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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者进行翻译创作必定要有其特定的翻译目的或翻译趋势。引进翻译作品、开拓大家视角正是引进外文译作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理念,译者就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掌握、调整翻译策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翻译过程中迎合读者需求。事实上,大量学者及译者已经开始关注此领域。本文另辟蹊径,就翻译活动为译者提出了4点翻译策略,希望对中国的翻译工作者们有所启示。
关键词:翻译 译者 读者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脑海中必须能想象出待译文章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情景。译者要对读者的接受水平有所预期,对其社会层次、文化水平和素质修养有所了解。译者,同时也作为读者,也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目标语读者的位置对作品进行分析,选择适当的策略以满足读者的真正需求。通过对翻译策略的掌握及研究,译者可以顺利地实现翻译目的。Jauss在其《接受的艺术》一书中提到:一个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其接受者(读者)的参与息息相关。因为,一部好的作品只有通过提高其目标读者的经验水平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读者通过一部好的作品使其明辨是非而非简单接受,使其发挥主观能动性而非被动消极性,使其提升到更高级别的艺术欣赏水平。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读者期望值水平包括读者的阅读经历、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将读者的期望值水平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二 翻译策略的选择
1 原始材料的选择
通常来看,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常会选择符合主流思想意识的原始材料,以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首先,较难的是对于经文等信仰材料的翻译。由于一些经文的内容很可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有冲突之处,那么,为了让交际更加顺利,译者常常选择顺应译语国主流文化的内容进行翻译,避免出现交流障碍。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译者会反其道而行,即选择与主流理论有所差异的材料进行翻译,目的就在于渗透和帮助读者了解一种新的思想,如介绍一些先进的、有影响力的国外文化等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翻译家严复挑战中国传统思想,引进西方作品的伟大翻译著作《天演论》。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为中国政界引进新活力,促进民族的觉醒,正是严复译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尽管严复的译本与当时的中国主流思想相左,但是严复采用了材料翻译策略实现了它。事实证明,严复的译本赢得了巨大的反响。这就是译者准确的将翻译目的与读者需求相结合的成功案例。
2 适应读者的语言习惯
译者要注意的是,读者对与其文化习惯有差异的表达方式具有潜在的抵触心理,过多的新语言形式的表达必然会造成读者的厌倦和排斥。这种现象在交际的初级阶段尤为明显。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文化冲突,译者要巧妙运用翻译策略,以适应读者的语言习惯。
所以,苏曼殊和陈独秀在翻译Victor Hugo的作品Les Miserable(《悲惨世界》)时,采用的是将其翻译为章回体的写作风格,所有的章节标题有意译为章回体标题。例如,原文标题为“The Close of a Day’s March”和“Prudence Recommended to Wisdom”,就被翻译为“迪涅城行人落魄,苦巴馆店主无情”和“感穷途华贱伤心,遇贫客渔夫设计”。每个章节都以“却说”或“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收尾。这样的翻译特色满足了当时读者的语言习惯要求。当然,陈独秀的翻译也具有时局限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借鉴,但由此我们可以学到的翻译策略之一就是译者结合翻译目的和读者语言习惯,从而彰显高水准的翻译艺术色彩。
同时,汉英翻译中也会出现此类问题,译者在将汉语文本翻译为英语文字时,也要注意汉语语言习惯的表达。例如:
曾子曰:吾日三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对于这句汉语的翻译,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意的基础上,应该适应英语国家人民的语言习惯,即描述全面。因此,本文可以翻译为:
Master Zeng said: Every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 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 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 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s? 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3 与读者的传统信仰相一致
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信仰。例如,在西方国家,人们会乐于接受在高压下挑战自我的生活。但是,中国人更向往一种平和悠闲的生活。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要忽略读者的传统信仰。
当重新欣赏翻译家林纾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离不开“孝”(piety)字。因为“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所以他能翻译大文豪Charles Dickens的作品The Old Curiosity Shop为《孝女耐儿传》,翻译Haggard的作品Montezuma’s Daughter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翻译David Christie Murray的作品Marthred Fool为《双孝子血酬恩记》,翻译James Baldwin的作品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为《孝子悔过》等等。可以看出,这些翻译都与原文字有很大出入,尽管一些版本已经不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但其却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独领风骚。
