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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个“学霸”。虽然不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却也算得上是“隔壁班的学生”——某些老师在其他班大做我的“广告”，以至于别班一些同学初识我时往往会阴阳怪气地说：“原来吴志翔就是你，还以为你长着三头六臂呢！”
但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我却经历过一次难堪的补考。那次意外发生在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补考的科目是我闭着眼都能过关的《中国革命史》。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回是开卷考。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好像乍从笼子里被解放出来一样，享受着难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目中，一些公共课不过是给我们混学分的，几个系的学生合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老师的注意力根本顾不过来，很适合我们混水摸鱼。《中国革命史》就是这样的课。说实话，我从心底里轻视它。你想想，老师讲的那些事儿，我中学时就已经熟稔至极，哪还有兴趣去聆听？
所以，上课我经常迟到。那位胖胖的老师看上去很是和蔼可亲，看到我走进教室，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笑着打招呼：“迟到啦？去点名册里找到自己的名字，画个圈吧。”好的，这又没啥，我照做就是了。那时候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小说，我也常在上课时偷偷地看。老师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边，很感兴趣地问：“读什么书啊？哦，张贤亮的啊，不错！不错！”把书还给我以后他又跟了一句：“给自己的名字画个圈吧。”我也便乖乖地到讲台上去，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自己，然后认真地做上记号……
他让我画圈的意图，我从未妄加猜测。听上去很傻对吧？但事实就是如此。也许我只是被他那完全无害的表情蒙蔽了，用心里残留的“听老师话”的惯性，去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后来的结果不用猜了。开卷考结束后，我还用一种炫耀的口气跟同学说：“可能得不到满分，但95分没问题！”但寒假里我收到了迟些离校的同学来信，他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宣布：“你的革命史，挂了！”
59分。与我的预估分倒了个个儿，离及格差1分。
最初我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这个成绩，还以为同学在搞恶作剧。直到我回校参加补考时才恍然大悟，“考友”们都是那些经常去点名册上画圈的人。据说当时学校对各科考试设定了一个不及格率，而像《中国革命史》这样的课，想要考砸实在太难，于是，老师就把那些画圈的同学打入水中。
我当然切齿痛恨过那位笑眯眯的老师，我觉得他这一招实在太过阴险。有这么耍人的吗？很多年以后我对那次补考经历仍然耿耿于怀。有一回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起，我当时其实可以在点名册上装模作样比画一下了事，如果再狡猾点的话索性胡乱在别人的名字上画个圈，根本没有必要那么老实。如此看来，那位老师简直是在“钓鱼执法”。他怎么能让一个人为自己的诚实付出惨痛的代价呢？这不公平嘛！
听者与我都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我也深觉这番貌似有理的自我辩护相当牵强，不过是在用一种精致的逻辑自欺欺人罢了。扪心自问，我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诚实地画圈后悔过。道理非常简单，一个人必须认账，无论面前是一笔好账还是坏账，都要毫不含糊地认下。我不想做假，不该逃避，更不能“栽赃”。我必须承担自己所作所为的每一个后果，心中无半分亏欠。我要认真找到我自己，支付那1分的代价。
记得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帮家里收晒在外面的稻谷，不小心把一些谷粒洒在了晒垫外面的泥土中。因为怕受到爱惜粮食的父母责骂，我偷偷地拿脚扒拉泥土盖到了谷粒上面。过来挑担子的父亲一眼看穿我试图“销毁证据”的把戏，然后以令我震惊的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批评了我。他说，洒落谷粒固然是一种过失，然犹可恕也，最不能原谅、最让他失望和痛惜的，是我不诚实地掩盖自身过失的这个举动。是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来自父亲的教诲，它让我懂得，一棵树可以长得不够高大，但绝不能长成“歪脖子树”。
没有什么比诚实地面对自己更重要。我们得承认，有时候投机取巧、暗中使诈之类的勾当能给人一时的好处，但如果把瞒和骗当成一种生存的手段，把“鸡贼”当“聪明”，把“侥幸”当“幸运”，甚至还自鸣得意，那只会让自己在迷途上越走越远。
我曾听过一位著名留学专家的讲座，他说，要被国外名校录取，一份漂亮的Resume（个人简历）是无比重要的。“Resume里面一定要有故事！只有动人感人的故事才能吸引录取官的注意力！”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学生，所有的“故事”几乎就是在学校里念书，哪来那么多精彩的、跌宕的、充满悬念和情感的故事？这位专家不断暗示，故事其实是可以编造的，美国的录取官不可能到中国来验证你究竟有没有去山沟沟里支教、有没有与艾滋儿童共同生活的经历，只要合乎逻辑，只要“看上去很美”，就一切OK了。
好吧，漂亮的Resume也许可以帮你得到高分，获得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失去诚信的人生注定是一场败局。正如龙应台女士对儿子安德烈说的那样：“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说回我的那次补考，事实上我应该感谢那位老师。他让我领会了“对自己负责”的意义。我为当年的懒散抱愧，我为当时的诚实骄傲，我为那缺失的1分而遗憾，但我最终懂了，那丢失的分数，该从哪里找回来。
