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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狄浦斯情结是心理学上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长久以来，它盘踞着精神分析哲学话语的霸权地位，因而掩盖了其不为人知的兄弟概念“俄瑞斯忒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取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以其中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俄瑞斯忒斯为原型。它一方面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反思和超越，另一方面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对立话语”，象征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精神分析领域从“象征的父亲”到“具体的母亲”的转向。
关键词：俄狄浦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弗洛伊德；反抗话语
中图分类号： B84-0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4003105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名称来源于英语“Orestes complex”[1] （Oresteia）。俄瑞斯忒斯（或俄瑞斯忒亚）是古希腊国王阿伽门农与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由于阿伽门农为平息海神带来的风浪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杀死，克吕泰涅斯特拉一直记恨在心。随后，她受到情夫唆使，在家中将凯旋而归的阿伽门农杀害。寄养在他人篱下的俄瑞斯忒斯成年后得知了自己父亲的死因，便与妹妹厄勒克特拉共同策划了弑母的阴谋。最终，他为伸张正义、为父报仇，将母亲杀死。
国外对“俄瑞斯忒斯情结”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心理分析领域，其中以梅兰妮·克莱因的《关于〈奥瑞斯忒亚〉的某些省思》一文最为详细（尽管她并没有采用“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一专用名词）。国内对“俄瑞斯忒斯情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柳鸣九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俄瑞斯忒斯怨恨——谈〈毒蛇在握〉》中提及的“俄瑞斯忒斯情结”[2]。其后便没有更多的研究。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长期以来占有统治性地位，因而掩盖了其兄弟概念“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声音。本文在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回溯的基础上，以《俄瑞斯忒斯》为分析对象，一方面阐释了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一心理学概念，另一方面揭示了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哲学从“象征父亲”到“具体母亲”的转向。
一、“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俄狄浦斯溯源”
论及俄瑞斯忒斯情结，首先进入解释视野的理所当然是一个更加广为熟知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很多学者认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比其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影响更大。”[3]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石长久以来在各种分析实例中均有所应用。俄狄浦斯情结取自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剧中，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通过对这出悲剧的分析，弗洛伊德将弑父娶母的主题引入到精神分析的认识领域内。他认为，充满生命冲动的男孩，其第一个性冲动对象是其母亲。对于母亲的依恋促使男孩想占有母亲的全部。而当他发现父亲的存在之时，他通过弑父试图来占据父亲的位置，夺得母亲的爱。值得注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长久以来扮演的并非只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由于它植根于整个西方哲学话语的男权制度之中，因此它的表达结构虽然是母亲，但是其本质上是“象征的父亲”。可见，弑父娶母的重心并非是母，而是父，即通过弑父娶母来承袭父亲的地位，占据父亲的象征性地位。当然，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并非一成不变，在《自我和超我》中，弗洛伊德注意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称为“正面俄狄浦斯情结”与“负面俄狄浦斯情结”。前者是传统的弑父娶母情结，强调的是孩童与母亲的联盟，而后者是弑母爱父的情结，强调的是孩童与父亲的联盟。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创造了一个单词“暗恐”（uncanny），用来指他所发现的婴儿与生俱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示出来，其本质正如其字面意思那样，是与母亲分离之后对被分离的母亲的恐惧。进一步解释，即是一种分离的抑郁。
尽管弗洛伊德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走的太远，但是在其后期的著作中，超快感原则的提出无疑从侧面反映了他早期的弑母爱父的学说。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发现了活着的有机体有两种共存的本能：“一种本能的目的是引导生命趋向死亡，而另一类本能，即性本能，众生奋力以求和产生的则是生命的复苏。”[4]性本能一直以来都是弗洛伊德式的古典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生之本能既是性驱力，也是“爱”的来源，其生殖特性是所有生命必不可缺的动力。而死亡本能则是他后期发现的“活着的有机生物中先天存在的一种倾向，”[4]28是性驱力的对立面，也是爱的对立面——恨的来源。死之本能的发现以一种辩证的角度充分揭示了生命的维度。生命之所以为生命主要是因为一种死不想生、生不想死的张力，而并非只是生殖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死亡本能与生之本能是朝向对方存在的，爱与恨也是朝向对方的存在。这一点无疑挑战了弗洛伊德早期视为中心的“俄狄浦斯情结”，将爱与恨的交织视为生命之驱动也无疑是弗洛伊德对自我理论的反思。只不过，为维护其理论的统一性，弗洛伊德策略性地用时间割裂了这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爱与恨的对立关系必须以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殖结构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梅兰妮·克莱因则比老师走得更远。她质疑了这种“时期分割说”，认为这个分裂一开始就在婴儿的自我之中悄然进行着。她将母亲纳入到爱与恨的客体研究中，更加详细地阐释了婴儿对母亲的爱欲与仇恨的并存，从而确立了西方精神分析界“母亲”的地位。
