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院士当选的关键是申请的项目内容。否则，院士的实验室拿不到项目、无法维系，也照样难逃“裁员”的命运。
　　
　　今年的“两院院士”增选，真可谓花絮纷繁，歹戏拖棚。一开始，就有舆论指责候选人官员过多，接着，北京大学知名教授饶毅在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出局后称今后再不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12月8日，媒体报道说“工程院新院士名单32人1个月前被猜中疑泄密”，12月9日媒体又说“校长院士”过多，“政府高官全部落选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工程院副院长说“个别院士候选人单位领导出面拉票”。（《新京报》2011年12月9日）
　　科技界之所以对院士如此“重视”，无非是院士身上的三个标签，一是“国家设立”，二是“最高称号”，三是“终生荣誉”。纷扰的背后，折射出了问题一箩筐：不是以科研成果、社会贡献为荣，而是以获得院士身份为傲；公平、公正、公开受到质疑，“走后门”、“内部调整”已经客观存在；官本位已对院士制度、院士选举全面入侵，难以承受历史的检验……
　　在科技界，有两个东西值得关注，令人期待。一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二是各国实行的院士制度。诺贝尔奖，在于“突破性贡献”，在于“最后一刻揭晓”带来的瞬间喜悦与惊讶。各国的院士制度，在于打上“最优秀之一”的标签而带来的巨大精神满足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但细看诺贝尔奖和各国的院士制度，又很有共同之处：
　　一是不强调“国家设立”，诺贝尔奖自不用解释，其它国家的院士制度，除了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也基本上都是“科學学会”这样的组织设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荣誉称号。
　　二是不强调“最高”，诺贝尔奖从来没有强调过获得诺贝尔奖的是“最高”或者“最优秀”，仅仅是“奖励对全人类有突出贡献的各项知识和研究”，其它国家的院士制度，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因为英文词汇对应的是“member”，是成员或者会员，美国科学学会的章程也只是说自己的会员是最优秀之一。
　　三是都重视激励作用，诺贝尔奖和各国实行的院士制度，没有一个强调“终生荣誉”，诺贝尔奖是一次性奖励，但允许重复获奖，其它国家的“院士”，都是没有工资的，只有少数国家给予少许补贴，还要向学会缴纳会费，拿到的实际的“好处”，仅仅是有权利获得学会刊物及享受学会提供的在使用图书、参考文献、手稿方面的方便。
　　各种媒体，曾广泛报道过的一个例子，就是著名华裔科学家李远哲。他在1979年被评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获得的待遇，仅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予的一个写着“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的校内停车位，而且还不是永久车位，停车照样要花钱。在美国，不少科学院院士坦率地承认，院士资历或许在申请科研经费时有所帮助，但真正关键的还是申请的项目内容。否则，院士的实验室拿不到项目、无法维系，也照样难逃“裁员”的命运。
　　真正起到激励作用的，应该是市场化的制度设计，比如，一次性的高额物质奖励、健全的专利制度和版权制度等，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一事一奖，市场化回报，不搞身份制和终身制，优胜劣汰在所难免。
　　我国两院院士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设计，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如今，社会的资源配置，已转化为以市场配置为主。遗憾的是，院士制度并没有与时俱进，它特殊的奖励和激励作用，正在丧失。社会丑恶因素的流入，使得它的崇高性、权威性也正在降低。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期待我国的院士制度也有改革，也有创新，重新焕发出它的生机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