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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政策适度放松的基调已定，紧货币、宽财政的方向亦已成共识，但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政策尺度拿捏的难度并未下降
由于奥运赛场聚集了所有的目光，也由于政策“微调”的基调已定，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争论似有减弱，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并不因此下降。“狂欢”过后，依然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从“双防”（即防过热和防通胀）到“一保一控”（即保平稳发展和控通胀）的政策基调既定，一些政策已赶在奥运会开幕前出台，但部分实施细则需等到奥运会结束才能明朗，而效果的显现更需假以时日。
与此同时，新鲜出炉的7月数据喜忧参半，更增加了形势判断的难度：
——出口增速较上月反弹，消费增速创12年新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速，惟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回落。经济放缓的趋势到底是不是在减弱？
——与之相对，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第三个月回落，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蹿升至两位数。通胀稳住了么？高企的PPI难道不会传导至CPI？
——同时，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股票市场也未迎来所谓的“奥运行情”。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宏观调控尺度的拿捏显得格外不易。
通胀回落创造政策空间
7月，通胀很“争气”地继续回落——CPI6.3％的同比涨幅，比上月还低0.8个百分点。
这主要还是食品价格季节性回落的贡献。得益于肉禽和油脂类价格涨幅放慢，7月的食品价格涨势已低于6月。另外，去年7月的价格基数更高，也使今年7月计算的同比通胀率更低一些。
不过，连续三个月的CPI涨幅下降，还不足以让人放心。
首先是粮食价格的回落并不稳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提醒说，虽然连续四年粮食丰收，但农业产值增速还是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增长3.5％，低于去年全年增速期0.2个百分点。
“谷贱伤民”。正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所说，国际国内价格差别拉大，农民惜售或更多离开农业，仍然可能造成短缺。
其次，CPI中的非食品价格涨势也越发明显——从5月的1.7％上升到7月2.1％。
“这个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通胀并非由单一的食品涨价所致的结构型通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对《财经》记者说。
根据国际经验，非食品价格涨价的先兆，是反映工业生产环节价格水平的PPI的上涨。而7月，中国这个指标已经到了令人警惕的两位数。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称，如此大的涨幅，应该是受到了6月底油电价格上调的影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过去一直处于通缩状态的耐用消费品，今年也开始逐步走出通缩，“这说明，原材料涨价对下游产品的传导逐渐显现。”
尽管如此，《财经》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仍普遍认为，无需过度担心PPI通胀向非食品传导的风险。
由于工业品生产部门过去投资过快，积累的产能过剩问题普遍存在，并且多数工业制成品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生产者提价能力有限，这些都使PPI难以作为CPI有效的领先指数。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初步测算，去年11月上调成品油价格，在随后数月对非食品通胀的影响约为0.3个-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6月油电价格上调累积影响达到0.5个百分点，则未来几月非食品CPI可能上升至2.4％。假设油电价格在奥运会之后再次上调相同幅度，非食品CPI有可能在年底时接近3％，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因此，“反通胀”亦不能成为延缓理顺能源价格的借口。
哈继铭表示，理顺能源价格并不会增加“额外”的通胀压力，只是使隐性通胀显性化——在能源消费价格受限之时，炼油毛利低下抑制了石油产量和投资，反而压抑了供给，造成了价格上涨压力。
“能源价格改革是改善供给的惟一有效手段。”哈继铭称。作为印证，6月成品油提价后，7月的石油开采业投资增速比6月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原油产量增速也反弹至5％，远高于上半年1.7％的增幅。
“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瓶颈是价格管制造成的能源短缺。”高盛公司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说，比如，当出现缺电现象，经济活动肯定受到影响。
7月的电力生产增速降至17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这很可能正是7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下降的原因（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比6月回落1.3个百分点）。
“搞对价格”的意义还在于正确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在扭曲价格下，只能人为地认定应该支持哪些行业，具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张曙光进一步提出，在调整油电价格的同时，不宜过多干预下游的消费品价格。否则不仅使通胀信号依然扭曲，还使价格管制的手段进一步深化到逐个商品，与理顺价格机制的初衷大相径庭。
“政策易变，周期难改”
奥运会前夕，一些“维稳”政策的出台，亦透露出“保增长”优于“反通胀”的意味。
8月1日，风传已久的出口退税回调终于浮出水面——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由11％提高至13％。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朱宏任于8月8日表示，出口退税上调是政府为缓解纺织行业困难的措施之一。
此举成效能有几何？
“出口退税的上调并不能改变出口下降的趋势。”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财经》记者说。服装、纺织等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出口产品价格跌势并未扭转。
一些企业和专家指出，出口退税上调的效用主要集中在短期。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大部分企业与外商签订的供货合同一般在三个月到半年。在8月1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出口企业可能独享退税提高的好处，但当企业需要与外商重新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有可能面临出口价格下调的压力。有估计认为，在价格重新谈判之后，国内企业最多能获得退税增加部分的25％-50％。
