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陶澍全集》的主编陈蒲清教授在其所著的《陶澍传》中，曾依照恩格斯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说法，说“陶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政治家”〔1〕。这与我在其前说“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2〕，几乎所见略同，只是我更注重的是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和陶澍对于开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作用。
陈先生特别赞赏魏源在《陶文毅公行状》中对陶澍为官政绩的总结：“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三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改票税，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票盐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故在《陶澍传》中专辟一章“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论述陶澍成功的理论经验。然而陶澍一生成功的缘由，除了其理政经验和才干之外，更为重要的或许还在他自身的学问、人品等基本素质。这一方面，台湾学者魏秀梅早在其《陶澍在江南》一书的结论中有所论及。这里，想就其理政经验和学问人品两方面择其要者进行史实性的阐述。
首先，陶澍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重才爱才，善于发现人才，且知人善任，让人才尽其所长。这样，他才能将一大批才德学识兼备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襄功业。
在这一方面，陶澍早在翰林院期间，便与同科进士朱珔、顾莼、吴椿、夏修恕等人建立“消寒诗社”，以文会友；“消寒诗社”后改名为“宣南诗社”，张祥河、林则徐、贺长龄、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都成为诗社成员。这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后来或成为大学士、总督，或任巡抚、侍郎、知府，或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中贺长龄与陶澍是至交好友，在北京同时担任国史馆编修，在江苏又长期共事，共倡经世致用，创行海运并取得震惊朝野的成功。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也跟陶澍在京城时就关系密切，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他还是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梁章钜与陶澍同为嘉庆壬戌科进士，后署理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协助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共同赈灾治水，并被委任主持盘运漕粮总局，共襄漕粮海运。林则徐更是陶澍的得力助手。陶澍任两江总督时，请调林则徐到江苏主持赈灾事务，得到道光帝的批准，林则徐出任江苏布政使，不久便升任江苏巡抚。二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在整饬吏治、赈灾治水和改革漕运、盐政等方面均多有共识，且互相配合，取得成功。道光十七年陶澍六十寿辰，林则徐特撰七律诗三十道祝贺。陶澍对林则徐也十分器重，曾举荐林继任两江总督，称他“才长心细，十倍于臣”。
陶澍在江南兼管盐政时，曾大胆提拔过两位能干的廉吏。其一是王凤生，曾任知府、两淮盐运使，后因私枭黄玉林事件受降四级调用、赴部候选的处分。陶澍刚主持盐政，就不避嫌疑，奏请暂留降调官员王凤生委办场灶事，说“前署运使王凤生亦堪重任”，后用其主张实施票盐。二是俞德渊。陶澍听说他颇有经世才干，善于理财，便提拔他主持海运局务，“尽得要领”，升任江宁知府。后陶澍与钦差大臣会议改革盐法，竟不拘一格，让俞知府参加会议，“德渊具议数千言”，陶澍深以为然，于是保荐俞担任两淮盐运使。王、俞二人是陶澍在处理盐政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改革盐政成功的关键人物，后《清史稿》评价说：“王凤生、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尤济时之才。”陶澍先后任用的盐务人才，还有姚莹、黄冕、童濂、谢元淮、张梓林，也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长沙人黄冕，还是在罢官后得陶澍帮助，才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成长为经世之才的。