二、“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克莱因溯源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传统的俄狄浦斯情结仍然保留了其有效性和霸权性，那么20世纪40年代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就受到了诸如克莱因等人的挑战。恰如Hendrika C. Freud 所说：“作为二战的结果，彼时的重点已经放置在失去与遗弃之上。母亲也被逐渐视为病理与正常的区分手段。”[5]梅兰妮·克莱因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提出“俄瑞斯忒亚情结”的人[6]。她在分析“俄瑞斯忒亚”时指出：母亲“一开始满足了我们所有自我保存的需要和感官需求，给了我们安全感。她在我们的心灵中所起的作用是持久的。”[7]因此，婴儿情操主要奠基在母亲与孩子二者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母亲、父亲与孩子三者关系的基础之上。接着，她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在自我中发生一个相应的分裂，自我就无法将（内部的和外部的）客体分裂。”[8]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爱与恨与弗洛伊德的生之本能与死亡本能一样，一开始便共存于有机生物体内。其后发展出来的爱与恨的分离则是由于它在出生的头一年中，在与母亲/乳房的互动中逐渐被激发出来，并通过内射和外射的作用最终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情操状态（1）。在克莱因看来，当婴儿需要乳房的时候，乳房的出现提供给婴儿犹如子宫内部的极乐快感。婴儿因哺育而得到满足，由此产生了“好乳房”的幻想。如果乳房并没有在婴儿情感和生理需要时出现，它就被幻想为“坏乳房。”此时，恨与攻击的情感就会被激起。它想要撕裂、啃咬、吞噬乳房的冲动被投射在乳房、母亲之上。据她所说：“婴儿起初无法区分自我和母亲，当区分开始产生的时候，在此之前的至善与极恶的幻想很容易由自我转移至母亲，同时由母亲转移至自我。”[9]好乳房与坏乳房一方面被投射在母亲客体之上，另一方面又被内射（introjection）回婴儿自身。婴儿将爱欲对象与死亡对象投射在母亲，又反过来内射在自我之上。至此，婴儿的自我将同时融合了恋母与自恋、仇母与自怨的四重情操，从而形成日后的人格。总结克莱因的思路可以发现，母亲作为“最初客体”对人格的发展起关键作用，而“性欲望的主要客体对男孩而言，母亲——也激起了恨和报复。”[7] 57爱与恨统一于母亲的乳房这一观点不仅确立了母亲的具体地位，动摇了俄狄浦斯中心的大厦，更为“俄瑞斯忒斯情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俄瑞斯忒斯”的其他理论溯源
事实上，除了始终坚守弗洛伊德阵营的克莱因，那些弗洛伊德的朋友及其“背叛者”们也都从不同角度质疑过“俄狄浦斯情结”。与弗洛伊德意见向左的荣格就走得更远一些。荣格认为，由于人类对不可知事物的先天性恐惧，因此，相比看得见性器官的男性来说，女性的身体象征着神秘的无意识。而对无意识的恐惧导致了男性对女性气质的恐惧。从中世纪的很多类似于《贝尔武甫》这样的神话中可以发现，英雄总以杀死母龙为其最终行动结果。在他看来，这种行为犹如人类将自己从母亲黑暗的子宫中解放出来一样，象征着生之本能逃离无意识的混沌，更暗示了人类对母亲与生俱来的恐惧。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杀老情结”（parricide）就是恋母情结与恋父情节在社会学意义上显现出来的情结总称，是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类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建立了文明。父亲的介入避免了乱伦，确立了法则，因此其本质上是“性的禁忌制度”。而马林诺夫斯基通过研究以母权制度为主的美拉尼西亚人发现：“土著美拉尼亚的孩子实际不与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相同的性欲。”[10]而在个人感情之中，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性的态度不同。”[10]18因此，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俄狄浦斯情结其本质上是一种西方白人父权制度文明下的中心思想，而从个人情感出发，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无疑忽视了人类情感的丰富维度。相比马林诺夫斯基，荣格与奥托·兰克则回归心理分析，并试图用一种更为“抽象”的猜想来证明各种情感的统一性。在荣格那里，一生万物、万物又归一的东方式哲学思想一直影响其心理分析论著。在其所有论述中，母亲原型是重中之重。荣格将母亲情结分为两类，一种是消极母亲情结，另一种是积极母亲情结。事实上，荣格敏锐地洞察到了母亲对子女以及子女对母亲在爱与恨上的双向维度。而对子女来说，这种恨多数是出于对母亲的恐惧。在荣格看来，作为理性的动物，人的诞生就是走出无意识的混沌。在这个过程中，性驱力“要求与母亲分离。”而现实的创伤又让死亡驱动“渴望回归母亲”[11]。在这一点上，荣格比弗洛伊德更坚定地相信性驱力与死亡驱动是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一对存在性悖谬。这二者的力量都被投射到了母亲身上，从而赋予母亲原型的力量。他认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世界，是成人的最后一个世界。”[12]母亲的身体是混沌的容器，生命从此诞生，也最终将回归混沌。而由于男性是以逻各斯法则思考，因此，男性更容易被激起对无意识混沌的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贝尔武甫》等神话中，英雄若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必须要杀死象征母亲的母龙。在荣格那里，似乎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对母亲的仇恨。这亦从另一方面影射了人类将自己从母亲黑暗的子宫中解放出来，用其生之本能逃离混沌的无意识。在“原始恐惧”这一态度上，奥托·兰克（Otto Rank）与荣格并驾齐驱。兰克虽然不像荣格那样回溯至遥远的集体无意识，但他将人的焦虑追溯到出生之时。他认为，现实对于出生的婴儿来说就是一种创伤，从母亲体内分娩出来就意味着婴儿经历了面对现实的焦虑（他称之为“出生焦虑”）。这种创伤在日后会以幻想的形式被再三重现，并通过其第一个外在对象——母亲来呈现。通过对儿童恐惧症的研究，他认为儿童之所以对特定的动物感到恐惧“其最初指涉的是母亲，并在日后逐渐转移至父亲。”[13]在这里，“最初指涉”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死之本能、克莱因的爱恨同体以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产生了共鸣。它同样将重点置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统一体上。因此，可以看出，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崇拜暗示了缺乏对人类情感统一性的了解，更容易导致日后心理分析实际工作的偏颇。