除了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亦是最令中小企业头疼的问题——这些声音当然也通过一定渠道传到了决策层。
8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额度上调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用于支持灾区建设、“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
5％和10％的增幅看似不大，但影响不小。按今年贷款增量为3.63万亿元，额度在全国与地方性商业银行之间7∶3的比例粗略计算，信贷额度总计增加约为2400亿元。今年上半年已新增贷款2.45万亿元，则信贷放松意味着下半年比原计划增加了20％。
但是，信贷政策的松动能否精确定位，达到预期的效果，仍然有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而并非信贷紧缩才暴露出来，海通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陈露说。
申银万国高级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亦称，除非人为地给银行一个硬性指标，否则银行没有理由贷款给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
更有专家指出，暂且不论更多的行政指导是否违背市场规律，即便真正规定专门额度，贷款也未必能到中小企业手中。
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来自外需放缓、订单下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指出，“没有订单，即使有了资金和定价权，也救不了中小企业。”
哈继铭也认为，政策微调不能改变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拖累中国出口的局面。面对外需放缓、国内原材料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出口企业利润将进一步受到挤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政策易变，周期难改”。
紧货币，宽财政
通胀回落态势已现，为宏观政策更多向“保增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时，争论又集中在政策放宽的力度上是否需要加大，是否应大幅放开货币政策。
有学者指出，通胀既然已回落，就当放开紧缩货币政策。同时，经济下滑较快，可能已严重影响就业；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可能引起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
然而，“保增长不一定保就业，”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保增长最直接的手段是刺激投资，这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这些政策真正激励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左小蕾表示，上半年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减速，应在预期之内。目前沿海城市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正可以通过一些企业停产、减产来缓解。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6.35％，增幅低于上年末和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4.58％，增幅比上年末低1.52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0.46个百分点。
目前企业感到信贷紧绷，很大原因是今年采取了按季度额度控制的手段造成的“心理影响”，左小蕾说。她同时强调，由于比较优势不同，中国短期内不可能消除顺差的快速积累。当外汇储备积累保持快速增长，如果草率放松货币政策，则治理通胀“可能前功尽弃”。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亦称，即便新增贷款维持在原定的3.63万亿元，13.9％的贷款增速和16％左右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依然不低。
卢锋指出，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其实一直在潜移默化中推进。许多沿海出口企业的商业嗅觉十分灵敏，应变能力很强，正通过产品升级或向内地迁移等方式加以应对，而这正是政府多年提倡的“沿海-内地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紧缩货币、人民币升值等调控措施的目的之一，是改变过去过分依赖外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而“近来内需增长有加速趋势，就是积极的成果之一，”卢锋称。
仿佛作为注脚，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3％，增幅创1996年以来新高。1月至7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2160亿元，同比增长27.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
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减少财政收入，同时减少财政支出，暂缓一些“非紧迫”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保一控”的必要途径。同时，上半年财政收入未受经济增速放缓拖累，为增值税转型打开了“机会之窗”。
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3.27％，远超年初制定的预算收入全年增长14％的目标。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59.5％，财政支出完成全年的37.6％。
此外，税制改革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宣布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汶川大地震受灾严重地区。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办法与以往相比，政策力度更大，取消了对增量、行业和购进地区的限制。
“目前，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正在抓紧研究增值税转型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具体方案和办法。”财政部在8月7日发布的公告中称。
满怀期待的同时，也应看到，历来财政收支的“重头”均在下半年；并且，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主要源于去年企业利润强劲，这样今年下半年收入放缓的压力就较大。因此，财政政策下半年全面扩张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能是“结构性扩张”，中金公司在研究报告中称。
还有专家认为，增值税转型的提出由来已久，是否能够在全国推广，还取决于决策层对于经济下滑严重程度的判断。
建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郄永忠告诉《财经》记者，更可能的情形是，政府在随后几个月出台更多财政激励措施，可能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取消现行的5％存款利息税，以及对低收入群体加大补贴等。■