再如,在中国传统中,大家对教师这一职业有着相当高的崇敬和热情。师,往往不再是人物的称谓,而饱含了强烈的民族情怀在其中。那么,在进行翻译时,充分利用文化的传统信仰正是进行成功翻译的重要策略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引进的新思想、新方法“Democracy”、“Science”的翻译,正是利用了“师者”的文化因素。“Democracy”、“Science”原意为“民主”、“科学”,引进后被翻译为“德先生”、“赛先生”,这正是译者将翻译与传统信仰相结合的典范,并使其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广为流传。
此外,中国人偏向于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喜欢朦胧美。所以,很少能在中国人际交往交流或文字传播中看到尖锐的批评字眼,或直接表达坏消息的文字。这是基于中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传统表达习惯,这种传统信仰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人为改变的,所以在翻译时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笔墨。
由此可见,尊重读者在不同文化领域的传统信仰,译文将更容易推广且为读者所接受,这也是翻译的重要策略之一。
4 关注读者的理解能力
没有读者接受译本的现实,就无法达到译者目的的实现。所以译者进行翻译创作的同时,必须将翻译策略与读者紧密相连。受所处社会环境和文化的限制,读者的理解水平必然有限。所以译者必须调整翻译作品使其与读者的理解能力相适应,为读者服务。同时要注意,读者的理解能力是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在清代末期,引进国外翻译书籍的目的是开眼看世界,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鼓励人民进行社会变革。所以,译本往往与原文有出入。林纾笔下的Sherlock Holmes(福尔摩斯)是一个穿着中国传统袍子的角色,现今看来,未免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比其他形象更能被读者所接受,当时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穿礼服打领结的人为什么不是小丑而是侦探。同时,从为读者服务的角度来说,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林纾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引导读者需求、提高译文版本的质量也是译者的责任。有目的地划分读者人群或读者范围,正是对读者能力大分类最简洁的方式。例如,面向于初级文化接受者时,译者应选取语言简单、句子短小的翻译方式。如马克·吐温的名著《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片段:
“Oh come,now, you don’t mean to let on that you like it?”The brush continued to move.
“Like it? Well I don’t see why I oughtn’t to like it.Does a boy get chance to whitewash a fence every day?”
That put the thing in a new light.Ben stopped nibbling his apple.Tom swept his brush daintily back and forth—stepped back to note the effect—added a touch here and there—criticized the effect again.Ben watched every move and got more interested,more and more absorbed.Presently he said:“Say, Tom,let me whitewash a little.”
这一小片段正是充分展现出了汤姆的杰出领导才能。在与贝恩的对话中,汤姆展现出完美的表演技巧和对人物行为的充分理解。整篇文章是两个小孩的对话,语言十分简短。虽然简单,但小语言、大智慧。在翻译中,要理解到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的读者群是当时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无产阶级,或语言学习尚不完整的孩童,所以,在进行翻译时,译者也同时应选用简单的文字,甚至可以配合原文,有意识的运用错别字和愈发混乱的手法,表现孩童说话的特点,当然,需要加以注释,以免引起歧义与错义。那么,上文可简单的翻译为:
“哦,现在,过来,你不是喜欢干这活吧?”刷子继续飞舞着。
“喜欢?那我为什么不喜欢呢?有哪个男孩能有每天刷墙的机会?”
此时,事情的发展方向变了。贝恩停了下来,不再啃苹果。汤姆前前后后的飞舞着他的大刷子,时而后退一步看看效果,时而上前摸摸,然后再看看。贝恩看着汤姆的每个动作,变得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投入。一会,贝恩说道:
“那个,汤姆,让我也刷刷吧。”
当然,看似简单的场景,马克·吐温却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他的寓意,那就是“Work consists of whatever a body is obliged to do, and play consist of whatever a body is not obliged to do.”(工作就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而玩耍却是一个人不需要必须做的事。)
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银河”。“The Milk Way”曾经被翻译为“银河”,以适应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和理解能力。但是随着文化交际的发展,这种看似完美的意译方式也开始遭到质疑,显然这种翻译偏离原著过多。不过,这正能解释读者的理解能力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因此,译者要不断提高译文的水平,脱离旧时翻译方法的局限,来满足现代读者的要求。
三 结语
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读者的重要作用经常被忽略;同时,没有读者的理解与接受,译者也无法实现其翻译目的。所以,将读者与译者二者融为一体正是最直接的翻译方法,将读者因素包含在内的翻译策略是大势所需。如果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就不会充分地理解文章,更甚之,如若读者不接受,译者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更无法实现其翻译目的。由此可见,原始材料、读者的语言习惯、读者的传统信仰和读者的理解能力这4个方面,是经常被忽略却也是至关重要的翻译行为的组成部分。本文就翻译策略进行讨论,希望能对不断前进的中国翻译事业有所帮助。事物前进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译者要不断改变,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读者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Basnett,S.:Translation Studies(Third Edi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Cleary,T:The Essential Confucius,Haper,1992.
