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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动机系统，为人们的道德自我调节提供直接动力。对个体而言，道德自我调节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认知加工，它通过“心理理论”这一认知结构加工道德自我形象，从而实现对道德自我知觉的动态评价。一方面，由于人们的道德自我调节受社会文化和情境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为引发的道德自我知觉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并不一致，此时个体会通过心理理论来维持道德自我调节机制的平衡；另一方面，道德自我调节的反馈机制受到心理理论的解释水平调节。基于相关理论，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模型。根据该模型，道德自我调节基于心理理论的解释水平形成了相应的反馈机制；在反馈机制的基础上，心理理论进一步激活道德认同；该模型注重从内部影响因素探讨道德的自我调节问题。未来研究可围绕两条主线进一步探析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机制：一是心理理论的预测功能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二是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关系的毕生发展研究。这些研究结果能为个体道德自主性的培养提供更为坚实的实证依据。
关键词 心理理论；道德自我调节；道德自我形象；道德自我知觉；道德认同
分类号 B84-05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8.12.007
人们一般根据自身理想的道德信念调节日常行为。当个体理想的道德信念与即时的道德知觉不相符时，就会增加（或减少）道德（或不道德）行为，从而形成道德自我调节（Sachdeva， Iliev， & Medin， 2009）。道德自我调节（moral self-regulation），是指个体在没有外部监督和干预下，按照一定的道德准则有意识地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调节和控制的过程（Jordan， Mullen， Murnighan， 2011）。道德自我调节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成分：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和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moral self-perception） （Conway & Peetz， 2012）。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体现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程度，决定其努力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反映的是个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动态评估，这一过程受先前道德行为的影响（Zhong， Liljenquist， & Cain， 2009）。具体来说，所谓“道德自我形象”，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人们通过调节机制使道德自我形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当人们觉察到自身实际的道德行为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会更少从事道德行为；反之，则会增加道德行为。所谓“道德自我知觉”，是当个体的行为和道德自我形象产生冲突时所产生“我这样做是否道德”的想法。可见，道德自我形象是从事道德行为的个体的主观感受，而道德自我知觉则是对自身当前行为的道德性认知。
作为反映道德本质的一种形式，道德自我调节是个体道德自主性的表现，也是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内容（田学红， 杨群， 张德玄， 张烨， 2011）。这方面研究伊始于20世纪初Piaget（1932）关于道德认知发展的开创性理论。皮亚杰认为，道德信念的形成是个体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伴随着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与此相关，个体对道德规则的理解和道德判断的结果也受认知与情感水平的制约（Jordan， Mullen， & Murnighan， 2011）。Kohlberg（1958）在皮亞杰研究的基础上，釆用“两难困境”范式对道德发展进行分层研究，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理论观点在早期的道德认知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其理论分析都是以道德判断的理性模型为基础的。新近的研究主张，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只启动了少部分的自我概念，由此，被某些情境线索激活的道德认同对后继道德行为的预测能力更强（Joosten， Van Dijke， Van Hiel， & De Cremer， 2014）。那么，导致个体道德行为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个体的自我发展在其道德调节机制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研究者大多认为，个体在不同的道德选择情境下具有不同的道德自我调节行为；作为道德自我调节的主体，其认知前提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Chee & Murachver， 2012； Young， Chakroff， & Tom， 2012）。也就是说，个体由于自身原因，在“二选一”情境下对具体的行为目标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方式不一致。因此，现实生活中有些个体可以采取一定的认知策略抵制外界诱惑，而有些个体因无法抵制诱惑而违背道德准则。
研究发现，具有不同心理理论的个体，其道德判断和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联不同（Lane， Wellman， Olson， Labounty， & Kerr， 2010）。由此推论，心理理论在道德判断和社会性发展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另有研究发现，心理理论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Carlson， Koenig & Harms， 2013）。一方面，心理理论不仅使个体认识自身或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情绪、意愿和信念等）；另一方面，它还能根据这些心理状态对随后发生的道德行为进行因果性解释和预测。那么，作为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机制，道德自我调节是否受心理理论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目前研究主要将有无道德行为作为考察心理理论获得或发展的一种研究范式，尚未探究心理理论与其道德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可深入探讨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机制，从而为个体道德自主性的培养提供心理学依据。
1 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作用的原理解析
1.1 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阐释
