更深，友情更深，心和心离得更近。在关键时刻，这种关系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以一当十，点石成金。
　　在这次莫斯科友好运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运动员布勃卡，他以6米01的高度打破了一年前自己在巴黎田径大赛创造的6米的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布勃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跳过6米大关的人，当时被称为“飞人”。
　　我当然想采访布勃卡，但布勃卡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想采访他，我连怎么找到他的方式都没有，采访他谈何容易。当晚，从列宁体育场出来，我找到尼克莱，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问他能不能帮我联系到布勃卡。他听我说完，回答道“明白了”，这是他的一句口头语。然后，他对我说：“布勃卡是个很好的人，没有世界冠军的架子，不像有的运动员，拿了冠军就……”说到这里，尼克莱不知该怎么用汉语表达，冲我耸耸肩膀。
　　尼克莱走后，尽管他对我说“明白了”，一定会尽力帮我，但我对能否采访到布勃卡一直很忐忑。谁知道第二天清早，尼克莱就来找我，告诉我联系到了布勃卡，他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就订在今天上午，而他晚上就要回顿涅茨克的家。我知道顿涅茨克位于乌克兰，距莫斯科800公里，要是错过今天，再找他就难了。
　　上午，根据和布勃卡约定的时间，尼克莱带我来到俄罗斯饭店餐厅外的大厅。说是大厅，其实是大厅靠窗的一角，轻纱窗幔垂落，枝形吊灯悬挂，上午灿烂的阳光投射进来，显得格外温煦。尼克莱真会找地方。
　　没过一会儿，布勃卡来了，瘦削的脸庞与肌肉发达的肩膀明显对比着，温和的目光和有力的手指有意对衬着。那一刻，他很平易，有些拘谨，和在莫斯科街头或地铁上常遇到的普通工人或外省来的农庄庄员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年轻的脸庞显得比在田径场上更英俊。那时候，他还不满22岁，正处在最美好的青春芳华。
　　尼克莱为我们彼此做了简单的介绍，落座后，采访便开始了。没有想到，还未等我开口询问，布勃卡先说话了。尼克莱为我翻译道：“他说，今天是他儿子的一岁生日，昨天的纪录是庆祝儿子生日的。”
　　最溫馨的世界纪录，献给儿子的一岁生日！这样的开场真的意外，先声夺人，让我兴奋。顺着这个话头儿，我询问了他身为退役军人的父亲、做过护士的母亲，和同样是运动员的哥哥，还有两位对他更重要的人：他的妻子莉蒂娅和他的教练彼得洛夫。他将昨晚的成功一跳归功于这些人的帮助。
　　采访比我想象得顺利，这要感谢布勃卡的坦率，在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之外，他主动引入家庭这样柔性的话题，正是我所关注和期待的。我希望体育的采访和报道中不尽是训练、比赛、金牌之类的常见元素，而是透过训练和比赛，蔓延进他们如水的家庭和更为丰富、宽阔的人生。运动员也是人，一样有着跌宕复杂的人生和多姿多彩的情感，这些更是读者关心并喜欢看的，因为比赛的情景再如何妙笔生花，人们在现场或在电视屏幕上都可以看到。 　　我的这篇采访记就是以布勃卡儿子的生日为题：《带给儿子的生日礼物》。这是我为新体育杂志外出采访所撰写的第一篇文章。
　　那天的采访接近尾声时，突然蝗虫一般围上来很多人，不知从哪儿来的许多记者闻风而动，跑到我们面前。那些外国人不管不顾，机关枪扫射般问了布勃卡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大胖子用俄语问了布勃卡一通，布勃卡回答了几句，胖子锲而不舍接着逼问，布勃卡有些气愤地说了几句，站起来转身挤出了人群。
　　我和尼克莱也挤出人群，我问尼克莱：“那个记者都问了什么，布勃卡那么生气？”尼克莱告诉我：“那是一个波兰体育报的记者，主要想问他用没用兴奋剂。”显然，这样具有明显挑衅意味的话让布勃卡愤然而去。
　　这真的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采访。如果没有尼克莱的意外出现和鼎力相助，便不会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对于异域采访，特别是机会转瞬即逝的体育比赛的采访，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遇而不可求。尼克莱从天而降，犹如一枚绣花神针，帮助我穿针引线，缝制了一件布勃卡和他儿子之间的衣裳，不敢说是缝若天衣，起码是迎风摇曳的漂亮披肩，长久留存在我的文字和记忆里。34年过去了，那些和莫斯科，和尼克莱，和布勃卡交织在一起的记忆，依然恍若目前，美好而温馨。
　　遗憾的是在新体育杂志社十年，没有能够赶上采访一次世界篮球锦标赛，这是我心里一直向往的赛事。那十年，正是迈克尔·乔丹风靡世界的十年，也是我痴迷他和他的篮球的十年。不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我有幸参加采访，那是美国篮球第一次以梦之队的名义参加奥运会比赛，NBA明星迈克尔·乔丹、魔术师约翰逊、大鸟伯德、疯子巴克利……一列悍將在巴塞罗那叱诧风云。那一年夏天，我几乎看遍了所有梦之队出场的比赛，在争夺冠军的决赛上，尽管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但想想这场决赛门票的官方价格是180美元，黑市400多美元一张，也就知足了。真是要感谢新体育杂志，帮我过了一把篮球瘾，圆了青春之梦。
　　以此短文祝贺新体育杂志创刊70周年。
　　2020年6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