本刊实习记者张翃、王悦威对此文亦有贡献
由于奥运赛场聚集了所有的目光，也由于政策“微调”的基调已定，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争论似有减弱，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并不因此下降。“狂欢”过后，依然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从“双防”（即防过热和防通胀）到“一保一控”（即保平稳发展和控通胀）的政策基调既定，一些政策已赶在奥运会开幕前出台，但部分实施细则需等到奥运会结束才能明朗，而效果的显现更需假以时日。
与此同时，新鲜出炉的7月数据喜忧参半，更增加了形势判断的难度：
——出口增速较上月反弹，消费增速创12年新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速，惟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回落。经济放缓的趋势到底是不是在减弱？
——与之相对，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第三个月回落，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蹿升至两位数。通胀稳住了么？高企的PPI难道不会传导至CPI？
——同时，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股票市场也未迎来所谓的“奥运行情”。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宏观调控尺度的拿捏显得格外不易。
通胀回落创造政策空间
7月，通胀很“争气”地继续回落——CPI6.3％的同比涨幅，比上月还低0.8个百分点。
这主要还是食品价格季节性回落的贡献。得益于肉禽和油脂类价格涨幅放慢，7月的食品价格涨势已低于6月。另外，去年7月的价格基数更高，也使今年7月计算的同比通胀率更低一些。
不过，连续三个月的CPI涨幅下降，还不足以让人放心。
首先是粮食价格的回落并不稳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提醒说，虽然连续四年粮食丰收，但农业产值增速还是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增长3.5％，低于去年全年增速期0.2个百分点。
“谷贱伤民”。正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所说，国际国内价格差别拉大，农民惜售或更多离开农业，仍然可能造成短缺。
其次，CPI中的非食品价格涨势也越发明显——从5月的1.7％上升到7月2.1％。
“这个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通胀并非由单一的食品涨价所致的结构型通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对《财经》记者说。
根据国际经验，非食品价格涨价的先兆，是反映工业生产环节价格水平的PPI的上涨。而7月，中国这个指标已经到了令人警惕的两位数。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称，如此大的涨幅，应该是受到了6月底油电价格上调的影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过去一直处于通缩状态的耐用消费品，今年也开始逐步走出通缩，“这说明，原材料涨价对下游产品的传导逐渐显现。”
尽管如此，《财经》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仍普遍认为，无需过度担心PPI通胀向非食品传导的风险。
由于工业品生产部门过去投资过快，积累的产能过剩问题普遍存在，并且多数工业制成品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生产者提价能力有限，这些都使PPI难以作为CPI有效的领先指数。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初步测算，去年11月上调成品油价格，在随后数月对非食品通胀的影响约为0.3个-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6月油电价格上调累积影响达到0.5个百分点，则未来几月非食品CPI可能上升至2.4％。假设油电价格在奥运会之后再次上调相同幅度，非食品CPI有可能在年底时接近3％，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因此，“反通胀”亦不能成为延缓理顺能源价格的借口。
哈继铭表示，理顺能源价格并不会增加“额外”的通胀压力，只是使隐性通胀显性化——在能源消费价格受限之时，炼油毛利低下抑制了石油产量和投资，反而压抑了供给，造成了价格上涨压力。
“能源价格改革是改善供给的惟一有效手段。”哈继铭称。作为印证，6月成品油提价后，7月的石油开采业投资增速比6月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原油产量增速也反弹至5％，远高于上半年1.7％的增幅。
“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瓶颈是价格管制造成的能源短缺。”高盛公司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说，比如，当出现缺电现象，经济活动肯定受到影响。
7月的电力生产增速降至17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这很可能正是7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下降的原因（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比6月回落1.3个百分点）。
“搞对价格”的意义还在于正确引导经济结构转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在扭曲价格下，只能人为地认定应该支持哪些行业，具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张曙光进一步提出，在调整油电价格的同时，不宜过多干预下游的消费品价格。否则不仅使通胀信号依然扭曲，还使价格管制的手段进一步深化到逐个商品，与理顺价格机制的初衷大相径庭。
“政策易变，周期难改”
奥运会前夕，一些“维稳”政策的出台，亦透露出“保增长”优于“反通胀”的意味。
8月1日，风传已久的出口退税回调终于浮出水面——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由11％提高至13％。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朱宏任于8月8日表示，出口退税上调是政府为缓解纺织行业困难的措施之一。
此举成效能有几何？
“出口退税的上调并不能改变出口下降的趋势。”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财经》记者说。服装、纺织等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出口产品价格跌势并未扭转。
一些企业和专家指出，出口退税上调的效用主要集中在短期。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大部分企业与外商签订的供货合同一般在三个月到半年。在8月1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出口企业可能独享退税提高的好处，但当企业需要与外商重新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有可能面临出口价格下调的压力。有估计认为，在价格重新谈判之后，国内企业最多能获得退税增加部分的25％-50％。
除了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亦是最令中小企业头疼的问题——这些声音当然也通过一定渠道传到了决策层。