个体对自身和他人行为的理解和预测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成为继Piaget（1955）的认知发展理论和Flavell（1976）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研究之后，又一个心理表征的研究范式和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e.g.， Ahmed & Miller， 2013）。有关心理理论的早期研究大多采用经典的错误信念范式来测查个体对信念的理解、心理表征和行为反应等内容（Wimmer， Gruber， & Perner， 1983），所以这一时期的心理理论被狭义地界定为“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广义的心理理论，则是指个体通过感知自身或他人的信念、动机、情绪等心理状态来推测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能力（Walker & Murachver， 2012）。这种能力类似于建立一种“理论”来解释其心理和周围的世界，因此称为“心理理论”。心理理论是Premack和Woodruff（1978）在研究黑猩猩的认知能力时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们主张，心理理论能够使个体感知自我和他人所处的情绪与认知状态，操控社会行为，开展良好的人际互动。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在此框架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正常人群与特殊群体所生成的心理理论及其差异性、影响心理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内在加工机制等（陈英和， 崔艳丽， 王雨晴， 2005； Astington， 2004）。鲜有理论探讨道德自我调节与心理理论的关系。Astington（2004）最早通过道德认知判断与意图性归因定向关系的研究指出，个体道德自我调节的发展机制受到道德情境理解力和其内在的社会认知能力影响（李谷， 周晖， 丁如一， 2013）。其中，道德情境的理解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可看成是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Nathalie和Marine（2013）采用道德困境研究的经典范式，进一步阐释了心理理论的道德自我调节作用。例如，通过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分离出两类道德自我调节模式，即基于心理状态理解的道德自我形象调节和基于行为归因的道德自我知觉调节。道德自我形象调节支持功利主义的价值表征，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五个人的生命对群体的生存发展更有意义；而道德自我知觉调节只考虑行为本身的价值表征，因此对“推”这个行为在心理上赋予负值，更倾向于根据人际情境作出道德判断。该研究表明，道德自我调节最核心的部分，可能并不是依赖理性或利己主义，而是与心理理论有关。 综上所述，心理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动机系统，为人们的道德自我调节提供直接动力。一方面，由于人们的道德自我调节受社会文化和情境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为引发的道德自我知觉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并不一致，此时个体会通过心理理论来维持道德自我调节机制的平衡；另一方面，道德自我调节的反馈机制受到心理理论的解释水平调节。研究发现，通过回忆遥远道德行为，被激活抽象道德自我形象的被试，用高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从特质归因对道德事件做出解释，从而启动了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即出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关注道德自我形象）；通过回忆近期不道德行为，被激活具体道德自我知觉的被试，用低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从情境归因对不道德事件做出解释，从而启动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即出现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关注道德自我知觉）（张文新， 赵景欣， 王益文， 张粤萍， 2004； Trope & Liberman， 2010）。
1.2 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的同向互动
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随年龄的逐步增长而日趋复杂化和精确化。目前，关于心理理论发展阶段的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心理理论在人们的童年时期形成，以成功地完成“错误信念”任务为标志，且人们在3～5岁期间，所形成的心理理论没有显著差异（Aquino， Freeman， Reed， Felps， & Lim， 2009）。Nathalie和Marine（2013）研究发现，对道德行为的解释，儿童与成人存在一定的差别。与儿童相比，成人除了从信念、愿望来解释道德行为外，还常依据人格特质进行解释。因此，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能够区分自己与他人的信念（心理状态理解）”到“以此信念来解释他人行为（行为归因）”两个阶段。研究者考察了4～8岁儿童和成人在道德自我调节中如何利用心理状态（对愿望、信念等理解）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差异（Cornelissen， Bashshur， Rode， & Le Menestrel， 2013）。他们发现，对他人行为“坏的程度”进行道德自我调节中，愿望和信念等心理状态信息起主导作用；在对他人行为“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进行道德自我调节中，行为归因起主导作用。此外，个体的两阶段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与其道德自我调节的两种模式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阶段中，心理状态理解对应于道德自我形象调节，而行为归因对应于道德自我知觉调节（Susewind & Hoelzl， 2014）。
基于心理理论的视角，道德自我调节一方面使个体不断强化自身形象，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独特的人格特质。对个体而言，道德自我调節是一种社会经验的内化。伴随心理理论的提出，道德自我调节开始成为道德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发展指标。个体的道德自我认知（包括“自我形象”和“自我知觉”两部分）在激活道德认同中的相应部分后，会表现出与此相一致的行为倾向（积极或消极）。简言之，个体的道德自我认知通过道德认同间接地对其道德行为产生调节作用。作为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认同由一系列与道德特性相关的概念图式相互联结而成（Reed， Aquino， & Levy， 2007）。研究表明，道德认同具有稳定性，从而使个体的道德行为与其相一致；道德认同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从事志愿服务的次数、时间以及对外群体或慈善机构的捐款行为；此外，个体的道德认同感愈强，那么与此相对的反社会行为就会愈少（Gallagher & Frith， 2003； Sage， Kavussanu， & Duda， 2006）。
2 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解析
2.1 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神经
来自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心理理论经历着固定的发展顺序和阶段；考察脑（特别是前额叶）发育，将有助于解决心理理论发生发展的顺序效应和个体差异等问题（Charlton， Barrick， Markus， & Morris， 2009）。不少研究者从概念表征、语言能力、家庭结构等角度探讨了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年龄差异，但至今还不能揭示这种年龄差异的本质原因。例如，研究者采用经典错误信念范式，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对个体的脑电活动进行监测（Takagishi， Kameshima， Schug， Koizumi， & Yamagishi， 2010）。结果显示，个体在加工错误信念任务时，左额叶的电位明显提高，左顶叶的电位则显著下降，而右半球没有显著差异。House， Henrich， Sarnecka和Silk（2013）运用言语任务（如故事理解）和视觉任务（如看电影）来考察心理理论的脑机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他们发现，个体完成有心理理论成分的任务与不含心理表征成分的任务相比，除额叶外所激活的脑区在前额叶中部都有重合。其中，与心理理论相联系的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i）、双侧颞极（temporal poles bilaterally）、旁扣带回皮层前部（anterior paracingulate cortex）3个脑区被稳定地激活。