还有包世臣、魏源、李星沅、钱东、赵绍祖、冯桂芬、梅曾亮、齐彦槐等，都先后是陶澍的幕友，是为他谋政佐治的智囊团人物。包世臣是清嘉道间关注漕粮、盐务、河工等实际事务，以经世之学名于世的著名人物，“江省督抚遇大兵、大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陶澍很重视包世臣，聘为幕僚，且对他言听计从。陶澍和魏源更是世交。陶澍少时家贫，魏源的祖父曾资助陶澍求学；陶澍担任江苏巡抚后，魏源的父亲邦鲁在江苏担任巡检、水利主簿之类的小官，陶澍“礼遇之，不以小吏待也”。魏源早年在京城就结识了陶澍，并经陶澍介绍，参加过“消寒诗社”，结识了一批名流。从道光五年起，魏源任贺长龄幕僚，代辑《皇朝经世文编》，后任陶澍幕僚，参与海运、水利、盐务诸大政的筹划与改革。长期在江南督抚藩司幕府“受知至恳至笃”的魏源，不仅经常受陶澍之托代撰书信，编奏疏集，陶澍死后还以“通家子”的名义为之撰写《行状》、《墓志铭》。李星沅与魏源一样，也是陶澍栽培成长的。陶澍是李星沅之父李畴生的朋友，陶澍早在川东兵备道任上，就将丧父家贫的李星沅招为幕友，夸其为“经世才”，嘱咐他多读书。在陶澍的关心和支持下，李星沅于道光五年中举，十二年成进士，后官至总督，对陶仍“师事之”。
至于清代中兴将帅胡林翼、左宗棠，更是起家于陶澍的慧眼识英才。嘉庆二十四年，陶澍任川东兵备道请假回籍，途经益阳，年刚七岁的胡林翼随祖父在座，陶澍一见，“惊为伟器”，即以第五女许配。后胡林翼随侍两江读书，得陶澍着力培养、熏染。太平军兴，胡林翼在湖北抵御，竟同岳父一样礼贤下士，终成勋业。左宗棠则系陶澍道光十六年回乡省墓时在醴陵渌江书院所识，“目为奇才”，于是总督与布衣结为忘年交。第二年，陶澍又求聘左宗棠之女为幼子陶桄妻，结为儿女亲家。道光十九年陶澍去世时，又将七岁陶桄托孤于左。左氏馆其家八年教陶桄读书，学文习武，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学生。左宗棠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清廷重臣，却始终景仰陶澍，并自许以陶公后继。他为陶澍与林则徐在南京合建专祠，自撰联句曰：“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语，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3〕既歌颂了陶澍的不朽功德，又表达了自己与陶澍相交三十年的情谊和自继陶澍的决心。
第二，陶澍之所以能团结大批人才共襄功业，并得到道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关键还靠自己的学问和人品。扎实的学问和端正的人品，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陶澍自幼随父必铨读书，并学诗，习八股时文，十八岁考入县学，成为生员。主持考试的湖南学政石韫玉曾在其考卷上批曰：“清新，无半点尘氛气。”〔4〕石氏长于经世之学，对陶澍当有一定影响。陶澍二十三岁中举，是科湖南乡试主考官陆以庄“生平孤介，不妄交游”、“蕴抱不凡，无事不以古贤自淬砺”〔5〕，陶澍出其门下最早，时常得到他的教诲，“读书谈艺之下，尤肫肫以世道人心为亟”，对陶澍的治学为人都有很大影响。二十五岁中进士，正考官是礼部尚书纪昀，更是学问渊通的大学者。他提倡实学、反对空谈的治学精神，对陶澍这个关门弟子影响至深。陶澍入翰林院后，任国史馆编修，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问基础更为坚实，以至逐渐成为一位博学多识，于经学考据、文章诗赋、地志天文，乃至算术、音韵、美术、医药都无不通晓的学问大家。只是陶澍一生从政，忙于经世实事，“于学问事无所专精”，加之地位显赫、政绩显著，故“后人论者，不重其学与文”。其实，陶澍于政务之暇所为之经世实学、史地、考据、诗文创作等，皆有本有源，成就卓著，而非常人所可比肩。 陶澍从小受父亲影响，极力主张务实的学风，认为脱离实际的学问毫无实用价值。他在《沅江县尊经阁记》中说：“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惟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而凡为天下国家，皆不外九经之目。”〔6〕主张读经在乎实用，经是“经纶天下”的典籍，是纲常名教的道理，读经就是为了治国、明理，即为了实用。又说“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因此他赞赏以舆地经世，对以舆地经世、非常有实干才能的长辈严如熤尤为钦佩。严如熤与陶必铨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曾一起师事山长罗典，又都来自农村，二人十分友好。那时陶澍年方六岁，比严如熤小二十岁，随父一起读书，深得严氏喜爱，乃成忘年之交。陶澍后来回忆说：“有溆浦严先生者，倜傥磊落，如古陈同甫一流。……鹰天子特简，名在九重，先生暇则举以示澍，谓有志竟成。自恨所处不得与共事。”〔7〕可见陶澍从小受严氏实学经世的影响很深。
