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课程已经给了各个学校一定的自主空间，学校有五分之一的自主开发课程。但无论怎样开放，核心的课程是要国家审定的，例如在美国，也有五门必须统考的课程。任何一个私立学校，都必须开设国家规定的课程
　　
　　“9月19日，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课前是简短的开学式，之后即开始《易经》诵读。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家长们都紧张地在教室外观看，两个小时过去了，第一节课结束了。……真如古人所说的‘小坐窗前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9月20日。上午8：00～11：30，上课前集体念一遍《弟子规》；将昨天学的《易经》自己读20遍。下午1：30～5：00，英语读经。……中文阅读：《三国演义》；老师与家长交流沟通：课程计划。”
　　这是2005年9月刚刚开学时孟母堂几位老师写下的教学日记。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故纸气味，教人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然而未及一年，“遗世而独立”的孟母堂便不复往日的宁静。这个夏天，曝光、争议、取缔、诉讼……纷纷扰扰骤然而至，使得一向行事低调的孟母堂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
　　
　　曝光之后
　　
　　今年7月10日，在上海举办的2006年读经教育与学校教育研讨会上传出了关于上海已有全日制私塾的消息，第二天便有报纸对其进行报道。人们突然发现，在上海郊区的一幢别墅内，有十多个4岁至12岁的孩子正接受着与普通学校大相径庭的教育。
　　不讲课文、不教英文单词、不上一般的小学算术；中文教授背诵《易经》、《弟子规》、《论语》等古代传统经典，英文教授背诵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文学经典，数学则由外聘老师进行数理读经教育，甚至涉及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此外，还外聘教练教授瑜珈和游泳来代替一般小学的体育课……孟母堂的所有教学内容，都与普通的小学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消息一出，便有不少家长打电话到报社询问孟母堂的报名事宜。教育部门也立即关注到这一基础教育的“异数”，7月14日，松江区教育局对孟母堂展开实地调查，并于7月17日将一纸“告知单，’递至孟母堂，称其“属于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7月25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就“孟母堂”的办学现象明确表态，认为根据《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孟母堂属违规办学，而每年3万元的学费也未经有关物价部门审核，属违规收费。与此同时，松江区有关方面则称将在开学前将孟母堂于以取缔。
　　孟母堂并未因此停止教学。为了不荒废孩子的学业，吕丽委老师坚持在自己家中免费提供家庭教育。7月31日，孟母堂家长发表声明，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孟母堂”并非教育机构；第二，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第三，教育主管部门认定事实不清，第四，应当给予在家教育以合法地位。孟母堂负责人、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主任周应之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教育部门的回音，如有必要将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
　　
　　松江区教育局则在静观孟母堂的下一步动作。“现在是暑假期间，对于纯粹家教行为我们不予干涉。如果九月一号开学之后还有适龄儿童在里面接受教育的话，我们就要采取有关措施。”松江区教育局领导顾彬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8月18日，孟母堂的委托律师王佐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将于下周把行政附议递交到上海市教委。虽然孟母堂有关人员一再表示“法律诉求实属无奈”，但如今看来他们已决意要把这无奈之举坚持下去。
　　
　　孟母堂为何不服
　　
　　王佐林表示，该行政附议是针对松江区教育局下发的《告知单》而提出的：“因为这个行政告知的主体对象就不对。孟母堂不是教育机构，也不是一个法人。只不过是家长在这个地方教育孩子，而‘孟母堂’是挂在厅堂里的一块匾额。”
　　孟母堂是不是一个教育机构，这是所有关于孟母堂的判断中最基本的一点。也正因事件各方对此莫衷一是，才会引发巨大的意见分歧。
　　顾彬表示，松江区教育局之所以认定孟母堂是教育机构，是在进行实地考察后作出的结论。“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他们一是有教学场所，二是有所谓的老师在教学，还有一个网站(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网站)，上面写着他们教学的安排及介绍、咨询电话，还有我们了解发现他们也有所谓的教材。显然他们是在招生的。”
　　周应之认为，孟母堂就是一个孩子、老师、家长都相处得很融洽的大家庭，“所谓的学费，也是家长共同协商的，和正规学校的收费性质完全不同。”
　　吕丽委也强调，“孟母堂”并不是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下属的机构，网站上的电话也只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咨询，并非招生电话。她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解释了孟母堂的缘起：“我的孩子长到三岁多时，我觉得应该陪他读几年书了，于是就决定在家里进行教育。后来有些朋友听说了，也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一起学。从来没有想到要办成一个学校，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适合办学校的人。至于有系统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和教材，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这是我长期以来做教师养成的职业习惯。”
　　“所以在收到《告知单》的时候，我们非常意外。”吕丽委说，“也根本没有机会向行政执法人员解释这一切。他们来调查的时候就拿着一张《解放日报》，意思是‘报纸上说你们违法，你们就是违法了’。没有问细节问题，比如孩子的年龄结构，其实我们这里大多数孩子是学龄前儿童。也没有做笔录，几分钟就走了，态度很不客气。我觉得这样做事是不是太仓促了?”