“先天性道德语法”概念主张，人的道德系统是由一套道德原则和参数组成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语法，这些语法可以自动化地对生活中不计其数的行为作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Mouratidou， Barkoukis， & Rizos， 2012）。由此推论，道德自我调节是一个建立在既有认知结构上的无意识推理过程。道德判断脑神经机制研究表明，面对冲突最强的道德两难问题时，个体的功利主义判断会激活负责解决认知冲突的背外侧前额叶（DLPFC）；而较难的道德两难问题会使监测认知冲突的扣带前回（ACC）显著的激活（Suter & Hertwig， 2011）。在此基础上，Christensen和Gomila（2012）发现，在道德两难高冲突的情境中，当给予被试充足的时间谨慎思考时，他们会更多地从功利的角度进行道德两难判断；当要求被试在很短的时间内凭感觉作出道德两难判断时，这种时间压力会减少功利性的选择倾向。可见，道德判断的选择过程受时间长短和认知控制参与强度的影响。此外，临床研究发现，大脑前额叶受损的患者不能集中注意力观察和思考问题，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健忘，逻辑推理有障碍，行为反应迟钝，情绪易激惹，性格孤僻偏执等（任俊， 高肖肖， 2011； Allain et al.， 2011）。 由上述结论可知，心理理论和道德自我调节有重合的脑区。基于共通的生理基础，两种心理机制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联。人类大脑由原始的、自动化加工的情感系统和出现较晚的慢速加工的认知系统组成，前者会促使大脑无意识地评价它所知觉到的任何事物，并且影响到认知加工的各个过程（Walker & Murachver， 2012）。据此推论，道德自我调节作为体现个体价值观和社会性的过程，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认知加工，它通过“心理理论”这一认知结构加工道德自我形象，从而实现对道德自我知觉的动态评价。
2.2 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理论模型
心理理论发展水平高的人往往具有“自我节制”的特征。Walker和Murachver（2012）指出，复杂的认知操作能力（如错误信念理解）是道德自我调节发展的前提条件。对自闭症儿童和学前儿童的自控能力、策略欺骗等研究发现，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与道德自我调节的功能呈显著的正相关（杨娟， 周世杰， 张拉艳， 丁宇， 张刚， 姚树桥， 2008； Nathalie & Marine， 2013）。此后，研究者运用不同的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任务进行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两种能力之间的发展关系。Hsu和Cheung（2013）以4～7岁儿童对具有好、坏两种意图的人物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并施予相应的惩罚作为道德自我调节的指标，来探讨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与道德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其中的错误信念任务采用经典的“意外地点、意外内容”任务和“二级信念理解”任务（Hayley & Zinkiewicz， 2013）。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道德自我调节时，需要理解行为意图和心理状态；其中，愿望和信念是引发个体行为的主要心理状态。
基于上述分析，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模型（见图1）。首先，根据该模型，心理理论影响个体解释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心理理论是一种自我的主观经验，其对道德自我调节的解释具有高、低层次性，并形成了一个连续体。高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强调道德自我调节的核心特征，即通过抽象、上位、去情境化的道德自我形象形成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低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强调道德自我调节的表面特征，即通过具体、下位、情境化的道德自我知觉形成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Janoff-Bulman， Sheikh， & Hepp， 2009）。简言之，道德自我调节基于心理理论的解释水平形成了相应的反馈机制。
其次，在反馈机制的基础上，心理理论进一步激活道德认同。当启动道德自我形象时，个体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会从事道德行为。其中，“启动道德自我形象”是控制信息，“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是正反馈信息，“从事道德行为”是正反馈信息作用的结果；相应地，“从事道德行为”对“启动道德自我形象”起到强化作用。当启动道德自我知觉时，个体会对所从事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若与道德自我形象产生冲突时，会重新审视当前的不道德行为；相应地，“从事不道德行为”对“启动道德自我知觉”起到负强化作用。
最后，该模型注重从内部影响因素探讨道德的自我调节问题。研究者主张，个体通过人格特质、能力等方面的自我概念（即自我体验与知觉）对外部环境进行特定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想象情境和回忆类似情境的经验，同时需要设想在选择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和行为后果（Lane， Wellman， Olson， Labounty， & Kerr， 2010）。Lane等人（2010）首先通過非语义的内隐启动范式（Frster et al.， 2006）把被试分为三组：规避组、趋近组和中性组。这一启动范式采用迷宫情境，让被试采用“应该”或者“不应该”的句式回答有关道德判断的题目。结果显示， 规避组的被试倾向于使用禁止性道德策略，即更多地关注消极结果的价值而“不去伤害（not to harm）”他人；而趋近组的被试倾向于使用规范性道德策略，即更多地关注积极结果的价值而采取“帮助他人（help others）”的态度。这种差异性体现出心理理论所起的调控作用（Decety， Michalska， & Kinzler， 2011）。
3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道德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虽已初步揭示道德自我调节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没有深入探析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受心理理论调控的加工机制。有鉴于此，未来研究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心理理论的预测功能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二是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关系的毕生发展研究。
3.1 心理理论的预测功能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
