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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财政消费性支出存在着文教科卫支出增长缓慢、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等问题,既有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因有效监督缺失、政府职能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因此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监督公开、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消费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002-02
1政府消费性支出的基本问题
消费性支出是政府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并消耗商品和服务所付出的成本,其“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本质构成了其存在的客观依据。我国政府的社会消费性支出结构所反映的基本问题层面如下：
1.1国防支出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协调
国防支出是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国防战略的反映。国防支出具有波动性特点,它受一定技术条件的制约,且与世界局势变动密切相关。我国国防支出绝对规模呈适度增长趋势,这与维持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完整,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等因素相关,国防费用增加与我国国力完全相称。同时,我国国防支出的相对规模呈下降趋势,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4.60%和14.96%下降到2011年的1.28%和5.53%。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防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大多维持在2.5％到5％之间,而我国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防开支预计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1%-1.56％之间,远低于世界水平。
1.2文教科衛支出增长缓慢
文教科卫支出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与繁荣的直接因素,是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故世界各国均对文教科卫事业给予较大程度的财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教科卫支出由1990年的617.29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8179亿元,增长约46倍,表明我国对文教科卫的支出绝对规模是较大的。
我国财政对科教文卫支出的绝对规模呈增长趋势,但其占财政支出和GDP的相对规模增长速度较缓慢(如图1所示)。其中就教育支出来讲,我国在20世纪末的教育支出目标是教育支出占GDP的4%,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个年头至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42%,平均值为2.93%,离早期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要求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在深层意义上要求做到教育公平。
卫生总费用标志一个国家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多少。作为国际通行指标,卫生总费用被看作是认识一国卫生状况和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应不低于5%。从1978年至201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3.99%,2011年为4.98%,已接近5%,但应理性看待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态势。从长期来看,受居民需求、老龄化等综合因素影响,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是必然的,关键是控制不合理增长,并减小个人卫生支出比重,满足城乡居民对基本卫生服务的需求,促进健康公平。从1978年至2011年,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平均值是40.06%,政府及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分别是25.27%、34.67%。卫生部专家表示,合理的个人、政府、社会卫生支出比例应该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左右较为适宜。
1.3行政管理支出迅猛增长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绝对规模处于增长态势,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7571.05亿元,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154倍,同期的财政收入和GDP收入分别增长36倍和59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118倍和95倍；另一方面,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所占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2003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上升到19.03%,远高于同期韩国比重5.06%、日本的2.38%、美国的9.9%。我国行政支出绝对规模的增长态势反映着政府管理新型社会需付出的成本,但不断增长的行政支出相对规模却不利于行政效能优化和提高。这种现象反映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缺乏有效性。
2政府消费性支出规模扩张成因
2.1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可供财政分配的对象就越多,财政收入就有了增加的可能,这也就为包括国家管理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扩张提供了可能条件。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这种政府积极干预的政策为上世纪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对我国而言,经济仍处于上升期,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会采取积极行为干预到社会经济建设中来,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它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来维持。
2.2政府职能结构不合理
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是国家财政消费性支出的主要表象。一般来讲,行政机构越多,国家管理支出就越多。但我国自1978年以来进行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似乎表明,越改革政府成本越高,行政管理支出增加的势头并未因机构精简而有所下降。从1980-2006年,行政管理费每隔九年的平均增速分别是14.2%、17.7%、14.2%,即行政管理支出保持平衡而快速的增长。这同时表明,行政管理费与其中的人员经费关联性不大,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是在其他如“三公”等方面的支出。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主要方向渠道,优化政府职能结构,控制并逐渐减少不合理支出等。政府职能结构的不合理制约着机构改革的成果,合理的政府职能结构是国家行政权力顺畅、高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2.3内外监督体系的缺失
我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有内外监督两种渠道,其中行政内部监督体系容易落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境地,因此缺乏监督效果,甚至造成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及内部监督的疲软。外部监督是一个体系,包括正式监督制度(法律和规定)和非正式监督制度(如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等)。健全的外部监督体系可以有效弥补行政内部监督体系的缺失,增加监督手段,扩大监督渠道,强化监督效果,提高政府行政运作效率。
3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控制途径
3.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财政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力度,协调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投入的同时,应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支持,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增加对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及改善民众收入等,并严格控制行政运行成本,体现财政支出的公益性、公共性和公平性,使财政支出结构朝着合理方向发生积极变化。同时还要保证这种积极转变具有可持续性,持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政府职能转变,加强监督和信息公开。
3.2转变政府职能
在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时,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这才是合理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根本方法,同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政府职能不明而导致的错位、缺位、越位等现象仍比较突出,故政府重要的任务在于做好政府该做的事,建立健全对民生领域的长效投入机制,同时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使政府真正成为社会运作规则的制定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因此,政府要继续优化政府结构,精简机构,简化改进办事流程,勤政务实,廉政为民,朝着“服务型政府”、“节约型社会”的目标努力,切实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3.3强化监督管理
政府各项支出不仅要接受人大、政协及相关国家检察机关的监督,更要积极接受媒体、民众等社会各界的监督和约束,要保证每个环节阳光操作、透明运行。要借助于现代化科学技术,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统一数据标准,实现信息共享,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做到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减少信息缺失和不对称,打造阳光政府。同时,要规范监督政府采购,优化资源配置,逐步减少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腐败频发等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何翔舟，万斌.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评价［J］.社会科学战线,2008,(8).