　　“教育局做出行政决定，本身应该是合乎法律的。主体要对，事实要清楚，程序要准确，适用的法律要正确。从这几个方面来讲，这份行政告知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王佐林说。
　　“说孟母堂是教育机构，确实比较勉强。当事人主观上只是出于兴趣，又哈好符合了家长的需要，这和一般的家教、兴趣小姐并没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兴趣小组，需要得到教委的批准和审核吗?”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专家邹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关键在于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没有接受义务教育，但这是家长的事情，并不是孟母堂的责任。”
　　
　　“兴绝学”之是非功过
　　
　　在强大的压力下，孟母堂为什么要坚持办学，并誓将自己的“办学权”维护下去?周应之表示，归根到底是为了“兴绝学”，复兴中国的教育传统。
　　“读经作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根本方法，现在还没有得到积极的重视和研究，而在孟母堂学生们能与过去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教育相接轨。”周应之说，“我们希望孩子在小时候把基础打牢了，对未来选择科学或是人文道路，都是有好处的。”
　　上海市教委则认为，根据《义务教 育法》规定，教育教学工作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面向全体学生，教书育人，将德、智、体、美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规定，孩子们所学的应该是按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的内容并达到要求。因此，孟母堂的教学内容属于违法。
　　36岁的戴先生说出了相当一部分家长的意见：“这种‘不求甚解’的学习是否科学?读经培养出的儒生，其知识结构是否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他们今后在社会上是否能顺利地与其他人相处?最后，也是最实际的问题，这些孩子今后如果要进入高一级的普通学校学习，学历是否能认可?其他课程能不能跟得上?如果不行，没法考大学，将来怎么办?”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儿童读经教育利用了孩子机械记忆力强的优势，“但问题在于，义务教育阶段是一个为孩子的素质全面打基础的阶段。过早地定向，等于扼杀了其他一切发展的可能性。严重的偏科、过度的超前学习，缺乏科学证据，不能系统地证明它是合理的。读经教育对于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现在社会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简单地回到传统，是难以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
　　“读经教育也要考虑一定年龄阶段的可接受性，不能盲目把高深的东西压下来作为负担。如果一味死记硬背的话，孩子就不会创新，不会思考问题了。要学习如何独立面对世界，光靠读经是不够的。”杨小微说。
　　周应之则表示，孟母堂的老师和家长们对读经教育的未来很有信心。“其实国家非常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现在全球办起了100所孔子学院，每年祭孔，强调中小学要培养民族文化传统，温家宝的讲话中也说到每个民族应该弘扬自己的优良文化。现在，北大、清华、复旦都开设了国学班，中国最有钱的老板都在读原典，老百姓为什么不读呢?快去读啊，再不读就赚不到钱了!”他笑道。
　　在邹荣看来，虽然读经教育绝不是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但作为一种修养是应该提倡的。“优秀的古典文化应该在公立学校大力推行，而不是在民间打压它。另一方面，人们对传统教育爱好与否，都有自己的道理。为什么非要取缔孟母堂呢?教委的心态是不是太紧张了?”
　　
　　教育模式可以自由选择吗
　　
　　事实上，在孟母堂事件中最受争议的并不在读经教育本身，而在于多元化教育的可能性，以及人们选择教育方式的权利。
　　“我们所坚持的是‘天赋人权’。老天爷给了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力，义务教育法也没有规定不能在家教育。这个时代，孩子就是未来，孩子的前途家长可以选择。如果确实觉得这里比一般的学校好，国家为什么要干涉?应该积极支持啊。”周应之说。
　　“义务教育是什么?是国家为了保证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而制定的，明令孩子有接受教育的义务，而不是接受‘我提供给你的教育’的义务。我有义务接受教育，但是接受什么教育?这应该是有选择权的。”刍嵘说。
　　《孟母堂家长声明》也宣称，“《义务教育法》并未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在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就读，也未规定不允许在家教育。该声明还认为，国际化都市应该允许教育的多元化，世界各国大多允许在家教育。”
　　对此，杨小微教授表示，美国确实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家庭选择“在家接受学校教育”(home schooling，可译为“在家上学”)的形式，政府对其是允许的，但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即使是自己教自己的孩子，也需要有资格证书，教学内容也必须符合各个州的课程标准。”
　　杨小微指出，义务教育对家长、对孩子，都是有法律约束的。目前在中国，对于那些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的家长，按说只能强迫执行。“其实义务教育在西方出现时，其涵义就是强迫教育(compulsiry education)，不执行就是违法。至于家长普遍感觉学校不好，那么就是政府需要反思的了。”
　　“对于孟母堂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不能以简单的办法压制，一关了事。要透过这个事件，反思一下公立学校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孟母堂给我们有些公立学校敲了一个警钟：人家情愿把孩子送到那样的地方，也不愿送到你学校来。这对于公立学校是不是一种讽刺呢?”杨小微略带遗憾地说。
　　“现在，随着课改的进行，政府也在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上作了很多努力，花了很多心思。比如现在强调教育均衡，倡导强校带弱校，实行招生的公开化，还有的既是学者又是官员的研究者在追究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公正等等，这些姿态都是好的。整个和课程改革相应的考试也在改革。我的观点是，改革也需要有耐心，家长也要有耐心，不能一蹴而就。对于任何一个教育机构(无论公私)办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家长们要有自己的判断。现在的新课程已经给了各个学校一定的自主空间，学校有五分之一的自主开发课程。无论怎样开放，核心的课程是要国家审定的，例如在美国，也有五门必须统考的课程。任何一个私立学校，都必须开设国家规定的课程。”杨小微说。
　　邹荣提出，义务教育不能“一刀切”，对于边远地区和城市发达地区，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农村，首要问题是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上学。在城市，特别是教育意识非常强的地方，要给家长一定的选择权。”
　　杨小微则表示，“在家教育”的形式在中国迟早会出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相应的需求，只不过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对这样的需求，政府不宜简单地回避，而是要出台一套规范政策、制定一套论证的体系。办学机构的多样化是必然的趋势，但任何一个教学机构必须有正规的办学资格，课程内容必须科学，这是不容改变的。”
　　在经过这场风波后，吕丽委最大的感想是，要认真学习法律，教育要随时随地真正把孩子放在主体去关心考虑：“简单的取缔是很容易的，但这样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我们要真正理解法的精神，真正保护我们青少年合法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家长或教育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