研究认为，可以在心理理论和道德推理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将两大领域连接起来（李谷， 周晖， 丁如一， 2013； Astington， 2004）。如何架起这座桥梁？为此，有必要剖析道德自我调节的主要成分如何受心理理论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共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受社会性情绪（如内疚、尴尬、羞愧、后悔、自豪等）的调节（Astington， 2004）。然而，这种影响所对应的神经机制研究尚未展开。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行为实验来考察社会性情绪对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机制及其相互作用所激活的脑机制。
传统的道德问卷或道德情景并不能很好地测量个体的心理理论。此外，对道德自我形象和道德自我知觉的分离也很难通过外显测量技术。一些研究发现，控制恐惧的杏仁核、负责加工社会性情绪的腹内侧前额叶以及与厌恶情绪有关的脑岛的大小及激活程度都会对道德自我调节产生重要影响（Zhong， Ku， Lount， & Murnighan， 2010）。如何直接确定不同心理理论条件下驱动道德认同的决定性因素，需要借助ERP、fMRI等认知神经技术记录分析人们在道德自我调节时大脑相关区域的激活情况，从而为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理论模型构建具有生态效度的研究范式，通过客观的生理数据和统计结果考察被试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神经加工机制。 因此，未来应可结合多元化的测量方式，通过多源数据收集，如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和模糊集的突变理论决策方法评估心理理论模型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实际预测效应以及不同的心理理论对个体道德自我调节如何产生影响。研究者可通过个体在执行道德决策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颞顶交汇区、额叶和顶叶等相关脑区是否有不同程度的激活加以推论。
3.2 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关系的毕生发展研究
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和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如何驱动道德自我调节？Zhong等人（2010）将道德自我调节比作一个“橡皮筋”，通过它的驱动力来连接道德自我形象与道德自我知觉——如果“橡皮筋”拉伸，表明道德自我知觉背离道德自我形象；如果“橡皮筋”放松，表明道德自我知觉接近或优于道德自我形象，从而放松对不道德行为的束缚，使道德自我形象再次受到威胁（Sachdeva， Iliev， & Medin， 2009）。Sachdeva等人（2009）认为“橡皮筋”的拉力应该是双向的，即当道德自我知觉低于（自我知觉劣势）或高于（自我知觉优势）道德自我形象时，“橡皮筋”都会拉伸，并最终使道德自我知觉趋向理想的自我形象；道德自我知觉处于劣势时产生的拉力会驱动道德行為的增加，而道德自我知觉处于优势时产生的拉力会导致道德行为的减少（Koleva， Graham， Iyer， Ditto， & Haidt， 2012）。检验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可从心理理论毕生发展的视角出发，这对于明晰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的机制、探索两者关系的毕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未来应进一步全面地考察个体所属的社会生态结构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影响机制。除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认同和反馈机制外，人们面对一些不道德事件进行评价时还可能受到文化差异和时空变迁对个体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的影响（Fabricius， Boyer， Weimer， & Carroll， 2010）。面对道德问题，个体当前的判断与许多天甚至几个月以后是否一致，他们的判断结果是否改变， 其原因为何？这些对于补充和完善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理论模型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此外，还应关注道德不一致现象的纵向研究以及我国当代青少年道德自我调节发展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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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provides direct motivation for peoples moral self-regulation as an effective motivational system. For individual， moral self adjusting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ognitive processing， it processes moral self image through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theory of mind” so a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evaluation of moral self consciousness.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peoples moral self-regulation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culture and context， certain behavior of moral sel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deal of moral self image is not consistent so the individuals will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the moral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 through the theory of m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is regulat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 psychological model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model， the moral self-regulation formed the corresponding feedback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level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the basis of feedback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theory further activates moral identity. The model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to discuss the moral self-regulation.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moral self-regulation by focusing on two main lines： one is the study that how the predictive func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intervenes the intervention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The second investigation is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moral self-regulation.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a more soli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moral autonomy.
