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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败退台湾60余年的历史中，严家淦无疑是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历史人物。严家淦于1947年崭露头角，成为光复后台湾省首任财政厅长。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对台湾的经济政策变化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台湾经济恢复和起飞时期技术官僚的典型代表。严家淦得到蒋介石赏识，仕途平稳，从财政厅长一直做到“总统”，并成为两蒋权力交替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严家淦能受到当局赏识，主要在于其圆融的个性以及对进退分寸的准确把握，即有所为有所不为，故能在波谲云诡的台湾政坛立于不败之地。
启动台湾经济的发展
严家淦作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早期的技术官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任台湾省财政厅长期间，严家淦主持了币制改革，以新台币代替不断贬值的旧台币，并且坚守收支平衡原则，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不再以发行通货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严家淦通过控制支出与整顿税收同时并举的方式，帮助国民党当局缓解了财政危机。在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府期间，严家淦与尹仲容、徐柏园等主管财经事务，在陈诚的主持下完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同时推行现代预决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清理订定各项财税法规，使台湾当局的财政状况由原来的紊乱不堪逐步走向稳定。国民党新败之初，人心惶恐，经济形势的稳定对于台湾政治与军事的稳定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逐步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此后，严家淦长期在台湾经济领域发挥着影响。1950年严家淦从台湾省财政厅长升任“经济部长”，1963年首任“行政院长”，1966年任台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到1972年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在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主导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决策。
在严家淦等人的推动下，1960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实施奖励投资条例”，以牺牲部分税收收入的方式吸引生产性投资。这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曾引发争议，按照当时“财政部”的估计，该“条例”实施第一年（1961年度）减少税收5.1亿元（新台币），第二年税收减少数也大致相仿。此时严家淦展示出了其作为专业技术官员的坚持，他认为税负合理调整后，既可培养税基，同时减少了逃漏动机，税务行政亦可望改善，因此决定全力推动。事实证明，这一“条例”在台湾实施了30年，开创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对日后台湾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在严家淦长达八年的“行政院长”任内，台湾当局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经济计划。通过这两个四年计划，台湾当局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改进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经过一系列努力，台湾获得了每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额也大幅增加，并于1970年实现出超。这两个四年计划的完成意味着台湾结束了进口替代工业的时代，进入以输入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装配并输出产品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时代。台湾经济由内向型发展道路转为外向型发展道路，对当时台湾经济进入“起飞时代”起了决定性作用。
处事谦冲、知所进退
凭借着专业技术优势，严家淦在经济领域做到了“有为”，但是在政治领域严家淦一路顺风顺水，依靠的则是其“无为”的处事风格。原国民党大员楚崧秋曾评价他说，“其过人之处在于不搞宗派、不用私人、没有政敌、没有恩怨，这是其长期屹立于波谲云诡之政海之最大原因”。严家淦自己说其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认为凡事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这种认知是严家淦谦冲性格和知所进退行为取向的基础，也因此使其在台湾政坛成为争议比较少且广受支持的政治人物。
严家淦为人谦冲的形象，是其“人缘”较好的重要原因。1963年获提名为“行政院长”后，为了让“立法院”审议过关，资历较浅的严家淦决定亲自拜会寓居在台北市郊的全部“立法委员”，面请支持。最后“立法院”的投票结果，严家淦获得了高达83.2%的同意票。地位日高也没有使严家淦改变这种谦冲的形象。蒋介石去世后，严家淦成为“总统”，在主持“国庆阅兵”时，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却将要发表的文告送交“五院院长”过目，以示尊重之意，其为人之圆熟，一至于此。
严家淦的这种谦冲性格往往表现为一般不刻意强调和突出自己，同时又能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可谓深得为官之道的精髓。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调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强。他从“总统”位子上退下后，国民党内有一些摆不平的事情往往还会交给严家淦处理，其折冲调和的本领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楚崧秋评价说，严家淦“调和鼎鼐的工夫是一流的，即使当时志大才疏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私下也对其这方面的能力表示折服”。
