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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的脚步声在晨曦中愈来愈近,远在大洋彼岸的司徒美堂也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呼唤。这位辛亥革命老人、美洲爱国侨领、致公党主席冲破了重重阻力,从美国纽约飞回香港,甩掉了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于9月4日辗转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年,他81岁高龄。此后在周总理的恳切挽留下,司徒美堂欣然留居京华,在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6个年头。漂洋过海大半个世纪的司徒美堂,而今能在故国安享晚年,目睹世间的沧桑巨变,兴奋与激动自不待言,在他眼里,任何变化都没有一个能与他可爱的祖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相比。怀着爱国爱乡的真诚,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视察各地,用眼看,用心想,希望能为祖国和侨乡贡献一份心力。
这里记叙的是司徒美堂关注侨乡土改的事情。
政协提案
对于土改,司徒美堂是举双手拥护的。他贫农出身,幼年丧父,家境贫困,14岁离乡当学徒,不久赴美国谋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农民饥寒交迫、没有土地的痛苦感同身受。在美洲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期间,深受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影响。旧中国封建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这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根源。没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司徒美堂对这个道理是明白的。在政协会议上,司徒美堂耳闻了老区土改情况,对照闽、粤侨乡的特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在考虑国家大计并照顾华侨的双重心情下,提出了侨乡土改的意见。
司徒美堂口述的意见由秘书司徒丙鹤写成政协会议提案《关于处理华侨土地房屋问题的建议书》,经他签字发出提交给1950年 6月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后,司徒美堂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主席。在意见书中,司徒美堂提出:第一,我坚决拥护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农民有了土地,中国的革命才会成功,经济建设问题才有办法解决。第二,就过去百年来的情况看,所谓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借辛苦工作赚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第三,华侨地主中与其他富有华侨中的自建洋房最好不要动。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血汗所得,与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华侨出外数十年,其与祖国的联系,就是他对国内的亲属与薄田数亩,或洋房一座的田园之乐的怀恋。动了这些就斩断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断了联系也就是断了大笔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侨汇。第四,什么叫华侨,什么是华侨地主,其定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在划定何者是华侨土地、何者不是华侨土地的时候,技术上要非常精细准确,执行土改的下级干部,要认真对全部政策以及华侨情况作透彻的了解,如果不然,就会引起许多意外麻烦。侨眷有贫富之分,许多贫苦侨眷,侨汇少,生活难,十年八年也接不到多少次侨汇,租种一两亩瘦地过日子,在阶级成分言,他们倒是实际的贫雇农。第五,华侨捐款办学而置下的新式“学田”,有利于发展侨乡的教育事业,应予暂时保留。第六,如国内环境安定,华侨愿意回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不知道这样的土地将来是否可能租得到?华侨能否收买土地来进行新的农业生产?土改条文中应加说明。
司徒美堂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经历了许多世变。在国外侨居了69年,他深切地了解华侨漂泊海外的心情,知道华侨是和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知道华侨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多么需要祖国的关怀。所以他回国后心中非常挂念海外的侨胞,竭诚地为他们服务。土改,他坚决支持,可是他也倾听华侨的心声,体谅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关心他们在土改中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心情下,他对侨乡土改的意见书既照顾了大局,又切中了要害。他提到的华侨房屋、侨汇问题、华侨土地的划分问题等都是侨乡土改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伤害广大华侨的感情和利益。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位华侨老人的预见性。