陶澍以史地学为经世之具，在众学问中，“尤邃于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因而他在史地学方面的成就也最大。如典试四川，著《蜀輶日记》，西南要害，如指诸掌。又非常重视并热心于地方志的修纂，曾继父亲遗愿，修嘉庆《安化县志》。嘉道间还主修《沅江县志》、《洞庭湖志》，道光五年又倡修《安徽通志》。他非常重视方志的资治功能，认为作为地方官，“将举一方之利病而兴剔之”，则对于一个地方的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
在考据方面，陶澍可说是一位“考论名物、辨析学术，每能详其本末，道其利害”的大学者，所著《陶渊明集辑注》与《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便是陶澍在史实考证方面的重要著作，也是学界在陶渊明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认为：“《陶考》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备载于《靖节先生集》第三卷前，断语独创一解。”〔8〕
陶澍的文学修养非常深厚。他所写作的文章、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曾被时人誉为“诗坛领袖”。周启应《树萱堂诗话》说：“自袁随园既没之后，海内诗人争相雄长，莫适为主。余谓近日诗人，当推陶大中丞澍为第一，以其博学才雄，变化从心，顿挫入古，合李、杜、韩、苏为一手，足以笼罩群雄故也。”且陶澍还“爱才好士，讲论文艺无倦”，所至之处，设立书院，培植后学。又常与文人举行诗文酒会，从事文雅而有益的休闲活动。这些都有利于树立严正官风，砥砺士子学行，且有利于他团结那些志同道合的士人。北京的“宣南诗社”，苏州的沧浪七友之会，便都是在陶澍的倡导或组织下成立的。
学术是造就人才的根源。正由于陶澍学问广博，又深知人才的重要，认为“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因而他自从政以来，一直在努力倡导经世实学，挖掘、荐引、任用和提拔贤能官吏与志士臣僚，且特别注重对湖南人才的培养和启用。不仅在江苏的官员幕僚中有一大批诸如上述的湖南籍人，在京城和湖广也到处有陶澍的家乡师友，如宁乡袁名曜，溆浦严如熤，安仁欧阳厚均，益阳胡达源、汤鹏，长沙李象鹄、象鹍兄弟，道州何凌汉、何绍基父子，以及善化唐鉴、新化邓显鹤、邵阳欧阳辂、安化罗绕典等。湖南自晚清以来，之所以人才辈出，首先应归功于陶澍的先导、引领作用。这正如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即使后来的重臣曾国藩，“亦赖陶澍之喤引尔”〔9〕。
至于陶澍的人品，其宅心磊落、品行端正、忠君爱民、正直清廉，且“廉而不刿，严而不苛”，那是上自帝君、政要，下至同僚属员都有口皆碑的。乃至自道光来传颂陶澍为官清廉爱民、明察善断的戏剧、故事，延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仍在民间继续，我们幼时听讲《陶澍访江南》的说书，直到“反封资修”升级时才被禁止。
先说清宣宗旻宁这位在帝国衰落、内乱频仍中登基的道光皇帝，可说也是一位有着儒家民本思想的仁君，他一上台就想有所作为，振衰除弊。他之所以逐渐对陶澍那么信任、倚重，乃至君臣之间亲密交谈，发生一个月内十四次召见且赐“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事，说到底也就是看中了陶澍的学问、人品和才干，深知他是一位真正能为帝国实心办事的忠臣。道光帝对陶澍的谕旨中，多是称赞“汝学问、人品俱好”，“汝操守好，办事认真”，“勇于任事，不避嫌怨”，“实心任事，不避嫌怨”，故予以“特达之知”，付以重任。听说陶澍溘然逝世，道光帝震惊优恤，不仅晋赠陶澍为太子太保、谥文毅，还谕准淮北建立名宦专祠，以“永怀良弼”、“顺舆情而彰政绩”。
再说当时的政要人物，一类如曹振镛、穆彰阿、王鼎等大学士，虽有看道光帝眼色行事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也都是钦佩陶澍的为人与才干，所以对陶澍的漕运、盐政改革都能予以支持。一类是与陶澍接触更多的人物。如早在嘉庆二十年陶澍奉命巡视江南漕务时，因陶澍半年内催运漕米五百多万石，完满完成漕巡任务，江苏巡抚称他“宅心磊落，办事和平”；两江总督百龄则赞曰：“其通达政体，晓畅机宜，经术以当可为宜，惩劝必于公有济。”〔10〕又如嘉庆二十四年陶澍在川东兵备道任上，由于采用“减价敌私”的策略解决了“私盐横行”问题，平息了激变，连四川总督蒋攸铦都夸他“清廉公正”，还对僚属说：“他人到一处，数月方悉情形，惟陶某一到，便透澈无遗。”〔11〕因而次年改元“道光”后，蒋攸铦向新皇帝奏称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才堪大用，是总督之才。