[3] Jauss,H.R.: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4] Williams,J.& A.Chesterman: 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 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年版。
[8] 肖复兴:《汤姆·索亚历险记与名家品读》,希望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唐于红,女,1964—,江西南昌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工作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关键词:翻译 译者 读者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脑海中必须能想象出待译文章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情景。译者要对读者的接受水平有所预期,对其社会层次、文化水平和素质修养有所了解。译者,同时也作为读者,也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目标语读者的位置对作品进行分析,选择适当的策略以满足读者的真正需求。通过对翻译策略的掌握及研究,译者可以顺利地实现翻译目的。Jauss在其《接受的艺术》一书中提到:一个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其接受者(读者)的参与息息相关。因为,一部好的作品只有通过提高其目标读者的经验水平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读者通过一部好的作品使其明辨是非而非简单接受,使其发挥主观能动性而非被动消极性,使其提升到更高级别的艺术欣赏水平。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读者期望值水平包括读者的阅读经历、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将读者的期望值水平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二 翻译策略的选择
1 原始材料的选择
通常来看,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常会选择符合主流思想意识的原始材料,以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首先,较难的是对于经文等信仰材料的翻译。由于一些经文的内容很可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有冲突之处,那么,为了让交际更加顺利,译者常常选择顺应译语国主流文化的内容进行翻译,避免出现交流障碍。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译者会反其道而行,即选择与主流理论有所差异的材料进行翻译,目的就在于渗透和帮助读者了解一种新的思想,如介绍一些先进的、有影响力的国外文化等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翻译家严复挑战中国传统思想,引进西方作品的伟大翻译著作《天演论》。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为中国政界引进新活力,促进民族的觉醒,正是严复译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尽管严复的译本与当时的中国主流思想相左,但是严复采用了材料翻译策略实现了它。事实证明,严复的译本赢得了巨大的反响。这就是译者准确的将翻译目的与读者需求相结合的成功案例。
2 适应读者的语言习惯
译者要注意的是,读者对与其文化习惯有差异的表达方式具有潜在的抵触心理,过多的新语言形式的表达必然会造成读者的厌倦和排斥。这种现象在交际的初级阶段尤为明显。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文化冲突,译者要巧妙运用翻译策略,以适应读者的语言习惯。
所以,苏曼殊和陈独秀在翻译Victor Hugo的作品Les Miserable(《悲惨世界》)时,采用的是将其翻译为章回体的写作风格,所有的章节标题有意译为章回体标题。例如,原文标题为“The Close of a Day’s March”和“Prudence Recommended to Wisdom”,就被翻译为“迪涅城行人落魄,苦巴馆店主无情”和“感穷途华贱伤心,遇贫客渔夫设计”。每个章节都以“却说”或“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收尾。这样的翻译特色满足了当时读者的语言习惯要求。当然,陈独秀的翻译也具有时局限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借鉴,但由此我们可以学到的翻译策略之一就是译者结合翻译目的和读者语言习惯,从而彰显高水准的翻译艺术色彩。
同时,汉英翻译中也会出现此类问题,译者在将汉语文本翻译为英语文字时,也要注意汉语语言习惯的表达。例如:
曾子曰:吾日三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对于这句汉语的翻译,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意的基础上,应该适应英语国家人民的语言习惯,即描述全面。因此,本文可以翻译为:
Master Zeng said: Every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 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 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 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s? 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3 与读者的传统信仰相一致
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信仰。例如,在西方国家,人们会乐于接受在高压下挑战自我的生活。但是,中国人更向往一种平和悠闲的生活。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要忽略读者的传统信仰。
当重新欣赏翻译家林纾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离不开“孝”(piety)字。因为“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所以他能翻译大文豪Charles Dickens的作品The Old Curiosity Shop为《孝女耐儿传》,翻译Haggard的作品Montezuma’s Daughter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翻译David Christie Murray的作品Marthred Fool为《双孝子血酬恩记》,翻译James Baldwin的作品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为《孝子悔过》等等。可以看出,这些翻译都与原文字有很大出入,尽管一些版本已经不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但其却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独领风骚。
再如,在中国传统中,大家对教师这一职业有着相当高的崇敬和热情。师,往往不再是人物的称谓,而饱含了强烈的民族情怀在其中。那么,在进行翻译时,充分利用文化的传统信仰正是进行成功翻译的重要策略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引进的新思想、新方法“Democracy”、“Science”的翻译,正是利用了“师者”的文化因素。“Democracy”、“Science”原意为“民主”、“科学”,引进后被翻译为“德先生”、“赛先生”,这正是译者将翻译与传统信仰相结合的典范,并使其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广为流传。