20世纪70年代之后，俄瑞斯忒斯的情结实际上逐渐获得了重视，并超越了俄狄浦斯情结，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亲子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Margaret Mahler在1960年-1970年发表了数篇文章，明确提出整个心理分析哲学话语都被象征意义上的“俄狄浦斯父亲”所占据。她的发现掷地有声，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个逐渐正在进行的转变。Hendrika C. Freud更是认为，儿童在进入俄狄浦斯阶段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性格，在此性格意识中，“儿童视母亲为男性与女性性别统一的强大人物。”[14]在研究中，她援引弗洛伊德和克莱因都曾用过的“小汉斯”例子（2），指出小汉斯的惧马症并不是因为想与母亲结婚生子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而是惧怕被母亲“阉割”的“俄瑞斯忒斯情结”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俄狄浦斯情结与俄瑞斯忒斯情结二者都被容纳至母亲身上。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母亲的情结并非只有俄狄浦斯情结，还有与此共生的对立话语“俄瑞斯忒斯情结”。只有了解这层话语，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俄狄浦斯情结的霸权地位。
四、“俄瑞斯忒斯情结”的文本溯源
《俄瑞斯忒斯》是埃斯库罗斯最广为人知的悲剧之一，它包括了《阿伽门农》、《奠酒人》与《复仇神》三部。在《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将英雄的陨落化为一场血亲的仇杀。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因不满其夫以女儿作为献祭其江山业绩的行径，与情夫密谋杀害其夫。在阿伽门农凯旋而归、毫无戒备之时，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将其杀害在浴室之中。俄瑞斯忒斯的真正登场是在第二部《奠酒人》中。惨案发生的数年后，阿伽门农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之子俄瑞斯忒斯得知父亲亡故的真相，并与其妹妹克拉屈特拉策划了弑母的复仇行动。俄瑞斯忒斯的心机胜于父母，他乔装打扮来到王宫，向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散发谣言，说俄瑞斯忒斯已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哀其儿子之死并把化装成陌生人的俄瑞斯忒斯留在宫中。俄瑞斯忒斯终于找到机会报仇雪恨，在宫中杀死了母亲与其情夫。之后，在第三部《复仇神》中，埃斯库罗斯交代了俄瑞斯忒斯弑母之后发生在神界的故事。众神因此事件争吵不休，一方认为俄瑞斯忒斯弑母是大逆不道。一方却认为他弑母是为了秉持公道。双方争执不下便以投票抉择，最终，在雅典娜的决定性一票之下，俄瑞斯忒斯获得赦免。对于这三部曲的解读，大多数视角都集中在希腊的社会制度之上。不少学者视俄瑞斯忒斯情结为“颠覆母权的神话。”一方面呈现了“从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演变的悲剧性过程。”[15]另一方面证明了彼时男性权力高居不下的现状[16]。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血亲仇杀呈现出的实际上是孩童对于母亲的仇恨和恐惧，而从这一点来看，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背后实际上是男性对母亲的心理性恐惧与仇恨的社会性展现。 在整个剧作中，对于俄瑞斯忒斯来说，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并不是名副其实的“母亲”。从克莱因的角度来讲，婴儿的爱与恨最初发展自口唇期。在口唇期，婴儿通过口部来与外界接触，从而迈出了与社会（客体）交往的第一步。在与其第一个社会对象——母亲的交往中，婴儿的口唇挫折（oral frustration）由母亲的乳房来掌控。当母亲的乳房满足了婴儿的需要，婴儿的爱被投射至母亲的乳房上，而当母亲的乳房并不能满足婴儿时，仇恨则被触发了。由于俄瑞斯忒斯自幼被母亲转送他处寄养，母亲的缺失导致他产生了“破坏坏乳房”的幻想，这种破坏恐惧并不能在日后与母亲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修通；相反，致使他重新退回到“偏执—分裂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俄瑞斯忒斯的“投射性认同”和“内射性认同”之间相互作用。对母亲的仇恨是一种婴儿内部向外的投射，而带有敌意的外部世界又通过内射作用被内射回自我。在投射与内射的双重作用下，俄瑞斯忒斯不仅仅认为母亲是“坏客体”，自我亦是“坏客体”，因此，在俄瑞斯忒斯得知母亲梦见白蛇吮吸其乳汁并反被其咬时，他与白蛇产生了认同：“既然那蛇与我有共同的出生，又被装进与我同一个襁褓里/吮吸我当年曾经吮吸过的乳头……我将杀死她……”（奠酒人4：543-550）在俄瑞斯忒斯的道德意识中，弑母的行为是有悖道德的，他的“偏执—分裂位置”又时常让位给“抑郁位置”，在这个位置，婴儿认识到自我要伤害的客体就是自己所爱的客体，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也是导致俄瑞斯忒斯在弑母行为上产生犹豫的原因之一。在对母亲爱与恨的双重情感的撕裂之下，俄瑞斯忒斯为维持其内部精神的统一，唯有将情感转移至父亲和姐姐身上。
五、结语
克莱因在《论心理健康》一文中谈及：“如果母亲在感觉上是引导性的、保护性的，而不是支配性的，那么（儿童）对母亲的认同就会带来内部的平静。”[8]308这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反向命题，即儿童后天的心理健康很大一部分有赖于家庭的结构，尤其是母亲的作用。当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声音被淹没之时，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应运而生。而当父亲缺失之时，由于母亲的“原初客体”地位，对母亲的恨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并不是天生的俄狄浦斯情结导致弑父的冲动，而是父权制度导致了弑父的冲动。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更容易站得住脚，也因为其所生活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男权制的。因此，西方学界一直以来的 “俄狄浦斯中心论” 实际上只是父权制度的产物，其普适价值仍待商榷。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在一个解构的时代中，“俄狄浦斯中心”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俄瑞斯忒斯情结的逐渐重视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思维范式，象征着西方学界从“象征的父亲”向“具体的母亲”的过渡，同时为个体社会性别的生成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解释。