陶澍良好品行和操守的形成，既与他的生性气质有关，更离不开家庭和师友的影响。陶澍的家庭是一个极重敦品的诗礼之家。这使他在后来的治学从政中，极注重敦品立志。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就曾发出书院告示，明确而具体地提出立志、植品、宗经、亲友的为学之道。关于植品，他说：“士为四民之首，本极尊贵。然或士名而有商贾行，士名而有工匠气，已属自趋卑下。甚至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为士类所不耻者，其始皆由于不知立品也。”他告诫士子，人品不可不正，不可不高；“行己有耻”才可以为士，“能知耻，始能植品”〔12〕。 陶澍与师友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互相砥砺。如他的座师陆以庄曾来信谆谆告诫，“一切办公，固不可苟随流俗，亦不可太事苛细，总以持平为当”〔13〕，又每以“云汀任事宏毅，吾所不及”之语相勉励，这些都对陶澍一生为官影响至深。又如好友贺长龄曾对他说：“接人办事，老实为妙。”他复书中也谈自己的体会：“开诚布公，秉直而行，久之而人自信服。”〔14〕陶澍曾深有感触地说：“自莅任以来，所得友信，惟亲家与乐园（严如熤）、南雅（顾莼）之书，大有资于身心政事，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也。”〔15〕可见师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对于敦品砥砺也是很重要的。
陶澍为官清廉，“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这也是他注重敦品、修身的结果。他曾书写对联作为从政为官的座右铭：“绕案风清，尘埃扫除吏牍；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16〕这既是他的严格自律，也是他对僚属的警戒。
陶澍的成功之由，除了以上所叙知人善任和自身的学问、人品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他为人的性格、为政的作风以及时势的原因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其决定性的因素，窃意还是由于他以自己的学问、人品为基础，且能“正己率属，虚怀下士，有古大臣风”，才能团结一大批才德兼备的能吏臣僚，坚毅沉着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并最终成为晚清经世派人物的领袖和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陈先生特别赞赏魏源在《陶文毅公行状》中对陶澍为官政绩的总结：“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三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改票税，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票盐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故在《陶澍传》中专辟一章“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论述陶澍成功的理论经验。然而陶澍一生成功的缘由，除了其理政经验和才干之外，更为重要的或许还在他自身的学问、人品等基本素质。这一方面，台湾学者魏秀梅早在其《陶澍在江南》一书的结论中有所论及。这里，想就其理政经验和学问人品两方面择其要者进行史实性的阐述。
首先，陶澍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重才爱才，善于发现人才，且知人善任，让人才尽其所长。这样，他才能将一大批才德学识兼备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襄功业。
在这一方面，陶澍早在翰林院期间，便与同科进士朱珔、顾莼、吴椿、夏修恕等人建立“消寒诗社”，以文会友；“消寒诗社”后改名为“宣南诗社”，张祥河、林则徐、贺长龄、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都成为诗社成员。这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后来或成为大学士、总督，或任巡抚、侍郎、知府，或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其中贺长龄与陶澍是至交好友，在北京同时担任国史馆编修，在江苏又长期共事，共倡经世致用，创行海运并取得震惊朝野的成功。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也跟陶澍在京城时就关系密切，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他还是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梁章钜与陶澍同为嘉庆壬戌科进士，后署理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协助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共同赈灾治水，并被委任主持盘运漕粮总局，共襄漕粮海运。林则徐更是陶澍的得力助手。陶澍任两江总督时，请调林则徐到江苏主持赈灾事务，得到道光帝的批准，林则徐出任江苏布政使，不久便升任江苏巡抚。二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在整饬吏治、赈灾治水和改革漕运、盐政等方面均多有共识，且互相配合，取得成功。道光十七年陶澍六十寿辰，林则徐特撰七律诗三十道祝贺。陶澍对林则徐也十分器重，曾举荐林继任两江总督，称他“才长心细，十倍于臣”。
