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书写诗意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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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5日,作家蒋韵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蒋韵新书《你好,安娜》。

  2009年春节,作家蒋韵全家人在北京团聚。有一天,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坐在一辆商务车上出行,弟弟充当司机。车子一直向前行驶,母亲突然扯扯她的衣袖,小声地问:“坐在你弟弟旁边的那个孩子是谁呀?”她一下子愣住了,手脚冰凉。那是她弟弟的孩子,是母亲嫡亲的孙女。
  “母亲在我心中从来都是坚如磐石的存在,突然间失忆让我很害怕。”时隔10年,母亲早已离世,但再忆起那一幕,蒋韵依然难以接受“母亲病了”的事实。在她的记忆中,母亲聪慧、能干,作为眼科医生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里有口皆碑;生活中会织毛衣、做饭,真正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然而不幸就这样降临了。起初,母亲只是记不住事情,同样的问话,隔一分钟重复一次,重复无穷遍。有时出门,母亲坐在车上望着窗外,会不厌其烦地读街道两旁广告牌和招牌上的字。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不再发问也不再阅读——她失去了这些能力。眼看着记忆从母亲身上一点点消失,蒋韵忍不住泪流满面。慢慢地,她心中有了一个念头:帮助母亲记住母亲忘记的一切。
  “可是后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记不住这一切。”蒋韵说。对遗忘的恐惧,让她拿起笔在记忆的长河里溯流而上,打捞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故事,写下《你好,安娜》。这故事与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有关,与青春有关。

走到青春深处,也是人性的深处


  与青春有关的记忆,蒋韵的心中一直珍藏着两段经历。
  其中一段发生在绿皮火车上。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夏天,蒋韵和两个女同学一起乘火车去看望在乡下插队的好友。那是一列慢车,逢站必停,一路上大家都在听蒋韵讲故事。她从小读过许多书,而且遗传了母亲“过目不忘”的本领,可以大段大段地复述原著,关键之处,几乎一字不落。当时讲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两位同学都听得痴迷。后来火车停靠在一个叫“太谷”的地方,上来一位男青年。
  “他戴着眼镜,背着军挎包,身穿洗得发白的草绿色上衣,一看就知道是插队的知青。”蒋韵回忆说。她继续讲安娜的故事,一直讲到黄昏,安娜死去。她们下车,走在村庄的田野上,“当时落日正红,从车窗往外看,整个原野弥漫着一种凄清而忧伤的美”。
  另外一段经历发生在23岁那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二年。春日的一个周末,蒋韵和两位朋友相约一起去五台山“朝圣”,“精神上太苦闷,想着去山里可以避世”。她们乘火车下错站,不甘心就那么回去,但又没有车进山,便徒步前行。一路上翻山越岭,遭遇风雪,还迷了路,直到第二天傍晚才一瘸一拐地到达。
  40多年过去,蒋韵将这两段难以忘却的记忆写进了虚构的小说《你好,安娜》中。小说的故事就开始在绿皮火车上,其中讲故事的女孩名叫素心,结伴同行的是安娜和三美,中途上車的男青年叫彭承畴。后来,安娜与彭承畴相爱,彭承畴将自己一个黑色笔记本交给她保管,里面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有一段时间,安娜怕母亲发现笔记本的秘密,就将之寄放在好友素心那里。不幸的是,笔记本意外“丢失”,安娜付出了生命,素心一生都在忏悔和自责中度过。
  “笔记本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几乎人手一本,只是上面记的内容不同。有人抄写革命口号,有人抄写小说片段,有人抄写诗。”蒋韵说。但在那个年代,文字常常会带来灾难,笔记本也就成了隐秘的东西——一旦被大人发现往往就必须烧毁,以防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那个年代的一切对蒋韵来说都太过熟悉了,所以她不用花太多心思去构思故事。2018年,她开始动笔,几乎是一气呵成。但写作的过程是痛苦的,“水冷刺骨,疼痛刺骨”,她用这8个字来形容自己溯流而上的感受。停笔后,她一下子病倒了,“好像人被抽干了,什么也不想做,就躺在床上,动也不想动”。
  “其实我往回走,走到青春深处,也是人性的深处。”蒋韵说,她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信仰与守护的故事,更是“罪与罚”。他们50年代生的那代人,仿佛是夹缝里的一茬人——上头有曾经叱咤风云、轰轰烈烈的“老三届”,后有生逢其时、观念全新的新一代。“每个人的身上,尤其是曾经的文艺青年,多多少少都有疼痛,都有故事,而且大都背负着这些东西在前行,甩也甩不掉。”

山西的“伤痕文学”