严家淦能够在台湾政坛常立不倒还在于其知所进退。作为蒋介石亲自选定并寄以厚望的人选，他对自己在两蒋权力交替中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严家淦接任“总统”后放弃“临时条款”所授予他的特权不用，将风头完全让给蒋经国。他也极少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主要的“国事”大都靠蒋经国掌握的“行政院”会议决议落实，他极少出面干涉。所以台湾媒体评论当时的情况为“名在严静波（严家淦字静波），权在蒋经国”。这种权力欲不强以及知所进退的行为得到了蒋经国的“尊重”，也使严家淦获得了蒋经国时期少有人能及的政治声望。
两蒋权力交接的关键环节
蒋介石对严家淦青睐有加，既有严家淦自己作为优秀专业技术官僚的因素，同时更是因为其低调的做人态度以及对为官之道的精准把握。蒋介石正是要利用严家淦这种“无为”的性格达到将权力顺利交接给蒋经国的目标。
当1963年陈诚辞去“行政院长”之时，蒋介石随即选定了资历尚浅的严家淦作为继任者。1966年在国民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极力推荐严家淦为“副总统”人选。在蒋介石的极力促成之下，严家淦顺利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家淦成为“总统”。但是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严家淦自然心知肚明。此时蒋经国在台湾经营已久，蒋介石死后更是独揽了党政大权，羽翼已经丰满，接班的态势也日益明显，故而严家淦对蒋经国极尽尊敬，并为其接班创造条件。正因为这样，蒋经国对其非常放心，也非常“尊敬”。
1978年台湾依例要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接班的态势已经昭然若揭。1977年12月20日蒋经国执掌的“行政院”通过了“卸任总统待遇条例”并报送“立法院”审议，为严家淦退休作准备。不过蒋经国为了表示对严家淦的“尊重”，两度请国民党高层“劝进”严氏竞选连任，均被他拒绝。1978年元月初，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致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声称“蒋经国主持国家大计，实践国民党政策，推动重大建设，肆应国际变局，莫不操虑忠诚，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内外一致推崇。蒋经国为国民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该函后来公开发表，表达了严家淦的“决心”和“诚意”。由于严家淦的“坚持”，国民党在1978年元月7日召开临时中常会，蒋经国竞选“总统”的提名被一致通过，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由于严家淦在两蒋权力交接中的“功绩”，蒋经国投桃报李，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蒋经国多次公开发表谈话，称赞“严先生盛情隆勋，且谦德冲怀”。严家淦退职后仍以社会贤达的名义经常活动，而对于国民党内的人事安排蒋经国也对其多有垂询。据楚崧秋描述，国民党的中常委改选名单，蒋经国每次都要向严家淦征询意见。
严家淦以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从政风格，不仅使自己在台湾政坛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执无为、知所进退，深得做人为官之精髓，获得少有人及的政治声望。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研究员）
启动台湾经济的发展
严家淦作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早期的技术官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任台湾省财政厅长期间，严家淦主持了币制改革，以新台币代替不断贬值的旧台币，并且坚守收支平衡原则，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不再以发行通货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严家淦通过控制支出与整顿税收同时并举的方式，帮助国民党当局缓解了财政危机。在陈诚主持台湾省政府期间，严家淦与尹仲容、徐柏园等主管财经事务，在陈诚的主持下完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同时推行现代预决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清理订定各项财税法规，使台湾当局的财政状况由原来的紊乱不堪逐步走向稳定。国民党新败之初，人心惶恐，经济形势的稳定对于台湾政治与军事的稳定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逐步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此后，严家淦长期在台湾经济领域发挥着影响。1950年严家淦从台湾省财政厅长升任“经济部长”，1963年首任“行政院长”，1966年任台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到1972年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在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主导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决策。
