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年的意义似乎就是，把手里的活都放下来，坐在灶火边，看着父亲做米花糖了。
　　父亲是位猎人，善于奔跑，枪法在我们这一带是很有名的。与之相适应的，是脾气也很大。此时，他似乎也放下了一切，专心致志，炒米花。
　　父亲炒米花需要帮手。我，两个弟弟和小妹，都主动坐到灶火边，等父亲安排。灶火边的地上，放着一个竹匾。我们手捧竹匾，等父亲把锅里炒好的米花铲出来。炒米花火候要把握得好，出锅早了，米花还没有完全绽开熟透，晚了就会焦在锅里。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观察锅里的变化，把竹匾举得慢了，影响了父亲的出锅，迎来的往往是父亲的责骂。
　　这时火总是烧得最旺的。坐在火灶边，柴火哔啵，火光映着家里每个人的脸，有说不出的温暖和舒服。
　　那时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即使母亲尚在，做米花糖这样的事情，也是落在父亲的身上。
　　往往是小年刚过，父亲就把木蒸桶拿出来，清洗干净。蒸桶罩在水锅上，底部的竹架上，先垫上几层已剪摊开的老黄瓜丝，使糯米不掉到水里，又不阻止蒸气上升。经过浸泡的糯米倒入木蒸桶，盖上盖子后，火就烧起来了。待糯米蒸熟了，我们围拢在父亲身边，等着父亲捏好一把把还烫手的糯米团递给我们。做米花糖的第一步是可以吃到糯米饭，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二步是把蒸好的糯米摊开，晒到不再粘连了，就进入第三个程序，用石兑把它兑扁。直到大年三十那天，才把它拿出来，与冷却的油和在一起，等待晚上炒米花。
　　电视里播放着越来越没劲的晚会，我们一边专心地配合父亲炒米花，一边从竹匾里捡炒好的米花来吃，起劲地聊着好玩的事情。炒完米花，父亲把锅涮好，又倒入水，待水烧开放入蔗糖。糖熬好后，父亲一声令下，我们一个赶快把锅端下来，放在架子上，另一个则把米花倒入。父亲用两个锅铲对铲，把糖和米花铲匀，趁着还没冷却，又把米花和糖倒在早已清洗干净的桌子上，用一块木板挤压、拍打，直到它完全冷却。
　　往往在父亲还在切米花糖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吃开了。连吃上几块，感觉到甜腻了，就盛一碗开水，泡米花喝。泡过的米花糖既解腻又解渴。
　　父亲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做米花糖，而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坐在火灶边，配合著父亲做米花糖？也许米花糖的那点甜，就是那个物质最为匮乏的年代里，我们最甜的记忆。
　　（梁思成荐自《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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