  在《你好,安娜》的结尾,素心写的话剧《完美的旅行》在剧院上演。话剧里有一段“想象之旅”,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想象着坐绿皮火车,路过名川大山,路过沙漠草原。这样的“想象之旅”,曾不止一次出现在蒋韵的小说中。
  “想象之旅”其实是蒋韵少时最爱做的一个“游戏”。她生于1954年,在一个不断发生着深刻变迁的时代中成长。父母都是医生,父亲读过很多书,也去过很多地方,所以经常带着她和弟弟做想象之旅。“父亲会设想带多少钱、坐什么车、游历什么美景、吃什么美食……”蒋韵回忆说,最后回到自己的城市,走出火车站时,每人口袋里总是只剩下五分钱。父亲就问:“是买糖葫芦还是坐公共汽车呢?”他们的回答从来都没有悬念——于是,在想象中,姐弟俩举着糖葫芦走回家。
  “后来,这游戏慢慢就终止了。但这记忆,仍然是我黯淡生活中稀有的光亮,如同闪烁的星光,是生活的诗意和审美,也是一种逃离。”蒋韵说,也是从那时起,在她的心里埋下诗意和浪漫的种子。   受父母的影响,蒋韵从小就爱读书。家中有一个大书柜,当很多人四处寻觅书时,她已经“博览群书”了。每逢假期,邻居家的孩子四处玩耍时,蒋韵就窝在家里,安静地读书。“虽说懵懵懂懂,但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很多关于人道主义、人性的教育都是从那些书里得来的。”当时,蒋韵也有自己的笔记本,在本子上抄自己喜欢的文字,有时也写写散文和“拿不出手的诗”。
  1971年,蒋韵初中结业(只读了一年初中)后,去了城郊一家烧砖的工厂做工。她每天从炙热的砖窑中取出经过淬火的红砖,整齐地码放在一起。“烈日是一块一块码着湿润而沉重的砖坯,无休无止。汗渍使我们的衣服永远白花花如同盐碱地。”她回忆道。有时看码好的砖垛,一望无际,就像堆积在她面前的困苦的生活——炎热、饥饿、蚊虫叮咬以及父母落难的讯息,都让她切身体验着生活的伤痕。阅读和写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在昏黄的灯光下,她将心中闪现的念头写在纸上。
  6年后,全国恢复高考,蒋韵考入山西太原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系。那时的校园文学氛围都很浓,班里的同学办了一个“五四文学社”。1978年,复旦大学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在全国引起轰动。当时,文学社的同学都鼓励蒋韵也写一篇——之前她的文章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于是便有了《我的两个女儿》,1979年2月发表在《安徽文艺》上。
  《我的两个女儿》以一个母亲的口吻,讲述了两个女儿因为家庭关系受连累遭厄运的故事。当时,《安徽文艺》编辑曹度给蒋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希望”。小说发表时,“伤痕文学”已经开始落潮,但在山西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我没有选择地走上了我的‘文学之路’。”蒋韵说,在那之后,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

文坛上的孤魂野鬼


  “准确地说,80年代对我而言,应该是我文学创作的‘准备期’,或者说,我是在80年代的子宫里被孕育。”蒋韵说。
蒋韵的代表作。这些年,她一直用诗意的方式写小说。

  在那个文学至上的年代,蒋韵尽情地吸收着外界的养分。当时,她和也是作家的爱人李锐都在山西作家协会工作。作协分给夫妇二人两间房子,楼上一间是卧室,楼下还有一小间用作厨房。“我们就在里面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折叠的大圆桌,几乎每天都有沙龙。本地的,南来北往的诗人、作家,都聚集在这里,通宵达旦地谈论文学,常常会因为一个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
  那一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先锋文学”热。“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年轻人,不可能那么淡定,也想着融进去,但总也融不进去。”蒋韵觉得自己“格局太小”,“关注点与别人不同,和当时的中心文学话题无关”。
  到了90年代,蒋韵笔下常常出现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心灵没有归属,都是失败者,在生活中狼狈不堪,把悲剧演成闹剧,“我把他们称作‘外乡人’——生活的外乡人”。其中最让她伤心的一个失败者是《失传的游戏》中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是以她的一个小学老师为原型的。当年老师失恋后,来到闹市区,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电线杆,“爬得很笨拙,屁股一撅一撅地”,他变心的爱人就在下面,冷冷地看着。围观的人群中还有人扯着嗓子喊“嗨,伙计,上”,最后他触电身亡。
  就像小说中的“外乡人”一样,蒋韵写来写去依然很困惑,在文学世界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之地。
  真正的“脱胎换骨”,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蒋韵和李锐一起受邀参加 “国际写作者计划”——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个创意写作项目,1967年由华人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这一次,同行的中国人还有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西川和姜杰夫妇。
  聂华苓的木屋就在学校不远处的山坡上,常常是中国作家的聚集地。很多个夜晚,六人相约聚在聂华苓的家中。“她老人家很好客,每到晚上都提前准备好粥或者鸡汤,有时是小排骨,还有酒,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蒋韵说,他们常常聊到深夜甚至是凌晨,谈论最多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发出属于自己的真诚的声音?在争论了很久之后,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回到国内,蒋韵重新考虑写作的方向,她最终确定自己想要“自由”——如果说之前是有人告诉她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此后她将从那些藩篱中走出。
  “谁规定当代小說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写?你们不是无‘性’就不成篇吗?我偏要写一个纯洁如处子的爱情故事。”蒋韵“叛逆”起来,写了《隐秘盛开》,里面有了那个一生视爱为信仰的潘红霞,默默无闻地爱着一个男人,到死都没有说出口。
2017年,台湾作家朱天心新书发布会上,蒋韵和李锐作为嘉宾围绕“80年代”这个话题发言。从左到右依次是梁文道、朱天心、唐诺、阿城、李锐、蒋韵。
蒋韵的文学之家,她和丈夫李锐、女儿笛安都是作家。