此外,中国人偏向于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喜欢朦胧美。所以,很少能在中国人际交往交流或文字传播中看到尖锐的批评字眼,或直接表达坏消息的文字。这是基于中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传统表达习惯,这种传统信仰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人为改变的,所以在翻译时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笔墨。
由此可见,尊重读者在不同文化领域的传统信仰,译文将更容易推广且为读者所接受,这也是翻译的重要策略之一。
4 关注读者的理解能力
没有读者接受译本的现实,就无法达到译者目的的实现。所以译者进行翻译创作的同时,必须将翻译策略与读者紧密相连。受所处社会环境和文化的限制,读者的理解水平必然有限。所以译者必须调整翻译作品使其与读者的理解能力相适应,为读者服务。同时要注意,读者的理解能力是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在清代末期,引进国外翻译书籍的目的是开眼看世界,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鼓励人民进行社会变革。所以,译本往往与原文有出入。林纾笔下的Sherlock Holmes(福尔摩斯)是一个穿着中国传统袍子的角色,现今看来,未免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比其他形象更能被读者所接受,当时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穿礼服打领结的人为什么不是小丑而是侦探。同时,从为读者服务的角度来说,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林纾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引导读者需求、提高译文版本的质量也是译者的责任。有目的地划分读者人群或读者范围,正是对读者能力大分类最简洁的方式。例如,面向于初级文化接受者时,译者应选取语言简单、句子短小的翻译方式。如马克·吐温的名著《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片段:
“Oh come,now, you don’t mean to let on that you like it?”The brush continued to move.
“Like it? Well I don’t see why I oughtn’t to like it.Does a boy get chance to whitewash a fence every day?”
That put the thing in a new light.Ben stopped nibbling his apple.Tom swept his brush daintily back and forth—stepped back to note the effect—added a touch here and there—criticized the effect again.Ben watched every move and got more interested,more and more absorbed.Presently he said:“Say, Tom,let me whitewash a little.”
这一小片段正是充分展现出了汤姆的杰出领导才能。在与贝恩的对话中,汤姆展现出完美的表演技巧和对人物行为的充分理解。整篇文章是两个小孩的对话,语言十分简短。虽然简单,但小语言、大智慧。在翻译中,要理解到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的读者群是当时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无产阶级,或语言学习尚不完整的孩童,所以,在进行翻译时,译者也同时应选用简单的文字,甚至可以配合原文,有意识的运用错别字和愈发混乱的手法,表现孩童说话的特点,当然,需要加以注释,以免引起歧义与错义。那么,上文可简单的翻译为:
“哦,现在,过来,你不是喜欢干这活吧?”刷子继续飞舞着。
“喜欢?那我为什么不喜欢呢?有哪个男孩能有每天刷墙的机会?”
此时,事情的发展方向变了。贝恩停了下来,不再啃苹果。汤姆前前后后的飞舞着他的大刷子,时而后退一步看看效果,时而上前摸摸,然后再看看。贝恩看着汤姆的每个动作,变得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投入。一会,贝恩说道:
“那个,汤姆,让我也刷刷吧。”
当然,看似简单的场景,马克·吐温却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他的寓意,那就是“Work consists of whatever a body is obliged to do, and play consist of whatever a body is not obliged to do.”(工作就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而玩耍却是一个人不需要必须做的事。)
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银河”。“The Milk Way”曾经被翻译为“银河”,以适应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和理解能力。但是随着文化交际的发展,这种看似完美的意译方式也开始遭到质疑,显然这种翻译偏离原著过多。不过,这正能解释读者的理解能力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因此,译者要不断提高译文的水平,脱离旧时翻译方法的局限,来满足现代读者的要求。
三 结语
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读者的重要作用经常被忽略;同时,没有读者的理解与接受,译者也无法实现其翻译目的。所以,将读者与译者二者融为一体正是最直接的翻译方法,将读者因素包含在内的翻译策略是大势所需。如果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就不会充分地理解文章,更甚之,如若读者不接受,译者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更无法实现其翻译目的。由此可见,原始材料、读者的语言习惯、读者的传统信仰和读者的理解能力这4个方面,是经常被忽略却也是至关重要的翻译行为的组成部分。本文就翻译策略进行讨论,希望能对不断前进的中国翻译事业有所帮助。事物前进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译者要不断改变,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读者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Basnett,S.:Translation Studies(Third Edi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Cleary,T:The Essential Confucius,Haper,1992.
[3] Jauss,H.R.: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4] Williams,J.& A.Chesterman: 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5] 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 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年版。
[8] 肖复兴:《汤姆·索亚历险记与名家品读》,希望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唐于红,女,1964—,江西南昌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工作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