司徒美堂的意见书上交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以后司徒美堂的提案全文在政协简报上发表。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也批示说,中侨委在草拟文件时,要采纳司徒美堂所提的正确意见。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其中第24条规定: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或省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1950年11月政务院又根据这个精神颁布了一个适当处理的详细办法:《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基本上吸收了司徒美堂的正确意见,司徒美堂对中央的做法很满意。
要求南下考察土改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0年10月开始广东的土改试点工作。第一批试点县是兴宁、揭阳、龙川3县,1950年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同年冬,由于抗美援朝和巩固国防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加快土改速度。
11月23日华南分局决定把广东土改试点区域扩大到11个县。
司徒美堂是广东开平人,对家乡的土改自然关心备至。开平有个司徒程南,是司徒美堂的侄儿,抗战时期当乡长,曾组织地方抗日力量,外阻敌人,内维治安;也曾接济和救援革命青年。开平解放时,他还以粮食及现款支持过共产党的地方武工队和南下大军。后司徒程南告老辞去了14年之久的乡长一职,到广州参加司徒美堂为董事长的“侨兴公司”的外贸工作,任经理。土改开始后,司徒程南即被拘押回开平,被定为地主阶级当权派。
1951年2月7日,司徒美堂收到家乡一封来电,称他的侄儿司徒程南从香港返抵广州时即被拘押。得知消息,司徒美堂非常着急。他认为他的侄儿抗日时当过乡长,尽了守土安民的职责;解放前又帮助过共产党,怎么说也应该作为开明士绅对待。司徒美堂和司徒程南的私交不浅,1947年司徒美堂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得很紧,生活困难,司徒程南曾在经济和生活上大力资助他。司徒美堂很担心侄儿的安危,情绪不免急躁、恼怒,说:“乡下有人欺侮我亲戚。”因此他上书给周总理,力保司徒程南,并当面陈述意见。周总理对司徒美堂的意见很重视,派秘书对司徒丙鹤说:这个事情要研究研究。美堂老人出面保一个人,不是件小事。司徒程南一事促使司徒美堂决心要亲自南下,亲眼看一看侨乡的土改,多了解一些具体而真实的情况。秘书司徒丙鹤曾力劝司徒美堂冷静一点,不必马上回粤,以避免袒护亲人的错误,但没有效果。司徒美堂决意南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思乡情切。北池子83号,西邻雄伟的紫禁城和澄碧的筒子河,古老的城墙映衬着辉煌的角楼,归鸦飞过黄昏,确是一处安度晚年的场所。但是远离了熟悉而亲切的茶楼、南方温暖而潮湿的空气,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年纪大了,落叶归根的感觉愈发浓重,亲情和乡情也就成为一种抹不去的牵挂。1950年,司徒美堂没有回家乡开平过春节,心中非常惦念他的元配夫人和孙儿,因此动了探亲访友的念头。
1951年2月底,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分,上书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要求南下考察土改。中央认为通过司徒美堂在舆论上支持土改,可以教育华侨过好“反封建”这一关,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中央还电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让他调查处理司徒程南一事。临行前,周总理叮嘱司徒丙鹤:要好好帮助美老工作。
气慢慢消了
3月初旬,司徒美堂到达广州。叶剑英在东山梅花村住宅宴请了司徒美堂一行,气氛亲切而隆重。接着,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和广东省侨办主任伍治之找到司徒丙鹤,询问司徒美堂对其侄儿被拘一事的反映,并派出统战部陈夏苏科长随司徒美堂一同返粤中。
3月12日下午,司徒美堂一行乘花尾渡前往江门。73年前司徒美堂为谋生路,到了江门一间作坊当学徒,不久漂泊海外。73年后旧地重游,正值珠江两岸春雨霏霏,所谓 “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恰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在江门,粤中专员谢创、副专员欧初和江门市的党政领导及各界人士到码头迎接。
司徒美堂出席了江门各界的欢迎大会,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几个问题讲了话。在讲到土改问题时,他对华侨和侨眷说: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这世界没有中立,你不帮农民,就是帮了地主。华侨资本的前途是走向新工商业,靠田租收入———剥削农民劳动———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们不能以华侨少数人的利益和农民大众的利益对抗,以眼前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对抗,遇到田特别少,人特别多的场合,华侨要对农民照顾和让步,因为华侨的生活一般比贫雇农好得多。
对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粤中地委当然不敢怠慢,因为这是中央派下来的任务。但是司徒美堂力保司徒程南,也给地委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顾虑。3月17日,粤中地委向华南分局和统战部报告了司徒美堂到粤中后的情形。报告说:司徒美堂3月12日抵江门,13日上午到开平去,17日上午起程返江门,准备明日往鹤山。几天来,我们掌握着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工作,尚能达到要求。在江门通过招待会,欢迎会,给他以一定程度的教育。据他初步反映尚觉兴奋满意。到达开平后,通过苦主(人命案的)当面诉苦,招待会、欢迎会及主动向他作工作报告等方法,既收教育之效,又有压力(群众压力),但斗争颇为曲折。美堂在开平几天中,充分反映了他的立场基本是站在封建力量方面的,但在我团结斗争和群众压力下不得不缩手,对司徒程南一案未敢提出(只要求解脱程南的脚链,但在我方反对下亦勉强接受)。他到开平时,封建力量曾多方活动,由于我们主动支配了时间,封建力量难于下手,故事情能在我控制下进行。虽然如此,但他对程南事尚念念不忘,估计可能去鹤山后仍返开平一次,我们打算在鹤山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并发动农民群众向他进行教育。同时希望你们设法在3月24日左右打电报(经专署转)催他回京,使他无暇再返开平,否则开平工作将受影响。我们原定在这期间