陶澍在江南兼管盐政时，曾大胆提拔过两位能干的廉吏。其一是王凤生，曾任知府、两淮盐运使，后因私枭黄玉林事件受降四级调用、赴部候选的处分。陶澍刚主持盐政，就不避嫌疑，奏请暂留降调官员王凤生委办场灶事，说“前署运使王凤生亦堪重任”，后用其主张实施票盐。二是俞德渊。陶澍听说他颇有经世才干，善于理财，便提拔他主持海运局务，“尽得要领”，升任江宁知府。后陶澍与钦差大臣会议改革盐法，竟不拘一格，让俞知府参加会议，“德渊具议数千言”，陶澍深以为然，于是保荐俞担任两淮盐运使。王、俞二人是陶澍在处理盐政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改革盐政成功的关键人物，后《清史稿》评价说：“王凤生、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尤济时之才。”陶澍先后任用的盐务人才，还有姚莹、黄冕、童濂、谢元淮、张梓林，也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长沙人黄冕，还是在罢官后得陶澍帮助，才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成长为经世之才的。
还有包世臣、魏源、李星沅、钱东、赵绍祖、冯桂芬、梅曾亮、齐彦槐等，都先后是陶澍的幕友，是为他谋政佐治的智囊团人物。包世臣是清嘉道间关注漕粮、盐务、河工等实际事务，以经世之学名于世的著名人物，“江省督抚遇大兵、大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陶澍很重视包世臣，聘为幕僚，且对他言听计从。陶澍和魏源更是世交。陶澍少时家贫，魏源的祖父曾资助陶澍求学；陶澍担任江苏巡抚后，魏源的父亲邦鲁在江苏担任巡检、水利主簿之类的小官，陶澍“礼遇之，不以小吏待也”。魏源早年在京城就结识了陶澍，并经陶澍介绍，参加过“消寒诗社”，结识了一批名流。从道光五年起，魏源任贺长龄幕僚，代辑《皇朝经世文编》，后任陶澍幕僚，参与海运、水利、盐务诸大政的筹划与改革。长期在江南督抚藩司幕府“受知至恳至笃”的魏源，不仅经常受陶澍之托代撰书信，编奏疏集，陶澍死后还以“通家子”的名义为之撰写《行状》、《墓志铭》。李星沅与魏源一样，也是陶澍栽培成长的。陶澍是李星沅之父李畴生的朋友，陶澍早在川东兵备道任上，就将丧父家贫的李星沅招为幕友，夸其为“经世才”，嘱咐他多读书。在陶澍的关心和支持下，李星沅于道光五年中举，十二年成进士，后官至总督，对陶仍“师事之”。
至于清代中兴将帅胡林翼、左宗棠，更是起家于陶澍的慧眼识英才。嘉庆二十四年，陶澍任川东兵备道请假回籍，途经益阳，年刚七岁的胡林翼随祖父在座，陶澍一见，“惊为伟器”，即以第五女许配。后胡林翼随侍两江读书，得陶澍着力培养、熏染。太平军兴，胡林翼在湖北抵御，竟同岳父一样礼贤下士，终成勋业。左宗棠则系陶澍道光十六年回乡省墓时在醴陵渌江书院所识，“目为奇才”，于是总督与布衣结为忘年交。第二年，陶澍又求聘左宗棠之女为幼子陶桄妻，结为儿女亲家。道光十九年陶澍去世时，又将七岁陶桄托孤于左。左氏馆其家八年教陶桄读书，学文习武，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学生。左宗棠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清廷重臣，却始终景仰陶澍，并自许以陶公后继。他为陶澍与林则徐在南京合建专祠，自撰联句曰：“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语，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3〕既歌颂了陶澍的不朽功德，又表达了自己与陶澍相交三十年的情谊和自继陶澍的决心。
第二，陶澍之所以能团结大批人才共襄功业，并得到道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关键还靠自己的学问和人品。扎实的学问和端正的人品，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陶澍自幼随父必铨读书，并学诗，习八股时文，十八岁考入县学，成为生员。主持考试的湖南学政石韫玉曾在其考卷上批曰：“清新，无半点尘氛气。”〔4〕石氏长于经世之学，对陶澍当有一定影响。陶澍二十三岁中举，是科湖南乡试主考官陆以庄“生平孤介，不妄交游”、“蕴抱不凡，无事不以古贤自淬砺”〔5〕，陶澍出其门下最早，时常得到他的教诲，“读书谈艺之下，尤肫肫以世道人心为亟”，对陶澍的治学为人都有很大影响。二十五岁中进士，正考官是礼部尚书纪昀，更是学问渊通的大学者。他提倡实学、反对空谈的治学精神，对陶澍这个关门弟子影响至深。陶澍入翰林院后，任国史馆编修，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问基础更为坚实，以至逐渐成为一位博学多识，于经学考据、文章诗赋、地志天文，乃至算术、音韵、美术、医药都无不通晓的学问大家。