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对子路等人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徒手搏虎，徒足涉河，这完全是莽夫所为，笨得到家了，孔子是不取的。在他的入门弟子中，就曾经有这样一个莽夫，后来被他成功地改造了。
　　孔子尝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与共战，揽尾得之，内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曰：“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盘，欲中孔子。又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又问：“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杀人用舌端。”又问：“下士杀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杀人怀石盘。”子路出而弃之，于是心服。
　　针对子路的教育实践，孔子进一步思考了“勇”在人生道德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在孔子之前，人们还不能有效地对种种道德概念进行归类总结，流于众多然而散乱随意的状态，比如《国语·周语下》就记载了孔子出生前20多年单襄公(东周时期周王室的卿士，历史上著名的“预言家”)对道德体系的总结，总共提出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十一个概念。孔子在教学实践中，将这些概念合并简化为“仁”、“知”(也就是“智”)、“勇”三个，其功能结构是孔子在《论语·宪问》中称他自己都还没有达到的“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中庸》里把这三者称为“天下之达德”，并借孔子之口阐释其具体内涵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进一步将其道德化、人格化。
　　然而，子路近于侠士的人格特点，使他仍然时时不忘表现他的“勇”。子路对于人生的设计，是“幼而好学，壮而有勇”；对事业的设计，是“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孔子到宋国，匡人简子派兵围困，“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感叹“由也好勇过我”。在孔子71岁的时候，子路死于卫国政变。孔子的担心，最后不幸成了事实。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孔子以道德和人格力量规范“勇”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