分头下乡展开镇反工作,经他一来,谢创同志要陪他去,影响工作甚大,望早处理。粤中地委没有详细说明对司徒美堂进行“教育”的具体内容。但后来司徒丙鹤提及了此期间的一段插曲:司徒美堂从江门回到家乡开平赤坎住了3天,有一天,突然几千群众游行,在其下榻的开平酒店周围高呼土改、打倒地主的口号。再一日,在赤坎河南洲草地上,公开枪决地主恶霸百数十人。司徒美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秘书大加解释,请老人不必生气。司徒美堂说:“这不过是对我示威!我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今年已八十有三,生平忠诚救国,天下为公,主持正义,不敢后人。但对邪恶势力,也不惧怕,你们不要这样吓唬老百姓。”司徒美堂是支持土改的,但对这种做法,心里非常反感。尽管司徒美堂在侨乡广大华侨面前号召他们响应土改,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但他倒没有想到自己被归类到了封建力量这一边。 接到粤中地委的报告后,叶剑英在3月23 日回电,及时纠正了一些同志“左”的偏差。他在电报中提出3点:“一、司徒美堂如愿意多留你处了解情况,你们应欢迎和帮助他了解,你们急于把他送走是不好的,因为他走了之后,旧势力仍然可以和他联系,仍然可以捏造事实,瞒他,与其如此,倒不如让他亲自弄个一清二白。二、对于司徒程南案件,你们可将全部事实直白告他,但不要扯到他的头上,处理方法也可根据法律将你们的意见告他,他如不同意亦应让他提出,和他讨论。对待像司徒美堂那样的民主人士,我们应该采取十分诚恳与坦白的态度,我们做错的应该承认,做对的应该坚持,使他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是大公无私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丝毫没有隐讳的地方。三、司徒是经历颇深的人,他要接触哪一方面,你们不妨让他去,以免他怀疑你们封锁他的消息,但同时你们也可组织一些农民代表向他反映意见。”叶剑英的答复着实体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司徒美堂最初确是带气南下,但通过各地的视察,两次下乡,在鹤山、台山、新会等地看到了土改的真实情况,见到了不少致公堂老华侨,相与话旧,心情十分兴奋,气也就慢慢消了。在鹤山,司徒美堂用了3天的时间(3月20日到23日)查看沙坪镇的镇南乡、龙门乡、昆东乡的土改情况,亲身感受了农民对土改的热情,这种感受比他平时通过报纸广播得到的更真切,更生动。司徒美堂对前来和他一道参加座谈会的华侨、侨眷说:3天来我到3个乡县和农民谈心,土地改革材料的生动丰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农民弟兄姐妹在斗争中所表现的智慧英勇,和对于毛主席的衷心爱戴,给我这个华侨上了一次政治教育课,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曾和孙中山先生在美洲搞过辛亥革命,但那是一次不彻底的失败了的革命,特别是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农民对土地要求得那么迫切,而我们当时只定了一个“耕者有其田”的空洞的口号,希望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也不曾把这件事兑现,就与世长辞了,这种伟大工作只有到了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办法和魄力领导农民阶级去完成它。看到各位今天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彻底革命情况,我个人以为:完成土地改革,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事业已做好了大半工夫。我回到北京,一定对毛主席报告农民翻身后的兴奋情形,使他高兴!鹤山的翻身农民托司徒美堂带了一些土特产品转呈毛主席,司徒美堂当场即交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到北京,并附上了报告侨乡土改情况的材料。
在台山,司徒美堂很细致地和华侨谈心,询问他们对土改的看法,并作实地的调查,印证他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司徒美堂作过一个计算:粤中共有华侨25万人,侨眷64万人,占粤中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5个半人中有一名华侨或侨眷,
7个人中有1个人是靠侨汇生活。但是许多侨眷有侨眷之名,实际上一年得不到三五百元侨汇,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当小贩、雇工或种地。华侨一般占有土地不多,农村的土地主要还是集中在地主身上,这是土改的重点。华侨本身的土地没有什么可动,即使动,也动得很少。通过谈心,司徒美堂发现华侨对于土地的动与不动问题,倒没有什么顾虑,感情上比较安定。有顾虑的只是怕动了他们的房屋和浮财、衣物。这些事实和他在 1950年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所反映的情况大体相似。
两次下乡,司徒美堂看到了农村的新面貌,生产的发展、妇女的解放,这些都令他欢欣鼓舞。但他也注意到了土改中出现的二流子 ( 乡下称金山少)问题,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粤中多侨汇,当然有助于侨乡土改后的经济建设。在目前的侨乡,侨汇活跃了借贷关系,帮助农民生产渡过灾荒。抗美援朝的慰劳捐款、救济灾荒捐款,侨汇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侨汇繁荣了四邑(指台山、开平、恩平、新会4县),但是也养成了一些华侨二流子,他们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成为侨乡的寄生虫,这个问题在台山、开平最为严重。司徒美堂认为,要对这些金山少进行长期的教育改造,要把鼓励生产英雄和教育二流子两者结合起来,使他们变为新青年、新妇女,不再是吃侨汇的寄生虫。