注释：
（1）弗洛伊德所指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儿童3-5岁的时候，这段时期的儿童情操相较于婴儿时期已经稳定许多。
（2）小汉斯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史上的一例重要病例。小汉斯的父亲来向弗洛伊德咨询关于自己儿子非常惧怕马这个动物的怪异现象。在弗洛伊德解读下，小汉斯不到四岁时就对自己的生殖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男性生殖器。但是当他的妹妹出生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由于父母却用鹳的故事来吓唬他，为了阻止他对自己生殖器的玩弄。弗洛伊德认为处在这是小汉斯的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即对母亲怀有强烈的依恋，而对父亲怀有浓厚敌意。
参考文献：
[1]Wertham F. The matricidal impulse： critique of Freud's interpretation of Hamlet[J]. Journal of Criminal Psychopathology， 1941，（2）： 455-464.
[2]柳鸣九.二十世纪的俄瑞斯忒斯怨恨——谈《毒蛇在握》[J].读书，1988： 87-93.
[3]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亲[M]毛路，毛喻，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26.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超快感原则[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36.
[5]Hendrika C. Freud.Men and Mothers- the Life Long Struggle of Sons and Their Mothers[M]. Marjokin de Jager， Trans. London： Karana Books，2013：159.
[6]C.Fred Alford.Melanie Klein and the “Oresteia Complex”： Love， Hate， and the Tragic World View[J]. Cultural Critique， No. 15 ，Spring， 1990： 167-189.
[7]梅兰妮·克莱因.爱·恨与修复——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与琼·里维埃演讲录[M].吴艳茹，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53.
[8]梅兰妮·克莱因.嫉羡和感恩——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M].姚峰，李新雨，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9]Issac D. Balbus. Mourning and Modernity- Essays in the Psycho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M].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5：96.
[10]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M].李安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9.
[11]Jung. Aspects of Masculine[M]. Uk.：Routledge，2003：18. [12]荣格.荣格文集VII情结与阴影[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55.
[13]Otto Rank.The Trauma of Birth[M]. London ： Routledge，1999：19.
[14]Hendrika C. Freud， Men and Mothers-the Life Long Struggle of Sons and Their Mothers[M].London： Karanac Books， 2013：160.
[15]聂珍钊.论希腊悲剧的复仇主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1，（3）：22-28.
[16]Simon Goldhill. Aeschylus， the Oresteia[M].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41.
From Oedipus Complex to Orestes Complex：
The “Maternal Turn” of Western Psychoanalysis
WANG Yunqi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Oedipus complex is a well known concept in psychology. For a long time， it occupied the hegemonic place in discourse of psychoanalysis philosophy， thus its brother discourse “Orestes complex” had been muffled for a longtime. “Orestes complex” originated from the tragedy of Aeschylus “Orestes trilogy”. Its protype is the hero，Orestes who killed his mother for revenging his father’s death. “Orestes Complex” is， on the one hand，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Freudian theory of Oedipus Complex，and the “counter discourse” of Oedipus Complex on the other hand， and also symbolized western psychoanalysis field began to shift its focus from the “symbolic father” to the “specific mother” after 1970.