  同年,蒋韵的《心爱的树》发表。与《隐秘盛开》中躲避爱情不同,这部小说是在呼唤爱情。主人公是“大先生”,一位传统的文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女主角梅巧是一个叛逆的青年,为了爱情抛夫弃子,和“大先生”的学生私奔。之后梅巧过着凄苦的日子,“大先生”选择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她。后来这部小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语是“这就是儒雅君子大先生之爱,痴情的爱。爱情,亲情,凝结成这一篇诗的小说”。   此后,蒋韵便进入到海阔天空的写作之境。和李锐合写重述神话系列的《人间——重述白蛇传》,用《行走的年代》向80年代致敬,在《晚祷》里写同龄人的“爱与怕”和“罪与罚”。“说来说去,我写的是人类不朽的疼痛。”蒋韵说,她不需要归属,依然是“文坛上的孤魂野鬼”。
  也正因此,蒋韵在文学界长久被忽视,作家叶兆言在评价中国女作家时谈起她,认为“对她似乎重视不够”。

诗意地生活和写作


  小说中的那些疼痛,那一代人背负的沉重,在现实中的蒋韵身上完全感受不到。她现在和女儿笛安一家生活在北京郊区,每天接送5岁的外孙女上下学。李锐前几年生了一场大病,好转后常常载着她去菜市场买菜。两人偶尔也会到市中心参加一些活动。
  蒋韵和李锐这对文坛伉俪,在大家的眼中“似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两人性情相似,远离焦点,远离喧嚣,远离繁华,甚至远离当下。当很多从事写作的人,或下海,或炒股,或写电视剧时,他们依然不为所动,安静地写作、读书。写作时互为对方的第一读者,相互严格把关。每推出一部作品,均是付出心力、精心构筑,绝不敷衍。
  和蒋韵聊天,很容易感受到一种诗意,就像她的小说一样。
  听她描述一个场景或者故事,总是画面感十足。回忆40多年前的那场青春旅行,她和朋友在渺无人烟的显通寺大殿台阶上,席地而坐,“看着兩只不知从何处跑来的小牛,安然地啃着佛院青石板缝隙中钻出的野草”;讲到在纽约外百老汇看先锋戏剧《哒啦呱哒》,她说“突然地,头顶天幕上,有了响动,像是来了暴雨,沉重的大雨点落下来,砸下来,砸在天棚上,不是雨点,而是,流星雨,金色的大流星……”
  这种诗意,甚至被蒋韵不经意间带入日常生活中。女儿笛安曾经这样形容她和李锐:他们常常旁若无人地使用非常书面,以及非常抒情的语言在人声鼎沸的公共场合聊天。“我自己没什么感觉,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蒋韵从上世纪80年代走出,常常会怀念那个诗意的年代:青春、自由、浪漫、天真、激情似火、酷烈,一切都是新鲜和强烈的……对她而言,80年代孕育了她,也赋予了她小说的独特性,“它以诗的方式、诗的精神和灵魂渗透在了我的血液里,成为我灵魂和小说的底色”。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读了蒋韵的小说《行走的年代》后,专门写文章称她“关心的是诗,写的却是小说”,“说穿了,她自己何尝不就是一个诗的地下工作者,就着写小说作掩护,发送讯号,找寻当年失散的同路人”。蒋韵觉得这评价点准了她的“死穴”,“这是我永远的局限性,但同时,从审美的角度说,也可能是我的独特性”。
  蒋韵愿意守着这份诗意和浪漫,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但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她常常陷入纠结。母亲生病那段时间,眼看着老人家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她特别煎熬,“每一次都是加重她的屈辱,但又无能无力”。
  “所以我不断地往记忆里走,凭吊那些失去和正在失去的美好与珍贵的东西,或者说,我记忆‘失去’。”蒋韵说,她要在自己还有记忆、还有力气写作的时候,不断地写,等到有一天,外孙女读她的书,知道“姥姥曾经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她敏感、脆弱甚至懦弱,但善良、悲悯、浪漫,活得美丽。
  蒋韵
  1954年生于山西太原,作家。1979年发表小说,曾获“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以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发表或出版。代表作有《栎树的囚徒》《行走的年代》《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等。近日出版新书《你好,安娜》,讲述“50后”一代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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