司徒美堂还非常注意土改前后侨乡特产的产销问题。他提建议说,开平的蒜头、新会的葵扇、甜橙,鹤山的烟叶,台山的鱼产都很有名,如果销路问题和品种改良问题解决了,翻身农民将大受其益。
“我没有被枪毙”
海外人士非常关注司徒美堂这位洪门元老的粤中之行。司徒美堂16岁加入洪门组织致公堂,26岁创立安良堂,以后数十年担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就曾得到致公堂人力、财力的支持。抗战时期,司徒美堂和旅美爱国华侨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积极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司徒美堂领导下的安良堂,先后在美国31个城市设立分堂或支堂,成员最多时达2万余人。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未当总统之前,在安良堂当了10年的法律顾问。司徒美堂以他在海外仗义疏财的声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的爱戴和尊敬,洪门人士普遍尊称他为“龙头”(即洪门中最高领袖之意)。因此司徒美堂在舆论上支持土改,确实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广东的这几个月,司徒美堂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掬诚相告,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在粤中的诸多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同时也击破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土改的造谣诬蔑。
在司徒美堂南下的时候,美国一些亲蒋的中文侨报曾大造谣言,散布司徒美堂被共产党枪决的“新闻”,在华侨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
1951年5月7日,某报说司徒美堂“已被共产党逮捕,在开平赤坎公审枪决了”。紧接着,亲蒋的另一家报纸在5月11日根据这个“新闻”绘声绘色地编造了司徒美堂被杀的“详情”。对这些报纸的造谣,司徒美堂在6月3日广州各报发表声明进行驳斥。他说,我今天在这里对各位讲话,证明我没有被枪毙。从前年自美洲返国之后,我也从未到过香港。有些人咒诅我死掉,但是我偏活着。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下,我更健康、更年轻了,每餐两碗饭,不能缺少。反对派又奈我何!
在广东停留了100天后,5月底,司徒美堂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说: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毛泽东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的回信在广东各报刊出后,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了很好的政治效果,于是司徒美堂在很圆满的情形下结束了这次考察。
司徒美堂返回北京出席了政协会议,向毛主席和周总理陈述了自己的观感。不久秘书司徒丙鹤将此行写成《侨乡粤中土地改革前后》的长篇报道在《光明日报》连载了半个月,以后又成书出版。为了表示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将此书广泛地邮寄给海外的亲朋好友。
司徒美堂这样总结自己的南下之行:从2 月
20日至5月底,为时100天,两次下乡,花了1个月。自北而南,从长城之边跑到南海之滨,和翻身农民和华侨深入谈心,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主要有3点感觉。一、人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进步。二、必须彻底把封建地主阶级推翻。三、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和蒋介石反动派势不两立,坚决地跟着毛主席走。因为毛主席给农民解决了三个最迫切的问题:一田、二牛、三婆娘。
但是司徒美堂并不是一味地说好话,他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央反映了土改中的偏差问题。他说土改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反封建斗争,规模大,动员广,不是绣花而是革命,加上地区新,干部少,任务紧迫,经验缺乏,偏差自然难免。但是报喜不报忧,说事情已平安大吉,这不是科学的说法。司徒美堂向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副主任廖承志汇报土改情况,严厉批评广东一些地方不按中央政策办事,侵犯华侨利益。比如不少华侨家属是小土地出租者,被错划为地主;根据侨汇任意提升阶级成分,一些人被错划为富农;随便剥夺华侨房屋等等。他的发言带有浓厚的四邑口音,一般人听不懂,但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廖承志不但耐心地听,还欢迎他提出的这些意见和批评。后来,廖承志根据各方的反映,受中央的委托,带工作组亲自到广东进行调查,并同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区土改中所发生错误的补救办法。
但是土改中左的偏差,还是深深伤害了华侨,这是司徒美堂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无力解决的。返回北京后,司徒美堂特别给旅美各地华侨和洪门兄弟提供自己住京的地址,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华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兄弟谈心的态度向我提出。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因此土改中许多受左倾之害的华侨给司徒美堂写信,他们多是司徒美堂的老兄弟、老朋友。有些人对司徒美堂产生了误解,信写得很偏激,如说:“你出卖华侨,见死不救。你跟孙中山搞革命,我们支持你;你抗战,我们也支持你;但是土改整我们华侨,是何道理?”接到诸如此类的信件,司徒美堂最初是又恼火又难过,心情十分矛盾,后来也就慢慢平复过来。他认为,大凡社会上进行一件改革,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若是受益者人多,受损者人少,他就支持多数人这一边,问心无愧。司徒美堂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思想觉悟是跟随时代前进的,然而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他也只能表示恼怒和无奈。