8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额度上调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用于支持灾区建设、“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
5％和10％的增幅看似不大，但影响不小。按今年贷款增量为3.63万亿元，额度在全国与地方性商业银行之间7∶3的比例粗略计算，信贷额度总计增加约为2400亿元。今年上半年已新增贷款2.45万亿元，则信贷放松意味着下半年比原计划增加了20％。
但是，信贷政策的松动能否精确定位，达到预期的效果，仍然有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而并非信贷紧缩才暴露出来，海通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陈露说。
申银万国高级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亦称，除非人为地给银行一个硬性指标，否则银行没有理由贷款给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
更有专家指出，暂且不论更多的行政指导是否违背市场规律，即便真正规定专门额度，贷款也未必能到中小企业手中。
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来自外需放缓、订单下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指出，“没有订单，即使有了资金和定价权，也救不了中小企业。”
哈继铭也认为，政策微调不能改变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拖累中国出口的局面。面对外需放缓、国内原材料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出口企业利润将进一步受到挤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政策易变，周期难改”。
紧货币，宽财政
通胀回落态势已现，为宏观政策更多向“保增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时，争论又集中在政策放宽的力度上是否需要加大，是否应大幅放开货币政策。
有学者指出，通胀既然已回落，就当放开紧缩货币政策。同时，经济下滑较快，可能已严重影响就业；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可能引起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
然而，“保增长不一定保就业，”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保增长最直接的手段是刺激投资，这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这些政策真正激励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左小蕾表示，上半年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减速，应在预期之内。目前沿海城市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正可以通过一些企业停产、减产来缓解。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6.35％，增幅低于上年末和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4.58％，增幅比上年末低1.52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0.46个百分点。
目前企业感到信贷紧绷，很大原因是今年采取了按季度额度控制的手段造成的“心理影响”，左小蕾说。她同时强调，由于比较优势不同，中国短期内不可能消除顺差的快速积累。当外汇储备积累保持快速增长，如果草率放松货币政策，则治理通胀“可能前功尽弃”。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亦称，即便新增贷款维持在原定的3.63万亿元，13.9％的贷款增速和16％左右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依然不低。
卢锋指出，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其实一直在潜移默化中推进。许多沿海出口企业的商业嗅觉十分灵敏，应变能力很强，正通过产品升级或向内地迁移等方式加以应对，而这正是政府多年提倡的“沿海-内地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紧缩货币、人民币升值等调控措施的目的之一，是改变过去过分依赖外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而“近来内需增长有加速趋势，就是积极的成果之一，”卢锋称。
仿佛作为注脚，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3％，增幅创1996年以来新高。1月至7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2160亿元，同比增长27.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
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减少财政收入，同时减少财政支出，暂缓一些“非紧迫”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保一控”的必要途径。同时，上半年财政收入未受经济增速放缓拖累，为增值税转型打开了“机会之窗”。
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3.27％，远超年初制定的预算收入全年增长14％的目标。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59.5％，财政支出完成全年的37.6％。
此外，税制改革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宣布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汶川大地震受灾严重地区。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办法与以往相比，政策力度更大，取消了对增量、行业和购进地区的限制。
“目前，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正在抓紧研究增值税转型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具体方案和办法。”财政部在8月7日发布的公告中称。
满怀期待的同时，也应看到，历来财政收支的“重头”均在下半年；并且，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主要源于去年企业利润强劲，这样今年下半年收入放缓的压力就较大。因此，财政政策下半年全面扩张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能是“结构性扩张”，中金公司在研究报告中称。
还有专家认为，增值税转型的提出由来已久，是否能够在全国推广，还取决于决策层对于经济下滑严重程度的判断。
建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郄永忠告诉《财经》记者，更可能的情形是，政府在随后几个月出台更多财政激励措施，可能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取消现行的5％存款利息税，以及对低收入群体加大补贴等。■
本刊实习记者张翃、王悦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