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称作数字时代的新纪元。如果说个人电脑的拥有率还不足以说明地球村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经接入了一个类似黑客帝国的虚拟世界的话，那么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进入互联网世界的现实应该可以用来确证数字时代的到来。据工信部统计，2015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为12.86亿人，普及率高达90%以上。这是一个足以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数据，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睡觉之前可以体验与自己的手机互道晚安的“温馨”。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手机已经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整个人类正大步走在进化为美国DC漫画旗下超级英雄的道路上。
　　数字阅读的尴尬
　　如果，我们在一个识字率不超过10%的时代，比如民国，一大堆人从来不阅读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但是，如今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识字”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基本能力，阅读能力已成为国民的必备素养。不过，每每提到阅读，我们其实是不自信的。比如最近在互联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小孩在机场集体阅读事件，根据一张照片显示，一群学生在机场候机大厅，人手捧着一本书，场面鸦雀无声。如果这事儿的主人公是中国人，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找找看，老师在那个旮旯里盯梢呢？是以，人们纷纷哀叹，日本国民的素养由此可见一斑。那么，我们变换一下，如果这时候这群日本学生每人捧着一个手机，但假设他们其实大部分仍然是在看书，只是载体是更为便捷的电子设备呢？估计，网络舆论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吧。原因就在于，移动设备所能够提供的活动类型并非只有阅读，拿着手机的小孩也有可能是在玩游戏。
　　每当人们赶着早高峰的地铁上班时，车厢里每个人都会手捧着一个手机在阅读，那么这为什么不能作为我们国民好读书的表现呢？大家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说，且不说他们未必都在阅读，就算真的是在阅读，读的也是一些微信文章，那么，读微信文章也能算阅读么？读网络小说也能算阅读么？我想这个问题会引起很多人的深思。英国作家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提到读书最大的敌人是电视，在互联网和移动电子设备尚未发展起来，甚至电脑都是庞然大物的时代里，电视当然是头号公敌。但是，他忽视这一点，就是媒介本身正在飞速发展，曾经被视为头号公敌的电视如今已经彻底地退居老年人宠物的地位。如果是在今天，想必凯里就需要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阅读问题了。
　　浅阅读与深阅读
　　阅读其实并非铁板一块，比如畅销几十年的著作《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莫提默·J·艾德勒就曾经说过，阅读是分为很多层次的，除了比较常用的基础阅读和检视阅读之外，还有比较高级的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前两者可以粗略地对应我们平时所说的粗读，而后两者则可以对应我们所说的细读。显然，剑桥著名的“细查派”文本分析家如利维斯等人是不大可能用粗读来阅读《伟大的传统》这样的书的，同样，指望一个刚刚下班精疲力尽的通勤人员在地铁上采用类似方法阅读尼采或是曹雪芹的书那也是不人道的。毕竟，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的开头也曾说过，你必须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一个舒适的姿势才能开始你的阅读。
　　所以，日本的语言大师外山滋比古在谈到日本的阅读现状时提到，现在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连最基本的报纸、杂志都出现了阅读困难，更不用说阅读中国古代的著作，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汉籍”。所以，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被资讯弄得不知所措，根本不只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普遍的全球化症候。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平时地铁上无论是在看微信文章还是网络小说，其实都是在不停地重复着浅阅读，但是浅阅读毕竟也是获取资讯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必须谴责或者贬低这类阅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找到答案，艾德勒在解释为什么将他阅读理论的对象局限在“书”上时表示：“答案很简单，阅读一整本书，特别是又长又难读的一本书，要面对的是一般读者很难想象，极为艰困的问题。而阅读一篇短故事，总比阅读一本小说来得容易。阅读一篇文章，总比读一整本同一个主题的书籍来得容易。”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浅阅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过于简单易懂，同样，这样就意味着复杂的内容无法通过这种模式来传递。