Key words： theory of mind； moral self-regulation； moral self-image； moral self-perception； moral identity
关键词 心理理论；道德自我调节；道德自我形象；道德自我知觉；道德认同
分类号 B84-05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8.12.007
人们一般根据自身理想的道德信念调节日常行为。当个体理想的道德信念与即时的道德知觉不相符时，就会增加（或减少）道德（或不道德）行为，从而形成道德自我调节（Sachdeva， Iliev， & Medin， 2009）。道德自我调节（moral self-regulation），是指个体在没有外部监督和干预下，按照一定的道德准则有意识地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调节和控制的过程（Jordan， Mullen， Murnighan， 2011）。道德自我调节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成分：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和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moral self-perception） （Conway & Peetz， 2012）。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体现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程度，决定其努力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反映的是个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动态评估，这一过程受先前道德行为的影响（Zhong， Liljenquist， & Cain， 2009）。具体来说，所谓“道德自我形象”，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人们通过调节机制使道德自我形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当人们觉察到自身实际的道德行为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会更少从事道德行为；反之，则会增加道德行为。所谓“道德自我知觉”，是当个体的行为和道德自我形象产生冲突时所产生“我这样做是否道德”的想法。可见，道德自我形象是从事道德行为的个体的主观感受，而道德自我知觉则是对自身当前行为的道德性认知。
作为反映道德本质的一种形式，道德自我调节是个体道德自主性的表现，也是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内容（田学红， 杨群， 张德玄， 张烨， 2011）。这方面研究伊始于20世纪初Piaget（1932）关于道德认知发展的开创性理论。皮亚杰认为，道德信念的形成是个体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伴随着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与此相关，个体对道德规则的理解和道德判断的结果也受认知与情感水平的制约（Jordan， Mullen， & Murnighan， 2011）。Kohlberg（1958）在皮亞杰研究的基础上，釆用“两难困境”范式对道德发展进行分层研究，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扩展到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理论观点在早期的道德认知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其理论分析都是以道德判断的理性模型为基础的。新近的研究主张，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只启动了少部分的自我概念，由此，被某些情境线索激活的道德认同对后继道德行为的预测能力更强（Joosten， Van Dijke， Van Hiel， & De Cremer， 2014）。那么，导致个体道德行为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个体的自我发展在其道德调节机制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研究者大多认为，个体在不同的道德选择情境下具有不同的道德自我调节行为；作为道德自我调节的主体，其认知前提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Chee & Murachver， 2012； Young， Chakroff， & Tom， 2012）。也就是说，个体由于自身原因，在“二选一”情境下对具体的行为目标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方式不一致。因此，现实生活中有些个体可以采取一定的认知策略抵制外界诱惑，而有些个体因无法抵制诱惑而违背道德准则。
研究发现，具有不同心理理论的个体，其道德判断和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联不同（Lane， Wellman， Olson， Labounty， & Kerr， 2010）。由此推论，心理理论在道德判断和社会性发展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另有研究发现，心理理论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Carlson， Koenig & Harms， 2013）。一方面，心理理论不仅使个体认识自身或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情绪、意愿和信念等）；另一方面，它还能根据这些心理状态对随后发生的道德行为进行因果性解释和预测。那么，作为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机制，道德自我调节是否受心理理论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目前研究主要将有无道德行为作为考察心理理论获得或发展的一种研究范式，尚未探究心理理论与其道德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可深入探讨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机制，从而为个体道德自主性的培养提供心理学依据。
1 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作用的原理解析
1.1 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阐释
个体对自身和他人行为的理解和预测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成为继Piaget（1955）的认知发展理论和Flavell（1976）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研究之后，又一个心理表征的研究范式和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e.g.， Ahmed & Miller， 2013）。有关心理理论的早期研究大多采用经典的错误信念范式来测查个体对信念的理解、心理表征和行为反应等内容（Wimmer， Gruber， & Perner， 1983），所以这一时期的心理理论被狭义地界定为“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广义的心理理论，则是指个体通过感知自身或他人的信念、动机、情绪等心理状态来推测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能力（Walker & Murachver， 2012）。这种能力类似于建立一种“理论”来解释其心理和周围的世界，因此称为“心理理论”。心理理论是Premack和Woodruff（1978）在研究黑猩猩的认知能力时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们主张，心理理论能够使个体感知自我和他人所处的情绪与认知状态，操控社会行为，开展良好的人际互动。