［2］刘京焕.财政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关键词：消费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002-02
1政府消费性支出的基本问题
消费性支出是政府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并消耗商品和服务所付出的成本,其“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本质构成了其存在的客观依据。我国政府的社会消费性支出结构所反映的基本问题层面如下：
1.1国防支出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协调
国防支出是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国防战略的反映。国防支出具有波动性特点,它受一定技术条件的制约,且与世界局势变动密切相关。我国国防支出绝对规模呈适度增长趋势,这与维持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完整,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等因素相关,国防费用增加与我国国力完全相称。同时,我国国防支出的相对规模呈下降趋势,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4.60%和14.96%下降到2011年的1.28%和5.53%。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防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大多维持在2.5％到5％之间,而我国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防开支预计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1%-1.56％之间,远低于世界水平。
1.2文教科衛支出增长缓慢
文教科卫支出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与繁荣的直接因素,是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故世界各国均对文教科卫事业给予较大程度的财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教科卫支出由1990年的617.29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8179亿元,增长约46倍,表明我国对文教科卫的支出绝对规模是较大的。
我国财政对科教文卫支出的绝对规模呈增长趋势,但其占财政支出和GDP的相对规模增长速度较缓慢(如图1所示)。其中就教育支出来讲,我国在20世纪末的教育支出目标是教育支出占GDP的4%,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个年头至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42%,平均值为2.93%,离早期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要求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在深层意义上要求做到教育公平。
卫生总费用标志一个国家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多少。作为国际通行指标,卫生总费用被看作是认识一国卫生状况和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应不低于5%。从1978年至201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3.99%,2011年为4.98%,已接近5%,但应理性看待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态势。从长期来看,受居民需求、老龄化等综合因素影响,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是必然的,关键是控制不合理增长,并减小个人卫生支出比重,满足城乡居民对基本卫生服务的需求,促进健康公平。从1978年至2011年,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平均值是40.06%,政府及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分别是25.27%、34.67%。卫生部专家表示,合理的个人、政府、社会卫生支出比例应该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左右较为适宜。
1.3行政管理支出迅猛增长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绝对规模处于增长态势,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7571.05亿元,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154倍,同期的财政收入和GDP收入分别增长36倍和59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118倍和95倍；另一方面,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所占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2003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上升到19.03%,远高于同期韩国比重5.06%、日本的2.38%、美国的9.9%。我国行政支出绝对规模的增长态势反映着政府管理新型社会需付出的成本,但不断增长的行政支出相对规模却不利于行政效能优化和提高。这种现象反映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缺乏有效性。
2政府消费性支出规模扩张成因
2.1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可供财政分配的对象就越多,财政收入就有了增加的可能,这也就为包括国家管理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扩张提供了可能条件。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这种政府积极干预的政策为上世纪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对我国而言,经济仍处于上升期,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会采取积极行为干预到社会经济建设中来,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它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来维持。
2.2政府职能结构不合理
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是国家财政消费性支出的主要表象。一般来讲,行政机构越多,国家管理支出就越多。但我国自1978年以来进行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似乎表明,越改革政府成本越高,行政管理支出增加的势头并未因机构精简而有所下降。从1980-2006年,行政管理费每隔九年的平均增速分别是14.2%、17.7%、14.2%,即行政管理支出保持平衡而快速的增长。这同时表明,行政管理费与其中的人员经费关联性不大,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是在其他如“三公”等方面的支出。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主要方向渠道,优化政府职能结构,控制并逐渐减少不合理支出等。政府职能结构的不合理制约着机构改革的成果,合理的政府职能结构是国家行政权力顺畅、高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2.3内外监督体系的缺失
我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有内外监督两种渠道,其中行政内部监督体系容易落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境地,因此缺乏监督效果,甚至造成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及内部监督的疲软。外部监督是一个体系,包括正式监督制度(法律和规定)和非正式监督制度(如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等)。健全的外部监督体系可以有效弥补行政内部监督体系的缺失,增加监督手段,扩大监督渠道,强化监督效果,提高政府行政运作效率。
3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控制途径
3.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财政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力度,协调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投入的同时,应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支持,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增加对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及改善民众收入等,并严格控制行政运行成本,体现财政支出的公益性、公共性和公平性,使财政支出结构朝着合理方向发生积极变化。同时还要保证这种积极转变具有可持续性,持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政府职能转变,加强监督和信息公开。
3.2转变政府职能
在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时,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这才是合理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根本方法,同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政府职能不明而导致的错位、缺位、越位等现象仍比较突出,故政府重要的任务在于做好政府该做的事,建立健全对民生领域的长效投入机制,同时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使政府真正成为社会运作规则的制定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因此,政府要继续优化政府结构,精简机构,简化改进办事流程,勤政务实,廉政为民,朝着“服务型政府”、“节约型社会”的目标努力,切实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3.3强化监督管理
政府各项支出不仅要接受人大、政协及相关国家检察机关的监督,更要积极接受媒体、民众等社会各界的监督和约束,要保证每个环节阳光操作、透明运行。要借助于现代化科学技术,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统一数据标准,实现信息共享,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做到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减少信息缺失和不对称,打造阳光政府。同时,要规范监督政府采购,优化资源配置,逐步减少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腐败频发等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何翔舟，万斌.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评价［J］.社会科学战线,2008,(8).
［2］刘京焕.财政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