　　“重复”逻辑的肆虐
　　如果我们平时留意在微信朋友圈中被疯狂转发的“深度好文”，会发现事实上不过是披上“深度”表皮的“浅文”。据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生，会聚在一起阅读非常深奥的书籍，比如萨特、康德，在北京还曾流传过“秘密的哲学王”的传说。可是，如今每个人吸收信息的渠道都开始变得单一且粗暴。如果说上学的时候还在老师的逼迫下阅读一两本专业教科书，那等到毕业之后多半都借助于互联网和微信朋友圈来获取信息。如果德国社会批评家西奥多·阿多诺还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肯定会像批判文化工业那般对所谓的“深度好文”嗤之以鼻，这种“深度好文”以及各种类型的网络小说都有共同的特点：扁平。内容是扁平的，阅读是无障碍的，那么它是如何实现无障碍阅读呢？当年，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分析流行美国的爵士音乐的时候就曾经指出：重复就是唯一的法宝。
　　重复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便于理解，每一档新的节目诞生之时一定会引起观众某种程度的理解障碍。比如，小说诞生时刚开始阅读小说的人一定要追问一句，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刚开始看真人秀的人也会问一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一旦理解模式建立之后，接下来的重复就减少了理解的障碍。微信朋友圈的“深度好文”以及各式各样的网络小说都建立在大量重复的基础之上。
　　对于重复的依恋一方面产生自内容生产者经验的贫乏，这主要源于时代运行的高速度，如果等待着一部精心架构的作品，通常就也意味着等待大量的时间。为了缩短时间，其结果就是带来了大量同质化的内容。但从商业角度来说，浅显易懂的作品也使得其自身可以轻而易举地嵌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碎片之中；另一方面，则产生自个体对于集体归属感的诉求，阿多诺当年对于重复和单一化的批判主要源自对纳粹德国的体验，普通的德国人如着魔般疯狂屠杀犹太人，彰显着人性之恶的平庸性。而同样因为纳粹流落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指出，个体在自由和爱的诉求之中进退维谷。我们一方面惧怕变得孤独，一方面又渴望追求自由。重复可以让我们变得与别人一样，从而显得我们并不突兀。
　　通往自由之路的阅读
　　一种与当前的效率主义社会高度啮合的数字化阅读模式，使得我们不再追求个性和反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开始侵占我们的日常思维，而价值理性却难觅踪影，因为一种价值理性的建立必然依托于独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而这一能力的建立又必然来自于以人文阅读为基础的自我反省。
　　我们之所以必须将目光聚集到人文阅读上，原因在于，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反对效率的阅读。比如美国的经典阅读课程，可能一整个学期就只读一到两本书。这是为了增加我们对于书籍反思的时间，不追求读完，也不是单单追求读懂，而是追求对话。每一本经典之作都栖息于一个庞大的谱系之中，要理解康德，就不得不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大卫·休谟，也只有从席勒和黑格尔对康德的理解，我们才能建立对话。每一部经典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书的集合，是通向别的著作的桥梁。阅读时，我们也不是在与一个人对话，而是在与漫长的历史对话。
　　这种严肃的厚重感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交给一台随时可以捡起来读上一两段的移动设备，我们的阅读需要一个反复诘问的过程，因为诘问的过程使得读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个渐渐脱离了世俗生活的人，一个渐渐放弃了与朋友的苟同而走向自由思考的人，或者是躲进了自己精神角落里的人。若是如此，我们便不该慌张，西班牙哲学家萨瓦特尔在给自己儿子写的著作《伦理学的邀请》中说过：“人类首要的一项权利，就是不做旁人的复制品，而是要做多少有点奇特的‘怪人’。”
　　做“奇特的‘怪人’”并非一件丢脸的事情，为什么当人们都在手机上读《鬼吹灯》《盗墓笔记》的时候，我却偏偏要读普鲁斯特或乔伊斯？因为这是对于人文阅读价值的一种信仰，对于自我日臻至善的一种信仰，如果站在德国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角度来说，大众的德性教育通过宗教来实现，而精英的德性教育则通过人文教育来实现。
　　最后，我想套用一下美国废奴派英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话——“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失去人文阅读习惯的人，同时也失去了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在许多人山呼技术万岁的时代里，回归原始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沿着少有人走的路前行，往往通向自由。
　　【李三达，湖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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