至于司徒程南一事,司徒美堂回京后仍惦记着。他在1951年9月1日致函叶剑英,力保程南。后来,司徒程南获得释放,到北京司徒美堂的“侨兴公司”住了一段时间,再返广州。此是后话。■
这里记叙的是司徒美堂关注侨乡土改的事情。
政协提案
对于土改,司徒美堂是举双手拥护的。他贫农出身,幼年丧父,家境贫困,14岁离乡当学徒,不久赴美国谋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农民饥寒交迫、没有土地的痛苦感同身受。在美洲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期间,深受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影响。旧中国封建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这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根源。没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司徒美堂对这个道理是明白的。在政协会议上,司徒美堂耳闻了老区土改情况,对照闽、粤侨乡的特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在考虑国家大计并照顾华侨的双重心情下,提出了侨乡土改的意见。
司徒美堂口述的意见由秘书司徒丙鹤写成政协会议提案《关于处理华侨土地房屋问题的建议书》,经他签字发出提交给1950年 6月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后,司徒美堂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主席。在意见书中,司徒美堂提出:第一,我坚决拥护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农民有了土地,中国的革命才会成功,经济建设问题才有办法解决。第二,就过去百年来的情况看,所谓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借辛苦工作赚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第三,华侨地主中与其他富有华侨中的自建洋房最好不要动。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血汗所得,与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华侨出外数十年,其与祖国的联系,就是他对国内的亲属与薄田数亩,或洋房一座的田园之乐的怀恋。动了这些就斩断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断了联系也就是断了大笔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侨汇。第四,什么叫华侨,什么是华侨地主,其定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在划定何者是华侨土地、何者不是华侨土地的时候,技术上要非常精细准确,执行土改的下级干部,要认真对全部政策以及华侨情况作透彻的了解,如果不然,就会引起许多意外麻烦。侨眷有贫富之分,许多贫苦侨眷,侨汇少,生活难,十年八年也接不到多少次侨汇,租种一两亩瘦地过日子,在阶级成分言,他们倒是实际的贫雇农。第五,华侨捐款办学而置下的新式“学田”,有利于发展侨乡的教育事业,应予暂时保留。第六,如国内环境安定,华侨愿意回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不知道这样的土地将来是否可能租得到?华侨能否收买土地来进行新的农业生产?土改条文中应加说明。
司徒美堂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经历了许多世变。在国外侨居了69年,他深切地了解华侨漂泊海外的心情,知道华侨是和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知道华侨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多么需要祖国的关怀。所以他回国后心中非常挂念海外的侨胞,竭诚地为他们服务。土改,他坚决支持,可是他也倾听华侨的心声,体谅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关心他们在土改中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心情下,他对侨乡土改的意见书既照顾了大局,又切中了要害。他提到的华侨房屋、侨汇问题、华侨土地的划分问题等都是侨乡土改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伤害广大华侨的感情和利益。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位华侨老人的预见性。
司徒美堂的意见书上交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以后司徒美堂的提案全文在政协简报上发表。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也批示说,中侨委在草拟文件时,要采纳司徒美堂所提的正确意见。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其中第24条规定: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或省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1950年11月政务院又根据这个精神颁布了一个适当处理的详细办法:《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基本上吸收了司徒美堂的正确意见,司徒美堂对中央的做法很满意。