Key words： Oedipus Complex； Orestes Complex； Freud； counter discourse
编辑：鲁彦琪
俄狄浦斯情结是心理学上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长久以来，它盘踞着精神分析哲学话语的霸权地位，因而掩盖了其不为人知的兄弟概念“俄瑞斯忒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取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以其中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俄瑞斯忒斯为原型。它一方面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反思和超越，另一方面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对立话语”，象征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精神分析领域从“象征的父亲”到“具体的母亲”的转向。
关键词：俄狄浦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弗洛伊德；反抗话语
中图分类号： B84-0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4003105
“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名称来源于英语“Orestes complex”[1] （Oresteia）。俄瑞斯忒斯（或俄瑞斯忒亚）是古希腊国王阿伽门农与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由于阿伽门农为平息海神带来的风浪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杀死，克吕泰涅斯特拉一直记恨在心。随后，她受到情夫唆使，在家中将凯旋而归的阿伽门农杀害。寄养在他人篱下的俄瑞斯忒斯成年后得知了自己父亲的死因，便与妹妹厄勒克特拉共同策划了弑母的阴谋。最终，他为伸张正义、为父报仇，将母亲杀死。
国外对“俄瑞斯忒斯情结”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心理分析领域，其中以梅兰妮·克莱因的《关于〈奥瑞斯忒亚〉的某些省思》一文最为详细（尽管她并没有采用“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一专用名词）。国内对“俄瑞斯忒斯情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柳鸣九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俄瑞斯忒斯怨恨——谈〈毒蛇在握〉》中提及的“俄瑞斯忒斯情结”[2]。其后便没有更多的研究。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长期以来占有统治性地位，因而掩盖了其兄弟概念“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声音。本文在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回溯的基础上，以《俄瑞斯忒斯》为分析对象，一方面阐释了俄瑞斯忒斯情结这一心理学概念，另一方面揭示了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哲学从“象征父亲”到“具体母亲”的转向。
一、“俄瑞斯忒斯情结”的“俄狄浦斯溯源”
论及俄瑞斯忒斯情结，首先进入解释视野的理所当然是一个更加广为熟知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很多学者认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比其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影响更大。”[3]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石长久以来在各种分析实例中均有所应用。俄狄浦斯情结取自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剧中，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通过对这出悲剧的分析，弗洛伊德将弑父娶母的主题引入到精神分析的认识领域内。他认为，充满生命冲动的男孩，其第一个性冲动对象是其母亲。对于母亲的依恋促使男孩想占有母亲的全部。而当他发现父亲的存在之时，他通过弑父试图来占据父亲的位置，夺得母亲的爱。值得注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长久以来扮演的并非只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由于它植根于整个西方哲学话语的男权制度之中，因此它的表达结构虽然是母亲，但是其本质上是“象征的父亲”。可见，弑父娶母的重心并非是母，而是父，即通过弑父娶母来承袭父亲的地位，占据父亲的象征性地位。当然，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并非一成不变，在《自我和超我》中，弗洛伊德注意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称为“正面俄狄浦斯情结”与“负面俄狄浦斯情结”。前者是传统的弑父娶母情结，强调的是孩童与母亲的联盟，而后者是弑母爱父的情结，强调的是孩童与父亲的联盟。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创造了一个单词“暗恐”（uncanny），用来指他所发现的婴儿与生俱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示出来，其本质正如其字面意思那样，是与母亲分离之后对被分离的母亲的恐惧。进一步解释，即是一种分离的抑郁。
尽管弗洛伊德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走的太远，但是在其后期的著作中，超快感原则的提出无疑从侧面反映了他早期的弑母爱父的学说。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发现了活着的有机体有两种共存的本能：“一种本能的目的是引导生命趋向死亡，而另一类本能，即性本能，众生奋力以求和产生的则是生命的复苏。”[4]性本能一直以来都是弗洛伊德式的古典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生之本能既是性驱力，也是“爱”的来源，其生殖特性是所有生命必不可缺的动力。而死亡本能则是他后期发现的“活着的有机生物中先天存在的一种倾向，”[4]28是性驱力的对立面，也是爱的对立面——恨的来源。死之本能的发现以一种辩证的角度充分揭示了生命的维度。生命之所以为生命主要是因为一种死不想生、生不想死的张力，而并非只是生殖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死亡本能与生之本能是朝向对方存在的，爱与恨也是朝向对方的存在。这一点无疑挑战了弗洛伊德早期视为中心的“俄狄浦斯情结”，将爱与恨的交织视为生命之驱动也无疑是弗洛伊德对自我理论的反思。只不过，为维护其理论的统一性，弗洛伊德策略性地用时间割裂了这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爱与恨的对立关系必须以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殖结构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梅兰妮·克莱因则比老师走得更远。她质疑了这种“时期分割说”，认为这个分裂一开始就在婴儿的自我之中悄然进行着。她将母亲纳入到爱与恨的客体研究中，更加详细地阐释了婴儿对母亲的爱欲与仇恨的并存，从而确立了西方精神分析界“母亲”的地位。