在严家淦等人的推动下，1960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实施奖励投资条例”，以牺牲部分税收收入的方式吸引生产性投资。这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曾引发争议，按照当时“财政部”的估计，该“条例”实施第一年（1961年度）减少税收5.1亿元（新台币），第二年税收减少数也大致相仿。此时严家淦展示出了其作为专业技术官员的坚持，他认为税负合理调整后，既可培养税基，同时减少了逃漏动机，税务行政亦可望改善，因此决定全力推动。事实证明，这一“条例”在台湾实施了30年，开创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对日后台湾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在严家淦长达八年的“行政院长”任内，台湾当局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经济计划。通过这两个四年计划，台湾当局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改进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经过一系列努力，台湾获得了每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额也大幅增加，并于1970年实现出超。这两个四年计划的完成意味着台湾结束了进口替代工业的时代，进入以输入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装配并输出产品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时代。台湾经济由内向型发展道路转为外向型发展道路，对当时台湾经济进入“起飞时代”起了决定性作用。
处事谦冲、知所进退
凭借着专业技术优势，严家淦在经济领域做到了“有为”，但是在政治领域严家淦一路顺风顺水，依靠的则是其“无为”的处事风格。原国民党大员楚崧秋曾评价他说，“其过人之处在于不搞宗派、不用私人、没有政敌、没有恩怨，这是其长期屹立于波谲云诡之政海之最大原因”。严家淦自己说其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认为凡事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这种认知是严家淦谦冲性格和知所进退行为取向的基础，也因此使其在台湾政坛成为争议比较少且广受支持的政治人物。
严家淦为人谦冲的形象，是其“人缘”较好的重要原因。1963年获提名为“行政院长”后，为了让“立法院”审议过关，资历较浅的严家淦决定亲自拜会寓居在台北市郊的全部“立法委员”，面请支持。最后“立法院”的投票结果，严家淦获得了高达83.2%的同意票。地位日高也没有使严家淦改变这种谦冲的形象。蒋介石去世后，严家淦成为“总统”，在主持“国庆阅兵”时，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却将要发表的文告送交“五院院长”过目，以示尊重之意，其为人之圆熟，一至于此。
严家淦的这种谦冲性格往往表现为一般不刻意强调和突出自己，同时又能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台湾社会，可谓深得为官之道的精髓。也正是因为如此，严家淦调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很强。他从“总统”位子上退下后，国民党内有一些摆不平的事情往往还会交给严家淦处理，其折冲调和的本领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楚崧秋评价说，严家淦“调和鼎鼐的工夫是一流的，即使当时志大才疏的外交部长叶公超，私下也对其这方面的能力表示折服”。
严家淦能够在台湾政坛常立不倒还在于其知所进退。作为蒋介石亲自选定并寄以厚望的人选，他对自己在两蒋权力交替中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严家淦接任“总统”后放弃“临时条款”所授予他的特权不用，将风头完全让给蒋经国。他也极少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主要的“国事”大都靠蒋经国掌握的“行政院”会议决议落实，他极少出面干涉。所以台湾媒体评论当时的情况为“名在严静波（严家淦字静波），权在蒋经国”。这种权力欲不强以及知所进退的行为得到了蒋经国的“尊重”，也使严家淦获得了蒋经国时期少有人能及的政治声望。
两蒋权力交接的关键环节
蒋介石对严家淦青睐有加，既有严家淦自己作为优秀专业技术官僚的因素，同时更是因为其低调的做人态度以及对为官之道的精准把握。蒋介石正是要利用严家淦这种“无为”的性格达到将权力顺利交接给蒋经国的目标。
当1963年陈诚辞去“行政院长”之时，蒋介石随即选定了资历尚浅的严家淦作为继任者。1966年在国民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极力推荐严家淦为“副总统”人选。在蒋介石的极力促成之下，严家淦顺利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家淦成为“总统”。但是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严家淦自然心知肚明。此时蒋经国在台湾经营已久，蒋介石死后更是独揽了党政大权，羽翼已经丰满，接班的态势也日益明显，故而严家淦对蒋经国极尽尊敬，并为其接班创造条件。正因为这样，蒋经国对其非常放心，也非常“尊敬”。
1978年台湾依例要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接班的态势已经昭然若揭。1977年12月20日蒋经国执掌的“行政院”通过了“卸任总统待遇条例”并报送“立法院”审议，为严家淦退休作准备。不过蒋经国为了表示对严家淦的“尊重”，两度请国民党高层“劝进”严氏竞选连任，均被他拒绝。1978年元月初，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致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声称“蒋经国主持国家大计，实践国民党政策，推动重大建设，肆应国际变局，莫不操虑忠诚，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内外一致推崇。蒋经国为国民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之最适当人选”。该函后来公开发表，表达了严家淦的“决心”和“诚意”。由于严家淦的“坚持”，国民党在1978年元月7日召开临时中常会，蒋经国竞选“总统”的提名被一致通过，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由于严家淦在两蒋权力交接中的“功绩”，蒋经国投桃报李，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蒋经国多次公开发表谈话，称赞“严先生盛情隆勋，且谦德冲怀”。严家淦退职后仍以社会贤达的名义经常活动，而对于国民党内的人事安排蒋经国也对其多有垂询。据楚崧秋描述，国民党的中常委改选名单，蒋经国每次都要向严家淦征询意见。
严家淦以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从政风格，不仅使自己在台湾政坛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执无为、知所进退，深得做人为官之精髓，获得少有人及的政治声望。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