要求南下考察土改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0年10月开始广东的土改试点工作。第一批试点县是兴宁、揭阳、龙川3县,1950年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同年冬,由于抗美援朝和巩固国防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加快土改速度。
11月23日华南分局决定把广东土改试点区域扩大到11个县。
司徒美堂是广东开平人,对家乡的土改自然关心备至。开平有个司徒程南,是司徒美堂的侄儿,抗战时期当乡长,曾组织地方抗日力量,外阻敌人,内维治安;也曾接济和救援革命青年。开平解放时,他还以粮食及现款支持过共产党的地方武工队和南下大军。后司徒程南告老辞去了14年之久的乡长一职,到广州参加司徒美堂为董事长的“侨兴公司”的外贸工作,任经理。土改开始后,司徒程南即被拘押回开平,被定为地主阶级当权派。
1951年2月7日,司徒美堂收到家乡一封来电,称他的侄儿司徒程南从香港返抵广州时即被拘押。得知消息,司徒美堂非常着急。他认为他的侄儿抗日时当过乡长,尽了守土安民的职责;解放前又帮助过共产党,怎么说也应该作为开明士绅对待。司徒美堂和司徒程南的私交不浅,1947年司徒美堂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得很紧,生活困难,司徒程南曾在经济和生活上大力资助他。司徒美堂很担心侄儿的安危,情绪不免急躁、恼怒,说:“乡下有人欺侮我亲戚。”因此他上书给周总理,力保司徒程南,并当面陈述意见。周总理对司徒美堂的意见很重视,派秘书对司徒丙鹤说:这个事情要研究研究。美堂老人出面保一个人,不是件小事。司徒程南一事促使司徒美堂决心要亲自南下,亲眼看一看侨乡的土改,多了解一些具体而真实的情况。秘书司徒丙鹤曾力劝司徒美堂冷静一点,不必马上回粤,以避免袒护亲人的错误,但没有效果。司徒美堂决意南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思乡情切。北池子83号,西邻雄伟的紫禁城和澄碧的筒子河,古老的城墙映衬着辉煌的角楼,归鸦飞过黄昏,确是一处安度晚年的场所。但是远离了熟悉而亲切的茶楼、南方温暖而潮湿的空气,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年纪大了,落叶归根的感觉愈发浓重,亲情和乡情也就成为一种抹不去的牵挂。1950年,司徒美堂没有回家乡开平过春节,心中非常惦念他的元配夫人和孙儿,因此动了探亲访友的念头。
1951年2月底,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分,上书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要求南下考察土改。中央认为通过司徒美堂在舆论上支持土改,可以教育华侨过好“反封建”这一关,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中央还电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让他调查处理司徒程南一事。临行前,周总理叮嘱司徒丙鹤:要好好帮助美老工作。
气慢慢消了
3月初旬,司徒美堂到达广州。叶剑英在东山梅花村住宅宴请了司徒美堂一行,气氛亲切而隆重。接着,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和广东省侨办主任伍治之找到司徒丙鹤,询问司徒美堂对其侄儿被拘一事的反映,并派出统战部陈夏苏科长随司徒美堂一同返粤中。
3月12日下午,司徒美堂一行乘花尾渡前往江门。73年前司徒美堂为谋生路,到了江门一间作坊当学徒,不久漂泊海外。73年后旧地重游,正值珠江两岸春雨霏霏,所谓 “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恰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在江门,粤中专员谢创、副专员欧初和江门市的党政领导及各界人士到码头迎接。
司徒美堂出席了江门各界的欢迎大会,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几个问题讲了话。在讲到土改问题时,他对华侨和侨眷说: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这世界没有中立,你不帮农民,就是帮了地主。华侨资本的前途是走向新工商业,靠田租收入———剥削农民劳动———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们不能以华侨少数人的利益和农民大众的利益对抗,以眼前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对抗,遇到田特别少,人特别多的场合,华侨要对农民照顾和让步,因为华侨的生活一般比贫雇农好得多。
对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粤中地委当然不敢怠慢,因为这是中央派下来的任务。但是司徒美堂力保司徒程南,也给地委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顾虑。3月17日,粤中地委向华南分局和统战部报告了司徒美堂到粤中后的情形。报告说:司徒美堂3月12日抵江门,13日上午到开平去,17日上午起程返江门,准备明日往鹤山。几天来,我们掌握着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工作,尚能达到要求。在江门通过招待会,欢迎会,给他以一定程度的教育。据他初步反映尚觉兴奋满意。到达开平后,通过苦主(人命案的)当面诉苦,招待会、欢迎会及主动向他作工作报告等方法,既收教育之效,又有压力(群众压力),但斗争颇为曲折。美堂在开平几天中,充分反映了他的立场基本是站在封建力量方面的,但在我团结斗争和群众压力下不得不缩手,对司徒程南一案未敢提出(只要求解脱程南的脚链,但在我方反对下亦勉强接受)。他到开平时,封建力量曾多方活动,由于我们主动支配了时间,封建力量难于下手,故事情能在我控制下进行。虽然如此,但他对程南事尚念念不忘,估计可能去鹤山后仍返开平一次,我们打算在鹤山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并发动农民群众向他进行教育。同时希望你们设法在3月24日左右打电报(经专署转)催他回京,使他无暇再返开平,否则开平工作将受影响。我们原定在这期间