二、“俄瑞斯忒斯情结”的克莱因溯源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传统的俄狄浦斯情结仍然保留了其有效性和霸权性，那么20世纪40年代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就受到了诸如克莱因等人的挑战。恰如Hendrika C. Freud 所说：“作为二战的结果，彼时的重点已经放置在失去与遗弃之上。母亲也被逐渐视为病理与正常的区分手段。”[5]梅兰妮·克莱因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提出“俄瑞斯忒亚情结”的人[6]。她在分析“俄瑞斯忒亚”时指出：母亲“一开始满足了我们所有自我保存的需要和感官需求，给了我们安全感。她在我们的心灵中所起的作用是持久的。”[7]因此，婴儿情操主要奠基在母亲与孩子二者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母亲、父亲与孩子三者关系的基础之上。接着，她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在自我中发生一个相应的分裂，自我就无法将（内部的和外部的）客体分裂。”[8]这也就是说人类的爱与恨与弗洛伊德的生之本能与死亡本能一样，一开始便共存于有机生物体内。其后发展出来的爱与恨的分离则是由于它在出生的头一年中，在与母亲/乳房的互动中逐渐被激发出来，并通过内射和外射的作用最终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情操状态（1）。在克莱因看来，当婴儿需要乳房的时候，乳房的出现提供给婴儿犹如子宫内部的极乐快感。婴儿因哺育而得到满足，由此产生了“好乳房”的幻想。如果乳房并没有在婴儿情感和生理需要时出现，它就被幻想为“坏乳房。”此时，恨与攻击的情感就会被激起。它想要撕裂、啃咬、吞噬乳房的冲动被投射在乳房、母亲之上。据她所说：“婴儿起初无法区分自我和母亲，当区分开始产生的时候，在此之前的至善与极恶的幻想很容易由自我转移至母亲，同时由母亲转移至自我。”[9]好乳房与坏乳房一方面被投射在母亲客体之上，另一方面又被内射（introjection）回婴儿自身。婴儿将爱欲对象与死亡对象投射在母亲，又反过来内射在自我之上。至此，婴儿的自我将同时融合了恋母与自恋、仇母与自怨的四重情操，从而形成日后的人格。总结克莱因的思路可以发现，母亲作为“最初客体”对人格的发展起关键作用，而“性欲望的主要客体对男孩而言，母亲——也激起了恨和报复。”[7] 57爱与恨统一于母亲的乳房这一观点不仅确立了母亲的具体地位，动摇了俄狄浦斯中心的大厦，更为“俄瑞斯忒斯情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俄瑞斯忒斯”的其他理论溯源
事实上，除了始终坚守弗洛伊德阵营的克莱因，那些弗洛伊德的朋友及其“背叛者”们也都从不同角度质疑过“俄狄浦斯情结”。与弗洛伊德意见向左的荣格就走得更远一些。荣格认为，由于人类对不可知事物的先天性恐惧，因此，相比看得见性器官的男性来说，女性的身体象征着神秘的无意识。而对无意识的恐惧导致了男性对女性气质的恐惧。从中世纪的很多类似于《贝尔武甫》这样的神话中可以发现，英雄总以杀死母龙为其最终行动结果。在他看来，这种行为犹如人类将自己从母亲黑暗的子宫中解放出来一样，象征着生之本能逃离无意识的混沌，更暗示了人类对母亲与生俱来的恐惧。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杀老情结”（parricide）就是恋母情结与恋父情节在社会学意义上显现出来的情结总称，是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类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建立了文明。父亲的介入避免了乱伦，确立了法则，因此其本质上是“性的禁忌制度”。而马林诺夫斯基通过研究以母权制度为主的美拉尼西亚人发现：“土著美拉尼亚的孩子实际不与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相同的性欲。”[10]而在个人感情之中，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性的态度不同。”[10]18因此，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俄狄浦斯情结其本质上是一种西方白人父权制度文明下的中心思想，而从个人情感出发，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无疑忽视了人类情感的丰富维度。相比马林诺夫斯基，荣格与奥托·兰克则回归心理分析，并试图用一种更为“抽象”的猜想来证明各种情感的统一性。在荣格那里，一生万物、万物又归一的东方式哲学思想一直影响其心理分析论著。在其所有论述中，母亲原型是重中之重。荣格将母亲情结分为两类，一种是消极母亲情结，另一种是积极母亲情结。事实上，荣格敏锐地洞察到了母亲对子女以及子女对母亲在爱与恨上的双向维度。而对子女来说，这种恨多数是出于对母亲的恐惧。在荣格看来，作为理性的动物，人的诞生就是走出无意识的混沌。在这个过程中，性驱力“要求与母亲分离。”而现实的创伤又让死亡驱动“渴望回归母亲”[11]。在这一点上，荣格比弗洛伊德更坚定地相信性驱力与死亡驱动是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一对存在性悖谬。这二者的力量都被投射到了母亲身上，从而赋予母亲原型的力量。他认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世界，是成人的最后一个世界。”[12]母亲的身体是混沌的容器，生命从此诞生，也最终将回归混沌。而由于男性是以逻各斯法则思考，因此，男性更容易被激起对无意识混沌的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贝尔武甫》等神话中，英雄若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必须要杀死象征母亲的母龙。在荣格那里，似乎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对母亲的仇恨。这亦从另一方面影射了人类将自己从母亲黑暗的子宫中解放出来，用其生之本能逃离混沌的无意识。在“原始恐惧”这一态度上，奥托·兰克（Otto Rank）与荣格并驾齐驱。兰克虽然不像荣格那样回溯至遥远的集体无意识，但他将人的焦虑追溯到出生之时。他认为，现实对于出生的婴儿来说就是一种创伤，从母亲体内分娩出来就意味着婴儿经历了面对现实的焦虑（他称之为“出生焦虑”）。这种创伤在日后会以幻想的形式被再三重现，并通过其第一个外在对象——母亲来呈现。通过对儿童恐惧症的研究，他认为儿童之所以对特定的动物感到恐惧“其最初指涉的是母亲，并在日后逐渐转移至父亲。”[13]在这里，“最初指涉”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死之本能、克莱因的爱恨同体以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产生了共鸣。它同样将重点置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统一体上。因此，可以看出，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崇拜暗示了缺乏对人类情感统一性的了解，更容易导致日后心理分析实际工作的偏颇。