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在此框架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正常人群与特殊群体所生成的心理理论及其差异性、影响心理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内在加工机制等（陈英和， 崔艳丽， 王雨晴， 2005； Astington， 2004）。鲜有理论探讨道德自我调节与心理理论的关系。Astington（2004）最早通过道德认知判断与意图性归因定向关系的研究指出，个体道德自我调节的发展机制受到道德情境理解力和其内在的社会认知能力影响（李谷， 周晖， 丁如一， 2013）。其中，道德情境的理解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可看成是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Nathalie和Marine（2013）采用道德困境研究的经典范式，进一步阐释了心理理论的道德自我调节作用。例如，通过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分离出两类道德自我调节模式，即基于心理状态理解的道德自我形象调节和基于行为归因的道德自我知觉调节。道德自我形象调节支持功利主义的价值表征，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五个人的生命对群体的生存发展更有意义；而道德自我知觉调节只考虑行为本身的价值表征，因此对“推”这个行为在心理上赋予负值，更倾向于根据人际情境作出道德判断。该研究表明，道德自我调节最核心的部分，可能并不是依赖理性或利己主义，而是与心理理论有关。 综上所述，心理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动机系统，为人们的道德自我调节提供直接动力。一方面，由于人们的道德自我调节受社会文化和情境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为引发的道德自我知觉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并不一致，此时个体会通过心理理论来维持道德自我调节机制的平衡；另一方面，道德自我调节的反馈机制受到心理理论的解释水平调节。研究发现，通过回忆遥远道德行为，被激活抽象道德自我形象的被试，用高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从特质归因对道德事件做出解释，从而启动了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即出现了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关注道德自我形象）；通过回忆近期不道德行为，被激活具体道德自我知觉的被试，用低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从情境归因对不道德事件做出解释，从而启动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即出现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关注道德自我知觉）（张文新， 赵景欣， 王益文， 张粤萍， 2004； Trope & Liberman， 2010）。
1.2 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的同向互动
心理理论的发展过程随年龄的逐步增长而日趋复杂化和精确化。目前，关于心理理论发展阶段的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心理理论在人们的童年时期形成，以成功地完成“错误信念”任务为标志，且人们在3～5岁期间，所形成的心理理论没有显著差异（Aquino， Freeman， Reed， Felps， & Lim， 2009）。Nathalie和Marine（2013）研究发现，对道德行为的解释，儿童与成人存在一定的差别。与儿童相比，成人除了从信念、愿望来解释道德行为外，还常依据人格特质进行解释。因此，心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能够区分自己与他人的信念（心理状态理解）”到“以此信念来解释他人行为（行为归因）”两个阶段。研究者考察了4～8岁儿童和成人在道德自我调节中如何利用心理状态（对愿望、信念等理解）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差异（Cornelissen， Bashshur， Rode， & Le Menestrel， 2013）。他们发现，对他人行为“坏的程度”进行道德自我调节中，愿望和信念等心理状态信息起主导作用；在对他人行为“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进行道德自我调节中，行为归因起主导作用。此外，个体的两阶段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与其道德自我调节的两种模式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阶段中，心理状态理解对应于道德自我形象调节，而行为归因对应于道德自我知觉调节（Susewind & Hoelzl， 2014）。
基于心理理论的视角，道德自我调节一方面使个体不断强化自身形象，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独特的人格特质。对个体而言，道德自我调節是一种社会经验的内化。伴随心理理论的提出，道德自我调节开始成为道德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发展指标。个体的道德自我认知（包括“自我形象”和“自我知觉”两部分）在激活道德认同中的相应部分后，会表现出与此相一致的行为倾向（积极或消极）。简言之，个体的道德自我认知通过道德认同间接地对其道德行为产生调节作用。作为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认同由一系列与道德特性相关的概念图式相互联结而成（Reed， Aquino， & Levy， 2007）。研究表明，道德认同具有稳定性，从而使个体的道德行为与其相一致；道德认同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从事志愿服务的次数、时间以及对外群体或慈善机构的捐款行为；此外，个体的道德认同感愈强，那么与此相对的反社会行为就会愈少（Gallagher & Frith， 2003； Sage， Kavussanu， & Duda， 2006）。
2 心理理论对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解析
2.1 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神经
来自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心理理论经历着固定的发展顺序和阶段；考察脑（特别是前额叶）发育，将有助于解决心理理论发生发展的顺序效应和个体差异等问题（Charlton， Barrick， Markus， & Morris， 2009）。不少研究者从概念表征、语言能力、家庭结构等角度探讨了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年龄差异，但至今还不能揭示这种年龄差异的本质原因。例如，研究者采用经典错误信念范式，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对个体的脑电活动进行监测（Takagishi， Kameshima， Schug， Koizumi， & Yamagishi， 2010）。结果显示，个体在加工错误信念任务时，左额叶的电位明显提高，左顶叶的电位则显著下降，而右半球没有显著差异。House， Henrich， Sarnecka和Silk（2013）运用言语任务（如故事理解）和视觉任务（如看电影）来考察心理理论的脑机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他们发现，个体完成有心理理论成分的任务与不含心理表征成分的任务相比，除额叶外所激活的脑区在前额叶中部都有重合。其中，与心理理论相联系的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i）、双侧颞极（temporal poles bilaterally）、旁扣带回皮层前部（anterior paracingulate cortex）3个脑区被稳定地激活。