分头下乡展开镇反工作,经他一来,谢创同志要陪他去,影响工作甚大,望早处理。粤中地委没有详细说明对司徒美堂进行“教育”的具体内容。但后来司徒丙鹤提及了此期间的一段插曲:司徒美堂从江门回到家乡开平赤坎住了3天,有一天,突然几千群众游行,在其下榻的开平酒店周围高呼土改、打倒地主的口号。再一日,在赤坎河南洲草地上,公开枪决地主恶霸百数十人。司徒美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秘书大加解释,请老人不必生气。司徒美堂说:“这不过是对我示威!我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今年已八十有三,生平忠诚救国,天下为公,主持正义,不敢后人。但对邪恶势力,也不惧怕,你们不要这样吓唬老百姓。”司徒美堂是支持土改的,但对这种做法,心里非常反感。尽管司徒美堂在侨乡广大华侨面前号召他们响应土改,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但他倒没有想到自己被归类到了封建力量这一边。 接到粤中地委的报告后,叶剑英在3月23 日回电,及时纠正了一些同志“左”的偏差。他在电报中提出3点:“一、司徒美堂如愿意多留你处了解情况,你们应欢迎和帮助他了解,你们急于把他送走是不好的,因为他走了之后,旧势力仍然可以和他联系,仍然可以捏造事实,瞒他,与其如此,倒不如让他亲自弄个一清二白。二、对于司徒程南案件,你们可将全部事实直白告他,但不要扯到他的头上,处理方法也可根据法律将你们的意见告他,他如不同意亦应让他提出,和他讨论。对待像司徒美堂那样的民主人士,我们应该采取十分诚恳与坦白的态度,我们做错的应该承认,做对的应该坚持,使他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是大公无私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丝毫没有隐讳的地方。三、司徒是经历颇深的人,他要接触哪一方面,你们不妨让他去,以免他怀疑你们封锁他的消息,但同时你们也可组织一些农民代表向他反映意见。”叶剑英的答复着实体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司徒美堂最初确是带气南下,但通过各地的视察,两次下乡,在鹤山、台山、新会等地看到了土改的真实情况,见到了不少致公堂老华侨,相与话旧,心情十分兴奋,气也就慢慢消了。在鹤山,司徒美堂用了3天的时间(3月20日到23日)查看沙坪镇的镇南乡、龙门乡、昆东乡的土改情况,亲身感受了农民对土改的热情,这种感受比他平时通过报纸广播得到的更真切,更生动。司徒美堂对前来和他一道参加座谈会的华侨、侨眷说:3天来我到3个乡县和农民谈心,土地改革材料的生动丰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农民弟兄姐妹在斗争中所表现的智慧英勇,和对于毛主席的衷心爱戴,给我这个华侨上了一次政治教育课,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曾和孙中山先生在美洲搞过辛亥革命,但那是一次不彻底的失败了的革命,特别是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农民对土地要求得那么迫切,而我们当时只定了一个“耕者有其田”的空洞的口号,希望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也不曾把这件事兑现,就与世长辞了,这种伟大工作只有到了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办法和魄力领导农民阶级去完成它。看到各位今天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彻底革命情况,我个人以为:完成土地改革,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事业已做好了大半工夫。我回到北京,一定对毛主席报告农民翻身后的兴奋情形,使他高兴!鹤山的翻身农民托司徒美堂带了一些土特产品转呈毛主席,司徒美堂当场即交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到北京,并附上了报告侨乡土改情况的材料。
在台山,司徒美堂很细致地和华侨谈心,询问他们对土改的看法,并作实地的调查,印证他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司徒美堂作过一个计算:粤中共有华侨25万人,侨眷64万人,占粤中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5个半人中有一名华侨或侨眷,
7个人中有1个人是靠侨汇生活。但是许多侨眷有侨眷之名,实际上一年得不到三五百元侨汇,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当小贩、雇工或种地。华侨一般占有土地不多,农村的土地主要还是集中在地主身上,这是土改的重点。华侨本身的土地没有什么可动,即使动,也动得很少。通过谈心,司徒美堂发现华侨对于土地的动与不动问题,倒没有什么顾虑,感情上比较安定。有顾虑的只是怕动了他们的房屋和浮财、衣物。这些事实和他在 1950年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所反映的情况大体相似。
两次下乡,司徒美堂看到了农村的新面貌,生产的发展、妇女的解放,这些都令他欢欣鼓舞。但他也注意到了土改中出现的二流子 ( 乡下称金山少)问题,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粤中多侨汇,当然有助于侨乡土改后的经济建设。在目前的侨乡,侨汇活跃了借贷关系,帮助农民生产渡过灾荒。抗美援朝的慰劳捐款、救济灾荒捐款,侨汇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侨汇繁荣了四邑(指台山、开平、恩平、新会4县),但是也养成了一些华侨二流子,他们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成为侨乡的寄生虫,这个问题在台山、开平最为严重。司徒美堂认为,要对这些金山少进行长期的教育改造,要把鼓励生产英雄和教育二流子两者结合起来,使他们变为新青年、新妇女,不再是吃侨汇的寄生虫。
司徒美堂还非常注意土改前后侨乡特产的产销问题。他提建议说,开平的蒜头、新会的葵扇、甜橙,鹤山的烟叶,台山的鱼产都很有名,如果销路问题和品种改良问题解决了,翻身农民将大受其益。
“我没有被枪毙”