只是陶澍一生从政，忙于经世实事，“于学问事无所专精”，加之地位显赫、政绩显著，故“后人论者，不重其学与文”。其实，陶澍于政务之暇所为之经世实学、史地、考据、诗文创作等，皆有本有源，成就卓著，而非常人所可比肩。 陶澍从小受父亲影响，极力主张务实的学风，认为脱离实际的学问毫无实用价值。他在《沅江县尊经阁记》中说：“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惟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而凡为天下国家，皆不外九经之目。”〔6〕主张读经在乎实用，经是“经纶天下”的典籍，是纲常名教的道理，读经就是为了治国、明理，即为了实用。又说“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因此他赞赏以舆地经世，对以舆地经世、非常有实干才能的长辈严如熤尤为钦佩。严如熤与陶必铨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曾一起师事山长罗典，又都来自农村，二人十分友好。那时陶澍年方六岁，比严如熤小二十岁，随父一起读书，深得严氏喜爱，乃成忘年之交。陶澍后来回忆说：“有溆浦严先生者，倜傥磊落，如古陈同甫一流。……鹰天子特简，名在九重，先生暇则举以示澍，谓有志竟成。自恨所处不得与共事。”〔7〕可见陶澍从小受严氏实学经世的影响很深。
陶澍以史地学为经世之具，在众学问中，“尤邃于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因而他在史地学方面的成就也最大。如典试四川，著《蜀輶日记》，西南要害，如指诸掌。又非常重视并热心于地方志的修纂，曾继父亲遗愿，修嘉庆《安化县志》。嘉道间还主修《沅江县志》、《洞庭湖志》，道光五年又倡修《安徽通志》。他非常重视方志的资治功能，认为作为地方官，“将举一方之利病而兴剔之”，则对于一个地方的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
在考据方面，陶澍可说是一位“考论名物、辨析学术，每能详其本末，道其利害”的大学者，所著《陶渊明集辑注》与《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便是陶澍在史实考证方面的重要著作，也是学界在陶渊明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认为：“《陶考》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备载于《靖节先生集》第三卷前，断语独创一解。”〔8〕
陶澍的文学修养非常深厚。他所写作的文章、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曾被时人誉为“诗坛领袖”。周启应《树萱堂诗话》说：“自袁随园既没之后，海内诗人争相雄长，莫适为主。余谓近日诗人，当推陶大中丞澍为第一，以其博学才雄，变化从心，顿挫入古，合李、杜、韩、苏为一手，足以笼罩群雄故也。”且陶澍还“爱才好士，讲论文艺无倦”，所至之处，设立书院，培植后学。又常与文人举行诗文酒会，从事文雅而有益的休闲活动。这些都有利于树立严正官风，砥砺士子学行，且有利于他团结那些志同道合的士人。北京的“宣南诗社”，苏州的沧浪七友之会，便都是在陶澍的倡导或组织下成立的。
学术是造就人才的根源。正由于陶澍学问广博，又深知人才的重要，认为“为政首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因而他自从政以来，一直在努力倡导经世实学，挖掘、荐引、任用和提拔贤能官吏与志士臣僚，且特别注重对湖南人才的培养和启用。不仅在江苏的官员幕僚中有一大批诸如上述的湖南籍人，在京城和湖广也到处有陶澍的家乡师友，如宁乡袁名曜，溆浦严如熤，安仁欧阳厚均，益阳胡达源、汤鹏，长沙李象鹄、象鹍兄弟，道州何凌汉、何绍基父子，以及善化唐鉴、新化邓显鹤、邵阳欧阳辂、安化罗绕典等。湖南自晚清以来，之所以人才辈出，首先应归功于陶澍的先导、引领作用。这正如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即使后来的重臣曾国藩，“亦赖陶澍之喤引尔”〔9〕。
至于陶澍的人品，其宅心磊落、品行端正、忠君爱民、正直清廉，且“廉而不刿，严而不苛”，那是上自帝君、政要，下至同僚属员都有口皆碑的。乃至自道光来传颂陶澍为官清廉爱民、明察善断的戏剧、故事，延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仍在民间继续，我们幼时听讲《陶澍访江南》的说书，直到“反封资修”升级时才被禁止。
先说清宣宗旻宁这位在帝国衰落、内乱频仍中登基的道光皇帝，可说也是一位有着儒家民本思想的仁君，他一上台就想有所作为，振衰除弊。他之所以逐渐对陶澍那么信任、倚重，乃至君臣之间亲密交谈，发生一个月内十四次召见且赐“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事，说到底也就是看中了陶澍的学问、人品和才干，深知他是一位真正能为帝国实心办事的忠臣。道光帝对陶澍的谕旨中，多是称赞“汝学问、人品俱好”，“汝操守好，办事认真”，“勇于任事，不避嫌怨”，“实心任事，不避嫌怨”，故予以“特达之知”，付以重任。听说陶澍溘然逝世，道光帝震惊优恤，不仅晋赠陶澍为太子太保、谥文毅，还谕准淮北建立名宦专祠，以“永怀良弼”、“顺舆情而彰政绩”。