“先天性道德语法”概念主张，人的道德系统是由一套道德原则和参数组成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语法，这些语法可以自动化地对生活中不计其数的行为作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Mouratidou， Barkoukis， & Rizos， 2012）。由此推论，道德自我调节是一个建立在既有认知结构上的无意识推理过程。道德判断脑神经机制研究表明，面对冲突最强的道德两难问题时，个体的功利主义判断会激活负责解决认知冲突的背外侧前额叶（DLPFC）；而较难的道德两难问题会使监测认知冲突的扣带前回（ACC）显著的激活（Suter & Hertwig， 2011）。在此基础上，Christensen和Gomila（2012）发现，在道德两难高冲突的情境中，当给予被试充足的时间谨慎思考时，他们会更多地从功利的角度进行道德两难判断；当要求被试在很短的时间内凭感觉作出道德两难判断时，这种时间压力会减少功利性的选择倾向。可见，道德判断的选择过程受时间长短和认知控制参与强度的影响。此外，临床研究发现，大脑前额叶受损的患者不能集中注意力观察和思考问题，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健忘，逻辑推理有障碍，行为反应迟钝，情绪易激惹，性格孤僻偏执等（任俊， 高肖肖， 2011； Allain et al.， 2011）。 由上述结论可知，心理理论和道德自我调节有重合的脑区。基于共通的生理基础，两种心理机制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联。人类大脑由原始的、自动化加工的情感系统和出现较晚的慢速加工的认知系统组成，前者会促使大脑无意识地评价它所知觉到的任何事物，并且影响到认知加工的各个过程（Walker & Murachver， 2012）。据此推论，道德自我调节作为体现个体价值观和社会性的过程，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认知加工，它通过“心理理论”这一认知结构加工道德自我形象，从而实现对道德自我知觉的动态评价。
2.2 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理论模型
心理理论发展水平高的人往往具有“自我节制”的特征。Walker和Murachver（2012）指出，复杂的认知操作能力（如错误信念理解）是道德自我调节发展的前提条件。对自闭症儿童和学前儿童的自控能力、策略欺骗等研究发现，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与道德自我调节的功能呈显著的正相关（杨娟， 周世杰， 张拉艳， 丁宇， 张刚， 姚树桥， 2008； Nathalie & Marine， 2013）。此后，研究者运用不同的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任务进行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两种能力之间的发展关系。Hsu和Cheung（2013）以4～7岁儿童对具有好、坏两种意图的人物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并施予相应的惩罚作为道德自我调节的指标，来探讨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与道德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其中的错误信念任务采用经典的“意外地点、意外内容”任务和“二级信念理解”任务（Hayley & Zinkiewicz， 2013）。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道德自我调节时，需要理解行为意图和心理状态；其中，愿望和信念是引发个体行为的主要心理状态。
基于上述分析，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模型（见图1）。首先，根据该模型，心理理论影响个体解释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心理理论是一种自我的主观经验，其对道德自我调节的解释具有高、低层次性，并形成了一个连续体。高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强调道德自我调节的核心特征，即通过抽象、上位、去情境化的道德自我形象形成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低解释水平的心理理论，强调道德自我调节的表面特征，即通过具体、下位、情境化的道德自我知觉形成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Janoff-Bulman， Sheikh， & Hepp， 2009）。简言之，道德自我调节基于心理理论的解释水平形成了相应的反馈机制。
其次，在反馈机制的基础上，心理理论进一步激活道德认同。当启动道德自我形象时，个体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会从事道德行为。其中，“启动道德自我形象”是控制信息，“感知到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是正反馈信息，“从事道德行为”是正反馈信息作用的结果；相应地，“从事道德行为”对“启动道德自我形象”起到强化作用。当启动道德自我知觉时，个体会对所从事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若与道德自我形象产生冲突时，会重新审视当前的不道德行为；相应地，“从事不道德行为”对“启动道德自我知觉”起到负强化作用。
最后，该模型注重从内部影响因素探讨道德的自我调节问题。研究者主张，个体通过人格特质、能力等方面的自我概念（即自我体验与知觉）对外部环境进行特定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想象情境和回忆类似情境的经验，同时需要设想在选择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和行为后果（Lane， Wellman， Olson， Labounty， & Kerr， 2010）。Lane等人（2010）首先通過非语义的内隐启动范式（Frster et al.， 2006）把被试分为三组：规避组、趋近组和中性组。这一启动范式采用迷宫情境，让被试采用“应该”或者“不应该”的句式回答有关道德判断的题目。结果显示， 规避组的被试倾向于使用禁止性道德策略，即更多地关注消极结果的价值而“不去伤害（not to harm）”他人；而趋近组的被试倾向于使用规范性道德策略，即更多地关注积极结果的价值而采取“帮助他人（help others）”的态度。这种差异性体现出心理理论所起的调控作用（Decety， Michalska， & Kinzler， 2011）。
3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道德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虽已初步揭示道德自我调节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没有深入探析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受心理理论调控的加工机制。有鉴于此，未来研究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心理理论的预测功能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二是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关系的毕生发展研究。
3.1 心理理论的预测功能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
研究认为，可以在心理理论和道德推理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将两大领域连接起来（李谷， 周晖， 丁如一， 2013； Astington， 2004）。如何架起这座桥梁？为此，有必要剖析道德自我调节的主要成分如何受心理理论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共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心理理论与道德判断受社会性情绪（如内疚、尴尬、羞愧、后悔、自豪等）的调节（Astington， 2004）。然而，这种影响所对应的神经机制研究尚未展开。鉴于此，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行为实验来考察社会性情绪对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的作用机制及其相互作用所激活的脑机制。
