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课题。本文选取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河南中部和山西南部地区作为研究的时空范围,运用两地区出土的特别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诸遗址出土的红铜和青铜器、玉器以及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礼器、玉器的诸多考古资料,在分析了早期中国社会的礼器经历了从"高规格陶器与玉器的组合"向"铜器与玉器的组合"的转变之后,从而证明铜器对二里头时代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大变迁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作者将山西南部的龙山晚期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作了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两处大型高规格聚落相当,墓葬均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但其结果呢,陶寺社会最终走向了崩溃,而二里头社会则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究其原因,就是陶寺文化的居民尚未掌握铸铜技术,铜器在陶寺文化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并未发挥十分重要作用,更没有像二里头文化那样出现发达的青铜礼器。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例举了世界民族学调查资料,即澳大利亚伊尔约隆特(yiryoront)部落十九世纪末怎样从使用磨光石斧向使用短柄铁斧的过渡最后引起了许多刺激性的社会变化,从而充分体现了具有新技术含量的物品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不仅以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证明,铜酒器的出现与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可能是同步发生的,铜酒器相比陶酒器在材质和技术上更胜一筹,而且指出酒礼器的"铜器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促进力量之一。作者征引了《诗经》和《礼记》》等古代典籍中关于商周时期许多贵族的宴饮诗和民间的"乡饮酒"活动,这种广为盛行的宴饮活动,对提高统治者贵族自身的地位和声望,对当时社会转型和维护新生社会的秩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综观全文,我们明显看出,作者在对早期中国社会变迁也即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形成过程的探研中,既重笔浓彩地从多角度揭示了铜器在早期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又从实际出发分析出酒礼器的"铜器化"是造成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推进力量之一。如果说前者是人类早期社会变迁的较普遍规律的话,后者则是中国早期社会变迁的特殊性之处。问题的探究,如此步步深入,既分析其普遍性,又洞察出特殊性,不能不令人信服,它的发表必将对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给予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