再说当时的政要人物，一类如曹振镛、穆彰阿、王鼎等大学士，虽有看道光帝眼色行事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也都是钦佩陶澍的为人与才干，所以对陶澍的漕运、盐政改革都能予以支持。一类是与陶澍接触更多的人物。如早在嘉庆二十年陶澍奉命巡视江南漕务时，因陶澍半年内催运漕米五百多万石，完满完成漕巡任务，江苏巡抚称他“宅心磊落，办事和平”；两江总督百龄则赞曰：“其通达政体，晓畅机宜，经术以当可为宜，惩劝必于公有济。”〔10〕又如嘉庆二十四年陶澍在川东兵备道任上，由于采用“减价敌私”的策略解决了“私盐横行”问题，平息了激变，连四川总督蒋攸铦都夸他“清廉公正”，还对僚属说：“他人到一处，数月方悉情形，惟陶某一到，便透澈无遗。”〔11〕因而次年改元“道光”后，蒋攸铦向新皇帝奏称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才堪大用，是总督之才。
陶澍良好品行和操守的形成，既与他的生性气质有关，更离不开家庭和师友的影响。陶澍的家庭是一个极重敦品的诗礼之家。这使他在后来的治学从政中，极注重敦品立志。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就曾发出书院告示，明确而具体地提出立志、植品、宗经、亲友的为学之道。关于植品，他说：“士为四民之首，本极尊贵。然或士名而有商贾行，士名而有工匠气，已属自趋卑下。甚至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为士类所不耻者，其始皆由于不知立品也。”他告诫士子，人品不可不正，不可不高；“行己有耻”才可以为士，“能知耻，始能植品”〔12〕。 陶澍与师友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互相砥砺。如他的座师陆以庄曾来信谆谆告诫，“一切办公，固不可苟随流俗，亦不可太事苛细，总以持平为当”〔13〕，又每以“云汀任事宏毅，吾所不及”之语相勉励，这些都对陶澍一生为官影响至深。又如好友贺长龄曾对他说：“接人办事，老实为妙。”他复书中也谈自己的体会：“开诚布公，秉直而行，久之而人自信服。”〔14〕陶澍曾深有感触地说：“自莅任以来，所得友信，惟亲家与乐园（严如熤）、南雅（顾莼）之书，大有资于身心政事，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也。”〔15〕可见师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对于敦品砥砺也是很重要的。
陶澍为官清廉，“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这也是他注重敦品、修身的结果。他曾书写对联作为从政为官的座右铭：“绕案风清，尘埃扫除吏牍；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16〕这既是他的严格自律，也是他对僚属的警戒。
陶澍的成功之由，除了以上所叙知人善任和自身的学问、人品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他为人的性格、为政的作风以及时势的原因等方面进行探讨，但其决定性的因素，窃意还是由于他以自己的学问、人品为基础，且能“正己率属，虚怀下士，有古大臣风”，才能团结一大批才德兼备的能吏臣僚，坚毅沉着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并最终成为晚清经世派人物的领袖和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注释：
〔1〕陈蒲清：《陶澍传》，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7页。
〔2〕《书屋》，2011年第二期。
〔3〕《左宗棠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78页。
〔4〕陶澍：《题石琢堂师独学书室图》诗注，《陶澍全集》第七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1页。
〔5〕〔6〕〔10〕〔11〕〔12〕〔13〕〔14〕〔15〕〔16〕《陶澍全集》第六册，第209、29、196、422、309、415、422、421、412页。
〔7〕陶澍：《与严乐园先生书》，《陶澍全集》第六册，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02页。
〔8〕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转引自陶用舒《陶澍评传》，湖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9〕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之《中兴时代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