海外人士非常关注司徒美堂这位洪门元老的粤中之行。司徒美堂16岁加入洪门组织致公堂,26岁创立安良堂,以后数十年担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就曾得到致公堂人力、财力的支持。抗战时期,司徒美堂和旅美爱国华侨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积极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司徒美堂领导下的安良堂,先后在美国31个城市设立分堂或支堂,成员最多时达2万余人。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未当总统之前,在安良堂当了10年的法律顾问。司徒美堂以他在海外仗义疏财的声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的爱戴和尊敬,洪门人士普遍尊称他为“龙头”(即洪门中最高领袖之意)。因此司徒美堂在舆论上支持土改,确实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广东的这几个月,司徒美堂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掬诚相告,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在粤中的诸多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同时也击破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土改的造谣诬蔑。
在司徒美堂南下的时候,美国一些亲蒋的中文侨报曾大造谣言,散布司徒美堂被共产党枪决的“新闻”,在华侨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
1951年5月7日,某报说司徒美堂“已被共产党逮捕,在开平赤坎公审枪决了”。紧接着,亲蒋的另一家报纸在5月11日根据这个“新闻”绘声绘色地编造了司徒美堂被杀的“详情”。对这些报纸的造谣,司徒美堂在6月3日广州各报发表声明进行驳斥。他说,我今天在这里对各位讲话,证明我没有被枪毙。从前年自美洲返国之后,我也从未到过香港。有些人咒诅我死掉,但是我偏活着。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下,我更健康、更年轻了,每餐两碗饭,不能缺少。反对派又奈我何!
在广东停留了100天后,5月底,司徒美堂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说: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毛泽东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的回信在广东各报刊出后,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了很好的政治效果,于是司徒美堂在很圆满的情形下结束了这次考察。
司徒美堂返回北京出席了政协会议,向毛主席和周总理陈述了自己的观感。不久秘书司徒丙鹤将此行写成《侨乡粤中土地改革前后》的长篇报道在《光明日报》连载了半个月,以后又成书出版。为了表示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将此书广泛地邮寄给海外的亲朋好友。
司徒美堂这样总结自己的南下之行:从2 月
20日至5月底,为时100天,两次下乡,花了1个月。自北而南,从长城之边跑到南海之滨,和翻身农民和华侨深入谈心,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主要有3点感觉。一、人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进步。二、必须彻底把封建地主阶级推翻。三、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和蒋介石反动派势不两立,坚决地跟着毛主席走。因为毛主席给农民解决了三个最迫切的问题:一田、二牛、三婆娘。
但是司徒美堂并不是一味地说好话,他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央反映了土改中的偏差问题。他说土改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反封建斗争,规模大,动员广,不是绣花而是革命,加上地区新,干部少,任务紧迫,经验缺乏,偏差自然难免。但是报喜不报忧,说事情已平安大吉,这不是科学的说法。司徒美堂向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副主任廖承志汇报土改情况,严厉批评广东一些地方不按中央政策办事,侵犯华侨利益。比如不少华侨家属是小土地出租者,被错划为地主;根据侨汇任意提升阶级成分,一些人被错划为富农;随便剥夺华侨房屋等等。他的发言带有浓厚的四邑口音,一般人听不懂,但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廖承志不但耐心地听,还欢迎他提出的这些意见和批评。后来,廖承志根据各方的反映,受中央的委托,带工作组亲自到广东进行调查,并同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区土改中所发生错误的补救办法。
但是土改中左的偏差,还是深深伤害了华侨,这是司徒美堂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无力解决的。返回北京后,司徒美堂特别给旅美各地华侨和洪门兄弟提供自己住京的地址,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华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兄弟谈心的态度向我提出。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因此土改中许多受左倾之害的华侨给司徒美堂写信,他们多是司徒美堂的老兄弟、老朋友。有些人对司徒美堂产生了误解,信写得很偏激,如说:“你出卖华侨,见死不救。你跟孙中山搞革命,我们支持你;你抗战,我们也支持你;但是土改整我们华侨,是何道理?”接到诸如此类的信件,司徒美堂最初是又恼火又难过,心情十分矛盾,后来也就慢慢平复过来。他认为,大凡社会上进行一件改革,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若是受益者人多,受损者人少,他就支持多数人这一边,问心无愧。司徒美堂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思想觉悟是跟随时代前进的,然而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他也只能表示恼怒和无奈。
至于司徒程南一事,司徒美堂回京后仍惦记着。他在1951年9月1日致函叶剑英,力保程南。后来,司徒程南获得释放,到北京司徒美堂的“侨兴公司”住了一段时间,再返广州。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