传统的道德问卷或道德情景并不能很好地测量个体的心理理论。此外，对道德自我形象和道德自我知觉的分离也很难通过外显测量技术。一些研究发现，控制恐惧的杏仁核、负责加工社会性情绪的腹内侧前额叶以及与厌恶情绪有关的脑岛的大小及激活程度都会对道德自我调节产生重要影响（Zhong， Ku， Lount， & Murnighan， 2010）。如何直接确定不同心理理论条件下驱动道德认同的决定性因素，需要借助ERP、fMRI等认知神经技术记录分析人们在道德自我调节时大脑相关区域的激活情况，从而为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理论模型构建具有生态效度的研究范式，通过客观的生理数据和统计结果考察被试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神经加工机制。 因此，未来应可结合多元化的测量方式，通过多源数据收集，如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和模糊集的突变理论决策方法评估心理理论模型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实际预测效应以及不同的心理理论对个体道德自我调节如何产生影响。研究者可通过个体在执行道德决策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颞顶交汇区、额叶和顶叶等相关脑区是否有不同程度的激活加以推论。
3.2 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关系的毕生发展研究
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和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如何驱动道德自我调节？Zhong等人（2010）将道德自我调节比作一个“橡皮筋”，通过它的驱动力来连接道德自我形象与道德自我知觉——如果“橡皮筋”拉伸，表明道德自我知觉背离道德自我形象；如果“橡皮筋”放松，表明道德自我知觉接近或优于道德自我形象，从而放松对不道德行为的束缚，使道德自我形象再次受到威胁（Sachdeva， Iliev， & Medin， 2009）。Sachdeva等人（2009）认为“橡皮筋”的拉力应该是双向的，即当道德自我知觉低于（自我知觉劣势）或高于（自我知觉优势）道德自我形象时，“橡皮筋”都会拉伸，并最终使道德自我知觉趋向理想的自我形象；道德自我知觉处于劣势时产生的拉力会驱动道德行為的增加，而道德自我知觉处于优势时产生的拉力会导致道德行为的减少（Koleva， Graham， Iyer， Ditto， & Haidt， 2012）。检验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可从心理理论毕生发展的视角出发，这对于明晰心理理论与道德自我调节的机制、探索两者关系的毕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未来应进一步全面地考察个体所属的社会生态结构对道德自我调节的影响机制。除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认同和反馈机制外，人们面对一些不道德事件进行评价时还可能受到文化差异和时空变迁对个体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的影响（Fabricius， Boyer， Weimer， & Carroll， 2010）。面对道德问题，个体当前的判断与许多天甚至几个月以后是否一致，他们的判断结果是否改变， 其原因为何？这些对于补充和完善道德自我调节的心理理论模型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此外，还应关注道德不一致现象的纵向研究以及我国当代青少年道德自我调节发展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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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provides direct motivation for peoples moral self-regulation as an effective motivational system. For individual， moral self adjusting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ognitive processing， it processes moral self image through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theory of mind” so a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evaluation of moral self consciousness.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peoples moral self-regulation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culture and context， certain behavior of moral sel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deal of moral self image is not consistent so the individuals will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the moral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 through the theory of m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is regulat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 psychological model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model， the moral self-regulation formed the corresponding feedback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level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the basis of feedback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theory further activates moral identity. The model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to discuss the moral self-regulation.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moral self-regulation by focusing on two main lines： one is the study that how the predictive func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intervenes the intervention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The second investigation is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moral self-regulation.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a more soli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moral autonomy.
Key words： theory of mind； moral self-regulation； moral self-image； moral self-perception； moral identity