但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我却经历过一次难堪的补考。那次意外发生在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补考的科目是我闭着眼都能过关的《中国革命史》。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回是开卷考。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好像乍从笼子里被解放出来一样，享受着难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目中，一些公共课不过是给我们混学分的，几个系的学生合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老师的注意力根本顾不过来，很适合我们混水摸鱼。《中国革命史》就是这样的课。说实话，我从心底里轻视它。你想想，老师讲的那些事儿，我中学时就已经熟稔至极，哪还有兴趣去聆听？
所以，上课我经常迟到。那位胖胖的老师看上去很是和蔼可亲，看到我走进教室，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笑着打招呼：“迟到啦？去点名册里找到自己的名字，画个圈吧。”好的，这又没啥，我照做就是了。那时候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小说，我也常在上课时偷偷地看。老师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边，很感兴趣地问：“读什么书啊？哦，张贤亮的啊，不错！不错！”把书还给我以后他又跟了一句：“给自己的名字画个圈吧。”我也便乖乖地到讲台上去，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自己，然后认真地做上记号……
他让我画圈的意图，我从未妄加猜测。听上去很傻对吧？但事实就是如此。也许我只是被他那完全无害的表情蒙蔽了，用心里残留的“听老师话”的惯性，去做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后来的结果不用猜了。开卷考结束后，我还用一种炫耀的口气跟同学说：“可能得不到满分，但95分没问题！”但寒假里我收到了迟些离校的同学来信，他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宣布：“你的革命史，挂了！”
59分。与我的预估分倒了个个儿，离及格差1分。
最初我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这个成绩，还以为同学在搞恶作剧。直到我回校参加补考时才恍然大悟，“考友”们都是那些经常去点名册上画圈的人。据说当时学校对各科考试设定了一个不及格率，而像《中国革命史》这样的课，想要考砸实在太难，于是，老师就把那些画圈的同学打入水中。
我当然切齿痛恨过那位笑眯眯的老师，我觉得他这一招实在太过阴险。有这么耍人的吗？很多年以后我对那次补考经历仍然耿耿于怀。有一回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起，我当时其实可以在点名册上装模作样比画一下了事，如果再狡猾点的话索性胡乱在别人的名字上画个圈，根本没有必要那么老实。如此看来，那位老师简直是在“钓鱼执法”。他怎么能让一个人为自己的诚实付出惨痛的代价呢？这不公平嘛！
听者与我都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我也深觉这番貌似有理的自我辩护相当牵强，不过是在用一种精致的逻辑自欺欺人罢了。扪心自问，我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诚实地画圈后悔过。道理非常简单，一个人必须认账，无论面前是一笔好账还是坏账，都要毫不含糊地认下。我不想做假，不该逃避，更不能“栽赃”。我必须承担自己所作所为的每一个后果，心中无半分亏欠。我要认真找到我自己，支付那1分的代价。
记得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帮家里收晒在外面的稻谷，不小心把一些谷粒洒在了晒垫外面的泥土中。因为怕受到爱惜粮食的父母责骂，我偷偷地拿脚扒拉泥土盖到了谷粒上面。过来挑担子的父亲一眼看穿我试图“销毁证据”的把戏，然后以令我震惊的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批评了我。他说，洒落谷粒固然是一种过失，然犹可恕也，最不能原谅、最让他失望和痛惜的，是我不诚实地掩盖自身过失的这个举动。是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来自父亲的教诲，它让我懂得，一棵树可以长得不够高大，但绝不能长成“歪脖子树”。
没有什么比诚实地面对自己更重要。我们得承认，有时候投机取巧、暗中使诈之类的勾当能给人一时的好处，但如果把瞒和骗当成一种生存的手段，把“鸡贼”当“聪明”，把“侥幸”当“幸运”，甚至还自鸣得意，那只会让自己在迷途上越走越远。
我曾听过一位著名留学专家的讲座，他说，要被国外名校录取，一份漂亮的Resume（个人简历）是无比重要的。“Resume里面一定要有故事！只有动人感人的故事才能吸引录取官的注意力！”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学生，所有的“故事”几乎就是在学校里念书，哪来那么多精彩的、跌宕的、充满悬念和情感的故事？这位专家不断暗示，故事其实是可以编造的，美国的录取官不可能到中国来验证你究竟有没有去山沟沟里支教、有没有与艾滋儿童共同生活的经历，只要合乎逻辑，只要“看上去很美”，就一切OK了。
好吧，漂亮的Resume也许可以帮你得到高分，获得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失去诚信的人生注定是一场败局。正如龙应台女士对儿子安德烈说的那样：“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说回我的那次补考，事实上我应该感谢那位老师。他让我领会了“对自己负责”的意义。我为当年的懒散抱愧，我为当时的诚实骄傲，我为那缺失的1分而遗憾，但我最终懂了，那丢失的分数，该从哪里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