20世纪70年代之后，俄瑞斯忒斯的情结实际上逐渐获得了重视，并超越了俄狄浦斯情结，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亲子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Margaret Mahler在1960年-1970年发表了数篇文章，明确提出整个心理分析哲学话语都被象征意义上的“俄狄浦斯父亲”所占据。她的发现掷地有声，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个逐渐正在进行的转变。Hendrika C. Freud更是认为，儿童在进入俄狄浦斯阶段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性格，在此性格意识中，“儿童视母亲为男性与女性性别统一的强大人物。”[14]在研究中，她援引弗洛伊德和克莱因都曾用过的“小汉斯”例子（2），指出小汉斯的惧马症并不是因为想与母亲结婚生子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而是惧怕被母亲“阉割”的“俄瑞斯忒斯情结”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俄狄浦斯情结与俄瑞斯忒斯情结二者都被容纳至母亲身上。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母亲的情结并非只有俄狄浦斯情结，还有与此共生的对立话语“俄瑞斯忒斯情结”。只有了解这层话语，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俄狄浦斯情结的霸权地位。
四、“俄瑞斯忒斯情结”的文本溯源
《俄瑞斯忒斯》是埃斯库罗斯最广为人知的悲剧之一，它包括了《阿伽门农》、《奠酒人》与《复仇神》三部。在《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将英雄的陨落化为一场血亲的仇杀。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因不满其夫以女儿作为献祭其江山业绩的行径，与情夫密谋杀害其夫。在阿伽门农凯旋而归、毫无戒备之时，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将其杀害在浴室之中。俄瑞斯忒斯的真正登场是在第二部《奠酒人》中。惨案发生的数年后，阿伽门农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之子俄瑞斯忒斯得知父亲亡故的真相，并与其妹妹克拉屈特拉策划了弑母的复仇行动。俄瑞斯忒斯的心机胜于父母，他乔装打扮来到王宫，向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散发谣言，说俄瑞斯忒斯已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哀其儿子之死并把化装成陌生人的俄瑞斯忒斯留在宫中。俄瑞斯忒斯终于找到机会报仇雪恨，在宫中杀死了母亲与其情夫。之后，在第三部《复仇神》中，埃斯库罗斯交代了俄瑞斯忒斯弑母之后发生在神界的故事。众神因此事件争吵不休，一方认为俄瑞斯忒斯弑母是大逆不道。一方却认为他弑母是为了秉持公道。双方争执不下便以投票抉择，最终，在雅典娜的决定性一票之下，俄瑞斯忒斯获得赦免。对于这三部曲的解读，大多数视角都集中在希腊的社会制度之上。不少学者视俄瑞斯忒斯情结为“颠覆母权的神话。”一方面呈现了“从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演变的悲剧性过程。”[15]另一方面证明了彼时男性权力高居不下的现状[16]。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血亲仇杀呈现出的实际上是孩童对于母亲的仇恨和恐惧，而从这一点来看，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背后实际上是男性对母亲的心理性恐惧与仇恨的社会性展现。 在整个剧作中，对于俄瑞斯忒斯来说，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并不是名副其实的“母亲”。从克莱因的角度来讲，婴儿的爱与恨最初发展自口唇期。在口唇期，婴儿通过口部来与外界接触，从而迈出了与社会（客体）交往的第一步。在与其第一个社会对象——母亲的交往中，婴儿的口唇挫折（oral frustration）由母亲的乳房来掌控。当母亲的乳房满足了婴儿的需要，婴儿的爱被投射至母亲的乳房上，而当母亲的乳房并不能满足婴儿时，仇恨则被触发了。由于俄瑞斯忒斯自幼被母亲转送他处寄养，母亲的缺失导致他产生了“破坏坏乳房”的幻想，这种破坏恐惧并不能在日后与母亲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修通；相反，致使他重新退回到“偏执—分裂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俄瑞斯忒斯的“投射性认同”和“内射性认同”之间相互作用。对母亲的仇恨是一种婴儿内部向外的投射，而带有敌意的外部世界又通过内射作用被内射回自我。在投射与内射的双重作用下，俄瑞斯忒斯不仅仅认为母亲是“坏客体”，自我亦是“坏客体”，因此，在俄瑞斯忒斯得知母亲梦见白蛇吮吸其乳汁并反被其咬时，他与白蛇产生了认同：“既然那蛇与我有共同的出生，又被装进与我同一个襁褓里/吮吸我当年曾经吮吸过的乳头……我将杀死她……”（奠酒人4：543-550）在俄瑞斯忒斯的道德意识中，弑母的行为是有悖道德的，他的“偏执—分裂位置”又时常让位给“抑郁位置”，在这个位置，婴儿认识到自我要伤害的客体就是自己所爱的客体，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也是导致俄瑞斯忒斯在弑母行为上产生犹豫的原因之一。在对母亲爱与恨的双重情感的撕裂之下，俄瑞斯忒斯为维持其内部精神的统一，唯有将情感转移至父亲和姐姐身上。
五、结语
克莱因在《论心理健康》一文中谈及：“如果母亲在感觉上是引导性的、保护性的，而不是支配性的，那么（儿童）对母亲的认同就会带来内部的平静。”[8]308这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反向命题，即儿童后天的心理健康很大一部分有赖于家庭的结构，尤其是母亲的作用。当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声音被淹没之时，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应运而生。而当父亲缺失之时，由于母亲的“原初客体”地位，对母亲的恨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并不是天生的俄狄浦斯情结导致弑父的冲动，而是父权制度导致了弑父的冲动。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更容易站得住脚，也因为其所生活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男权制的。因此，西方学界一直以来的 “俄狄浦斯中心论” 实际上只是父权制度的产物，其普适价值仍待商榷。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在一个解构的时代中，“俄狄浦斯中心”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俄瑞斯忒斯情结的逐渐重视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思维范式，象征着西方学界从“象征的父亲”向“具体的母亲”的过渡，同时为个体社会性别的生成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解释。
注释：
（1）弗洛伊德所指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儿童3-5岁的时候，这段时期的儿童情操相较于婴儿时期已经稳定许多。
（2）小汉斯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史上的一例重要病例。小汉斯的父亲来向弗洛伊德咨询关于自己儿子非常惧怕马这个动物的怪异现象。在弗洛伊德解读下，小汉斯不到四岁时就对自己的生殖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男性生殖器。但是当他的妹妹出生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由于父母却用鹳的故事来吓唬他，为了阻止他对自己生殖器的玩弄。弗洛伊德认为处在这是小汉斯的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即对母亲怀有强烈的依恋，而对父亲怀有浓厚敌意。
参考文献：
[1]Wertham F. The matricidal impulse： critique of Freud's interpretation of Hamlet[J]. Journal of Criminal Psychopathology， 1941，（2）： 455-464.
[2]柳鸣九.二十世纪的俄瑞斯忒斯怨恨——谈《毒蛇在握》[J].读书，1988： 87-93.
[3]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亲[M]毛路，毛喻，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226.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超快感原则[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36.
[5]Hendrika C. Freud.Men and Mothers- the Life Long Struggle of Sons and Their Mothers[M]. Marjokin de Jager， Trans. London： Karana Books，2013：159.
[6]C.Fred Alford.Melanie Klein and the “Oresteia Complex”： Love， Hate， and the Tragic World View[J]. Cultural Critique， No. 15 ，Spring， 1990： 167-189.
[7]梅兰妮·克莱因.爱·恨与修复——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与琼·里维埃演讲录[M].吴艳茹，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53.
[8]梅兰妮·克莱因.嫉羡和感恩——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M].姚峰，李新雨，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9]Issac D. Balbus. Mourning and Modernity- Essays in the Psycho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M].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5：96.
[10]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M].李安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9.
[11]Jung. Aspects of Masculine[M]. Uk.：Routledge，2003：18. [12]荣格.荣格文集VII情结与阴影[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55.
[13]Otto Rank.The Trauma of Birth[M]. London ： Routledge，1999：19.
[14]Hendrika C. Freud， Men and Mothers-the Life Long Struggle of Sons and Their Mothers[M].London： Karanac Books， 2013：160.
[15]聂珍钊.论希腊悲剧的复仇主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1，（3）：22-28.
[16]Simon Goldhill. Aeschylus， the Oresteia[M].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41.
From Oedipus Complex to Orestes Complex：
The “Maternal Turn” of Western Psychoanalysis
WANG Yunqi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Oedipus complex is a well known concept in psychology. For a long time， it occupied the hegemonic place in discourse of psychoanalysis philosophy， thus its brother discourse “Orestes complex” had been muffled for a longtime. “Orestes complex” originated from the tragedy of Aeschylus “Orestes trilogy”. Its protype is the hero，Orestes who killed his mother for revenging his father’s death. “Orestes Complex” is， on the one hand，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Freudian theory of Oedipus Complex，and the “counter discourse” of Oedipus Complex on the other hand， and also symbolized western psychoanalysis field began to shift its focus from the “symbolic father” to the “specific mother” after 1970.
Key words： Oedipus Complex； Orestes Complex； Freud； counter discourse
编辑：鲁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